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空间言说——评张炜长篇小说《河湾》
内容提要：张炜在小说《河湾》中将空间视为具有文化语义的动态片段，其中夹藏着不同的身体叙事与精神话语，它既承载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也影响着人们对空间自身的认识与体察。张炜将“办公室”与“独栋楼房”作为“空间实践”，以历史与当下的交叠互生为叙事基点，表现出现实世界中的人生起伏；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河湾”，这一“空间表象”既具有对比映照的意义也带有方向指引的作用；在以上两种空间形态的价值抵牾中，作者又塑造了具有反思反抗精神的“公寓”，而“表征性空间”的出现为小说人物最终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合理化的注释。
关键词：张炜 《河湾》 空间言说 空间三元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引发了学界对社会学与文化学领域“空间失语”现象的反思，继而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性的“空间转向”。一方面，人们颠覆了对现实空间三维特性的传统认知，认为这种静止的考察实质上简化了空间本身的生产功能，同时也在反思主体性空间中狭隘的自我欲望与异化幻象。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语境的急速演变，由“中心金融区”带来的空间形变及其对人造成的压抑，也使人们开始对主流意识形态所掌控的空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感到怀疑，随即对之进行解构与再建构。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对“空间”作出新的理论阐释，指出空间并不只是几何学意义上静态的、空洞的、片面的画面，而是一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集合。它既是社会生产领域的产物，又在社会文化范畴中持续发酵进而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三元论，即“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等三种具有不同价值指涉的空间形态。从中不难发现，不同维度的空间共同构成了一套价值体系，这种关系集合承载着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也影响着人们对空间自身的认识与体察，而这种体认过程既含有主观的审美创造也带有价值规范与文化论述的重重加持。
文学创作的模糊性以及文学研究的“文化化”加速了空间伦理对文学的影响，列斐伏尔等西方学者的空间学说为研究文学文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资借鉴的视角，以此来观照张炜的长篇小说《河湾》，我们便不难发现蕴含其中的不同的空间想象。应该说，《河湾》中的空间呈现明显带有创作者的审美之思和情感诉求，它是作者的一种“理智”叙事方式。小说中有关历史与现实的一些抽象因素，如关于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权力话语等方面的述说与反思都会通过具象化的空间加以展现并不断充实，成为血肉丰满的情节要素，为文本的形象化表现起到集中和渲染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历史维度或现实维度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外在性”特征，它指向人与外部世界必然存在的主动或被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外在性”的实现并不依赖于荒芜空洞的抽象空间，而是在不同地域背景、不同族群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有机群体中实时发生着。因此，《河湾》通过空间言说又深刻揭示出，个体生存并自我建构的那个场所，并不是异己的冷漠地域，而是自己熟识的生存环境，一个孕育、成长、发展自我的地方。小说中的空间往往夹藏着不同的身体叙事与精神话语，成为具有文化语义的动态片段，这就充分展示出不同空间形态的思想内涵与人文特征，也为张炜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打上了鲜明的“空间”烙印。
