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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乡土文学中，伴随着土地革命或改革而兴起的土改小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以自身的不同流变参与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经历过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乡土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面对柳青所代表的乡土文学传统避之唯恐不及；另一种则完全走到了柳青的对立面。而刘玉堂的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则走出了另一条路。刘玉堂通过返回合作化运动，重新发掘“新时期”被压抑的柳青传统的价值，同时也试图突破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的困境。刘玉堂的创作提倡一种对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双重超越的土改辩证法。刘玉堂结合了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种传统，从而超克了发展主义式的“新时期”意识形态。

关键词：乡土文学 柳青传统 合作化运动 农业现代化

在中国文学史上，乡土文学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之物，其特殊性在于不论是“乡土”还是“文学”作为理论概念都是十分晚近的现象。它们与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相伴生。可以说，“乡土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它以自身的不同流变参与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在漫长的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古代中国，乡土也常是文人们描述或歌咏的对象，但那时的作品并不能称之为“乡土文学”。因为只有当“乡土”成为问题的时候，文学中的现代乡土意识才会出现；而只有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乡土文学”才显示出其意义。

乡土，顾名思义，是以土地为基础，与土地相伴生的，因而乡土文学中伴随着土地革命或改革而兴起的土改小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地主土地所有制到1940年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到1980年代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个世纪百年中国现代史在农村就典型地表现为土地政策和乡村共同体的变迁史。而反映并推动这种变迁史的土改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于柳青的《创业史》中达到高峰。《创业史》不仅再现了农村合作化运动，更以文学的功能深刻地介入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柳青创造了一种土改小说的新传统。所谓“新传统”在文学的层面上有许多的面向，比如他创造了“梁生宝”这个前所未有的代表中国农村未来希望的社会主义新人；比如他抛弃了之前土改小说对于这场合作化运动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犹疑；比如他全身心地走近农民，却也没有彻底丢掉知识分子的某些趣味，于是尝试把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和农民的口语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介于知识分子主体与农民主体之间的文学语言。

然而，在我看来，柳青传统更为核心的内涵是它代表了文学书写农村土地变革的集体主义传统。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讨论这一传统，是因为以柳青为代表的土改叙事的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仍是一个充满分歧的争论场域。当代中国的政治冲突、社会运动和文化建构多多少少都跟这个传统脱离不开关系。支持或反对历史上的那场土改运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主题。因此，重新讨论柳青传统，不应该仅仅讨论柳青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更重要的是要重新讨论已成为历史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经历过1970—80年代的政治转折之后，合作化运动的方案成为问题。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展开使得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面对柳青传统，避之唯恐不及；另一种则完全走到了柳青的对立面。前一种倾向表现为1990年代的直接书写土改的有影响力的乡土小说并不多。出现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很多，除了1990年代中国的土地政策相对稳定地延续了1980年代的“新土改”没有出现大的变动之外，更主要的是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改革重点已经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相应地，1990年代的文学更多地追寻城市现代性的诉求。而上述的1990年代土改小说的另一种倾向则是延续了1980年代“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地颠倒了柳青所代表的土改小说的集体化传统，最终都试图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告别革命。

在这一波告别革命并否定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学浪潮中，刘玉堂的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①是一个异类。一方面，他把土改小说关注的重点从历史转到了现实，从1950—7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转到了“新时期”的“分田到户”的“新土改”，并让二者互相激活，这在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在文艺界集体告别革命走向柳青的对面的时候，刘玉堂却对合作化运动念念不舍并返回柳青传统，使得“新时期”被压抑的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可能存在的新价值。因而本文尝试通过这篇没有受到文学史太多关注但值得讨论的小说来考察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为何重现，以什么面向出现，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形。如果说柳青的《创业史》是在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②，那么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则可以让我们再次思考发生在中国农村的那场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和失败后该怎么办。

一、作为问题的“新土改”

