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晓声长篇小说《中文桃李》的价值立场
内容提要：梁晓声长篇新作《中文桃李》以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李晓东、徐冉等“80后”中文系学子从求学到就业、从恋爱到婚姻的人生旅程。小说以青年成长和选择为主线，建构了同甘共苦、灵犀相通的美好爱情境界，探问文学之美对于人生的意义，最终上升到关于“何为幸福人生”的生命哲学思索。小说中层次丰富、参差对照的价值立场，提供了涤荡心灵的强大思想力量。
关键词：梁晓声 《中文桃李》 价值立场 爱情观 文学观
《中文桃李》是一部讲述青年人成长与选择的小说，人物生命在选择中流动，作家的价值立场也在人物成长中得以凸显。本文将以理想爱情的建构、参差对照的文学观和幸福人生的标准三个维度探讨梁晓声在《中文桃李》中所显示的价值立场。
一、理想爱情的建构
“我在列车上认识了冉。她成为我的妻子违背我的人生规划。”①这是小说开头的两句话。读完全书再回看这个开头，会发现它虽然简洁，但很不平淡。从叙事时间上来考查，这个开头采用了预叙手法，两句话分别对应着两个时间，前一句中“我”与冉的相识是叙述的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和冉的故事将以此为起点线性向前展开；而冉成为“我”的妻子则属于未来时间，直至小说临近尾声时才会发生。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预叙的方式“预支”的是结尾的悬念，作家在开头就交代了冉会成为“我”的妻子，这将使读者把注意力放在诸如“冉如何成为了‘我’的妻子”“冉与‘我’的结合又是如何违背了‘我’的人生规划”之类的问题上，更关注这段感情的发展过程而非结果。
作家通过叙事技巧引导读者关注主人公李晓东和徐冉爱情发展的过程，在阅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坚定的过程是小说爱情书写的重点。总的来说，男女主人公爱情的成长展开为两重维度：一是由功利考量走向庄重的责任意识，二是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建构，这也构成了作家理想爱情建构的两个层次。
在书写爱情时，梁晓声并没有以乌托邦式的浪漫爱情为起点，而是充分关注到了“80后”一代青年在选择伴侣时的现实考量。在与徐冉恋爱之前，李晓东曾属意于女同学郝春风，理由是她皮肤白净、性格可爱，而且家世优渥，二人门当户对：郝春风出生于京剧世家，而李晓东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画家，母亲是资深的中学老师。在晓东的想象中，如果他与春风结合，两家结成了亲家，那么“四位老人的晚年生活相得益彰，该有多丰富啊”②。在这段以李晓东的视角观察郝春风的第一人称叙事中，郝春风的个性是非常模糊的，她的性格可爱在何处，与晓东是否契合，这些本该在爱情中十分重要的个性因素在此却是缺失的；而与之相对的是对于郝春风家世的极尽具体的描写，两相对照之下体现出李晓东这个刚踏入大学校门的男青年对感情认知的外在性和对婚恋考虑的功利性特征。这种功利性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着他与徐冉的关系。在下定决心追求徐冉之前，晓东问及徐冉未来的打算，因为“我想我的人生将注定是平凡的，人生目标太高大上的爱，我陪着走不了多远就会累怂的。爱情诚可贵，但我也不能为了爱将自己的人生搞到那么糟糕的地步啊”③。再者，晓东与徐冉家境悬殊，徐冉是菜农之女，这就让晓东隐隐感到与徐冉在一起会使他的人生面临诸多操心之事。作家理解以李晓东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选择伴侣时基于现实的功利考量，但同时也建构起爱情中超越功利的责任意识，正如晓东所说的：“自从我和冉的关系成为那样一种关系，我已经没有所谓自己的人生选择了……我俩都已不是从前的自己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型的自己了。”④随着晓东和徐冉关系的深入，两人在人生的种种选择面前同甘苦、共进退，是两人爱情中责任意识的体现，这种超功利的责任意识，是作家理想爱情的第一个维度。
作家理想爱情的第二个维度是灵与肉的合一。同上一个维度类似，这一重理想爱情的维度也并不是从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起点就伴随着他们的，而是随着感情的深入逐步实现的。李晓东对徐冉爱情的萌芽可以说完全是基于外貌和性的吸引，初见时晓东就对徐冉姣好的容貌印象深刻，认为她虽不是让人惊艳的类型，但也“确实算得上一位‘美媚’”⑤，由此认为徐冉很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后来，徐冉在楼梯上摔倒，裸露的足部唤起了晓东的欲望：“她的脚极白，脚形很美……”⑥可见，在晓东和徐冉的关系中，肉体的、欲望的吸引是远远早于“灵”的契合的。甚至直到两人成了男女朋友，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同居，两人之间“肉”的吸引仍领先于“灵”的默契，以至于李晓东感到两人的情欲甚至从主体中脱离出来，成了另一对有着独立意志的主体：
与其说我和冉从此互为对方的另一半了，还莫如说我和她的身体彼此找到了相亲相爱的另一半……我俩之间常闹点儿小别扭，它俩之间却总想往一块儿凑，只要一亲爱起来，我俩就谁都做不了它俩的主了。⑦
