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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四个跟儿女寄居于不同城市的老人几乎同时被儿女遗忘，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绝望之下，不得不回到他们曾经生活过几十年如今已成为荒无人烟的大望洲。这个与外界隔绝、孤悬江边的大望洲，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四个老人在这个灵魂实验室里经受着困境的磨砺、灵魂的拷问，人性发生裂变。这是一部以“罪与罚”为精神内核的忏悔小说，它溢出“罪与罚”的经典范式，在一个情境之中写出了两种“罪与罚”：一种是罪的主体始终摆脱不了罪的纠缠而继续受罚；另一种是罪的主体主动赎罪忏悔而获得救赎。前者是新构，为忏悔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形态；后者是经典写法的再现，其间又赋予了新的表现，且为《大望》之“大望”。

关键词：李凤群 《大望》 罪与罚 过去之罪 当下之罚

“罪与罚”是忏悔表达式的简称，根据《复活》《罪与罚》等经典之作凝定的经典范式，其“完全忏悔”由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递进的环节构成：良心发现、人性觉醒（知罪、归罪）→人性剖析、灵魂搏斗（负罪、赎罪）→人性升华、精神超越（人性新生、灵魂复活）。一眼望去，《大望》①有多种蕴含，可作多种解读。作者李凤群说这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我看重它，首先也是因为它是一个以“罪与罚”为精神内核的忏悔小说，再就是因为它溢出“罪与罚”的经典范式，于一个情境之中写出了两种“罪与罚”：一种是罪的主体始终摆脱不了罪的纠缠而继续受罚；另一种是罪的主体主动赎罪忏悔而获得救赎。前者是新创，为忏悔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形态；后者是经典写法的再现，其间又赋予了新的表现，且为《大望》之“大望”。

一、荒诞处境与灵魂实验室

四个跟儿女居住于不同城市的老人——三个男老人分别姓李、姓钱、姓孙，一个女老人姓李，几乎同时被儿女遗忘：老赵的儿子当面拒认他，钱老师的儿子干脆改名换姓搬了家，孙老善竟然被儿子当成空气，老李的女儿与她失联。他们莫名其妙地陷入荒诞之中，像被施了魔法、抽走了魂魄一样迷迷糊糊。他们打不通任何一个跟儿女有关的电话，所有人的电话和微信都从手机里消失了，唯有他们四人的手机暂时可以互通。他们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绝望之下，不得不回到他们曾经生活过几十年如今已成为荒无人烟的大望洲栖身。

大望洲是荒凉之地，近乎废墟般的存在，自然封闭而与外界隔绝，对于这四个老人来说，猛然被抛到这个绝境，惊恐还未定，又生绝望情。此境绝非久留之地，他们首先想到的应对之策，是如何联系上儿女并回到他们身边的办法，以便尽快脱离困境。他们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用尽了能够想到的种种办法：他们商定，既然大家都打不通自己儿女的电话，索性各自拨打对方儿女的手机，只要联系上对方儿女就成功了一半，然后再告诉他们实情。短短几分钟后，这个方法宣告失效，因为无论谁的手机拨打对方儿女的手机，统统打不通；既然他们的手机都像中了病毒一样失去了功能，那就到镇上去打电话，同昨天一样，所有的电话都没打通；电话打不通，干脆直接去儿女们的家，他们先就近去八卦镇找钱老师的儿子钱三顺。一见到钱三顺，他们都被惊呆了，钱三顺和钱老师非常相像，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复制出来的两个人。钱老师对钱三顺说：“孩子，我是你爸爸。”老李从旁以种种事实证明钱老师与钱三顺的父子关系，哪知钱三顺惊讶地说：“我爸早就死了。”心想“你们得了老年痴呆吧？” “你们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不然，怎么会出现这种大白天活见鬼的倒霉事？警察也厌烦他们的纠缠，他们只落得狼狈而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钱老师想出“领导干预法”，提议大家给各自儿女的领导写告状信，只要儿女的领导干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好办法，当议论先给谁的儿女的领导写信时，他们都找出各种原因，以此作为不能向自己儿女的领导写信揭丑告状的理由，此计只好胎死腹中；转而，老赵生出一计，想通过媒体发布他们被遗弃的信息，求助社会为他们主持公道，可媒体对他们的问题没有任何兴趣；钱老师又使出“诱敌术”，写信给儿子假称自己手里有古董，想诱骗儿子前来认他，老赵和孙老善也照此行骗，等来等去，没人上当；行骗之际，老赵和孙老善还实施了一次偷盗和抢劫的可耻行为，老赵偷康复院痴呆老头儿的钱，孙老善抢劫痴呆老太太的耳环，还拿走轮椅边袋里的玻璃杯，到超市购物又顺手偷了一块巧克力饼干；无计可施之下，他们铤而走险出下策，使狠招，一是在钱老师的提议下，他们到镇上当街假装喝毒药自杀求援，出乎意料，路人无视，“死”的计划宣告无效。二是孙老善绝望至极，想放火烧了村子泄私愤，以引起外界的关注。

