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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70后”作家的俞胜，一直以来精耕细作于书写城乡交叉地带“进城青年”的百态人生。长篇小说《蓝鸟》讲述的是1990年代“哈漂”青年毕壮志成长过程中的诸般艰辛，展现了其身处城乡夹缝中的人生窘迫、无奈以及人生理想最终得以实现的欢愉。小说集中叙写主人公毕壮志处在城市边缘、深陷身份认同危机中的坎坷人生经历，而且触及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巧妙地结合意蕴丰富的色彩意象，从其人生遭际中发掘复杂的人性。作家俞胜怀着一种悲悯、同情的心理，着眼生活经验中的乡村记忆去找寻创作元素，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敏锐性去思索都市异乡人的生存走向。总的来说，小说《蓝鸟》聚焦社会转型中乡村青年的进城轨迹、及其精神道德的展现，无不彰显出作家的使命感、人文关怀及其追求平等的现代意识。

关键词：俞胜 《蓝鸟》 城乡交叉地带 身份建构 色彩意象

俞胜的作品大多洞悉生活且体察小人物的艰难处境，通过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精细地描摹人性的善、恶两端，整体格调以温情、纯粹、质朴为主，字里行间不乏桐城派之文风。很大程度上，作家最宝贵的创作资源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与人生沉淀，其间既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更有平日里所处环境及氛围的熏陶与“耳濡目染”。学者李洪华认为俞胜的作品是现代意识烛照下的人性书写，“不管是直书当下人生还是喻写社会现实，俞胜小说都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融入现代表现手段，以轻松的笔调表现出沉重的人性主题，从而赋予其作品令人难以释怀的人性深度和思想力度”①。而事实上，作为“70后”作家的俞胜，一直以来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关注着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执笔于散文、小说等不同文体的创作实践。俞胜的散文语言简单平实、富有哲理，却不失趣味。俞胜的小说亦是如此，始终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从创作题材上看，俞胜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基于现实、勘探城乡交叉地带小人物的生存、成长以及身份、情感建构等问题，诸如《蓝鸟》《城里的月亮》《水乳交融》《女孩儿吴小曼》等；二是以《维尼》《失落在街头的小鱼》《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人•狗•狼》《群鸡》等为代表，突显以小人物为叙述中心，采用寓言的手法结合动物意象来喻指现实，注重对人性善恶的反思的现实主义作品；三是以《寻找朱三五先生》《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我在学报当编辑》等为代表，聚焦高校生活，讽刺高校学生、教师浮躁的学习和教学状态，强有力地讽刺高校现实环境的作品。就长篇小说《蓝鸟》来说，其力求对城乡交叉地带的再表达，着眼于都市异乡人从“乡”到“城”的精神成长，细致地刻画了1990年代空间位移中的人的身份建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俞胜的作品体现的是作家对话时代的魅力与质感。

一、空间位移中的身份建构及年轻化表达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乏有作家将创作聚焦于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走向，或被迫逃离至城市，或主动追求城市生活。作家老舍、柳青从空间视域下关注农村人进城以后的生存、人性及身份问题，被迫逃离乡村到城里谋求生路的祥子、徐改霞等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变化以及“城-乡”文化差异下的精神转变。

就现实题材及创作视角来说，“70后”作家成长于社会转型时期，他们的作品更为注重表现城市边缘人在理想与现实、生存困境、身份建构等诸多方面的精神困惑。付秀莹的《他乡》、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作品书写了时下女性进城成长史；相较而言，俞胜的小说《蓝鸟》则聚焦于1990年代的男性进城的诸多遭遇。学者王纯菲、崔桂武在论及“70后”作家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时特别强调了“70后”作家现实表达的力度，“‘70后’文学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底层写作’‘打工文学’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他们也追求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但他们不再遵循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进行人物塑造，放弃了‘典型化’手法，而采用直面生活去描写普通人的‘平实化’手法来塑造人物；他们的此种真实，既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的彼种真实，也不同于新写实主义欲意通过日常生活书写解构宏大叙事，进而有意遮蔽作者主观倾向的真实，而是更倾向于表现源于切实生活体验的个体主观感受的‘主观真实’”②。显然，共享资源作为代际经验促进了某一时代文学的发展与深入，“70后”作家注重现实以及主观真实情感的表达，以期诠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