一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中，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是指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存在的空间形态，表现为日常现实与都市现实。它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空间实践确保连续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内聚性。①在这一空间形态中，世俗生活徜徉其中，各色人等皆处于“在场”的状态，有人努力奋斗、有人随波逐流、有人自命清高、有人自甘堕落，人生得意的亢奋与失意的孤绝无不裹挟其中，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每个人都在“面具”（persona）与“影子”（shadow）的撕扯中踽踽独行。由于与现实世界的密切关系，这类空间往往在小说文本中承担主要的叙事背景功能，进而推动情节关联与故事发展。
在《河湾》的空间塑造中，“空间实践”主要有两处，分别是“办公室”和“独栋楼房”。
“办公室”是指小说男主人公“我”（傅亦衔）的工作场所。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从此往来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机关“办公室”是具有办公属性的空间，空间性质的阈定意味着地缘性结构特征的形成。一方面，这种空间形态经过认知积累与宣传效应表现出一心为公、作风谨严、办事高效、令行禁止的大众印象与作风特征，空间中的个体也会通过行为中介表现出关系和谐、勤奋刻苦、迎难而上、积极求是的工作能力与素质品质。这种想象或理想中的“办公室”实际承载了社会大众对于成熟与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普泛化和具体化的心理期待，具有鲜明的价值比照意味。表面上，“我”在“办公室”中的表现与这种传统认知较为吻合，“我”的公文撰写能力得到磨炼，人际交往能力得以提高，在与女上司的交往中受到重视，由于身材高大挺拔又是单身汉的缘故也颇受女同事们的欢迎。但另一方面，随着文本叙事的深入，相较于对上述空间的心理预设，小说中的“办公室”却通过一幅幅的空间片段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表述意涵，由此造成人们对于这一空间感受心理上的断裂与位移。同在这一空间，“我”每天埋没在单调乏味、没完没了的文字工作中，规范化的格式要求和文字表述已然让“我”磨平了语言的棱角和思维的灵动，事实上也完成了被规训的过程；莫名被举报后，“我”面临调查组的详细问话，有关两性关系的诬陷随之而至，让“我”窘迫难堪；猥琐的“老科长”时常幽灵般的在“我”身边出现，从他口中出现的种种秘闻，既是对“我”的威胁，也是对“我”的提醒；在“圆圆”调离前对“我”的酒后真言中，“办公室”里只有马屁精、搞传销的、只认钱的人渣……由此，“办公室”这一原本应充分体现制度文化优势与精神文化优势的“空间实践”，由于物质、金钱、职位等现实因素的渗入而逐渐消弭了原有的社会属性，“有序而自为”的空间特性演变成了“脱序而他为”，物质利益的种种现实诱惑成为决定空间意义的主导因素。“办公室”作为利益竞逐、利益交换、利益媾和的主要载体被扁平化与均质化，成为小说批判话语中价值旁落和规范失序的主要表征。
在“办公室”中，“我”还面临着两种看似无法回绝的诱惑，一是情感诱惑，一是仕途诱惑。情感诱惑方面，“女上司”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让“我”受宠若惊。日常工作中，她对“我”耳提面命；人际交往中，她对“我”多加提点；个人生活中，她主动关心“我”的情感状况并给“我”介绍女友。“女上司”对“我”的重视，到底是出于惜才爱才的心理还是两性情感的一种错位投射（“女上司”嫁给了一位比她年长很多的首长）似乎都无关紧要，其客观结果是这种情感使“我”产生了某种敬仰与感激之情，并由此深化了和“办公室”的关系。相对于“女上司”较为理性的情感投资，女同事“圆圆”的出现于“我”而言更像是单纯的肉体诱惑，这从她对“我”的语言挑逗以及数次在深夜时分让“我”去帮她抓老鼠一事中就可见一斑。情感诱惑之外，仕途诱惑更具吸引力。进入机关工作是“我”步入仕途的一个很高的起点，工作能力的突出加之领导的扶持，“我”很快就被同事们贴上了未来“副局长”的标签。小说后段，在“女上司”的推动下，“我”也的确与“副局长”的职位近在咫尺，只需在工作中安分守己、不越雷池，“我”很快就能实现原有的人生目标。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其镜像理论中提出对“疆域化”（territorialize）的认知，主要指一种将欲望和某种器官或敏感区域发生关联，并最终导向认证意识的过程。在人文社会领域，疆域化现象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更为凸显，它广泛存在于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具有系统化与科层化的特征。②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我”在一次帮“圆圆”抓老鼠的过程中无意触碰到了她的胸部，而这恰是“圆圆”有意为之的结果。