当种种解救法相继失效后，他们才冷静下来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为何遭此不幸、受此之罚？民间中国的百姓信命又信神秘力量，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儿女遗忘遗弃沦落荒洲，就像一只神秘的手，把他们搅得天翻地覆；要不就是哪位大神，在操纵他们，让他们陷入困境。这相当于有什么人在下一盘大棋，或投下一个大阴谋、设下一个大陷阱，一双如来佛的大手制造了一切肉眼看不见的灾难，想置他们于死地。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遭此不幸的厄运是宿命，命中注定他们难逃一劫。

说白了，他们受此之罚，是外在的“他者”即神秘力量之所为，与他们过往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罪未出场，还悬在空中，当他们纷纷议论并指责孙老善过去使用调包计让儿子小林顶替耀祖当兵，对耀祖的精神造成了很大打击，致使他后来走上犯罪道路，孙老善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时，老李一语揭开“罪与罚”的因果关系：“也许咱们今天的处境跟过去这些事有关”。她没能直接说出“罪”和“罚”这么深刻学术的概念，但意思却是清楚的，“过去之罪”是因，“当下之罚”是果，换言之，他们遭此不幸，受此之罚是“过去之罪的当下之罚”。他们的“过去之罪”细细数来还真不少，别以为只有触犯了法律才有罪，从道德和良心的角度来看，人性之恶、自私之过也是罪。比如孙老善：利用权力让儿子顶替耀祖当兵；作为村干部，他对焦秃子致残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媳妇的犯罪行为不制止、不举报，装聋作哑；他和村民们一样，自发地为被胡万魁气死的小陶主持公道，在道德的名义下，不究真相，对胡万魁群起而攻之，近乎严厉、苛刻、残忍的伤害，迫使他全家离开大望洲。还有老钱当老师时打学生，以及他与吴老师的相互诋毁乃至相互生恨敌意记仇，老赵从医时见死不救而逃之避之，老李悄悄地引产致残女儿，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犯罪。

“当下之罚”是对“过去之罪”的追罪之罚，除老李外，老赵、钱老师、孙老善都没有这种深远的罪的意识，他们更不可能意识到，他们所采取的解困之策，多为人性之恶、自私之过所害，不仅没有摆脱困境获救，反而是旧罪未去，新罪又至。又是老李意识到：我们上街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给儿女们写信，向儿女们的领导告状，找新闻媒体揭丑，假装有古董诱骗，包括找过去的熟人证明身份，事实证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这样的行为越多，后果就越严重。