身为“70后”的作家俞胜，力图以平实、悲悯的笔触记录和呈现农村青年进城背后的诸般故事。需要指出的是，每位小说家都要有属于个人写作的根据地，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及的，“小说是牢牢地建筑在非常实在的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还原基础上的，读者必然会追问你笔下的材料、故事以及情感是从何而来的，所谓根据地，其实就是要找到这些材料和情感的落实地。小说家要扎根，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要让自己的经验和材料有个基本的生长空间。好的小说家大都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可能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精神学意义上的”③。作家乡村或者城市经验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实践，同时也必然与其乡村或者城市的视野形成一种参照或比对。要么是作家以城市人的身份看都市异乡人，作家作品中的人物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位移，聚焦于城市书写；要么是作家自身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这种身份的“转变”，而且作品中的人物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或是往返其间，从中凸显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情冷暖。对作家俞胜及长篇小说《蓝鸟》来说，他们属于后者。在谈及为什么要思考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化差异、人物命运时，作家俞胜曾指出，“因为我本身就是来自农村，通过自己的努力，户口上的确成了城里人，但乡下人的习惯还在。我就推己及人，观察进了城市的乡下人，我的身边并不缺少他们，我思考他们来到城市后将来可能的人生走向”④。不难发现，作家俞胜怀着一种悲悯、同情的心理，希望从自己既有的乡村记忆中去寻找创作元素，思考那些处在空间位移中的都市异乡人的生存走向。

俞胜在长篇小说《蓝鸟》中将笔触切入木泥河镇的一个小村庄，以十七岁的少年毕壮志作为叙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书写了毕壮志离开村庄到县城、哈尔滨奋斗的诸般经历，见证了毕壮志从辍学到创业、工作、结婚生子的点滴与日常，记录着毕壮志以及与其相关的木泥河镇青年在城市中的迷茫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变与价值的重构。从某种角度来说，小说《蓝鸟》可以说是《城里的月亮》的姊妹篇。都市异乡人文生的一生可以被谈及的，便是被众人羡慕的城市女婿的身份，但其生命终结的时刻只是化为一缕青烟，别无其他，身体与灵魂仍旧无家可归。喧嚣的都市生活与人物空寂的内心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市的场景与文生脑海中模糊的乡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文生的一生并未找到在城市中的位置，带给读者的是更为强烈的异己感和焦虑感。相较文生，《蓝鸟》中的毕壮志“离乡进城”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及寻求与初恋平等相处的机会。毕壮志十分渴望在个人价值实现之际证实“读书有用”，显然，他不仅证实了这一观点，在哈尔滨拥有属于自己的水果连锁店，而且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虽然毕壮志的奋斗历程几经波折，但通过勤劳发家的品质、正直的性格实现人生理想，对抗了米云凯集资的诱惑，揭穿了韩亚杰的阴谋，牢牢抓住了与宋燕秋之间真挚的情感。

面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隐藏于毕壮志内心深处是自尊与自卑的此起彼伏。只因县城里的嫂子对他讽刺、挖苦的话语刺痛了毕壮志的自尊心，使他初次体会到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焦虑，以至于毕壮志道出，“县城女人的眼光都很毒，中了她们眼光的毒，你就会体无完肤，这也是我不喜欢姜小美的原因之一”⑤。但毕壮志却在搬家公司同事小八面前扬言要娶城市户口的姑娘，他说到，“有种，你就帮我找一个哈尔滨的姑娘，不但要有哈尔滨的户口，还要长得漂亮”⑥ 。显然，毕壮志在一个“乡下人”要娶城里姑娘做老婆还是奢望的年代，表达了个人追求身份平等的现代意识。学者项蕴华认为，“从话语与自我身份意识的关系来看，人们通过与自我身份意识相关的描述或解释，或者通过对具体语境中的具体事情的描述来理性地建构、维系、增强或保护其身份意识。一个人对其身份的表述可能会成为其他人关注的焦点。在交往过程中，人们通过话语随时随地建构自我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的身份”⑦。也就是说，具体的话语语境中与个人身份描述相关的阐释，有助于建构或维系起强调作用，或有别于其他的身份表达。毕壮志的话道出了1990年代仍处于城乡二元对立逻辑下，“城市户口”对于外来务工者身份建构的深刻影响。具有城市户口的女人对毕壮志来说，既是个人奋斗精神的一种象征，也是追求身份平等的意识体现。毕壮志屡次陷入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对立的危机（身份焦虑）之中。毕壮志的第一个相亲对象是一位离了两次婚、死了两任丈夫、大毕壮志十二岁、拥有城市户口的单亲妈妈，可见漂泊着的城市边缘人的农村身份及个人价值被消解、被轻视对待。随后，毕壮志第二位相亲对象姜虹的父母，仍旧因为毕壮志的农村户口而表示不满。两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使毕壮志内心倍受屈辱、自尊心遭遇重挫，于是找到一位“具有哈尔滨户口、漂亮的”姑娘作为人生伴侣就成了他的愿望。不得不说，空间视域下的乡村青年的“进城”不仅是为了寻找经济来源的行为，而是受到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寻求身份认同及萌生具有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的婚恋观念。

