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槿花开：“捧血诗人”辛劳在当代被发现的历程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辛劳最初只在“孤岛”文学视域中略被提及，至1990年代后期的“世纪的回响”中方浮出地表。一册《捧血者》的出版对辛劳文学史地位的改变看起来很微小，而纵观这位现代边缘作家在当代被发现的历程，当事人的效应非常明显，其中有诗人不幸诗家幸、期待历史“公正的评价”这类常见的说辞，也有彭燕郊这般忠实于诗人感受的深情回忆与诗性评说。藉助彭燕郊围绕《捧血者》出版的较多书信、长篇回忆文和持续的情感投注，不仅“一身都闪耀着用鲜血写的诗的红宝石的光芒”的辛劳形象得以确立，而且，沉埋将近七十年的木槿花也奇迹般地复活了，其间有着一个动人的、值得讲述的文学故事。
关键词：边缘作家 辛劳 彭燕郊 木槿花
小 引
文学史往往是一个不断发现、又不断重写的过程，但文学作品总量何其浩瀚，写作者被压抑、被遗忘、被忽视一类现象实属常见。以新诗为例，据统计，1920年至2006年1月的新诗集和诗歌理论评论文集达一万七千八百余种①，但进入文学史的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本文要讨论的人物是被称之为“捧血诗人”的辛劳，一位现代边缘作家，其生与死至今都没有——估计将来也不会有确切的说法，作品集有散文集《古屋》（1941）、诗集《捧血者》（1948）等——后者为长诗，可能其写作和发表的过程经由一些追叙而更为人所知。本文最初的写作动因，是新见彭燕郊（1920—2008）致辛劳诗文集《捧血者》的编者、现代文学文献学者陈梦熊（1930—2014）的11封信②，这可能是围绕辛劳数量最多、话题最集中的一批书信，原本就打算做一种比较简单的钩沉，为这文献当道的时代做一点新的注脚，但在检索和研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信息，且意外而真切地遇到了那传说中的“木槿花开”的情形，所以最终转向为呈现一个边缘作家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实际上，也可能包含了如何逐渐散落的态势，其间有着多种声音，也有通向已故作家的“暗道”，既回溯过去，又指向未来，值得细细讲述。
一、新时期之初的零散信息
历史的“再发现”之旅，往往需要一些特别的机缘。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及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言，新时期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樊骏先生在那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予以“总体考察”的长文之中曾经指出，“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经过长期的延误之后，终于受到了重视”，“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这种转折的突出标志”。按照规划，这套资料汇编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三十卷；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有一百七十多位作家的专集或合集近一百五十卷；丙种包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大型工具书多种——三个部分总计五六千万字，由七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十几家出版社分担出版事务。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列为‘六五’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③。自1982年陆续出版，原规划约200种，实际出版80多种。“例言”强调：“丛书力求比较全面地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力求真实地反映作家和作品的历史本来面目，注意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④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第一套大规模的，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其效应非常明显，短短几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涌现出很多“汇编”“丛书”“大系”“全集”和“专门的与兼顾的史料性报刊”，“都是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表明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自发的、可有可无的、自生自灭的活动，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和多方扶持，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并且正在顺利地展开的学术工作”⑤。
早逝的诗人辛劳并不在此之列——对新时期之初的研究者而言，辛劳无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检视之，当时辛劳的信息，可能只在“孤岛”文学的视域中才有比较零星的呈现。1980年的资料显示，从1979年7月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组织力量，着手开展对“孤岛”文学的调查工作，“主要分两方面进行：一是收集和整理‘孤岛’时期的文学著作、期刊和报上的文学副刊，进行初步编选，陆续印出《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选辑》；一是多方访问当年参加‘孤岛’文学运动的老同志、老作家，请他们回忆当年开展文学运动的种种经历和一些事件的真相和历史背景，写回忆录”。在这基础上，将陆续出版“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资料丛书”，如《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资料汇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回忆录》《上海“孤岛”时期文学作品选》等。
回忆录当时即曾选辑刊载，其中蒋天佐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工作回忆片断》提及辛劳，与梅益、王任叔、林淡秋等二十位写作者，列为“在‘孤岛’文学战线上走在最前列冲锋陷阵的”同志；吴强在《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中则表示“想谈一下陈辛劳同志的一部长诗《捧血者》”：
