人生处处可文学——《中文桃李》阅读札记
内容提要：梁晓声的新作《中文桃李》，聚焦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期的大学中文系，描摹了大学中文系学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从校园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人生历程。展现了市场经济兴起后，中文系在社会和高校内部的“边缘化”处境，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抗拒商业文化的侵扰，如何在人文精神与世俗幸福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与平衡。
关键词：梁晓声 《中文桃李》 中文系 市场化 人文精神
梁晓声说，为“80后”写点什么，一直是自己的心念，“想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并表示，写完《人世间》后，想写一部不那么沉重的作品。《中文桃李》便是这样的作品。
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80后”，我在21世纪的大门倏然打开的千禧年9月，迈进了大学中文系。时光荏苒，人世沉浮，22年后，当我读到梁晓声新作《中文桃李》时，那些青春的记忆开始复苏，记忆的闸门被轰然打开。在文学的叙述中，我也尝试着寻回20多年的求学经历和生活场景。
文学是人学。因为有人，有洞察，有深思，才有文学里千回百转的情感和幽微复杂的人性。《中文桃李》中，文学和人生的关系贯穿主人公从求学、工作到成家，人生的每个阶段似乎都在身体力行地体味人生处处可文学。
梁晓声说：“文学从产生开始，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是的，至少对我们这些昔日的中文学子而言，从迈入中文系的一刹那，我们的人生就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理想与现实等看似悖逆的怪圈。这看似有些“矛盾”的人生，在书中中文系教授汪尔淼看来，却是一种“幸运”，“作为普通人家的儿女生逢此时代而又在大学里学‘汉语言文学’，未必不是幸运，因为文学或能从多方面给予普通人家的儿女以不同的人生尝试……”①
一
一群“80后”的中文系学子，从求学、恋爱、工作到组建家庭的人生经历，他们痴狂过、迷茫过，从文学中来，又回到了文学本身。他们主动或被迫浸润了文学的养分，接受了小说中汪先生关于“文学是人学”“文学为人生”论述的启发，人生或多或少就多了一些“文学”的意味。
从1990年代初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人文精神受到了商业文化的严重挑战，甚至有学者直言当代中国人遭遇了一场“精神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而置身其中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21世纪以来，随着大学扩招，大学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均衡，市场追求利益，加之“实用主义”的传统，作为没有“实际作用”的中文系在21世纪的大学中，其位置与作用自然就更显边缘。《中文桃李》中的“80后”新生就在此种背景下考入省城某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周遭的背离是《中文桃李》中主人公李晓东和徐冉上大学后面临的第一个抉择。说是重点大学，但这所大学为文理大学，在一所理科为主的重点大学里学中文，让许多同学自觉脸上无光，不止如此，彼时，中文系已在整个学校的文理专业中有了“日薄西山”之感，反而是带有着一些实用价值的专业成为中文系的“显学”，“‘对外汉’当年是香饽饽，或曰新式‘蛋糕’，地方的文科大学当然也会难捺分一块的冲动——‘对外汉’当年的招生广告比‘汉语文’的招生广告吸引力大多了”②。“对外汉语”聚焦于国家的文化战略，服务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无论是就业情况，还是发展前途，恐怕都要比似乎过时、又没实际用处的汉语言文学“实用”多了。在1990年代，中文系被“边缘化”的压力只是来自于理工科，或者还有一部分来自有实际社会价值的“社会科学”。然而，到了21世纪，中文系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同时也来自于学科“内部”新兴专业。不光在整个学校受到冷眼，甚至在人文学院里，也身份暧昧起来，“在‘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分明成了边缘学科，在全校就更不消说了。从前的才子专业早已风光不再，性别比例上‘子’少女多了。……那时学校已经流行一句顺口溜：‘中文系’，最大的筐，分数低的全都装”③。“风光”不在的中文系遭遇了诸多的“外患”。中文的“学科”位置以及“中文系”在学科“内部”的位序，自然也会影响到中文系学生的“大学规划”。此时，中文系同学的“内忧”也多了起来。