不可否认的是，毕壮志在从木泥河镇的小村庄到大城市哈尔滨这种空间位移中，不免形成了“乡下人眼里的城里人，城里人眼中的乡下人”这种双重身份/视野的交互与内心纠结，以至他在哈尔滨历经挫折后成为个体户水果店老板、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生活以后，仍旧缺少一种归属感。毕壮志与阿发的成长过程中“挣大钱”“娶拥有城市户口的女孩”等愿望，可以将其视为在身份建构中追求社会平等的价值诉求。更进一步地说，这些“进城”的年轻人通过某种方式与城市建立起联系，使他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情感共同体。由此可见，《蓝鸟》是对1990年代年轻人生存方式的一种表达与追问。虽然小说中毕壮志的故事始于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期，然而探索人性与生存、城乡文明冲突、以及成长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等问题依旧具有现代性视野。

二、色彩意象的成长隐喻及时代表征

作家俞胜在创作过程中比较注重现实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合，其对意象的选择融入了自身对人生、对人性、对生存的诸般思考，如此久而久之，有利于读者与其作品产生情感体验和深刻的价值共鸣。在学者童庆炳看来，审美象征意象是指“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在某些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指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⑧。进一步地说，基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累与沉淀，意象具有相对稳定的审美内涵与外延，可作为作家的主观情感的选择，其内涵及表现效果又是多义的、复杂的。在作家俞胜作品中出现的“蓝鸟”“绿色的大衣”“金子”“城里的月亮”等与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的色彩意象，不仅有文本形式的指向，也丰富了文本内容，更为小说情节的转换提供了色彩契机，延长了读者的阅读机制，从而为文本营造了一种直面现实却不乏温馨的暖色调。色彩的意义并非传统赋予一成不变的，在文学作品中色彩往往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和生命体验，色彩意象指向文本的多层次象征意义，其隐喻特征为作品提供的留白，由而辐射到文本的主题、情节。“所有的情感、性格特征均可以和色彩联系起来，色彩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可以给所有的重要问题提供基准点。”⑨也就是说，色彩发挥着其多层次的审美内涵及表达，激起读者的多种感官体验。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众多色彩意象建构起的文学世界，我们可将其视为具有独特意义的审美新领域。作家俞胜意识敏锐，善于观察生活，其作品中的意象更是立意深远，意蕴丰富，值得进一步推敲与细品。长篇小说《蓝鸟》中勾连主人公毕壮志青春期恋爱与奋斗成长过程的意象，既有空间意象——发生恋爱的场所以及农村青年心中神圣的知识空间“木泥河中学”，还有以全知视角存在、见证毕壮志成长的色彩意象“蓝鸟”。作为色彩意象，“蓝鸟”在俞胜的作品中出现了四次，但“蓝鸟”作为特定意象出现的时间、地点均不同，它的重复裹挟着与之相关的情节，带有时间的延续性，交叉往复地照应着与毕壮志的成长经历与生命历程。从高中时期的初恋，辍学后创办养殖场失败，到搬家公司决定创业时作为主体性意象对毕壮志的鼓励，再到在哈尔滨与初恋的相逢暗示着毕壮志坚持的爱情的到来。“蓝鸟”作为初次窥探毕壮志和宋燕秋木泥河边爱情萌芽的见证者，“身后一棵柳树上，倒有只蓝色的小鸟在偷窥……饶有兴味地打量着我和宋燕秋，见我抬头，就惊慌地叽喳了一声抖了一下翅膀，箭一般地射到远处的树梢了”⑩。“蓝鸟”的第一次出现与毕壮志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象征着木泥河边懵懂少年体会到的悸动与不曾有过的浪漫。当毕壮志发觉自己与宋燕秋的差距愈来愈大时，“柳树上，也不见那只鬼精灵的蓝鸟”11。直至当毕壮志在哈尔滨再次遇到初恋宋燕秋时，“蓝鸟”第三次出现，“麻雀大小，腹部是白色的，腹部以上的羽毛闪着蓝幽幽的光泽……我记得，它是木泥河边的那只鸟，我和宋燕秋相约木泥河边时，我就见过它”12。而后来，在毕壮志无疾而终的恋爱与相亲中，他一直追随着宋燕秋的影子，宋燕秋像那只蓝鸟似的，“她的笑声轻柔，多像木泥河畔那只蓝色小鸟的叫声一样清新婉转”13，带给毕壮志的生活以光亮与希望。作为色彩意象的“蓝鸟”不断被重复，不仅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或可能，也为文本营造了一种明亮的氛围与节奏。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曾强调，“从细小处着眼，我们可以看到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则显得更为精妙”14。从中可见，发掘、探索色彩世界的审美特征，不仅可以调动读者的审美感官、动能，激发艺术联想，还可以引发读者的无限思考，从而获得一种审美效果、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精神共鸣。俞胜在作品中通过融入色彩中的主体性想象增加了文本表达的张力与表现力，赋予了文本更为广阔的隐喻空间，体现了作家对青春、生命、生存等话题的个人思考。