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从住地汤村到服务团的住地云岭村去，恰好卧病的辛劳同志病体好了一些，诗兴正浓。当我问起他的《捧血者》，他便在灯光下朗读起来。当时，徐平羽、聂绀弩、林琳同志也在。我们都听得很入神，一面听着，一面啧啧称赞：“好！”“好！”记得那是用第一人称“我”写的，全诗是发抒个人热爱自由、渴望光明的知识青年的内心情感，也就是一篇革命青年的内心独白。由于体质弱，又有肺病，当时的皖南又不能给他以必要的照顾，他便在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间离开皖南，去了上海，在沦陷区的上海继续他的创作生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便从上海回到解放区。那时，新四军军部在山东临沂地区，以新四军一师部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华中军区司令部住在淮安。辛劳同志在奔赴淮安途中，经过国民党顽固派的占领区扬州时，顽固派的军队竟将他逮捕，随即加以杀害。胸中充满着革命激情的、文学素养深厚的这位诗人，就义的时候不过三十来岁！⑥
这可能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介绍辛劳的文字，“《捧血者》”“肺病”“新四军”“孤岛”“抗日救亡”以及年纪轻轻即被杀害的事实，是他留给新时期研究者最初的印象。此外，上述文学史料和资料丛书，收入了辛劳的《年夜》⑦《土地》《自由》⑧等作品。
由此来看，在“孤岛文学”的视域中，辛劳较早即得到了关注。据称，1982年的时候，“王元化曾提出为上海‘孤岛’时期的重要诗人辛劳编集之事”，任职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梦熊即开始收集辛劳的资料，骆宾基即“提供了辛劳部分诗文的编目”。⑨骆宾基当年在上海、金华时期都跟辛劳交往，曾为辛劳诗集《捧血者》的出版而奔走⑩；其稍后的回忆有较大篇幅谈及他在金华重逢的这位“同乡诗人”。不过，有意味的是，该文未有辛劳由故乡流亡到南方的经历，这可能是因为主题的限制，但也没有触及辛劳的身体状况，且是用一种很生动的笔调来勾描这位诗人的“逍遥姿态”，其中涉及他们以及聂绀弩当时的“个人爱情”，表示大家信奉的“人生经典”都是殷夫所译裴多菲关于“自由”的诗句。对于《捧血者》，虽也谈到其命意是“双手捧出自己的鲜血以献”，也有朗诵的段落、发表的情况，但仍是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谈到其称冯雪峰为“鲁迅先生说的，贩卖精神商品的”“老头子”的情形等。11在所见全部关于辛劳的回忆中，这可能是最轻松的笔调——也是最不一样的辛劳形象，一般读者或很难将其所述与吴强笔下的形象对应起来。
陈梦熊与辛劳当年的新四军战友、以诗歌名世的彭燕郊的通信，也是因为此事。目前所见彭燕郊致陈梦熊信计有11封，始于1982年10月11日，止于2007年1月20日，历时逾廿四年，所见当时书信仅1封，应该是跟辛劳集的出版中断——或者说尚未真正展开——有关。
很可能是受到辛劳集可能出版的消息的触动，1983年12月1日，彭燕郊在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编委会的复信中特别提到了辛劳。此前，该会曾来信询问笔名事宜，彭燕郊将填好的笔名卡寄上，且建议编委会“注意一下诗人辛劳”，“他写的长诗《捧血者》是新诗中少见的佳作之一”。近四十年前，中华文艺界协会桂林分会编选的《二十九人自选集》的时候，经彭燕郊建议，选入并非桂林文协会员的辛劳的作品，即《捧血者序诗》。12而此次反馈或也有效应，这倒不是彭燕郊、辛劳的信息后来都列入了《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一书13，而是此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钦鸿在1985年前后即曾向辛劳友人如左联时的林耶、“孤岛”时的蒋锡金以及学生宋丈等，作过一些调查（通信或访谈），又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报刊，写出了第一篇辛劳主题研究论文《谈左联诗人辛劳》，对辛劳的生平事迹与写作情况作了比较清晰的勾描。文章先是辨析了辛劳的籍贯，随后谈到辛劳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加入左联后参加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两次被国民党逮捕）、新四军时期、孤岛时期的经历与写作等。其所勾描的辛劳形象与吴强所述大致相通，但叙述更全面、细节更丰富。对于辛劳的死因，则援引蒋锡金的观点，即辛劳1941年7月遭遇国民党部队而被俘，不久便病逝于狱中，认为存在两种“颇有岐异”的说法。14尽管“左联诗人”的定位与辛劳主要的写作阶段似不尽相符，但至此，辛劳形象第一次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
二、在“世纪的回响”中浮出地表
辛劳诗文集《捧血者》的出版，已是1997年的事情，列为李子云、赵长天、陈思和主编，钱谷融作序的“世纪的回响”丛书之一种。
从1980年至此时，全文提及辛劳的文章可能只有十多篇15，主题研究仅有钦鸿的《谈左联诗人辛劳》和王元化的《记辛劳》（1996）——后者即《捧血者》的序言。16其他文章，除了前述骆宾基、吴强的回忆文给了较多篇幅之外，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可见辛劳虽在“孤岛”文学视域中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就整体而言，仍是一位很边缘的作家。
关于“世纪的回响”丛书，陈思和后来回顾称，“当时出版界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李子云“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前辈的支持”，于是有了这套丛书。17
在“世纪末”这一时间节点上，有过不少热烈的事件，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编选、文学大师“排座次”之类，其着眼点是通过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的回顾，以确立“经典”。“世纪的回响”丛书也是“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但如“编辑说明”所示，是另有旨趣：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