老李关于“罪与罚”的理解，怎么看都像史铁生的灵魂之问。作为中国当代伟大的忏悔者，史铁生对自己的追罪索罪毫不留情，其人性拷问直达灵魂深处，他从三个方向、三条路径倒逼出我与众生的三种罪：一是我的前世之罪，二是我的今世之罪，三是人之罪——人性原罪。我的前世之罪：1969年史铁生下放到陕北农村，三年后双腿瘫痪，1981年又患上肾病，1998年发展为尿毒症，靠每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在人生徒然出现断崖式突变之际和之后，他隐去双腿致残的原因，不追索“他之罪”，视自己的双腿残疾是“前世之罪”的“今世之罚”，是上帝对他的考验和成全。视生病为“前世之罪的今世之罚”，既是宗教惩罚，又是自我救赎；既是负罪，又是赎罪。我的今世之罚：前世之罪是隔世的隐性的未明之罪，今世之罪是现实的已明之罪。史铁生从解剖自己在革命年代的软弱屈从开始，然后逐层深入到对个人、革命乃至整个民族灵魂的解剖。严格地说，他的现实之罪微不足道，至多是由于胆怯而产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恐惧软弱、屈从顺从。他自悔其罪、自审其罪，在他看来，屈从顺从暴力也是罪。人之罪——人性原罪：我的前世之罪和今世之罪均为“我之罪”，当史铁生的忏悔由“我之罪”进入“人之罪”时，他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人性之恶乃人之原罪。”正是这一发现，他在突破西方宗教原罪观时，又对原罪及“罪与罚”作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定义。人性原罪既然是始源之罪、根本之罪，那么，无论是前世之罪还是今世之罪，都是从这里生发并被其所包含的，而这，正是“罪与罚”的逻辑起点。

老李对“罪与罚”的理解亦可作如是解。她是凭着十几年的赎罪忏悔积累起来的觉悟才走到这一步的，至于那三个老头儿，他们始终没有产生罪的意识，不能在“罪”与“罚”之间作出关联性的思考，最终只能继续受困受罚。同样是遭到荒诞神秘力量的戏弄，同样是跌落到荒凉孤独的大望州，结果是，经过一个月的炼狱般的人性考验，老李走出困境获得救赎，三个老头儿还遥遥无期地待在惩罚之境。

这是一个隐喻性很强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望》是一部精神指向明确，带有实验性质的小说，那个与外界隔绝、孤悬江边的大望洲，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凭借荒诞神秘之手，将四个寄居于不同城市的老人猛然抛到大望洲，一到这个他们曾经生活过几十年、既熟悉又陌生的村落，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卸下裹在身上的“意识铠甲”，人性不受遮挡地鲜活起来，后来他们在这个灵魂实验室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从这个特定情景中生成的两种“罪与罚”，让人不由感叹：忏悔是一件很难做成的事！

二、被“人性之恶”阻截的“罪与罚”

《大望》创造了“罪与罚”的一种新形态：知罪而不认罪，此中，是“人性之恶”“自私之过”阻截了知罪向认罪、赎罪的推进，使其停滞于“罚”之中。这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与罚”，忏悔远未启程就被“人性之恶”“自私之过”等消极力量阻截了。还是来看看钱老师、孙老善和老赵的“罪与罚”的故事吧，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容。

故事一：钱老师的故事。四个老人到镇上打电话，在街上，他们遇到钱老师过去的学生周立全。周立全一见到钱老师就愤恨难平要扇他耳光，原因是钱老师过去惩罚过他。他说钱老师扇过他耳光，踢过他下体，诅骂过他祖宗，而且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大事。他气得回家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又给了他一耳光，于是他就不再去上学了。周立全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小混混，钱老师是有责任的。钱老师给出的理由是：“打你是为了你好。”这是钱老师的“过去之罪”，他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过分的惩罚造成的恶果，一句“打你是为了你好”掩盖了人性之恶。