与此同时，“绿色的风衣”“城里的月亮”等色彩意象带有对城乡文明差异解读的意味。绿色具有多重意义，“绿色是生命的象征色”“绿色象征处于萌芽阶段的爱情的色彩”“绿色是希望”15。当然，不同文化背景与作家的主观情感的结合，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在俞胜的小说《蓝鸟》中“绿色”象征着生机、活力和希望，既可以暗示生活的希望、勾连起城乡文明，又可以意味着懵懂的青春爱恋。在木泥河中学，只有宋燕秋才有在大城市才能买得到的绿色风衣，“宋燕秋把绿色的风衣搭在椅背上，那时候我们班的女生只有宋燕秋有这样的风衣，好像宋燕秋有个姨在牡丹江。牡丹江是个大城市，离我们木泥河镇好远，这样的风衣也只有在那样的大城市才能买到”16。不难发现，宋燕秋吸引毕壮志的不只是她的品学兼优，还有她身上散发出的木泥河中学无人能比的高贵的精神气质。中篇小说《城里的月亮》中“城里的月亮”作为独特意象饱含多层意蕴：“城里的月亮”是打工者思念故乡的寄托，是奋斗的希望。城里的月亮时而暗淡无光，是进城打工者难以入睡、寻找依托的孤独夜晚；城里的月亮时而皎洁美好，却依旧带着夜的冷清与寂寞，象征着打工者渴望而不可求的城市生活和远不可及的城市身份。农村青年文生因勤劳、善良结识了城市女孩阿秀，他们不顾父母的反对恋爱、结婚，从而改变了文生原有的生活轨迹。然而婚后的入赘生活，让文生倍感压抑、痛苦，他极力渴望通过与妻子阿秀的共同奋斗，实现在城市拥有一套属于他们的房子以及安定、幸福生活。可是悲剧在于，文生自始至终未在城市中寻得属于自己的空间，也未能见到延续其生命的、与城市关联的“孩子”。可以说，色彩意象以及对色彩意象的不断重复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或揭示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复杂，或表现生存的孤独与苦闷，亦或表现城乡文化差异中人性的光亮与黑暗。

如上所述，可见俞胜是一位对色彩极为敏感的作家，其对色彩的运用体现在用色彩词简化人物的复杂心理，从而需要读者以更为丰富的、未知的视角或姿态介入、完成留白的自我描绘与体悟。俞胜的作品总能借助色彩意象为读者带去别样的审美意趣，小说《蓝鸟》中“蓝鸟”“绿色的风衣”“金子”等色彩意象具有一维或多维的隐喻内涵及特质，伴随着主人公毕壮志的成长。“蓝鸟”作为毕壮志生命重要时刻的见证者，为其懵懂的初恋、奋斗的历程增添了一抹亮色；“绿色的风衣”作为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联合体，激起了乡村少年对城市的向往；“金子”作为一般意义上财富的象征，在俞胜的作品中更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隐喻，父亲和老叔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恶劣的环境中淘金的行为，激励着青年毕壮志做事情更需恒心与耐心。某种意义上，蓝色、绿色、黄色均是明亮的色彩，意象的色彩选择铺垫了整部作品欢快、轻松、幽默的格调。简言之，我们可从毕壮志与宋燕秋的爱恋、毕壮志的个人成长史奋斗史、父亲与老叔的淘金经历中感悟作家思考时代与现实问题的鲜明意识。