看起来是不小的出版构想和规划。据称，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前两辑为“作品卷”和“批评卷”，“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家和批评家”，于1997年、1998年出版。“作品卷”有许地山《缀网劳蛛》、凌叔华《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丽尼《鹰之歌》、冯至《昨日之歌》、穆旦《蛇的诱惑》、废名《纺纸记》、辛劳《捧血者》、吴组缃《一千八百担》、芦焚《果园城》和卞之琳《地图在动》。“批评卷”则有梁宗岱、路翎、李健吾、周作人、林语堂、叶公超、沈从文、梁实秋、朱光潜和李长之，均以“人名+批评文集”的方式名之。前两辑出版后，“有过不少好评”，也就有了第三辑“外来思潮卷”，即“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选题包括《尼采在中国》《易卜生在中国》等。不过，这套书虽然“已经排好了清样，并且几经校对”，最终却未能在该社出版，而是转到了江西高校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仍署“世纪的回响”丛书名。
如上，即辛劳《捧血者》出版的总体背景。而“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但“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家”18也不在少数，何以辛劳能列入其中，应该还是跟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的举荐有着莫大的关联。前述1982年的时候，王元化即有提议。而陈思和在谈到“世纪的回响•创作卷”时，仅就《捧血者》单独指出“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找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显示了该集的某种特殊性。《捧血者》的序言，也出自王元化之手。不嫌夸张，若无王元化的大力推动，《捧血者》或不会在上世纪末就浮出地表。
事实上，《捧血者》也是新时期以来唯一出版的辛劳作品集，封底关于辛劳如是介绍：
辛劳（1911—约1945），原名陈晶秋，化名陈中敏，笔名有肖宿、叶不雕等。内蒙古海拉尔市人。“九•一八”后，与东北文学青年流亡来沪。1932年5月加入“左联”，从事写作，并参加革命活动。曾在上海私立江苏中学任教；芦沟桥事变、“八•一三”后，入上海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从事宣教工作。1938年去皖南新四军，先后在战地服务团及金华、浙东一带从事救亡文化工作。旋返上海，参加革命诗歌团体行列社活动。皖南事变后，往盐城苏北文协工作。约于1942—45年间被敌人所害。作品有诗歌《捧血者》、《五月的阳光》和《深冬集》(未能出版)；散文有《古屋》和《炉炭集》等。
“东北流亡青年”“九•一八”“左联”“上海”“新四军”“诗”“被敌人杀害”等字眼，构成了辛劳一生的关键词。出生地确定为“内蒙古海拉尔市”，实则如前述钦鸿文所辨析，只有一则文献，存在不确定因素；而死亡时间归于约数，意味着最终没有确切的说法。也即，经最终考订，辛劳之“生”与“死”，均存在谜团。
《捧血者》实际收录的内容，包括照片和手迹各一、《捧血者》《古屋》这两部作品集以及诗歌《土地》《渡船前——送绀弩兄》、散文《旅客及其他》，另加两部作品集的后记（不知为何分开编排）以及聂绀弩、丘东平的文字，此外还有编辑说明、丛书序、王元化的序和陈梦熊的编后记。在此前一些文章中多次被提及、首次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长诗《捧血者》，引裴特斐的“为了祖国/不捧着生之鲜血/那是/不爱国的人们”为题诗19，全诗分为序诗以及行人、月黑的夜、我爱、奥秘、林雀、古歌等六章。序诗有题辞：“献给家修和在炮火中走散的友人们”，各个看似平淡的章节下，也都有饱含精神内涵的引诗20，如第二章的引诗为：“在艰难里没有出路好脱逃，/用手在锋口上，他抓起那刀——萨弟”；第六章的引诗为：“那象征自由的神鸟，康兜——/在那里筑巢哺着雏子/翔舞太空中，自由！——嘉洛”全诗所写，即“爱祖国的人们”在“光明的号召”下，离开家乡，在祖国的大地上，“踏着/鼓声前进/前进”。其间，既有战斗“旅途”和诸种现实场景的描摹，又有内心关于“思想”“血”的辩诘，更有情感的勃发——离别家乡时的祝福、“驰骋着铁骑、/披上钢甲”的“光耀”以及对“祖国新生”的期盼，这即是愿意为之捧血而歌的所在：
我的剑不能锈在鞘里；
我的血不能随生命衰枯，
要奔放，流向天野。
染红一块布——
镶上幸福，光明的祖国的旌旗。
《捧血者》的“序诗”中有“我不控诉，我不哀告，/在伟大的战列，我走得沉着”之句，大致可以见出其情感虽热烈，但也还是讲究蕴藉的。实际上，全诗交织着“我”“他”“你”三种人称，而主要是用第三人称“他”，似也是有意拉开抒情的距离。
作品集所录散文集《古屋》分五辑，即勇敢篇、古屋、我生在春天、雨天书简、第三次。当时的出版广告称其为“作者战后目击地事所发之观感”21，用语似太随意，全然看不出辛劳作品的情感质地。实际上，在“短的告白”里，辛劳表示朋友们时常责难自己“太忧悒和太感伤了”，然而，假如谁知道他“所走来的路”，那路上“所碰到所看到的，都是些什么的时候”，就将会了解他“所以忧悒和所以感伤的来踪”——他的“忧悒感伤”，“不是向死灭的坟地，而是向生长的花坛，不是软弱的屈服，而是坚忍的战斗”，“不告诉人在忧悒的时候该去死”，而是“告诉人在感伤的时候该勇敢地去生！”由此，一部书写流亡、战斗经历的《古屋》，作品时间跨度数年，确是多有“忧悒和感伤”——扑面而来的病的气息之外，还有古屋的黑暗、幻想的苦恼、季节的愁容、思乡的痛苦、行旅的疲乏等令人忧郁的情形，但文章结尾处也不时流露着“憧憬的兴奋”“勇敢点，我的朋友”“光明在我们前面了”一类语句，可见所言不虚，其底色是向前的、战斗的、诉诸生之勇敢的。作者又多（善）用细笔勾描回忆中的、日常的、战斗中的情景，使得“忧悒感伤”与“光明”“勇敢”与之间有着程度不一的铺垫，而并非简单的情绪过渡，作品也因此获具了显在的个人风格和良好的艺术效果。或可一提的是，“短的告白”落款为“一九四〇初春浙江金华”，与前述骆宾基回忆的时段正相合，但文风与其所述“逍遥姿态”实在是大相径庭。
关于《捧血者》，编选者陈梦熊称为一部“命途多舛的书”。此话可能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从1982年开始动手，至1990年代后期方有出版机会；其二，从陈梦熊最初的编选构想以及实际搜集的文献（《编后记》提到了比较多的作品）来看，辛劳诗文集（书名原作《〈捧血者〉及其他》）当有更大规模，但囿于某些因素（丛书的整体篇幅即可能是限制因素之一），最终《捧血者》所收录的文本有限。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好不容易得到出版机会，何以又有“期待在本书出版以后，觅找合适的机会，另编一本辛劳的诗文集，尽可能将其遗作全部重印面世”之语。
对于彭燕郊等人的“支持和帮助”，陈梦熊表示了“由衷的谢忱”。22现存彭燕郊致陈梦熊的信，《捧血者》出版前后即有8封，时间为1996年6月至1997年9月。彭燕郊提供了辛劳的照片、信、诗文发表线索、人物交往和时代性的因素，同时，也涉及相关史实和文献整理方面的信息。基于上述背景，较多的书信量，以及彭燕郊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独特效应，这些书信及相关文献，对于边缘作家辛劳的“再发现”以及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等方面议题，当有重要的揭示意义。
三、私人书信中的纠正、说明与误会