《创业史》第一部反映的是1953年春天的蛤蟆滩，那时互助组、合作社在广大农村是健康、向上的新生事物。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时间来到了1980年初的沂蒙山区的小村庄钓鱼台，此时农村合作社变成了明日黄花，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然而，钓鱼台却有那么十来户农民不愿意搞分田单干，坚持保留了最后一个生产队。历史上的生产队是从农业合作社发展而来的，作为1950—70年代的一种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和行政组织，它随着19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土改而解体和消亡，同时它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中也失去了往日的合法性。因此它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和不合时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0年代就像“农村合作化运动”之于1950—70年代一样，属于进步理论，它预设了所有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都能获得利益，从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最后一个生产队》打破了1980年代文学和文化叙述中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统一性。1980年代的乡土文学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价值判断，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了这次新的土地改革给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的益处。然而，1990年代，当市场经济来临时，这种众口一词就出现了裂缝。农民在1990年代之前那种均质化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共同体开始出现松动和解体的迹象。

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生，乡土中国的乡绅阶层逐渐被打掉，个体农民直接面对的是国家，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阶层的过渡或阻滞。到199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私人社会逐渐在乡村出现。于是农村的中产阶级开始萌芽。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将农民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等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国家获得对农民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如果说，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国家对农民的改造和争夺的胜利，那么1980年代的新土改使得刘玉堂小说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正如1990年代国家与市场之间既紧张又互相渗透的关系。

在一系列的复杂关系中，《最后一个生产队》将问题的源头指向了1980年代“包产到户”的新土改。刘玉堂叙述了“新土改”之后山东农村的日常生活，并展示了“新土改”所带来的三大问题。一是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小说高潮的戏剧冲突发生于农村女性李玉芹利用干部遗孀的身份和自身的商业意识，在新土改中发家致富，最终引起了全村的不满，被其中几户农民联手刨掉了她所承包的几十颗果树。李玉芹发家致富的过程是典型的农村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新土改”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利益均沾的运动，市场在其中展示了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小说中反复提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涣散。退伍民兵韩富裕和团支书刘玉华年底想在村里重新组织一个宣传队演出，却再也组织不起来了。“人们宁愿花钱买票去一个姓曹的个体户家看电视，也不愿排节目。”韩富裕和刘玉华只能一再感慨“单干把人心搞散了”。三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的分化。

在1950—70年代的理论话语中，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是以中农为主体。中农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和传统乡村经济伦理的承担主体，历来解决土地改革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处理中农问题。《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尾写到了当时国家新出台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乡村富农的致命打击：村干部以群众运动方式硬性规定他们必须按国家定价出售多少“余粮”，富农姚士杰被要求一次性出售35石（合8400斤）粮食，富裕中农郭世富则被要求一次性出售18石粮食。农民一向是把粮食当作自己的命根子的，正所谓“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手中“余粮”的强制性交售显然严重地抽空了他们的家底，这让他们觉得面对以后的生产与生活安排，心中毫无把握。这种情况下，单干的富裕中农与梁生宝的互助组一直进行的暗地较量和竞争，也不免大大受挫。而在当时的政治资本方面，他们当然更是处于劣势地位，富裕中农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许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从1940年代开始的中国土改是通过由“翻心”到“翻身”，由思想到行动来完成的。但是这种由内至外的行动更多的时候只适用于贫雇农。对于中农而言，思想改造运动在1950—70年代并没有彻底完成。在柳青笔下，征服中农靠的仍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逻辑。

一旦这种来自外部干预的政治力量解除了，被压抑的中农也就失去了共同的他者。《最后一个生产队》里中农所面对的问题就变得多样化。一部分已皈依合作化运动的农村小资产阶级显得无所适从和无所作为，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干部刘玉华和刘日庆身上。钓鱼台遇上大旱天，分田到户的时候大部分水利设施都被破坏了没法用。曾经组织上的活跃分子、团支书刘玉华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重新组织群众修复水利，只能带着同情同意村民们举行传统的敬天祈雨仪式。另一个基层干部党支书刘玉华在小说中更是平庸。他敬佩的是脱产干部杨税务，凡事都要向他请教。而杨税务是个庸俗世故的口头马克思主义者，沉溺于和李玉芹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动不动就将“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些大词挂在嘴边，针对实际问题却往往不知所云，经常完不成收税任务，还时不时收点小贿。缺乏组织能力、眼高手低、只知道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创业史》中那个新生的农民党员梁生宝的反面。从1950—70年代走来的乡村基层干部在1990年代呈现出全面退化的态势。