虽然抓老鼠这一行为并不发生在“办公室”而在“圆圆”的单身宿舍，但从情感的持续与空间的紧密关系来看，单身宿舍显然是“办公室”的延伸。“身体”的介入增加了引诱的砝码，也深化了空间和欲望的勾连。很明显，“办公室”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疆域化的过程。在这一空间中，等级中心主义的存在往往导致人的功利化与庸俗化，效益优先的现实与个人理想的渺小，促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生存处境，他们原本就处在论资排辈的不同起跑线上，再稍有不慎就会彻底落后甚至惨遭淘汰，于是大多数人选择搁置原有的立场坚守与差异话语，屈从于金钱的奴役或权力的操弄。面对种种诱惑，“我”最终决定抽身而出，以“解疆域化”③（deterritorialize）的姿态走向“河湾”，这也可以视为“我”在迷惘中对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主动疏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厌倦了置身“办公室”中所遭遇的竞争与算计，另一方面就是不同空间形态在“我”身上所产生的的叠加效应，犬牙交错之间不同的人生信仰碰撞不断博弈不止，这既为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不同的他者想象，也为主体自觉的反省力量保留了一丝希望。
相对于“办公室”的现时性，“独栋楼房”更像是小说女主人公“洛珈”记忆深处的一个历史空间，这一“空间实践”的存在造就了“洛珈”的性格养成，并最终决定了她的人生选择。“独栋楼房”是“洛珈”童年时母亲和一位官居高位的首长再婚后居住的空间。在这里，母女二人都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由于首长的影响力，母亲不仅成为正式教师，随后还升职为副校长，而“洛珈”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考入理想的大学。然而和谐平静的空间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幼时“洛珈”激烈的情感挣扎与认同危机，对她而言，搬入“独栋楼房”意味着对亲生父亲的背叛、意味着母亲的受辱和屈服、也意味着对家族历史的颠覆。因此，即使继父对她千依百顺、宠爱万千，但她总是冷眼以对、特立独行；即使母亲反复向她灌输继父是好人的观念，但她依然无法忍受他生活中的一些言行举止；即使后来年事已高、重病缠身的继父愿意放下身段为她解答历史，但她依然一次次将心中的疑惑与质问像匕首一般以书信的方式投向继父。在“独栋楼房”中成长的“洛珈”，已然表现出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在“洛珈”身上呈现出明显的“弑父恋母”的姿态，只是她要“弑”的是继父，主要表现为“审父”的具体行为，究其源头则来自于“恋父”心理，即对亲生父亲的情感认同。而“恋母”则可看作是“洛珈”对生父的模仿以及对她所认为的母亲在再婚这桩婚姻中所受屈辱的反映。事实上“洛珈”对母亲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同情也有感激，既有可怜也有不解，尤其在母亲为继父生下儿子“棋棋”后，“洛珈”对母亲的态度更加若即若离。即使到小说后段，“洛珈”选择与母亲“和解”，希望母亲能离开原来的小城搬来和自己一起居住，但她对母亲的期待与对弟弟“棋棋”的冷淡，依然表现出“俄狄浦斯情结”的延续。
虽然后来“洛珈”因为求学的原因搬离了“独栋楼房”，但她对于历史事件的探求、对于家族史的回忆、对于战争带来的人性裂变的追问、对于失序时代造成的命运悲剧的思考都通过一封封的信函邮递给仍然生活于这一空间中的继父，她在寻求回答，她想找到真相。“洛珈”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就累积在继父和她的书信中，一问一答的形式意味着观察视角的不断转换，其背后带有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立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即使聚焦同一历史事件也可能得到大相径庭的结论，这就形成了对话甚至交锋的意味。面对“洛珈”的诘问，继父的回信无疑流露出一种为自己、为历史申诉的姿态。作为那个残酷战争年代的亲历者，继父深知历史的多义与繁杂，在他眼中历史是彩色的而不是黑白的。应该说，继父对“洛珈”的回信也可视为对自己戎马一生的自我审视与心理慰藉，在背负着满身伤痕和酗酒带来的病痛背后，是他体味出的面对历史洪流时个体的渺小与无力以及面对惨烈记忆时心灵的无处安放和精神的日益荒芜。随着继父的离世，“洛珈”虽未能完全拨开历史迷雾，但答案早已在她心中，这就是小说借“我”之口说出的“‘无法申诉’不等于‘不作申诉’，申诉是生命的自由”，只是“洛珈”的“申诉”选择了完全和“我”相反的方向，她要成为现实世界中的“女王”。