可先提出的是，（彭燕郊）书信的某种私人性——对照彭燕郊写给陈梦熊的信和他稍后公开发表的回忆文，其间有着某种私人与公开之别。
从1982年10月11日彭燕郊的复信来看，陈梦熊来信询问辛劳遗札事，彭燕郊表示提供了一张背面有辛劳手迹的照片。1996年重新通信之后，彭燕郊谈到当时同在新四军司令部战地服务团和后方医院与辛劳交往的情形，称其为“学文学、学写诗的引路人之一，可以说情同手足”（1996年6月14日的信），也谈到辛劳女友及相关人物交往事，如聂绀弩、陈亚丁、徐光霄（戈茅）、徐平羽（白丁）、林果（现用原名林琳）等。
彭燕郊好品评相关历史人事，其回忆中也往往多有今日读者已觉陌生的细节。书信在谈及相关人物时，明确提到辛劳在上海与电影演员刘莉影同居，分手之后，刘“和魏鹤龄结婚，魏五十年代还演过《祝福》。魏与刘婚后育有一女，名字是辛劳给起的，叫魏蕊”（1996年10月1日信）。陈梦熊在《编后记》中引述了这一段，且表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找到了1933年陈梦熊与刘莉影等七人的合影，这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其说法。23但落笔为回忆文，彭燕郊有意进行了修饰，真实姓名都抹去了，而代之以“一个不太著名的电影演员”“一位男明星”“他们生的女儿”等说法。24书信稍后在谈及穆旦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对当时“穆旦‘炒’得太过份”发表了一番看法之后，又表示“此信只是我们之间的闲谈”，请勿和对方谈及（1997年9月13日信）。而其晚年口述，从最初谈话到实际整理稿，这种态势也很明显。25历史文献中类似的公私之分，一般读者或难察知其中的奥妙，实际参与的整理者、研究者，还是可以多加留意。
辛劳作品方面，彭燕郊信中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捧血者》，他称其为“五四以来少有的长诗佳作”，并且表示后来在桂林的时候，和聂绀弩“都想印”，诗创作社“还登出预告，但始终未印成”——“几十年来，这未了的心愿”常使他不安（1996年6月14日信）。诗文发表以及相关评论信息，彭燕郊也提供了多种，除了寄去辛劳的信、作品《和诗人们商量》（刊《文学•新诗专号》）、黎焚薰写的记辛劳散文（刊陈向平所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的复印件外，还提到《太白》所载散文《索伦人》、莫洛所编诗刊《叛乱的法西斯》上的《望家山》以及在上饶《前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等信息。
这些书信之于人物研究与文献整理，也多有效应。最典型的，应该是在收到陈梦熊寄来的《捧血者》之后，1997年9月13日彭燕郊的复信中所写：
在你的努力下，这本书终于出版，可喜可贺！匆匆读了一遍，发现有几处疑问：1.第26页第6行“哀匕（？）”，似即“哀哀”，以前人们写叠字其第二字常以“匕”代替，为了简省，正如现在习惯以“々”代替。2.第55页文末注称《战旗》是“绍兴出版”的，似不确，这杂志是骆宾基在嵊县编印的，嵊县是越剧——最初名“的笃班”的故乡，后来流传开来，称为绍兴戏，其实并不是一个地方。3.第148页末行写作日期“一九三七，十二.皖南”，似误，因当时辛劳并未到皖南。4.第196页第5行“我们的××”，“××”即陈毅，但当时没敢印出来，只好用“××”代替，特务却嗅出了必定是“中共要员”，《东南战线》被停刊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以为现在可以恢复，或加注说明。5.第199页第8行“1937年12月迟至1938年8月，辛劳去了皖南新四军”，对辛劳参军日期，似未能肯定。据我所知，1937年12月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政府明令成立新四军是在1937年10月，最初叶挺将军在汉口成立了办事处，其后才在南昌成立军部，军部迁皖南岩寺已是1937年春天了。
这里谈到了五点，第1点是对于书写的纠正，当以彭燕郊的说法为准。实际上，《捧血者》的发表本，该行即作“像个婴儿，哀哀哭啼”26。但1948年的单行本，作“像个婴儿，哀匕哭啼”27。看起来，单行本是据辛劳手稿编排的，其中有“叠字其第二字”简写的情形，以致“哀哀”误排成了“哀匕”。珠海版《捧血者》则是据1948年版编排，但陈梦熊在校订过程显然觉得此处不通，又未见过发表本，故予以标记，以致成了这番模样：“像个婴儿，哀匕（？）哭啼。”这是应予以说明并纠正的。28
第4点也很有意味。相关篇目是东平的《给“捧血者”的一封信》，原文为：“你怎样表现你自己呢？你是在前进中，但还是前进中的一个片子，因此相当的和整个队伍脱节，有点独自个坐下来喘气的气氛，我想介绍你一个最适当的批评，是我们的××（你还不曾和他谈过文学呢？）说的，因为你的诗他也看了，‘是坚定的，但是也表现得摇摆！’他这样说，我想这一点不武断，我正想用这句话来勉励你！”这里涉及对辛劳诗的批评，大致即作为个体写作者与革命（“整个队伍”）的关系，对于辛劳这样孤傲的诗人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小问题。日后黄源的回忆即指出，这首诗因为“不是结合皖南战斗的实际写”而“在服务团里被几个领导一句一句地批”29。彭燕郊对于该文作者丘东平（1910—1941）也非常熟悉，当初刚进入新四军的时候，就在司令部战地服务团遇到了他，1941年7月，丘东平等人遭到日本军队袭击而不幸遇难，彭燕郊随即作《在这边，呼唤着——献给〈第七连〉作者的英灵》《我的悼念》等诗文作品以表悼念——直到晚年，仍写下了《傲骨原来本赤心——悼念东平》。30因此，他认为“××”即“陈毅”，应该是可信的，日后若重出辛劳作品集，直接“恢复”或不宜，但“加注说明”是可以的。不过，关于《东南战线》停刊的说法或属误记——该刊第5期刊发了《捧血者序诗》和聂绀弩的序文之后即停刊，全诗后分两次刊载于《刀与笔》第2、3期，东平的文章附在第3期的诗歌之后，而这本标举“爱国大义”（第3期社语，类似于社论）的《刀与笔》也随之停刊。也即，先后有两个刊物在刊发了《捧血者》的篇章之后停刊，至于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联，则无从断定。
第2、3、5点，涉及相关史实。第2点涉及的诗歌《渡船前——送绀弩兄》，刊载于1940年4月15日出版的《战旗》第84期，版权页标注为“浙江绍兴县山越王殿”。骆宾基回忆称，因组织安排，1939年冬“在绍兴接编了第三专区的期刊《战旗》”，此前工作是在嵊县。31彭燕郊与骆宾基当时在金华就见过，后来在桂林、重庆时期交道更多，新时期之后也多有书信往来，但看起来，此处是混淆了。第3点是基于辛劳作品所署写作时间和地点。纵观辛劳作品末尾，基本上都有类似的信息，便于对其写作进行系年。此处所涉作品为散文集《古屋》第五部分《第三次》中的《打靶》。第五部分开篇之作为《入伍第一日记》，文末署“一九三七，一〇，一七，上海南市”，《打靶》署“一九三七，十二，皖南”，编排在其后的《夜间》，也是署“一九三七，十二，皖南”，再往的《第三次》，署“一九三九，十，皖南”。按说，辛劳文中所记即其参加新四军的经历。彭燕郊根据新四军在汉口成立办事处、在南昌成立军部以及军部迁皖南岩寺的过程，认为落款时间有误（按，彭信中的“已是1937年春天了”当属笔误，应该是1938年）。根据王元化的回忆，他第一次见辛劳是在1938年春的某天，该年下半年，辛劳离开上海，“带领收容所的一批青年难民到新四军去了”。1939年初，“随上海慰问团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服务部，“被安排住在辛劳那个单独的院落里”。32以此来看，《打靶》之前的几篇（似也可以包括落款相同的《夜间》），写作时间都不是1937年，而是1938年。《打靶》当时曾以《新四军中的生活片断（通讯）：大饼》为题，刊载于1939年2月22日出版的《每日译报》春节增刊第3号，也在这一时间之内。作家本人当时所标注的写作时间可能存在不确之处，这为文献阅读平添了某种特别的难度。