要讨论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是如何从肉体之爱走向了灵肉合一的爱情，无法回避的是关于何为“灵”之爱的讨论。在其他许多文学作品中，个性因素、人生目标、精神世界似乎都可以被纳入爱情中“灵”的层面。而在这部作品中，作家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大学老师汪尔淼道出了爱情中“灵”的奥义。汪尔淼在课堂上分析张贤亮小说《灵与肉》中许灵均和秀芝的关系时说道：“善良是他俩的共同天性，这天性属于‘灵’的范畴，而且应该是‘灵’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所谓‘灵犀相通’，在主体上相通就可以了，不必非求‘精神的全面认同’。”⑧晓东也坦言，他这个“小资男”与徐冉这个“挣命女”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很难在精神上“全面认同”，他们能够走向心灵之爱的殿堂，是从二人互诉衷肠后，晓东终于发现徐冉作为“苍生之女”的人性美开始的：
从那一天起，我更爱徐冉这个“苍生”的女儿了。……我觉得相互渴望拥有的，已不再是我的身体和她的身体了，我和她两颗心在相爱的成分多了。⑨
由此，作家所建构起的理想爱情中“灵”的维度是一种在坦诚沟通基础上对彼此灵魂之善、人性之美的相互体认与赞赏。综合作家对理想爱情建构的两重维度，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爱中超功利的责任意识，还是相互欣赏人性中美和善的心灵之爱，其实都并未拘囿与男女之情的范畴，而是走向了人性之爱的广阔天地。
二、参差错落的文学观念
小说围绕“80后”中文系学子的学习、情感和工作展开，书中自然不乏围绕文学、围绕大学中文专业展开的思考。总的来说，在有关文学的探讨中，作家一方面宣扬文学的超功利性价值，另一方面也以现实主义笔触刻画了中文系日渐边缘化的艰难处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在参差错落的价值立场之上建构起文学如何介入人生的思考。
有关文学价值的讨论，有一部分呈现在小说人物汪尔淼教授的文学课堂上。梁晓声曾在采访中谈到，汪先生讲课的内容基本上是自己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时讲过的课和引导学生们探讨过的一些问题。汪先生认为，“文化是权力和金钱根本无法垄断的资源，而文学是文化现象生动鲜活的部分之一，是人类社会‘余留’给普通人的可再生资源”⑩，文学的深刻“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揭示方面，也体现在对社会学规律的揭示方面”11。在唐诗宋词欣赏课上，汪先生又别出心裁地带领学生从电影语言的审美角度赏析古代诗词；在教同学们写作时，他将徐冉的习作《雨》作为范文，这篇文章动情地写出了她的菜农父母在自然面前的弱小、无力，汪先生以此文教导学生们写作要有真情实感……汪先生在课堂上的这些讲授——从文学之超阶级性到揭示人性与社会规律的功能，从文学的审美价值到以情感人的特质——共同体现出作家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价值的强调，并以此作为大学文学教育的基本尺度。
然而，小说中以还原课堂的方式抒写文学观的写作风格也引起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有研究者认为“知识言说的代言人是极富人文气质的教授汪先生，零散的插言对读者来说像是在卖弄学识的‘秀肌肉’，显得多此一举”。如果说从可读性出发的批评尚可算是提供了一个评论的角度，那么该文作者进一步认为“但凡涉及文学事项的，都使用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这样的书写不费脑力心力，没有体验和观察，对着课程讲稿做摘录，即便有千言百语，也必然是空泛的”12，这就实在是以偏概全、为批评而批评了。事实上在本书中，汪先生作为文学的引路人在学子们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后就已经悄然退场，但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却远没有停歇，而是融入了中文系学子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徐冉在给李晓东的表白信中将因家贫而敏感好斗的自己比作《红与黑》中的于连；晓东用《苔丝》中的三角关系来警示陷入情感困惑的老友刘川；徐冉在第一次参观晓东父亲的画室时被惊得目瞪口呆，晓东形容她“如同简第一次进入罗切斯特的庄园”13；还有李晓东和徐冉在“北漂”期间，常以《小王子》中爱的哲学来解释自己的生活观……诸如此类的表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作家笔下的中文系学子们习惯以小说中的人物自况，在遇到困惑时求助于文学作品，这正是文学给予中文学子们的馈赠，也是文学之美进入生活的最好证明。
作家虽然肯定文学的超功利价值，但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中文系学子的现实困境。小说第二章开头就介绍说，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是，文科专业远不如理科受欢迎，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吸引力也远不如炙手可热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原本风光的中文系被边缘化，成为了“最大的筐，分数低的都往里装”14。不少中文专业的学生想要通过考研“逃离”中文，去往热门专业；李晓东和王文琪在校时办得有声有色的刊物《文理》，也在数年之后因为无人愿意接手而停刊了。初入社会的中文学子们也是处境艰难，李晓东和徐冉作为省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求职时屡屡碰壁。李晓东前后换了不下十次工作，甚至为了省城户口当过一阵子扫街的清洁工；而徐冉在硕士毕业后也陷入尴尬的境地，不但工作机会变少了，求职的学历门槛也提高了。后来二人离开省城去北京寻找机会，也是困难重重，北京巨大的贫富差距更是让李晓东的心理失去平衡。