美国学者桑斯坦在《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一书提出，作为一种预防原则，恐惧的存在主要来自于人类所面临的危险或者风险通常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这种现实危险在出现之前会有较长的预备期。因此，尽管有时恐惧可能会针对一些想象的危险做出过度的反应，但它对安全感与舒适感的获取是有用的且普遍存在的。④“洛珈”的恐惧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就在“独栋楼房”中酝酿、萌芽、生发，最终形成她潜意识深处的性格质素。表面上看，这种恐惧心理来自于她刚搬来时对这个大而空洞的新空间的拒斥、对继父与母亲“房事”时发出声响的恐惧以及本能的自卫心理，但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她对生父“申诉”行为的背叛感、对委身他人的无助感、对命运把控的无力感。“审父”行为就是这种心理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无意外显。为了获得安全感，为了抵御将来有可能发生的类似风险，恐惧刺激了“洛珈”的“控制”欲望，对她而言“可以而且应该追求更大的物的占有，而不必以高尚的道德来约束、抑止对物的实际的或诗性的想象，也就是说，‘物’这个字眼儿本身被正面地收入了时代的词典”⑤。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恐惧的心魔，实现自我的拯救，这就在心理和性格层面决定了她对权力的追逐，对物质的渴望以及对“我”的操纵。
虽然同为小说中的“空间实践”，但“办公室”指向当下，“独栋楼房”指向历史，具有不同的叙事作用。作者通过描述“我”在“办公室”中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将其置换为私语化斑驳杂陈、价值观纵横交错的开放空间。这种在工作安排、人际交往、职务升迁等诸多方面都夹杂着利益关系的空间形态不仅加速了原有空间属性的解体也揭示了贪婪行径和投机心理在人性中的前置，最终造成“我”的逃离。而通过“独栋楼房”揭露的历史本相中，“洛珈”看到了个体的绝望与无奈，也看到了历史的随意与荒诞，于是她选择出卖自己，相信利用手中权力修筑的物质王国可以成为她永远躲避伤害的堡垒。因此，在不同的“空间实践”中，“我”和“洛珈”作出了不同的道路选择，“我”不愿苟合于现实生存法则，她则需要自我体认的愉悦与快感，两者最终必然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二
相对于空间实践，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主要是指利用知识与理性建构的概念性空间，它与其他空间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这种空间概念倾向于一种语言符号体系，以规范的知识系统为框架，由此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⑥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空间形态有些类似虚幻的乌有之乡，它的形成虽来源于物质社会，但同时又能以想象中的完美形式歌颂或批判社会现实。“空间表象”存在的意义在于在看到这个社会走向统治的迹象的时候，不但能够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社会的各项原则，而且还针对这些原则提出社会平等和共有的理念。⑦因此，这种空间形态“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给定的现实社会，并是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总体性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⑧。
《河湾》中，最重要的“空间表象”无疑指向“河湾”这一空间，仅就其被定为小说标题而言，也能够看出它在所有空间形态中的地位以及作者对之寄寓的憧憬与期待。对“河湾”的直接描述出现在小说中段，作者采取了景观化的叙事策略：因为水流遇山缓缓一拐，便拐出了一片绝美的天地，弯月形的沙原中水浪轻拍，细沙柔白，河水清澈，依湾而生的丛丛蒲草、棵棵怪柳随风轻摇，随之舞风弄影的便是水鸟起落，蛙鸣阵阵。不远处还有苍绿青山，满山的红花绿树美不胜收，蜂场、饲养棚、果园、茶园点缀其中，规模不大收获也多是自给自足。山中还有石凳、小塘、藤架，以及为“高人”准备的草寮……毫无疑问，世外桃源式的景物展现为读者带来了细致入微的画面感和在场感，让人身临其境又沉醉其中。小说中每当“河湾”的出现大都伴随着类似唯美的自然风貌，这与“河湾”之外“空间实践”（如“办公室”等）所展现出的社会性与世俗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我”的几次造访“河湾”似乎都处在一种“逃离”状态：第一次是为了逃离“德雷令”的威胁以及面对隐婚现状的压力；第二次是为了逃离“棋棋”被绑架带来的苦恼以及对绑架真相的隐隐不安；第三次是为了逃离由于“德雷令”被抓、“狸金事件”等造成的精神困扰以及大量繁琐的机关事务性工作；第四次表面上是去探望病重的“苏步慧”，但实际上是为了逃离“洛珈”带给我的阴影，这也最终促成了“我”对“河湾”的真正皈依。因此，对“河湾”在潜意识深处的不断追寻与情感认同构成了“我”的“逃逸路线”（line of flight），是我试图从规训社会逃离并抵制精神异化的过程，而到此“精修”的意图既在于找寻主体的存在感与使命感，同时也流露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以及对待理想与尊严的守正态度。