第5点涉及陈梦熊《编后记》对于辛劳生平的描述，其中提到“1937年12月迟至1938年8月，辛劳去了皖南新四军”，彭燕郊还是基于上述理由认为“对辛劳参军日期，似未能肯定”。陈梦熊的依据是辛劳在《华美晨报•诗歌周刊》发表了《别上海》，该诗的具体发表时间为1938年8月17日33，诗末署“一九三八，八月行前之夜”。以此来看，辛劳参军时间应该可以确定就是在1938年8月，“1937年12月迟至”一段可删去。这与王元化的回忆大致吻合，同时，也再一次确定辛劳《打靶》等作品的写作时间为误署。
基于文献的遮蔽、记忆的误差等方面因素，回忆文献的准确度往往是一个有待考量的问题。上述所有关于辛劳的回忆，都是四五十年之后的写作，内容或语调难免参差。这里由彭燕郊书信所引申出的话题，亦有着多重含义，观其结果，有纠正和背景的说明，也有误记和误会，凡此，均可见出当事人回忆的效应——在追溯人物“再发现”的过程时，回忆文献中类似的细琐与复杂处，今日研究在面对时，须多加注意。
四、两篇回忆文的形象建构与诗歌评价的分野
也并不难看到，与陈梦熊关于辛劳的书信往来以及王元化关于辛劳的回忆文，激发了彭燕郊对于辛劳的回忆。在较早的时候，彭燕郊表示，“想写辛劳回忆，连他的出生地都记不起了！”（1996年6月14日信）而在读到王元化的文章之后则提到：“写得真好，不愧是大手笔，所涉辛劳早年的许多事，我都不知道，对我以后写回忆，很有帮助。”（1996年10月1日信）同时，也不止一次谈到要动手写关于辛劳的回忆，且表示“一定得写好它”（1997年3月14日信）。回忆文的正式发表时间为2000年，其落款为“1997.10 长沙”，而在1997年发表的关于邵荃麟的回忆文中，在涉及金华时期的段落，也提到了一直把他“当作小弟弟”、引导他“学习文学艺术的”、“被称为‘捧着生之鲜血’的”诗人辛劳的一些情况。34鉴于王元化与彭燕郊同为历史当事人，相关回忆均是独立篇章，且有较大篇幅，所叙时段也接近，不妨略作对读，藉助内容与语调方面的参差，展现辛劳形象——亦或其在同代人记忆里所留下的形象的不同侧面。
王元化与辛劳的交往是在抗战初期的上海，17岁的王元化当时“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1938年春与辛劳见面之后，最初的印象似乎并不好，大家对其作品也“并不欣赏”；1939年初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与辛劳单独相处的一段时间内，“在感情上迅速接近起来”。最难忘的是辛劳将长诗《捧血者》拿给他看。“辛劳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首长诗上”，“反复修改”，“对文学的不顾一切的执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王元化仍记得辛劳当时为他“朗诵自己诗歌时的情形”，“他的脸因为兴奋而发红，眼睛闪耀着灼热的光，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声音在震颤”。后来，辛劳回到上海，因为“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且“有一两本书出版了”，才能“终于得到了承认”。期间，因为长诗《土地》在《奔流》发表时被蒋天佐修改而有过论争——其中有一处很有意味，辛劳认为蒋天佐“修改他的诗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此有看法”。更多细节已无从察知，被记载下来的是：
但是，这块土地现在是谁的？
在这时候，没有人播种，
也没有人犁田？
破碎并且憔悴，
荆棘野草和荒烟。
老榆树歪折，打坏了坟墓，
满地白骨，是新的还是旧的？
是被屠杀者的，还是刽子手的？
那些从祖父承受了土地，
从父亲得来青春的农人，
那里去了？
他们忘了么，土地的气息，
像酸米酒一样，
在春天，当锹尖激起来一阵土雾以后？
辛劳写下了对于家乡土地“破碎并且憔悴”的沉痛感受。前面提到辛劳作品的情感蕴藉，此处亦能见出。但是，作品虽然发表了，却有令他“感到不快”之事，他原本用的是“葡萄酒”，他的家乡出产“葡萄酒”，“土地的气息，/像酸米酒一样”，篡改了他的本意。王元化的解释是：“当时延安正提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大后方也正在进行民族形式问题讨论。辛劳举出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天佐删改的原则分明是觉得葡萄酒不如酸米酒民族化。”而辛劳随后所作《树和剪树的工人》是“对此事的回答”35。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辛劳前往苏北，“再没有回到上海来”。王元化后来得到辛劳去世的消息，“被害的详细过程经过虽经多方打听，但始终不清楚”36。
彭燕郊与“第一个文学上的发蒙老师”“是益友，也是良师”的辛劳的接触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在新四军，主要是两人之间的交往，这是回忆的主体部分。彭燕郊表示，1938年秋天与辛劳初见面的时候，虽然自己“正在起劲地学写诗，但天性怕难为情，没敢主动去向他请教”。两人熟起来是因为疾病：彭燕郊是初期肺结核患者，先去了离军部一百华里的小河口后方医院，两个月之后，病情重得多的辛劳也住过去了。对照王元化的回忆，他是1939年初到新四军，而此一时期彭燕郊与辛劳尚未熟识，且在3月的时候先期去了后方医院，可能就此错开，故两人的文字中未出现对方的信息，也情有可原。而前述吴强的回忆虽也提到了徐平羽、聂绀弩、林琳等人，但没有彭燕郊的名字，钦鸿的评述中没有彭燕郊的名字，骆宾基的回忆提到了彭燕郊，但没有其与辛劳交集的场面，可见当时籍籍无名的彭燕郊及其与辛劳的交往不在其视野之中。
辛劳当时正在写的长诗《捧血者》自是回忆重点所在，彭燕郊认为它“确实是很难得的很有特色的自有新诗以来少见的力作”，“是他诗艺追求勃勃雄心的有力体现”，“他不惜用全生命来完成它”。同时，对于当时交流的情况也多有记载：“作为一个病号，除了吃药，卧床休息，剩下的时间就只好用来聊天、看书（偷偷地看，那是不允许的）”，彭燕郊称，与辛劳聊天，“可真是最高的享受”，“他是个传奇人物，他的流亡生涯，他的充满冒险气息的革命活动，他和文艺界人士的交往”，“都有力地吸引着”自己“这个从乡下来的少年”。期间也谈到了很多文坛掌故，涉及萧军、萧红、胡风、张天翼、雨天、张春桥、聂绀弩等人；“谈得更多的是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陆蠡译的拉马尔丁的《葛莱齐拉》、康斯当的《西诺哈》、纪德的《田园交响曲》等。辛劳还会教唱很多歌，《大雷雨》《生路》、俄罗斯民歌以及一首“五四时期流行的歌”。凡此，辛劳的成长背景和阅读经验得到了比较好的呈现。遇到这样一个“情同手足的老大哥”，一个“梦寐以求的文学引路人”，彭燕郊感到很“庆幸”。