作家一方面对于中文系学子的生存之艰充满体恤，理解他们在现实的重压下所作出的一些功利选择，比如对李晓东们的下一届学生因为怕影响考研，办刊物又没有实际的好处而不愿接手文理杂志，以及对于对文学并无热爱、一心考研考博以得到学校教职的中文系女生，隐含作者虽有无奈和戏谑，但并未上升到批判的层面。另一方面出于对文学的超功利性价值的认知和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坚持，作家赞美汪先生坚守文学教育的理想与热忱。不过，这两重立场在小说中并不是割裂的，作家在两重立场的互见中寻找平衡，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由此成为作家在写作中所探讨的重要命题，汪先生教导学生不要在日常生活中不行小善却侈谈“人学”，在学生们毕业之际对他们提出成为终身学习者的期望，都传递出作家对于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思考。在小说末尾，还虚构了作家梁晓声来到主人公的家乡讲座却无人问津的情节，大大地调侃了自己一番，李晓东甚至不屑地说：“那个梁晓声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样，经常转移于生死二场，估计就不会再到处卖他那贴狗皮膏药了……”15这番调侃传达的是对于脱离生活、浮在空中的作家和作品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于生活中的朴素智慧的深深敬意。
三、幸福人生的标准
主人公李晓东的父亲说：“人是追求幸福的动物，但首先得明白幸福的要义是什么。”16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小说的思想内核，其实无论是关于理想爱情的建构，还是对于文学价值的探讨，最终都服务于“何为幸福人生”的思考。
首先，梁晓声认为“善”是幸福人生的底色。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人物性格各异，但都闪耀着“善”的光辉。我们从李晓东细微的心理活动中可以把握他的性格，他和徐冉在列车上的初遇并不算愉快，晓东认为徐冉性格“各色”，但到了下车时看见徐冉拖着大箱子上不去台阶，他还是主动伸出了援手，甚至对于自己一开始产生了幸灾乐祸的闪念而感到羞愧；大学期间，徐冉的父亲因病入院，晓东想到徐冉家拮据的生计，便去了徐冉家的村子，在没有告知身份的情况下买走了徐冉母亲全部的菜，最后还因为少给了两块钱而愧疚懊恼，认为是自己占了便宜。这类细节足见晓东是个善良的青年，他不仅常常将自己良好的助人愿望付诸实践，还在内心对自己有一套颇高的道德要求。
善良也是徐冉的重要特质，作为从乡村走出的大学生，她的助人情结一直系于乡土之中。在大学期间，她自费将村里被化工废水污染的农作物送到城里做检验，工作后又有意提携农家儿女。李晓东和徐冉这对爱侣从校园走到社会，一起从省城到北京打拼又辗转回到家乡灵泉，在变化迅速、人情复杂的社会中坚守本心、终成眷侣，不仅与他们灵魂中相互共鸣的正直和善良息息相关，也有赖于朋友们的善意支持，晓东的发小刘川、大学同学王文琪、最初租住在北京郊区半地下室时的街坊四邻，都曾为二人提供过无私的帮助。梁晓声延续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和立场，不通过书写“恶”来凸显“善”，因此本书也和他的许多作品一样，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恶人或坏人，而是充满了平凡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温暖善意，这就使小说获得了宽厚温和的精神气质。
其次，小说提到幸福人生的第二重标准是“报告文学式的人生”。这一说法源于主人公李晓东和徐冉关于人生的讨论，徐冉向晓东发问：“生活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小说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你憧憬哪一类生活？”17两人先后排除了浪漫的如歌生活、太过理想主义而脱离现实的诗性生活、难于把控的小说式生活和更适合于老年人的散文式生活，最终选择了现实性与文学性结合的报告文学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这种“报告文学式的人生”，其内涵是很丰富的。它一方面代表着理想与现实、浪漫情怀与脚踏实地的调和，以这种人生观为准绳的人会警醒自己不使人生失控最终跌进深渊。李晓东最终决定放弃清洁工的工作，就是因为在和另一名清洁工发生冲突又恰巧被母亲撞见后想起了徐冉的“报告文学式人生论”：“我联想到了冉关于人生的比喻，认为那件事在我的人生中，已超出了报告文学的范畴，属于小说或戏剧之情节了。”18由此结束了这段有些荒诞的人生体验，继续探索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这种人生观还饱含着作家对于底层的深切关怀和对于奋斗精神的赞美。