周立全要雪耻羞辱报复钱老师，但是他不傻，他若自己动手扇钱老师耳光，就会犯罪受到惩罚。于是，他采取转罪的坏主意，叫他们另外三个人轮流扇钱老师耳光，如果每个人愿意扇钱老师一个耳光，就向派出所警察和钱三顺做证明，证明四个人是大望洲人，钱老师是钱三顺的老子，老赵是赵大军的老子，孙老善是孙小林的老子，老李是陶大香的妈妈。周立全为当年的耻辱报复钱老师是犯罪，他不直接犯罪，而是在交换原则的名义下引诱他人犯罪，即转罪，所谓转罪，就是把自己的罪孽转嫁给别人，让别人替自己承担罪责。正如《金枝》作者弗雷泽所说，转罪的目的是罪的主体不想承担与自己的罪相对应的责任和惩罚而采取的一种逃避之策。周立全让别人替他犯罪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犯罪。对于周立全，这种做法是恶的报复；对于钱老师，这是他的“过去之罪”遭遇的恶的报复。明显的恶的报复直接暴露出人性之恶。

出人意料，为了得到周立全的证明，为了“大家好”，老赵和孙老善竟然同意扇钱老师耳光，老李则坚决反对，她指责老赵和钱老师：你们要打一个七十岁、正在发烧的老头儿，这是犯罪。老赵反驳：你现在就有罪，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人遗忘，远离儿女，病死在岛上？老李讲了一个故事，意思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随便打人。老赵也讲了一个故事，意在说明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其实可能是在帮倒忙。你不插一脚，事情不会糟到哪里去，你插了一脚，主持个公道，事情反而更糟了。悲哀的是，既然扇钱老师耳光是为了大家好，一直抱怨甚至生恨的钱老师竟然也同意大家扇自己耳光，由于老李没参与，此事没办成。

老赵和孙老善同意扇钱老师耳光，暴露出灵魂的丑陋、人性的邪恶；说是为大家好，私心却是为自己好。钱老师同意大家扇自己耳光无疑是无奈之举，一句为“大家好”把他给道德绑架了，岂不知，甘愿为此承受恶的报复，承受扇耳光的莫大耻辱，纸面之意是为了摆脱困境和为大家好，纸背之意是人格的猥琐和人性之恶的另一种表现——对人性之恶的认同和呼应。

故事二：孙老善的故事。孙老善的儿子小明离世已经二十多年，每次提起，孙老善都是一脸悲伤，痛不欲生的样子，后悔当初不该让他去当兵。当兵本不是小明的意愿，是孙老善拿着棒子撵去的。孙老善见儿子老实，受人欺负，又不喜欢出门、不喜欢抛头露面，就想儿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就想叫他到部队锻炼锻炼，没承想小明却因故身亡，他一再唠叨“小明是被我害死的”。他自责归罪：要不是我非要小明当兵，小明就不会死，老婆也就不会因此而去九华山出家。孙老善把小明的死与自己联系起来，说得严重点，是他叫小明去送死的。

关于小明走后门当兵的事，钱老师没给孙老善留情面，他说那一年耀祖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心想当兵，早早报了名，后来体检、政审都通过了，上面也通知他了，家里摆过酒席庆贺，突然又来了一个通知，说不予录取。原来是孙老善想叫小明当兵，上面就把名额转给了小明。耀祖无缘无故地被小明顶替掉，没有当上兵，这件事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后来他在外面打工，一直不走运，落得穷困潦倒，前年头脑发昏，给毒贩子跑腿被抓了现行，判了无期徒刑。耀祖沦为罪犯，孙老善是有罪的——他是间接地犯罪，让小明顶替耀祖当兵，既不道德，又不合法，因此而导致耀祖意志消沉、冒险求生而犯罪。

孙老善辩解：当时我一冲动，鬼迷心窍做了傻事。招兵工作已经结束，上面的领导要走了，作为村干部，我尽地主之谊，请武装部长吃饭。武装部长惦记着还我一个人情，又见小明模样周正人老实，就把耀祖名字删去换上小明。第二天老婆要我去回绝人家，我脸皮薄，怕这样反而得罪人，就应了下来。言下之意，是武装部长为了还他一个人情，要小明去当兵的。我怕得罪人，就没有回绝武装部长的好意，我要是回绝了，我儿子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就丢掉了性命，老婆也就不会去九华山出家，我的冤找谁去说。