辛劳先于彭燕郊去了当时的东南进步文化中心金华。彭燕郊对这一阶段的叙述比较简略，其间涉及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麦青等文艺界人士。当时迫于政治形势，金华不宜久居，聂绀弩准备去桂林编《力报》副刊，辛劳则重回上海。临行前，彭燕郊送了一首小诗给他：
用梦喂养的日子，
就这样匆匆离去。
难道伴随我们的
永远是吹来阴云的冷风?
梦花落了……
梦再开花的时候
不再是这样的模样，
不再是这样的颜色。
此后已“没法通信”。对于辛劳牺牲的消息，彭燕郊也表示“很久以后才得到，已经是抗战胜利后了”37，这再一次显示了辛劳之死的渺茫。
王元化和彭燕郊都谈到了辛劳的个性（诗人形象）与诗歌艺术方面的情况。在王元化看来，辛劳“是一个最不会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人”，“诗人需要这样的性格，但要用同样的态度处世就未免不合时宜了”。“辛劳去皖南后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这时期（按：根据语境，应该是指回到上海后）他一直在生病，病的阴影总和他的作品相伴随。病给他带来痛苦，使他的作品显得病态，但同时也磨练了他的诗才，使他沉静下去，感情内敛，想得更深，感受得更多、更细。这真是不幸中的幸事”——对此，王元化几经斟酌，最终写到，“不知道天地究竟是爱才，还是忌才？既然赋予这个人以过人的才华，为什么又偏偏要将众多的不幸降在他的头上？”38大致来看，王元化印象中的或者说所勾描的诗人辛劳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形象，且应和了“诗人不幸诗家幸”这一古老的命题。
彭燕郊认为辛劳“不懂世故”，“从来不想也不会掩饰自己。同样在他眼里，似乎人人都像他那样单纯，因此，他就安然地生活在诗离、文学里、艺术里”。也谈到“团里的同志提到他总是说他‘有点怪’，沉默，不爱和大家一起，孤僻”，喜欢在雨后的松林里“找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听雨，听松涛，看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娓娓地谈往事，谈读过的书，看过的戏，可以一坐就是大半天”。这类看法，与王元化是接近的，不过，其间的细节显得更为单纯，一如彭燕郊当年那些书写自然的诗篇。彭燕郊同时又指出，辛劳对于五四时期流行的一首“颓废的歌”的喜欢，“首先当然是他的病，那时候这种病是很难治好的。其次（或许应该首先）是政治上的原因”，即“和他在政治上不受重视甚至被歧视有关”。这样的话题不见于王元化的回忆。
对于辛劳的诗歌艺术，彭燕郊的评价更显诗人本色。在他看来，辛劳“走的似乎是孙毓棠的《宝马》那一种路子”，也“特别喜爱朱湘译的《番石榴集》”。彭燕郊的意见“和东平相似”，“首先是语言，过于依赖‘美的’词藻，其次是手法不够新”，“他深受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影响，但又想利用它们来表现新的时代的新的战斗”，“这样做实在妨碍了这首长诗的开展、深入和完成”——“后两章写得匆忙了些”，“有虎头蛇尾之感”，对此，辛劳表示“不是不知道，只是实在没有精力，只好留得以后再说了”。
王元化提到辛劳的才华是“得到了承认”，但表示“主要是在孤岛范围内，而且还只限于孤岛文学界的狭小圈子里，社会还是不知道他”；同时又说，“回顾孤岛文学的时候”，“在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写作的朋友中间，辛劳是最有文学才能的”。重提这样一位“活得寂寞，也死得寂寞”——现在连名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记得了”的诗人，期待“人们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构成了其撰文呼吁的内在动因。
彭燕郊写下了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忠实感受，他的回忆又始终交织着个人的状况，诸如“健康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但仍然坚持学写诗”之类，有着很强的个人成长与生命的印迹。不同于诗人不幸诗家幸、期待历史的“公正的评价”这类回忆文中常见的说辞，其结语不是慨叹或也没有呼吁，而是落实为一种感性生活的层面、诗的层面：“捧着生之鲜血贡献给民族战争的他，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值得尊敬的诗人，他的诗是和生之鲜血分不开的，一身都是诗的他，一身都是战斗者的鲜血，他，一身都闪耀着用鲜血写的诗的红宝石的光芒。”39这样的声音，闪耀着诗性的光芒，直可说是改变了回忆的方向。
五、木槿花“开出了带红色的花朵”
前述陈思和在回顾“世纪的回响”前两辑时，认为“有过不少好评”，随后又由这套丛书引发了“文学史研究陷阱真不少”的感慨。40就整体效果而言，确是如此，但具体到辛劳来说，《捧血者》的出版对其文学史地位的改变，似乎是很微小的：最初应该还是引起了关注，随即出现了赵文菊的《寂寞者和他的血——“孤岛”诗人辛劳》，作者开篇即感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大辞典》所收录的六七百人中也找不到”辛劳的名字，一册《捧血者》，让“更多的人从历史的尘封中又得到一位热血诗人”。文章具体从“辛劳生平”“辛劳的创作在‘孤岛’与东南文艺战线中”“《捧血者》及其他”三部分展开，这篇综合讨论的长文与彭燕郊的回忆文同刊于《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看起来颇具效应，实则此后再未见主题讨论的文章出现，而全文提及辛劳的文章超过30篇，数量上有所增加，仍多是简单提及或简略描述。当然，也有新的变化，比如辛劳的“东北作家”身份得到了更明确的强调41。
由此，一部《捧血者》的命运，用不遗余力地整理现代文学文献的陈子善先生的观点来看取可能更合宜，即“重新发掘作家作品”，不一定就是因为其“重要”“优秀”，“也许有很大价值，也许有一点价值，不一定非要写进文学史”；“有些作家也许进不了文学史，但他的某些作品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把它们发掘出来，可能会部分改写文学史，也可能只对某一阶段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生态的研究有所帮助”。42但辛劳作品的搜集与整理还有较大的空间也是无疑的，前述陈梦熊《编后记》所述篇目和发表信息已经显示了这一点，结合彭燕郊信所涉相关文献看，也还有相关线索在，辛劳致彭燕郊的信也不在其列。当然，若以今日功能强大数据库检索，则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捧血者》的编者陈梦熊被称作是“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学人”，长期在“清寒的空间”中从事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除了前述“孤岛”文学图书外，还出版过《张元济年谱》（1991，编写者之一）、《〈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鲁迅佚文佚事考释》《文幕与文墓》（2004）等著作，作品集编选方面，另有《陆蠡集》（1984）、《缪崇群散文选集》（1991）、《丰子恺思想小品》（1997）等。43按说在当今时代，一部更为完备的辛劳作品集已具备了出版可能性，但实际上，随着陈梦熊先生去世、相关文献散落44，此一工作线索看起来似已中断，出版无期。