对于党外的大部分普通中农而言，他们面对的是劳动和财富两难的局面。曾经的“勤劳节俭埋头生产”就可以“发家致富”的中农劳动伦理在新土改中失效了。这种失效不同于《创业史》中富裕中农郭世富、郭振山“发家致富”梦想的失效。在“十七年”文艺的话语中，中农具有私有者和劳动者的两重性。他们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曾是合作化运动最大的阻力。合作化运动对中农的改造在否定其私有意识的同时还是肯定了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价值。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农所剩不多的政治合法性正是来自“劳动”的合法性。在柳青那里，集体化是最高理性，但他也没有忘记农民的劳动本质。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发展生产，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劳动被视为一种美德，具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在“十七年”时期的按劳分配中，劳动也意味着一种象征资本的获得。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对于传统农民来说，耕作劳动并不是一份工作，农民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自我规定。③费孝通也曾说过，“尽管土地的生产率只能部分地受人控制，但是这部分控制作用提供了衡量人们手艺高低的实际标准。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就这样全都和土地联系了起来。村民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④。

1980年代的改革改变了土地制度，也改变了乡土中国的劳动伦理。农民们所认同的不再是集体劳动，也不是辛勤劳动，而是劳动是否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在柳青的土改小说中，土地和劳动仍然具有某种超越物质财产的意义。《种谷记》中王克俭对于土地的痴迷和投入几乎审美。但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土地和劳动的最大意义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刘日庆作为曾经的劳动模范在小说中并没有展现他对劳动的擅长或热衷，他虽然坚持留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也只剩下空谈社会主义优越性。劳动没有给最后一个生产队中的队员们带来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小说里说“这年的年景不错”，“秋后粮食丰收、苹果丰收，家家户户吃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细算起来，生产队的人收入不如单干户们多”。勤劳致富的劳动伦理失效了，恰恰是脱离生产队单干的李玉芹以一种非劳动的方式率先富裕起来。生产队中的富农王德仁和中农韩富裕也因此产生了动摇和后悔。他们开始羡慕发家致富的李玉芹。

殊不知，李玉芹也有李玉芹的问题。有了财富之后，李玉芹遭受到的是关于财富的道德合法性的指责。在中国“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中，财富，尤其是商业活动带来的财富，并不像劳动那样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资本是带有原罪的。作为寡妇的李玉芹发家致富后就被那些勤劳却无法致富的农民们指责为作风有问题和为富不仁。最终这个富裕起来的农民变成了孤家寡人。更大的问题是，李玉芹发家致富最重要的途径不是通过劳动，而是利用了官僚资本。李玉芹是乡村干部杨税务的遗孀，在杨税务因意外事故去世后退出生产队单干，并利用杨税务曾经的官僚身份和社会关系从事倒买倒卖的商业活动。李玉芹创业最大的资本来自于农村官僚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创业史》中富裕中农郭振山。作为一个农村干部，郭振山身上隐含着这种政治权力，只是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压抑了。一旦压抑解除，他们便有了权力寻租的机会。官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盟造就了农村第一批新富阶层。