他继续辩解：耀祖的死与我们不相干，我儿子虽然是初中生，可是我儿子更听话、更忠诚、更适合当兵，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儿子牺牲在部队上，耀祖却是一个毒贩子。而老李、钱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一致：耀祖要是去当兵了，再考上军校，就不会脑子发昏去贩毒。耀祖后来的犯罪，前因在孙老善这里，这也就等于直说了，在耀祖犯罪这件事上孙老善脱不了干系。

孙老善显然不愿认这个罪，他委屈地说：“我儿子死了，老婆出家了。这还不是报应吗？！死了不是最大的惩罚吗？你们还想我怎样？”在他的意识里，我没有罪，即便有罪，也已经被惩罚过了。可固执的老李偏偏不依不饶，她说“犯过的错永远都在，不可能因为做了一点儿好事，犯下的罪的后果就消失了。没有消失，永远在” 。还说“有一种监狱是无形的，有一种惩罚是旁人看不到的”。 孙老善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终究不能摆脱自我的惩罚——道德和良心的惩罚。目前，孙老善还在知罪与认罪之间徘徊，可有罪不认罪也是一种罪。对于孙老善来说，由过去之罪延续到当下之罪，可谓是旧罪未去，又添新罪，罪上加罪，旧罪和新罪联手，注定孙老善这辈子很难走出罪的无形牢狱。

故事三：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得从老赵讲的故事开始。老赵行医时带了一个徒弟，有一次这个徒弟走到河堤上，见到路上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脸上沾着血迹，双手双腿被绳索绑缚。他以为这孩子受到了别人的欺负，就为孩子解开绳索，并叮嘱他，你一个人出门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有人要打你，你要先下手为强，不能让人绑你，一被人绑了你就被动了；还有，掂量掂量，如果打不过就跑。过了两天，徒弟又经过那段河堤，发现一家院子里放着两副刚刚刷好油漆的棺材，原来是这家的男女主人被自己的儿子砍死了。他们的儿子脑子不正常，前天他们把他绑起来准备送到精神病院，不知是哪个坏了心肠的人故意把他放了，儿子在外面游荡了一天一夜，天亮时回家把父母砍死了。徒弟一听心里立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顿时吓得面如死灰。这件事在老赵的心里也落下了阴影。在他行医的最后一年，一次他路过一个村庄，看到一个发羊痫风的青年人倒在地上，四肢弯曲，像鸡爪一样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瞳孔上翻，嘴唇发紫，口吐白沫，他吓得手和腿都不听使唤，趁机背起药箱灰溜溜地逃走，对此，他感到“有点后悔”。两个故事的情节有相似之处，但意思却迥异。徒弟故事的结果是好心办坏事，出发点却是善；徒弟故事又成为老赵故事的“前因”，成为老赵逃遁的理由，然而暴露出来的却是人性的丑陋和自私。仅有轻薄的后悔是不够的，要使这个图虚荣、好显摆、充满优越感的老赵心里产生“罪的意识”，非得来一次脱胎换骨的灵魂裂变才行。

在大望洲这个特定的灵魂实验室里，人性经受冲击、磨砺、拷问而发生剧变，很快形成了“结构性的人性冲突”。当人性结构中出现两种相抗衡的力量时，就会形成结构性的人性冲突。当人性冲突支配个人时，就会导致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当人性冲突的两种力量失衡，即一方压制另一方时，强势的一方就会成为人性结构的主导力量，其主导的人性力量或善或恶、或正或邪，人性结构中一旦出现这种状态，就会改变人性结构而使之朝着特定方向演变。当正的力量即善的力量支配个人时，处于“罪与罚”炼狱之中的这个人就会朝着知罪、认罪、赎罪的忏悔方向重塑自我，在《大望》中，这个人就是老李。当反向力量即人性之恶、自私之过等消极力量支配个人时，处于“罪”与“罚”困境中的这个人，就会知罪却拒绝认罪，通常采取为罪辩护的方式消解罪。中国民间百姓就其道德而言基本上是向善的，一旦涉及自我，便无意识地倒向自私，这种具有极大排他性的自私又经常与人性之恶联手，暴露出人性残忍性的特征。在《大望》中，老赵、钱老师和孙老善基本上属于这类人性的人。反讽的是，他们虽然处于“罪”与“罚”之境，却没有产生“罪的意识”，只能止步于“罪”与“罚”，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始终没能走进城堡一样，一直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其形象可以视为被人性之恶绑缚的现代人难以摆脱精神困境的隐喻！这种生存困境正是人的悲剧，据此可以说《大望》是写悲剧的小说。