三、从乡到城：生存密码及人性反思

随着时代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关注现实问题的作家热衷于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及空间视域下进城青年的身份建构等问题。一直以来，希望将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的“70后”作家俞胜，善于把握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书写进城青年的生存和人性问题，由而转向了对城乡夹缝中的边缘人的生活百态及成长经历的细致刻画。学者丁帆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讨论了农民工境遇描写的两难抉择，“当我们在描述一个文明沉落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但是我们却不能去掩盖另一种文明给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戕害。我们是处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情感也同时处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悖论之中，作家的价值理念也就处在一个判断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历史与人性的两难选择中，要把握一个准确的向度，我以为既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因素，又要把人性的尺度作为文学创作的原旨”17。不难发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由于深受农耕文明的多重影响，一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熟人社会”特质及运作机制，与此同时促成了乡村人“安土重迁”的意识由来已久。然而，伴随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一部分人开始走出了“熟人社会”，以个体身份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作家们所关注的城乡两种文明冲突下的农民工进城问题，亟待基于历史与时代之大前提，进行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生存问题的反思。作家俞胜小说中的“京漂”“哈漂”等创作主题是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农民进城”话题的延续与进一步探索，不同于五四时期一部分进京知识分子于乡土与城市文明矛盾之中的对乡土文明的反思，而是聚焦于都市异乡人在城市空间中的精神困顿及人性反思。由于进城青年——“都市异乡人”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差距、以及精神信仰与物质生存之间难以平衡，使得他们的生存选择、道德观念，甚至生命轨迹不得不受到现实环境、生存条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作家俞胜的作品关注游走于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空间的外来青年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的精神素描。可以说，作家始终没有离开过他所熟稔的城乡书写。饶有意味的是，俞胜对笔下青年人追求城市生活的矛盾心理表现却尤为精妙。具体到作品来说，中篇小说《水乳交融》以城市人的视角表现具有身份优越感的城市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偏见和歧视。拆迁户樊慧娜和甘四男一家与曾经的租客李胖子成为了新住宅里的邻居，而李胖子作为建筑设计队的经理是甘四男的领导，这样的身份倒置让以城市人自居的樊慧娜觉得难以捉摸。某种程度上，城市人樊慧娜对农民工是抱着一种瞧不起的态度，使其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勤劳、踏实的生活态度可谓视而不见。小说《人在京城》中身为乡村教师的周令申，为拥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同事小舒老师、王老师因为周令申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系而投去或羡慕、或嫉妒的眼光。周令申一心向往北京“我顾不得这些了，因为我听见了北京在远方召唤我，鲍福长在远方召唤我。召唤我到北京来，挣大把的钱”18。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如梦似幻地完成了一次北京之旅。他梦想着在北京谋得一份工作后要抛妻弃子和年轻活泼的小舒老师双宿双飞。可是随着周令申在北京谋求工作的幻想破灭，小舒老师对其的称呼由“周大哥”变成了“周老师”，原本暧昧的关系渐渐疏远。在乡村教师周令申、小舒老师身上均体现了人性的某种隐秘与复杂。北漂青年吴小曼不满男友的好吃懒惰以及他作为北京市民的优越感而发牢骚时，同为北漂的宋阿姨却劝到，“我要是再年轻，我嫁人一定要嫁给北京人，哪怕他缺胳膊少腿我都不嫌弃。……许嗣强虽然没有工作，但又不缺胳膊少腿的，和他在一起，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不要太娇气了”19。这话里无不透露出作为都市异乡人的吴小曼、宋阿姨在北京的悲凉与无可奈何。吴小曼一直努力将自己装扮得看起来像一位北京姑娘，可却时常因为不能说好北京话而苦恼、自责，“我就是因为说不好北京话，在北京总没有一种归宿感”20。由于语言本身自带的乡村记忆无法抹去，在北京偌大的城市中寻不得一种归属感、或者成就感。由于吴小曼将北京户口、说北京话认定为北京人的标识，当她在为另一外乡者指路的过程中被称赞为“俺就是说还是北京人好，北京的姑娘好”。“谢谢了，北京的姑娘。”21这样的赞誉让吴小曼感动得泪流满面，由而不仅坚定了吴小曼留在北京的心，而且让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在这里“北京姑娘”不单是北京身份的代名词，而且是外乡人对都市生活的美好期待，他们将善良、热情寄希望于都市生活之中；当然，也不难发现，都市异乡人处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的精神困境之中。作家俞胜善于深入人性的深处，去触碰漂泊者无法言说的隐忧，展现都市异乡人的生存与成长的困境与辛酸。