李玉芹的道德危机在全面走向市场化的1990年代，换个角度看，同样也是钓鱼台那些尚未在市场经济中发家致富的村民们的道德危机，是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在经济转型中的危机。整篇小说的高潮发生于韩富裕的刨树事件。李玉芹承包了一片苹果园，通过做买卖发家致富。以韩富裕为代表的钓鱼台的村民认为李玉芹并没有付出劳动，却一人独享卖苹果带来的利益。于是有天韩富裕喝醉了酒在刘玉华的怂恿下领着一帮人去刨李玉芹的苹果树，一下刨倒了二十多棵。李玉芹立即报了警，最终韩富裕被公安局拘留了十五天。这个刨树事件不能以对错来简而论之，它是乡土社会发生的一个合情不合法的事件。费孝通把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称为“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指的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有等差的次序。差序格局是以自己作为中心，因而“克己复礼”成为乡土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出发点。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韩富裕指责李玉芹为富不仁，依据的是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而李玉芹在这次事件中的合法性来自于“承包合同”这种现代社会的契约，她占据的是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理”。在这场由财富引起的道德冲突中，双方都没有胜利可言，但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新道德的强烈冲击。

以革命、集体、劳动、道德来塑造农民主体性遇到挫折后，“财富”在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也没能召唤出理想农民。1980年代的乡土文学对于农民主体性的重塑是在疏离和消解阶级和国家的过程中完成的，并且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但是当西方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开始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时，对于单打独斗和游离于集体之外的1990年代中国农民来说，他们的资本和道德都不占优势，重建共同体和集体认同或许是一种可尝试的途径。

二、柳青化，还是赵树理化

分田单干后，钓鱼台的农民们又变回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一个一个的“马铃薯”农民。如何重新组织农民，成为政治和文学共同的难题。表面上看，刘玉堂采用了柳青的办法，即保留生产队，坚持集体生活。它建立在这样一种愿景之上：通过生产队的互助合作可以重新组织农村基层社会，并弥合贫富差距给传统乡村结构带来的冲击。

有意思的是，1950—70年代的土改小说关注的是可以建构新的农村政治共同体的土地革命，而刘玉堂在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关注点却落在了1980年代的新土改与乡村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上。农村土地改革从政治问题变成了经济问题，土改在新时期已经不再担负基层政治组织的重任，沦为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实践。在刘玉堂看来，1980年代的土改留给1990年代的最大问题是农民精神生活的缺失和农村的道德危机。从某个角度看，《最后一个生产队》可以说是1990年代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危机”的乡土版本。柳青所看重的合作化运动是作为一种精神补偿才出现在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中。小说里刘玉华留恋的是集体劳动的气氛，韩富裕迷恋的是宣传队的热闹，刘玉堂保留的是一种作为精神生活的生产队。小说中的那个生产队在应对农村社会的涣散和精神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它早已丧失了给农民带来新生活的气象，正如小说中农民们感慨的那样“断不是原来的那种味道了”。合作化运动在1990年代土改小说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势单力薄的生产队，这是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遭遇到的被删减的困境，也是乡土中国在1990年代转型的症候。

对于如何重建作为个体的农民的精神生活和道德伦理，刘玉堂想象的方法是重返柳青传统中的合作化运动，将个人重新拉回到集体当中。然而吊诡的是，小说的叙述中总是时不时地闪过“赵树理的幽灵”。刘玉华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被称为“业余诗人”。这是个李有才式的农民。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在土改中以板话为武器进行斗争，刘玉堂则让刘玉华以创作打油诗编排新土改中的农村现象为乐。作者还特意在小说中插入一篇刘玉堂发表的小文章《修锁者说》。有意味的是，这篇农民刘玉华自叙性的文章却是模仿柳宗元的古文文体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一个生产队》里的人物不是西方现代小说中的个人化主体（这里的人物内心世界仍然不可透视），也不是柳青文学中的“新人典型”（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再也创造不出一个农村“新人”，这是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衰落的征兆之一），反而更接近赵树理小说中的“笔记体人物”。如果说刘玉华的形象是李有才从1940年代穿越而来，那么小说中另一个农民何永公就是二诸葛、三仙姑的复活。这个老农民“外号叫何大能耐，上过几天私塾，懂一点阴阳五行，看过几本初刻或二刻的东西，满脑子的伪科学。韩富裕当年谈恋爱姑娘们给她提缺点的时候，说他散布封建迷信的话，韩富裕就是听他说的。他喜欢在人家的白公事上当司仪，人家办红公事的时候去掌勺当大师傅。”除此之外，在钓鱼台遇上大旱的年头，他就领着大伙儿“杀猪宰羊，买纸备香”调头祈雨。二诸葛、三仙姑尚且是1940年代土改所批判和改造的对象，而1980年代的新土改却对何永公这类的旧式农民束手无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钓鱼台的基层党组织对大旱天无能为力，何永公领着村民祈雨却真的起作用了。传统乡土社会的遗老，曾经革命的对象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的补充。