三、讲真话：忏悔的灵魂之光

好在还有一个老李。老李才是《大望》的灵魂性人物，一个有“人性的人”，从这个形象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复活》《罪与罚》等经典小说对其的沾溉。

刚读完小说，我顿生疑惑，怎么连老李这样的人物也被抛到大望洲，是荒诞魔法的失误，还是神秘之手的有意为之？每当想起这个十几年来一直处于负罪赎罪之中，默默地承受着道德和良心惩罚的弱女子，还要经受这么大的打击，禁不住要为她生出怜悯之情。失落孤独的大望洲是生存困境之地，在“罪与罚”的情境中，生存困境正是忏悔者的炼狱，非得经过一次这样的磨难，人才能最终获得救赎。我想，这肯定是上帝的有意为之，有意要让老李经受一次炼狱般的磨难，在磨难中走向救赎，走向人性的新生。

一到大望洲，三个老头儿惊慌失措、精神萎缩、抱怨生恨，唯有老李平静地面对命运的突然之变。她用她善良女人的温情和生存智慧温暖着安慰着他们，她用她的勤劳双手和无私奉献为他们料理着一日三餐。几天的磨合之后，他们发现她看上去柔弱，却是一个坚韧有主见的人；她不卑不亢，行动敏捷默默地做事；虽不乐观，也不悲观；既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也不故意伤害他人；为了维持捉襟见肘的生活，她开荒种菜，还把手里的零用钱及首饰全部贡献出来。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主心骨、保护神，他们已经离不开她了，她稍一离开，他们就六神无主一切都乱。

她有罪的意识，但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被抛到大望洲是过去之罪的当下之罚，她顿悟般地感受着罪的考验，实际上已经和罚融为一体了。她也参与了为摆脱被遗忘被遗弃的困境而采取的行动，但她不参与并坚决反对自私、失德、过激的行为。周立全要他们扇钱老师耳光，唯有她坚决反对不参与；万县长一家三代信守承诺帮助钱老师一家，钱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索取，近乎无耻残忍了，她极为反感；钱老师想出“领导干预法”，煽动大家给自己的儿子的领导写信告状，她暗暗地抵制；孙老善为过去之罪开脱辩解，她直击其要害，毫不留情；三个老头儿当街假装喝毒药自杀求援，她夺下瓶子予以阻止。罚的作用在于唤醒人的罪的意识，让人性觉醒之后主动地承受罪责而负罪、赎罪。如何赎罪，对于这四个七十来岁又没犯过刑法之罪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个大问题，它要考验的实际上是作者的智慧。史铁生无罪而主动追罪负罪，是要为人类开出一种精神通途。他引来“信仰和爱”作为赎罪的精神资源，让人在苦难的炼狱接受信仰和爱的灵魂之光而获得救赎。《大望》低调而睿智，出示的则是“讲真话”。

综合他们关于讲真话的种种阐释，概其要义：讲真话，唤醒记忆，记忆支撑着灵魂，丢失记忆，等于丢掉了性命；反之，说谎话不仅失忆，也是儿女们遗忘他们的原因，严重下去，他们会自我遗忘；记忆里储存着过去的信息，讲真话最难做到的是坦诚自己曾经犯过的罪，只有讲真话，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而获得救赎。这种“讲真话”，究其质，是人性觉醒而认罪赎罪的另一种表述，如同宗教忏悔，犯罪的人在告解中说出自己的罪过，表示真心懊悔、真诚悔罪。