此时的大一新生徐冉，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之女。她对自己即将要就读的中文专业并无热爱，而是一门心思要考“对外汉语”的研究生。文学在她看来，于解决父母实际困窘生活并无裨益，她需要的不是“诗与远方”，而是能为父母遮风避雨、能为村民解决蔬菜销路的实际问题。所以她在来大学报道之时，拉杆箱里除了厚厚薄薄的书、健身沙袋，剩下的“竟是些土豆、红萝卜，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小倭瓜——都是圆的，总共二十多个”④，她不痴迷于文学瑰丽的想象，而是从逼仄现实的角度考虑，要带着这些蔬菜去省城化验。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徐冉的内心非常成熟，决然地要抛弃“文学”这些看似不切实际的理想，在汪尔淼的课堂上对老师“出言不逊”，直说是自己要考研，因为不点名才选汪老师的课。事实上，在《中文桃李》中，像徐冉这样对文学既无感觉，也无热爱的学子在中文系占了大多数，“她们都和徐冉一样，认为自己落入了‘最大的筐’里，实乃三生不幸。有那极端的女生，甚至认为是自己的奇耻大辱”⑤。班上的女生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有助于考研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汪先生痛心疾首地说：“我认为文学确曾起到过这么一点儿促使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点儿一点儿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响着世道人心。”⑥汪尔淼是大学中文系里传道受业解惑的实际操作者。他可看作是作者梁晓声的化身，他们一样在课堂上讨论《出租车司机》，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他的超凡睿智，他的理想主义，渐渐感染了这些中文学子。
在“理想主义逐渐淡化，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仍不乏向往文学的学生，这其中尤以李晓东等中文系男生为代表。李晓东，出生于地级市灵泉的书香世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一路顺风顺水地考上了大学。这所大学虽然不是211，不是985，却也令李晓东觉得满足。他可以遵循理想，以文学青年的心在即将到来的4年中文生涯里大展鸿图。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是他的第一志愿，课堂上随着汪先生汪洋恣肆的讲授，他和其他6位男生沉醉其中，也令汪先生深感欣慰。
也是在汪先生的支持下，李晓东和王文琪等7名男生和郝春风等3名女生着手办文学刊物《文理》。《文理》可以看成是新世纪以来校园文学的守望者。在《文理》的创刊号上，由看似对文学毫无感觉的徐冉创作的《雨》当作头题。
这篇《雨》正是徐冉亲身经历的作品。《雨》里呈现出了农民辛苦劳作，却受制于天气，最终，雨天不断，含有废料堆的雨水四处流淌，村里十几户菜农的菜都卖不出去了。李晓东朗读完，教室里一片死寂，不止没有笑，还有女生听哭了。
什么是真情实感？什么叫不吐不快，父母也是他者，与我们每个人又最特殊关系的他者。……文学即人学，从了解父母开始……⑦
书中徐冉的这篇取材于真实事件的作文不禁让我想起北京大学学生张培祥的作品《卖米》。全文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纯朴的真情流露。小说里的徐冉在不知不觉间以文字表露心迹，她的倾诉，她的情感，以及她隐藏的对文学的感觉就这样被触发了。《雨》被《文理》刊发后，还被《读者》看出，徐冉成为了学校的名人，得到了500元奖金，和李晓东也相生好感。对《文理》的参与度也高了。
《文理》上徐冉刊发的第二篇作品就是献给感染非典、正在隔离期的李晓东的《致某同学的公开信》：
像我这样一个菜农的女儿入了大学，心理上是很奇怪的。一方面，在与大学缘悭的青年面前我的心理是优越的，另一方面又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冒充有身份的青年，如同于连。所以，我不愿别人，当然也包括你，了解我的家，了解我的父母。这种意图，对于我意味着侵犯。⑧
这篇文章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宣告了俩人的恋人关系。被改名为《爱的告白》后又被《读者》选载了，并且又是头条，这也就意味着徐冉获得了文科生保研的机会。虽然她没有用这次机会，但她的人生，虽然有意远离文学，却反倒因为文学获得了学业和爱情上更多的可能性。
二
如果说徐冉和李晓东代表了21世纪以来大学里的中文系学子不同的生存状态的话，那么李晓东的发小、没有考上大学、早早当上饭店老板的刘川的人生启迪则不是来自于经典的学院教育，而是来自于与文学有关的电影。李晓东为陷入“三角恋”的刘川解爱情之惑选的是电影《苔丝》。刘川就气呼呼地质问李晓东：
李晓东你还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不就是想通过这盘影碟影射我是亚雷克吗？我有那么坏吗？