对“我”来说，在“河湾”的“精修”就是心无旁骛的游山涉水、耕耘收获、招蜂引蝶、煮酒烹茶，就是与动物们的和谐相处，与高人“何典”洒脱且智性的对谈，与余之锷夫妇真挚而自由的交往，就是沉浸在“老鲁”的故事汇中乐此不疲，以及对家族史的回忆与重建。凡此种种，让“我”原本疲惫不堪的身体重现活力，甚至产生了心灵荡涤的冲击感受，因而在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反思中，“我”对现实的强烈排斥与质疑就具备了某种“真理灵魂”的特征。“河湾”的存在为“我”打开了在世俗生活中已然被功利主义（投身机关）与幻乐主义（与“洛珈”的隐婚关系）所蒙蔽的双眼，让“我”看清了在技术、游戏加金钱的煽动下，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物质层面的享受和满足，而对生活中严酷的道德堕落与情感异化却视而不见。⑨“我”深刻体会到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由“仿像”和“拟真”营造出的虚幻游移的符号与被抽空的所指代替了生活的真相与生命的本真，人们就在这张广博绵密的大网中作茧自缚无法自拔。应该说，“河湾”中的人与事多带有象征意涵，如被作者反复贴上“高人”标签的“何典”，其为人处世的做派就隐隐呼应了“访高图”中的人物，对“访高图”的青睐与解读则贯穿了“我”的成长历程；“老鲁”口中带有隐喻色彩的乡野传奇无疑具有“复魅”的作用，隐藏于故事背后的主体欲望与集体想象通过口传耳受的传统形式再度得以彰显；而“我”对家族史的强调则体现出强烈的寻根意图。有意思的是，“我”的这种寻根意识在“洛珈”那里处于“被拒绝”的尴尬窘境，她从未给我“我”倾诉的机会，实际上这意味着在“空间实践”中不同个体对历史的不同反馈以及面对历史遗产时的不同选择。“我”的家族史只有在“河湾”中才由原本的失效状态被重新激活，在追忆与眷念中它为“我”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也使“我”的人生得以再度增殖。正是通过对这些“河湾”人事的细致描摹，作者将小说的叙事重心由“空间实践”转向了“空间表象”，也使这一原本相对概念化的空间让人感觉并不梦幻，“我”得以在这种空间形式中重新建构对自我、对他人、对人生、对社会的认知与定位，也将意义的碎片重新捡拾，在凝聚的过程中实现心理情感与价值指向的重塑。
当然，小说中的“河湾”也并非完美无瑕，作者有意识地带给它两处“污点”，却使其更加具备了人间烟火的真实意味。一处“污点”是物的“硬伤”。“河湾”的青山之上有一处不大的空荡之地，由于地质原因那里除了几棵小草之外什么都不生长，远远看去就像山坡上一块丑陋的秃斑。对于这块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修整起来困难重重且工程量浩大，但“我”的好友“余之锷”却从不言弃，他请来地质和水利专家，勘探、绘图、开山、栽树，哪怕一年只能成活一棵树也在所不惜，他的目标是这辈子不成，一代一代接力，总会成功的。另一处“污点”是人的“失节”。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热情大方、单纯可爱的“苏步慧”，在一个流浪歌手的诱惑下，发生了意外出轨事件，“苏步慧”在“河湾”中迷失了。有关“河湾”一客观一主观的两处缺陷表面看来并无关联，但如果结合“我”在家族史中对父亲“执念”的叙述，则会发现在作者的叙事表层之下，隐藏着一种坚定的价值立场或“中心话语”，这就是对理想的坚守。“余之锷”将“河湾”视为躲避“吵闹”的终极归处，在他的心目中“河湾”必须完美，所以他无法容忍“斑秃”的存在，哪怕耗尽自己所有的金钱和精力也在所不惜；“苏步慧”一生追求浪漫，从她对职业的选择、对现代诗歌的着迷、对“何典”的敬佩中都可以发现她天真执着的性情。正因如此，“苏步慧”才一时对流浪歌手情难自禁，并最终在懊悔与失落的裹挟中被浪漫击溃，郁郁而终；相对于余之锷夫妇的“理想”，“我”的父亲终其一生都在找寻“仁公”，这个看似真切实则模糊的人物，代表的不仅是能为家族洗刷冤屈的机会，也是父亲当年对个人命运以及家国命运的一次抉择。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选择相信“仁公”，选择相信“仁公”所走的道路，他从无后悔，从未放弃追寻，只是最终被历史拒绝。正是这些人物嵌入生命底色的追求和期待，才使他们与现实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维系着一种张力，无论现实社会的发展如何迅猛，无论物质生产的果实如何丰硕，他们都还没有完全放弃纯洁的人文梦想而彻底沦落为时代的傀儡。从这个层面来看，“污点”的存在不仅无损“河湾”这一“空间表象”的语义特征，恰恰相反，还使其表露出批判的思想锋芒，它能够超越一切现存社会模式或政治形态，通过人类对理想世界终极意义的思考来完成对现有世界的不断否定以达到整体进步和综合发展的目的。