“报告文学式的人生”是由女主人公徐冉率先提出的，徐冉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她出身寒门，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容不得生活因浪漫而有半点闪失。人物的这一选择其实来自作家自身的经验，梁晓声曾就此表示：“这是过来人的看法。我没经历过诗一样的人生，压根就没敢那么想过。从少年时期我就笃定，这辈子得像报告文学一样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伪——因为家里困难。”19这样的生活体验，让作家在书写徐冉这位“苍生的女儿”时格外动情，不仅体谅她在校园里、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艰难，还极力赞美她的奋斗精神，以及在困境中仍然热爱生活、将不富裕的生活经营得舒适惬意的乐观态度。
最后，幸福的人生当然离不开爱，正如徐冉所说：“有爱，人生就有奔头，这才是生活哲学的重点！”20小说虽以爱情为线索，却将各种各样的爱收入其中，爱在故事中交织涌动，形成温情的协奏。与爱情的线索交错纵横的是亲情的脉络，小说中的亲情书写主要围绕李晓东的父母在儿子与徐冉的婚恋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展开，虽说是矛盾冲突，作家的处理却十分温情，即使是在晓东因为听见母亲对徐冉的刻薄议论而感到愤怒和失望之时，他不认同母亲的做法，却也能理解这种“母爱的自私”。作家努力在父母子女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让一切矛盾与冲突最终消融在浓浓的亲情之中。除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亲人之爱，朋友间温暖无私的友爱也是作家的书写对象。刘川和王文琪是李晓东从青年到中年最重要的好朋友、好哥们，刘川是晓东的发小，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早早地帮家里照顾生意，李晓东形容他“头脑虽迟钝了点儿，心地却十分善良，是天生的‘热心肠’”21。王文琪是高干子弟，处事圆滑、长袖善舞。这两人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两人对待朋友却都十分仗义，刘川在晓东与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时收留晓东，在徐冉家遇到困难时二话不说就将自己攒的私房钱借给晓东，还在晓东与徐冉离家去北京工作后常常去看望晓东的父母。而文琪虽然在名利场上风生水起，对晓东却始终真诚相待，因为与晓东的友谊常常让他回忆起大学时单纯热忱、意气风发的自己，这种历经岁月沧桑仍然真挚纯粹的友情最让人动容。在人与人之间的爱以外，作家还写了人对职业的爱，在小说的结尾，李晓东与徐冉在兜兜转转之后终于奋斗在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徐冉成了“老干部服务中心”的主任，实践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晓东则在家乡的电视台纪录片团队负责撰写解说词，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纪录片解说词奖，对文学的热爱，最终指引着他走向了热爱的事业，过上了有滋有味的生活，正如徐冉对儿子说的：“你爸的人生，现在仍靠文学垫底儿。”22李晓东和徐冉这对毕业于中文系的爱侣，在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中，在理想和现实的抉择中，终于将文学的感悟与生活的智慧相交融，成为了真正的“中文桃李”。
结 语
《中文桃李》是一部献给中文系学子的小说，也是梁晓声写作计划中的倒数第二部小说，他说，再写完最后一部，他的“梁记面食铺”就要关张了。23这部小说承载了梁晓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数十年的体悟和思考：他书写同甘共苦、灵肉合一的美好爱情；他播撒文学之美，也思索文学如何介入人生；他勾勒充满善、爱与奋斗的幸福人生。梁晓声在《中文桃李》中所展现出的价值取向，一如既往地具有涤荡心灵的力量，阅读这部小说，仿佛再一次走近了作家心中那片充满真善美的福地。
[本文为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4511226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11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梁晓声：《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97、279、4、31—32、240、244、243、15—16、68、14、14、446、412、252、267、339、117、425页。
12祁泽宇：《〈中文桃李〉的乏力与缺失》，《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4期。
19张鹏禹：《梁晓声：文学是人生的底色》，《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5月11日。
23韩寒：《梁晓声：为我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光明日报》2022年5月6日。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