学者许志英、丁帆认为，“经济条件的优势不应导致相应的政治优势、心理优势（更何况这种优势是建立在极不合理的掠夺之上的），落后的乡土文化中也同样发展着对于平等与尊严的现代渴望”22 。可见个体对于平等、尊严的追求向来是自觉地，不能被具有政治优势、心理优势的“他者”所侵犯和看低。在小说《水乳交融》中，尖酸、刻薄的樊慧娜作为城市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着“农民工”，在她的认知世界里，“宁做城里一条狗，不做乡下一个人”23是对农村人生存理想的畸形认知。进城打工者李胖子和市民樊慧娜、甘四男由租户关系变为邻居、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从中可见作家对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人格平等的呼吁与创作诉求。樊慧娜类的市民相对偏狭的城乡观念影响着他们对都市异乡人的生存价值的判断，这样的看法不仅亵渎了农民工的勤劳与奋斗，而且忽视了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与乡的界限不再明显，具有身份优越感的樊慧娜与进城务工者的关系变得微妙，勤奋、踏实的进城务工者终能在城市中找寻属于自己的一席地位，他们的成长与身份的变化具有时空的多维意义。

值得一提，长篇小说《蓝鸟》中“青年进城”与其他“70后”作家笔下进城青年的不同之处在于，毕壮志是一位成功的“进城青年”，属于没有与乡村割裂的青年。那种与生俱来的、渗透在血脉之中的乡村记忆——生活观念、思维方式等等，一直影响着毕壮志成长及其人生抉择。作家俞胜笔下的农村青年进城的轨迹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读书考入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是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理想的奋斗者形象。由此，青年形象从道德层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毕壮志、文生为代表的踏实本分、勤劳能干的奋斗者形象，一类是以米云凯为代表的处在道德和法律蛮荒之地的不务正业的形象。小说《蓝鸟》中的毕壮志凭借自身努力，以及其正直善良的品行实现了驻足城市的最初愿望；而一直通过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米云凯，最后因非法集资被绳之以法；江小诗在学习上找到了方向，一直从本科读到了博士，在学术界小有成就。正所谓“人各有志”，俞胜笔下的木泥河青年们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他们经历着正确的道路总会看到光明和希望，错误的选择一定不会逃过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不得不说，俞胜的作品无形之中凝聚了希望的力量，在人物遇到矛盾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展现人物的道德、人格力量。我们也可以称这种力量称之为为“信念感”，也可以将其视为作家俞胜看透、参悟生活的“人生智慧”。整体来说，俞胜以其敏锐的眼光关注1990年代以来更为真实的、都市异乡人的心理历程。俞胜坚持来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创作理念，其作品中社会问题、人情冷暖的种种表现，正是作家扩宽文学创作范围的体现——坚持写自己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汉语文学的现代性建构”（项目编号：21BZW13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区域文化视野下新疆兵团文学研究”（项目编号编号：2018M6437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洪华：《现代意识烛照下的人性书写——评俞胜的小说创作》，《文艺评论》2014年第7期。

②王纯菲、崔桂武：《“70后”作家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③谢有顺：《长篇小说写作的基本问题》，《延河》2010年第7期。

④王波：《吟咏人世间美好纯洁的月亮——文学评论家王波与作家俞胜关于文学的对话》，《安徽文学》2021年第1期。

⑤⑥⑩11 12 13 16俞胜：《蓝鸟》，春风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196、11、25、198、228、8页。

⑦项蕴华：《身份建构研究综述》，《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⑧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⑨ 15[德]爱娃•海勒：《色彩的文化》，吴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引言第52—54页。

14[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2页。

17丁帆：《文明冲突下的寻找与逃逸——论农民工生存境遇描写的两难选择》，《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

18 19 20 21俞胜：《寻找朱三五先生》，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90、23、26、31页。

22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页。

23俞胜：《水乳交融》，《中国作家》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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