我笑着说：“你当然没有那么坏，我也不是在影射你就是他。我只不过是想暗示你，不，是使咱俩都受到一番教育……”
他打断了我的话：“得得得，免了免了！如果我有那么大庄园，家财万贯，我他妈也会成为一位可敬的好人，专做乐善好施的事，比现而今中国的有钱人都好一百倍，首先会使小娜和小芹将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耐心地说：“你虽然不是大庄园主，可你是她俩的老板，从人物关系上讲，好比亚雷克和苔丝姑娘……”⑨
在此，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商业”之间的差异。“文学”显然是以一种批判性的视野来审视“财富”。而刘川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人，显然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并不像学中文的李晓东那样“激进”。
李晓东身上的中文气质在他日后工作中也不断地吸引一些文学爱好者。乔泰是生活在北京的一名中小型广告策划公司的老板。本身并不是文学青年，读过的小说极少，却能对《资治通鉴》某些内容信手拈来。在此，历史显然比文学有用，因为可以“以史为鉴”。李晓东是乔泰在公司的心腹，但他们看似亲密的关系却因一次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讨论而割裂，继而疏离。
乔泰将盖茨比当成是自己的偶像，渴望获得像盖茨比那样的成功。但却被李晓东无情拆穿：“恕我直言，盖茨比就是一个一旦掌控了大宗资本，便找不着北，人生极其任性了，还认为自己有资格那么任性，没玩好，结果玩砸了的家伙。”李晓东没注意到脸色越来越难堪的乔泰，仍旧自顾自地说：“盖茨比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只不过是资本时代的一个私生子而已。”⑩
两个人基于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立场，对关于一部小说产生了不同理解。在一部“虚构”作品中，呈现了两个人真实的“差异”。在这种“差异”被呈现出来后，两人的“友谊”也渐行渐远，之前人生经历上的惺惺相惜此后都变得乏味空泛。
徐冉在如愿考上语言学研究生后，阅读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她思想的深度也随着阅读种类的繁多逐渐加深，她升腾出了对文学和人生的见解：
她说……世界并不永远诗意盎然，作为匆匆过客的人而憧憬始终不变的诗性生活，太理想主义太脱离现实了。
我反问：“那你选择哪一类？”
她不假思索地说：“……我选择报告文学类的吧。每个人的生活，不就是由自己一直往下续、自己对自己的一场报告吗？由不得异想天开，由不得任何虚构自欺欺人。当然了，人在世上走一遭，而且只能走一遭，绝无第二遭，也绝无重拍一段那一说，完全像报告文学太乏味了。所以，得多少有点儿文学性，将小说啦、散文啦、诗啦那些元素不斤不厘地往生活里加点儿，就像往菜里汤里加‘十三香’那样。”11
人生不可谓不文学，因为阅读，因为深刻的思考，徐冉和李晓东并没有重复鲁迅笔下子君和涓生的悲剧。二人在文学自然而然地浸润下，彼此影响，终成灵魂伴侣。经历“北漂”后，他们没有大富大贵，最终仍回到了老城灵泉，做一对平凡相爱的小夫妻，“此心安处，是吾乡。”
三
多年后，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80后”已步入中年人行列，事业有成。徐冉转移于生死二场，对人生的豁达与透彻今非昔比，李晓东撰写的纪录片屡屡获奖，事业均小有成就。此时，他们的儿子已上了重点中学，“代沟”此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李晓东和徐冉的儿子就对父母当年的中文专业嗤之以鼻，直言：“你们文科出身的人，特别是中文出身的人，思维方法太古怪！”12他更认为父母都是被中文所耽误的人，所以才从大城市灰溜溜地回到灵泉来家，而未来的他是绝对要奔向大城市，出人头地的。
小说的最后，作家“梁晓声”现身说法，做了一场《文学与人生》的讲座。讲座的失败，既嘲讽了某些脱离人生价值观照的作品，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理念。正如徐冉对她儿子所说：“文学在特殊年代还有点儿不一般。现在没什么不一般的，只不过就是种职业罢了。你爸的人生，现在仍靠文学那碗饭垫底儿，以后听你爸爸谈谈体会就行。”13徐冉甚至说：“如果由我来讲文学和人生，肯定比那个梁晓声讲得好。”14
在生活的大浪里不断上下翻滚，李晓东和徐冉，从中文出发，遍尝人生起伏流转，文学点亮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梦想与灵魂。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3 14梁晓声：《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6、13、14、9、14、19、75、149、187、359、253、440、425、446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