在土改小说史上，柳青的《创业史》曾有效地克服了赵树理进入当代文学后的叙事危机。合作化运动在《创业史》中被深深嵌入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新”/“旧”、“进步”/“落后”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宏大历史叙述中。新型农民梁生宝在追求前者时，毫不犹豫地自觉主动地抛弃了后者。新农民与旧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可以说，“合作化运动”在《创业史》中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柳青对乡村社会的矛盾冲突的解释和解决仰仗的是一套新的社会主义话语，他不像赵树理那样对传统乡村生活和乡土话语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在赵树理的观念中，乡村社会也有可能释放出变革的积极性，乡村内部的落后因素可以依赖乡村伦理的自觉调整来克服。到了刘玉堂的小说里，土改已成为一个去政治化的命题。在土改的性质问题上，《最后一个生产队》并没有运用《创业史》的叙述策略，没有将合作化与分田单干视为两条路线之争。刘玉堂也没有像赵树理那样在传统的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之间进退失据，但是《最后一个生产队》无意间也激活了赵树理小说中乡土话语和乡村伦理。小说充满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和喜怒哀乐。钓鱼台最后一个生产队存在的重要作用是可以帮助那些弱势农户和困难家庭，但是这种帮助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在起作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乡土社会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传统。钓鱼台的生活缺乏政治的痕迹，村民们一贯按照乡村习俗行事，哪怕是脱产干部杨税务因为犯了点小错误而被停职写检查，村民们仍按照本村的风俗提着东西上门看望。

赵树理处理合作化运动过程中的矛盾主要还是依靠乡土社会内部的伦理动力和情感逻辑。三里湾的农民加入合作社与儿女私情有着扯不断的关系，有翼和旧家庭决裂显然离不开玉梅姑娘的吸引。可是梁生宝不一样，梁生宝前进的动力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⑤到了1980年代，钓鱼台的农民加入或退出生产队已经不再是为了“理想的热火”，而更多是出于“恋爱的热火”的吸引。小说中反复说到“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刘玉华和韩富裕都曾在集体劳动中找到恋爱对象，所以前者坚持要留在生产队中，后者热衷于组织宣传队的活动。他们对集体化的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集体活动有助于解决个人问题。

重返合作化实践，刘玉堂原本在走柳青的道路，却在路上看到了赵树理的风景。钓鱼台作为一个经历过1950—70年代反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革命老区，在1980年代的新土改后不可避免地复苏了乡土传统。哪怕还有最后一个生产队，集体主义话语也没有能力再改造乡土伦理了。

三、刘玉堂与柳青传统的突围

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重返集体主义传统，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在旧土改与新土改之间反复的乡土故事，但刘玉堂最终也没有一味地朝着“赵树理方向”走。事实上，不论是“柳青传统”，还是“赵树理方向”，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后早已回不去了。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家庭”这个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可是有意思的是，刘玉堂的这篇小说既不能让柳青创造的“集体”这个大共同体像从前那样高效运转，也无法再像赵树理那样想象一个“花好月圆”式的小家庭共同体。小说中的手工业者刘来顺退出生产队，一心想跟丧夫的李玉芹结婚，成立小家庭共同经营农副产品代销店，可是二人终于还是分道扬镳了。既然“家庭”这个温柔乡也靠不住，那就只能另寻他路，寻找其他可替代性的方案。

刘玉堂在小说中提倡一种对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双重超越的土改辩证法。在柳青那里，合作化运动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刘玉堂这里，合作化运动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自发市场化思想两条道路的并存。小说的最后，几个见识到了包产到户带来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单干户又进到了生产队，而生产队里眼红那些因单干而发家致富者则退出了生产队。在集体与单干的循环中，更有意义的是，小说的结尾钓鱼台的第一个队办企业织锦厂诞生了——也就是乡镇企业。