奇妙的是，就在关于这位边缘作家的一切仍无太多动静或者说似乎行将散落之际，木槿花出现了！
线索还是来自为辛劳投注了更多情感的彭燕郊。2006年，彭燕郊本人历经多年修订而完成的四卷《彭燕郊诗文集》出版，其中“诗卷”的书前图片中的一页，将辛劳1939年在安徽泾县的个人照和他自己当时的个人照排列在一起，彷佛在召唤着当年的岁月。2007年的某天，八十有七的彭燕郊“兴致勃勃地从市场捧回一株木槿花苗，说是纪念牺牲了的朋友辛劳的”。2009年，在其逝世一年之后，其首次结集出版的回忆文集《那代人》列入“彭燕郊纪念文丛”即将出版（回忆辛劳的文章自然也在其列），妻子在“后记”的结尾处提到了这个细节，并且写道：
在他怀着梦想毅然离家，狂热地投奔革命熔炉新四军的那段日子，曾与辛劳同住医院治疗肺病，他们日夜地读书、谈诗，或在山野散步，辛劳成了他终生不忘的良师益友，至今保存着弥足珍贵的一张照片；辛劳手边有一支缠花的手杖，还有“缠着木槿花手杖……”的诗句。今年晚春，在冷静的门庭小院，那紫色的木槿郁郁葱葱，竟然开出了带红色的花朵。我不禁想起那首喜欢的小诗…… 45
“那首喜欢的小诗”，就是彭燕郊在回忆辛劳的文章中引述的《送辛劳去上海》。那照片，就是前述《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上）》所收录的——彭燕郊可能给陈梦熊先后寄过两张辛劳的照片，《捧血者》收录的是后寄的一张，而选用了前一张照片背面的手迹46——上面有着“木槿花”的诗句：
多年和今日，在病患时，
犹然地想望着远方……
何时？再携起
簪着木槿花的手杖！
一九三九中夏
木槿花开时
养肺病……47
在此前所有关于辛劳的文字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沉埋将近七十年的木槿花奇迹般地复活了！照片上的面容已显模糊，色泽已黯淡，背后的字迹也已有浸漫，但“木槿花开”的叙述照亮了它！
在1939年的新四军生活地——很可能是辛劳第二次在小河口后方医院养病之际，有过“木槿花开”的时刻。在辛劳笔下，有“簪花的马”这样的篇章，书写“这又是个梦。又不是梦。”“从上到下都在光辉中”的欢快情境；有“只一个竹杖，一个背囊随身”的行人，在夜里，“无语”地“挥杖前行”的情形，也有携着手杖在山间穿行——第三次前往军医处（按，应该就是后方医院），“感到一点郁郁的沉重”的境地；用“花”作喻的情形更是多有出现：
突然一个遭遇战开始了。
枪火的光是一朵花，刺刀的光是一朵花。
一朵朵花一朵朵花……
而后是一个可怕的静寂。
野狗贪恋的跑过死尸的头上和身上……
我持着枪，月的银光跳跃在我的脸上。
我彷佛看见地下那么多的瓦砾，瓦砾……
我彷佛看见一个孩子哭，哭着，但，没有声音。
我彷佛看见一个鬼子在笑，笑，但，也没有声音。
夜空是墨蓝色的。平地刮起微微的冷风。48
这样书写战斗的篇章，恰如彭燕郊所赞誉的，“闪耀着用鲜血写的诗的红宝石的光芒！”
诗人西川曾举清代诗人孙枝尉、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烈士陈辉为例，认为“历史埋没了数不清的光辉的名字”，“所以被文学史冷落，大概就是文学史家们找不到通向他们的暗道，因此他们成了时间的秘密”。在他看来，“区别于通向作家的康庄大道”，“所谓‘暗道’，或是一个符号，或是一种语言方式，或是一种价值观念，或是一个形象，或者甚至就是一个词”，“每一个作家都有通向他的暗道。但是历史的代价是，随着作家的离去，这暗道也便自行封闭。在某些情况下，找到通向某一作家的暗道需要很长时间”。“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作家读者还是批评家读者，找到通向所阅读作家的暗道看来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达成有效的交流。”“作家、批评家寻找通向已故作家暗道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死者复活，而是要从死者那里获得写作和道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一旦从死者那里发出，死者也便复活了。”49如果真有通向已故作家的“暗道”，那么，“木槿花”就通向辛劳！
余 音
而那木槿，至今犹在开花！
2013年，因为湖南省博物馆扩建之故，彭燕郊的旧居被拆掉，那株木槿被其私淑弟子龚旭东领了过去。2022年上半年，彭燕郊先生的妻子张兰馨老师也离去了。八月初，在长沙的某处陵园为两位老人举行的合葬仪式上，龚旭东先生手持两枝木槿花而来，说是“木槿花正好开了，是彭老师最喜欢的花……”此情此景，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安排。
今日人们习于谈论花语，木槿花的花语是“坚韧、永恒的美丽”，这个美好的意愿跟彭燕郊与辛劳的情谊正相合。而由此也可以见出，文学之所以动人，在某些时候，未必是因为它的伟大，也不一定依仗某种名气，而在于其间涌动的情感或精神的线索——就此而言，即便辛劳和他的诗文集不再引人注目，这依然是一个动人的、值得讲述的文学故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彭燕郊年谱”（项目编号：20FZWB07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福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凡例”，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②彭燕郊去信为：1982年10月11日、1996年6月14日、1996年7月26日、1996年10月1日、1997年2月26日、1997年3月14日、1997年7月15日、1997年8月25日、1997年9月13日、2003年8月14日、2007年1月10日。另外，可见1997年3月23日陈梦熊的来信。本文所用彭燕郊致陈梦熊信，为韦泱先生所藏，感谢徐自豪兄提供的帮助。
③⑤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④现据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乙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两文均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按：蒋天佐文前有署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七月”的《“孤岛”文学回忆录 前言》，上述信息即引自于此。
⑦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史料（内部版）》，1982年第3辑，信息现据彭放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4页。