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作者深刻反思了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历史的同一性逻辑整合了所有的空间资源后所引发的种种危机。但在具有原乡意义的“河湾”面前，作者并不甘于就范，他通过“空间表象”的呈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人不断被异化、工具化的过程中，健康自然的人性意义何在？在人类社会不断商业化、物质化的今天，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何在？在现代化设施逐渐完善，但却充斥着冷漠与麻木的水泥丛林中，理想中的精神家园何在？因此在张炜那里，“现实人生中总有许多无奈的漂流或堕落，是以，当今世界确实需要一种展望，即使眺望精神家园是怅然而非畅然，也终将会有一个精神复活的自由王国，浮现在创作者的文本与阅读者的理解中”⑩。
三
空间三元论中的第三种空间形态是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列斐伏尔认为，“表征性空间”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象征体系，有时被编码，有时未被编码。这是一种被支配的空间，想象试图改变和取用这个空间，它藏匿了它的自然空间并象征性地使用它的对象物。11“表征性空间”是人面对“空间实践”和“空间表象”的双重影响，通过自己的想象与转化，与现实生活发生对话关系，并试图扭转或改造现实世界的一种空间形态，也是一种具有共时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的空间构成。在《河湾》中，以“办公室”“独栋楼房”为代表的“空间实践”和以“河湾”为代表的“空间表象”时时引发着“我”在内心深处的矛盾挣扎，而承载着“我”对这两种空间产生或抵制或认同心理的“反思空间”就是作者想要表现的“表征性空间”。小说中的“表征性空间”主要以“公寓”的形式出现，主要指“我”与“洛珈”合住的四居室公寓。“公寓”为小说人物的思维转变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也为一些问题的讨论和观点的交锋提供了对话的场所。相对“空间实践”和“空间表象”较为单纯的意义指向，“表征性空间”由于影响源的多元和主观情感的复杂，表现出更为丰富多变的面貌，也为其他空间形态的联结与再现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对“公共领域”作出如下阐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2。小说中的四居室“公寓”似乎也带有“公共领域”的某些属性。一方面，它属于私人，是“我”和“洛珈”的婚房，是二人拥有的能够证明夫妻关系的唯一事实性存在，也是他们隐秘的家庭生活的佐证，表现出一种私密性的语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带有公共属性。“我”和“洛珈”定期在此会面，虽是一套公寓两人却要分房而居，对“我”而言，虽然它时常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但它不像家更像是为满足身体欲望或履行夫妻义务的幽会之所；公共属性还来源于“我”和“洛珈”对生活与社会、原欲和文明、物质的贪婪和伤害等议题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与抱持的态度无不反射出外在世界对这一空间的影响以及人物在这一空间中给出的反思与反馈；除此之外，“洛珈”与“我”交谈时使用的“书面语”修辞也在这一空间中不断出现，其背后的主观意图既有对“我”的规范与操纵，也有对“我”的麻痹与引诱，“我”被这种语言形式吸引但也渐感不适。某种意义上，“洛珈”的书面语和“我”的常规用语形成了语言的“混杂”，差异、含混、矛盾的交流效果消除了意义的权威，这既是语言形式的交锋也是不同价值立场的对话。由此不难发现，“公寓”以其自身的双向互通性作出了试图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的尝试，它往往以一种协商姿态或文化舆论形态对外在价值秩序施加影响，时而在妥协中维护权力运行的通畅与稳定，时而在抗衡中迫使权力体系作出某种调整与改变，无论成功亦或失败，都使这一空间具备了“对立和谐”的思辨色彩。