老赵、钱老师和孙老善一边试图讲真话，一边又为“过去之罪”进行辩护，而且，他们的旧罪未去，又不断地犯下新罪，注定他们忏悔无望，罪上加罪，惩罚接着惩罚。最悲惨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他们迟钝迷糊地走出门，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经过短暂的犹豫，老赵开始向东，钱老师向西，孙老善沿着门前的那条细直的被荒草淹没的小路走去。从背影就可以看出他们蓬头垢面，无耳无目，腹内空空，稻草人一般，不回头，自顾自地走他们的路。他们形象凄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正在承受着不体面的日子，煎熬的日子，绝望的日子，能够想象得出他们走不出困境，即便走到人群里，也会被淹没、被蒸发掉，“就像从来没有在一起过，就像过去一个月都是某个人梦里的情景”。这是小说结尾处绝望悲凉的一幕，写得好极了，不经意间再现了经典的写法。

老李讲真话，她第一次向外人披露了她灵魂忏悔的全过程。老李嫁给大望洲陶家的独子小陶，连着两胎生了女儿，到第三胎，她偷偷地溜回娘家做B超，查出还是女孩，没经过丈夫和婆婆的同意她就打掉了胎儿。过了三年，怀第四胎，仍然是女孩，她又引产了。民间中国，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婆婆和丈夫自然想要一个男孩，她自己也特别想要一个儿子，既为陶家传宗接代，也为自己在人前抬得起头，获得做人的权利，她身上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她的重男轻女严重地伤害了女儿大香，为此事大香一直记恨她，不认她。她忏悔：当年我全部心思是想生一个儿子，不管谁在悄悄地说什么，我都疑心他是在笑话我没有儿子。丈夫小陶受到了我的影响，受不了别人的讥笑，气愤至极而丧命。小陶一死，陶家真的绝后了。他的死说到底不是我直接干的，是我一天又一天，积成十几年干的。我嘴上没承认过，但心里早就承认了。想要一个儿子蒙蔽了我的眼，让我丧尽天良，“只有我知道，我是有罪的，罪大恶极”。这些过往全村人都知道，但关键的真相，大家就不知道了。

她坦言关键的真相：事实上我的小女儿叶子没有死，好心的医生把她从瓷盘里拿起来准备扔到垃圾桶里时，发现她在吸自己的小手。医生动了恻隐之心，把我女儿从瓷盘里抱出来，包在一件医用的大褂里，放到一户好心人家的门外。那户人家见我女儿腿有残疾，不愿意要，几经辗转，我女儿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了，后来她的养父养母离婚，她被养母带到日本。过了二十年，她学了历史，大学毕业后，养母回美国，她则选择留在日本。她是一个学者，因为残疾，总是安静地待在家里做学问。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自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遗弃的，她理解生父生母，事出必有因，也就没有为之生恨记仇，说自己已经原谅他们了。她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我，母女相见，我一再向叶子道歉、忏悔，任何惩罚我都愿意承担，就是让我去死，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叶子不仅不生恨，反而一再感谢我、安慰我，她深情地说：妈妈，“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爱你”。我一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过错，现在我确定了：“我才是应该为整件事负起责任来。我才是让这一切怪事发生的根源。”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罪行，就越是觉得不能轻易地放过自己，必须好好地认罪赎罪。

忏悔声起，灵魂通神，老李的手机响起，叶子找回失而复得的妈妈，明天，老李将乘机去日本和女儿团聚，预示着老李终于从荒诞回到现实，从炼狱回到人间，从“丑陋的人”转变为“人性的人”。《大望》之“大望”，由此开出新境。

注释：

①李凤群：《大望》，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对于该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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