⑧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中（散文卷 杂文卷 诗歌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37—541、551—554页。
⑨ 23陈梦熊：《编后记》，《捧血者》，辛劳著，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203、198页。
⑩参见聂绀弩《骆宾基来信》，《商务日报•茶座》1946年9月22日。
11骆宾基：《一九四〇年初春的回忆》，原刊《中国》1984年第10期；现据骆宾基著《书简•序跋•杂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247页。
12 24 37 39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13徐乃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23、294页。
14钦鸿：《谈左联诗人辛劳》，《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15相关信息据中国知网，因“辛劳”二字很常用，主要是用“辛劳”+“捧血者”+ 全文检索而得出的数据。后文数据，亦是如此得来。
16王元化：《记辛劳》，《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4期。
17本节所引陈思和观点均见《〈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无政府主义批判：克鲁泡特金在中国》，李存光编，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8钱谷融：《〈世纪的回响〉丛书序》，《捧血者》，辛劳著，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上述“编辑说明”也见此书。
19据贾祖璋稍后出版的书中引述，诗句出自裴（悲）特斐的《起来罢马加尔人哟》，参见贾祖璋《碧血丹心》，桂林立体出版社1942年版，第11页。
20彭燕郊称，因为辛劳“特别喜爱朱湘译的《番石榴集》”的缘故，“有五章开头的引诗都出于这本译诗集”，参见彭燕郊《他一身都是诗：悼念诗人辛劳》，《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21辛劳：《古屋》，文国社1941年版，封底广告。
22这两段引文均参见陈梦熊《编后记》，《捧血者》，辛劳著，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203页。
25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26辛劳：《捧血者》，《刀与笔》第2期。
27辛劳：《捧血者》，星群出版社1948年版，第31页。
28从文献校勘的角度看，1948年版《捧血者》与发表本有较多异文，限于主题和篇幅，此处暂不议。
29黄源：《黄源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30分别刊载于《诗创作》第8期；《野草》第3卷第3、4期合刊；《随笔》2008年第2期。
31骆宾基：《书简•序跋•杂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32王元化：《序》，《捧血者》，辛劳著，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33该文发表时，作者署“章劳”，当是误排，就现存辛劳签名来看，“辛”与“章”的写法确实很相近。
34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的圣徒》，《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
35辛劳：《土地》，《决》（奔流文艺丛刊第一辑），奔流文艺丛刊社1941年1月15日；辛劳：《旅客及其他》，《兽宴》（新文丛之一），新文艺社1940年6月15日。按：《树和剪树的工人》全篇用寓言笔法写成，几无现实线索，一般人或难窥见其内涵。
36王元化：《序》，《捧血者》，辛劳著，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按：除说明外，如下所引王元化文字均出自于此。
38根据王元化1996年9月22日日记的记载，这段文字修改五次，“始觉文可定”，参见王元化《王元化集 卷八 日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
40陈思和：《文学史研究陷阱真不少——谈近年来出版的几套文学丛书》，《书城》1999年第5期。
41如《捧血者》收入李怡、李俊杰主编的《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第6卷（诗歌 1）》（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前述张在军的长文《聂绀弩与东北作家》，第四节为“捧血者诗人辛劳”，对聂、辛两人的交往进行了细致梳理，其中的一些文献对本文也有启发。
42陈子善：《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4—305页。
43参见肖永衫《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学人——访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梦熊先生》，《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4期。
44在现今的网络交易平台和私人收藏中，多有陈梦熊相关文献。
45张兰馨：《后记》，《那代人：彭燕郊回忆录》，彭燕郊著，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按，张文所记略有误，手杖应该放在脚边，而不是手边。
46不同于张兰馨在《后记》中所谈，《捧血者》所选辛劳照片上“没有一支缠花的手杖”，但具体是1996年6月14日所提到的辛劳送给聂绀弩的照片，还是1997年7月15日所称辛劳在黄荆坞江畔照的（“比上次的那一张要好些”），暂不能确定，看起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47因字迹浸漫，“多年”二字是依据字形识别，但“多年和今日”并不合乎一般的表述；落款处钤有印章，为“×包斋”（第一个字已难辨认，也不知出自谁人之手）；最末一行隐约可见“于小……”字样，若是，则很可能是“于小河口”，即当年的新四军后方医院所在地。
48分别见《古屋》中的《簪花的马》《第三次》《病床上的梦》以及《捧血者》中的《行人》。
49西川：《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大意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272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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