四居室“公寓”的出现还伴随着“性”的介入。刚搬进来时，“在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里，我和洛珈几乎没有分开过。没有太多的话，但一直热烈倾诉，使用了另一种诉说方式。积累太多，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进食，只急于交付和寻找……”如果说此处对性的投入只是两人刚进入婚姻状态时的兴奋与忘我，但随着情节的展开，尴尬的是在“公寓”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似乎只剩下性和“洛珈”的“书面语”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吊诡的关系，即在爱人之间的亲密举动中，肉体与思想、感性与理性、形而下与形而上结伴而生、交相杂陈。此外，虽然由于见面次数的“克制”两人对性并不排斥，但“洛珈”在“我”面前却总是有意无意的遮掩身体，无论是在沐浴后或起床后她都穿戴整齐、不失优雅，这又与实际的身体结合形成了悖反关系，体现出有关性的矛盾书写。美国学者米莉特认为，“虽然就其本身而言，性交似乎只是一项生物、肉体的活动，然而事实上它深植于一个更大的，由人类各种事物交织的脉络中，因此可以作为文化所支持的各式各样态度与价值的缩影”13。“我”和“洛珈”之间有关性的种种别扭与错位，其本质是一个幻乐主义者和一个实用主义者的价值观冲突，也反映出不同人物对“空间实践”与“空间表象”的不同态度。“我”在不断幻想的幸福平静、与世无争的二人世界中期待与“洛珈”的结合，并以此缓解身体的焦虑、抵御外界对“我”的种种诱惑。在对性的渴望背后，是“我”对伊壁鸠鲁式的心灵宁静之乐的凝视与追求。因此，“我”理想中的爱是超越的爱、纯粹的爱，不掺杂其他成分，为此“我”愿意忍受“公寓”之外日常生活中性的缺席以及与“洛珈”的隐婚关系。而“洛珈”却在性的关系中以“书面语”的形式不断向“我”灌输陌生感与新鲜感的理念，在此理念下，“我”需要预约才能和她见面，夫妻生活后也要各自分房而睡。“洛珈”对“我”并非无爱，但通过她对性的态度可以清晰看出这种爱更多源于她对自己的爱，“公寓”只是她身心疲惫后希望得到休憩与恢复的一处场所，而“我”更像她豢养的宠物，成为她某种精致生活欲望的投射对象。性对于“洛珈”而言只是自我需求中的一个方面，当其他社会需求覆盖这种需求时，她也可以承受性的缺席，只是她对两性之爱的寄托由于功利性因素的渗入其结局将必然导致爱的丧失。
在四居室“公寓”中，“洛珈”基本就是生活的中心，“我”对“洛珈”的爱是一种充满幻想的单向度输出，因此“洛珈”能够始终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以尊重隐私的名义把自己包裹严密，只向“我”透露我该知道的内容，她从不询问“我”的出身，从不真正在意“我”的感受，她以“华而不实的浪漫”拒绝“我”对她“河湾”度假的邀约。大多时候“我”只能是她的信息接受者或情感倾诉者，“我”想要表达，但常常处于被爱窒息的状态，无法或无力找到一吐心中块垒的机会。这就使作者在小说中安排的另一个附属型“公寓”——“我”的单身公寓——接续了“公寓”的空间叙事功能，这一空间可视为四居室“公寓”中“我”的单人房间的延续或变体。在单身“公寓”中，当然也有“我”对“洛珈”的美好想象，对其言行的合理性阐释，对这段两性关系的自我宽慰。但更重要的是，独处也可以让“我”从炽热而又盲目的爱恋关系中抽身而出，重新用理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认真思考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家族史带给“我”的精神遗产。因此，“我”像哲人一般仔细研究了“厌倦”的问题，认为“无一例外的是，世上的任何事物都会‘厌倦’，包括对抗‘厌倦’的方法，它本身也会‘厌倦’。这才是最为可怕的，无以疗救的”。纵观整部小说，这种夫子自道式的喃喃自语总是不时闪现，厌倦的主体不断变化，厌倦的对象也绝不限于个人或婚姻，实际上这既是“我”对故事结局的隐秘预言，也是“河湾”空间在“我”身上打下的鲜明印记。小说后段，当“我”逐渐看清了“洛珈”的真实面目，同时又要面对“苏步慧”的病重、老科长的自杀、女上司的催促时，“我”选择回归单身“公寓”，这是彼时“我”唯一可以恢复平静、自我疗伤的地方。应该说，单身“公寓”具有空间言说的重要补充作用。一方面，它从属于四居室“公寓”，通过心理活动的描摹对“我”在“公寓”中有关“洛珈”的依赖和纵容作出有效解释；另一方面，它又以消解和对立的姿态揭示了四居室“公寓”中隐婚生活的虚伪本质，呈现出以“交往理性”对抗“工具理性”的积极面貌。14
虽然“空间实践”造成了“我”的主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模糊与失位，但对独立品格与自由精神的情有独钟依然让“我”保有理智和清醒。这既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仪范”在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而“我”在“表征性空间”中对种种异化现象的反思与反抗，就体现出在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心灵守卫和有效反击。与此同时，小说中“表征性空间”的存在还反映出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他试图通过营造一种伪浪漫主义的空间氛围来揭示人性的本真，强烈的张力表现与审美化运作使这种空间形态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反映更具有普遍性和精神性层面的意义，虽然有时存在用力过度之嫌，但并不妨碍主题的严肃和认真。当然更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是隐藏在空间叙事背后的价值关怀，正是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精神表现出一种宝贵的“绝望反抗”之情。因此，“表征性空间”的出现有效打破了历史线性发展中的时间意义，它以个体化和微观化的空间思维拆散了现代社会嬗变中的进步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观察角度，当他们借助“表征性空间”的视野去透视“空间实践”时，会发现表面上原本朝气蓬勃的现代社会，却在党同伐异、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暗潮汹涌中被撕扯的支离破碎、丑态丛生，从而亟需救赎自我、突围困境的力量和勇气。
结 语
除了以上讨论的几种较具典型意义的叙事空间外，《河湾》中还有诸如“手机网络”“校园草垛”“山顶破庙”等空间形态，虽然相对而言它们所占篇幅有限，起到的言说效果与已述及的空间类型也有所重合，但在丰满人物形象、深化文本主题等方面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作家张炜笔下，空间认知已从物理意义上较为单纯的客观存在转型为一种复杂多义的关系集合，它摆脱了形式对内容的打包式捆绑，成为一种可以独立承担叙事作用的审美手段。空间言说的意义在于，在作者提供的不同维度的空间形态中，允许情感主体直面现实处境，自我探讨成长过程中的人生困惑，在不断的回忆与寻找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指陈应有的情感皈依，并以此作为超越狭小格局的精神力量。这就为历史、当下、未来设置了很好的连接点，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会是苍白的主体，也不会始终在预设的空间中陷入无可救药的自甘堕落，他们的人生之路都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延续中其来有自。某种意义上，孰对孰错、孰优孰劣皆可暂置一边，需要做的就是用零散化的个体意识去突破统合式的普泛知觉，以实现“疆域化—解疆域化—再疆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三者之间的无限循坏，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自由和种种新的可能性。
注释：
①⑥11[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58页。
②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38页。
③[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④[美]凯斯•Ｒ•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王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6页。
⑤李洁非：《城市时代和城市文学》，《共和国文学50年》，杨匡汉、孟繁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⑦[苏]维•彼•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9页。
⑧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⑨金丹元、李淼：《对后技术时代电影艺术“泛美学”化趋向之反思》，《电影艺术》2010年第6期。
⑩陈惠龄：《自序》，《乡土性•本土化•在地感——台湾新乡土小说书写风貌》，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页。
1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3[美]凯特•米莉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14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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