队办企业的出现表明，历史没有被1978年切断，它在更高的层面接续起柳青传统。刘玉堂面对新土改的种种问题，是以柳青传统作为方法。一方面，他想借用这个传统中的集体主义重新组织乡土社会；另一方面，他需要柳青传统中的农村工业化的思路来纠正新土改把农村带上商业化之路的缺陷。前者在小说中收效甚微，而后者则更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回眸历史，我们可以将柳青《创业史》的诞生理解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全面改造的标志。被改造的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现代分工劳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了双重确认，同时种子、机械化、化肥等技术革新因素引起更多的关注。合作化运动在新土改中遭到普遍否定，但是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意识值得继续发展。

不论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改革更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农村现代化问题。关于土改小说中的农村现代化问题，赵树理描绘了一个“乡村乌托邦”，柳青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刘玉堂给出的是乡镇企业的方案。这个方案既是对新时期土改的补偿和超克，也是对柳青传统新的扬弃和提升。

小说中钓鱼台第一个队办企业是刘来顺退出和李玉芹合开的个体代销店后重新加入生产队带头兴办的。刘来顺是乡村小手工业者，曾拥有一台织布机。“可当那些名字很好听的化学的东西铺天盖地地涌进了沂蒙山，整个冬天真格的就没有一家来预约织布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了说不出的悲凉。”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也预示着柳青传统存在的必要性。中国经济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要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必须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而另一方面则又要避免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中沦为弱势群体。于是，合作化道路成了梁生宝必走之路，而将个体手工业扩大成队办企业也成了刘来顺可能和必须的出路。刘玉堂通过李玉芹这个人物展现农业商业化可能带来的问题，给出的药方是农业重新工业化。乡镇企业是一个将农业、工业、商业融合在一起的方案。当然，这里的乡镇企业是集体乡镇企业（后来乡镇企业私有化导致其灭亡是另一个故事了）。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工业经济。它或许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小农，但肯定不是亿万小农的天堂。若不能以某种方式将进入市场的小农联合起来，他们很可能将再次遭遇贫困化的命运。乡镇企业可以在农民与市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能降低农村市场化的成本，又能通过工业市场来调节农业市场。乡镇企业给柳青的社会主义集体事业带来了新的使命，也加强了乡土中国的血缘与地缘的纽带。刘玉堂在小说的结尾才提到乡镇企业这条可能带来希望的道路，但仍旧可以说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

小说中的队办企业除了给农村集体化运动带来新的契机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队办企业办的是织锦厂。织锦，又叫鲁锦，是具有沂蒙山特色的一种布。刘来顺是少数会织这种布的手艺人，而他萌生办织锦厂的念头是受他在省城的作家大叔的影响。他大叔向他感慨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正在失传，并告诉他“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偶尔过时一下也是暂时的，过段时间还会时兴，顶多形式上变变罢了，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正是有了这种“民族文化永不过时”论，才有了钓鱼台的第一个乡镇企业。当乡镇企业遇上“鲁锦”这种民族工艺时，刘玉堂重建集体化的努力就有了民族主义的内涵。民族主义在这里赋予了乡镇企业另一重的合法性。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在小说中回应的是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所身处的族群和文化归属问题。“按照德国的浪漫主义的看法，人总是具体的、历史中活生生的人，而非理性的载体。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⑥可见，再集体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或许将成为另一种乡土中国一体化的有效方法。

刘玉堂结合了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种传统，从而超克了发展主义式的“新时期”意识形态。钓鱼台的这个队办企业开启了古老乡土中国创造性的自我转化的新阶段。它意味着中国农村将迈出摆脱“内卷化”生产方式⑦的第一步，真正开始告别秦汉以来就已定型的乡土社会的发展模式。但又不同于西方现代企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特点，中国的乡镇企业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重建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

西方工业发展史上有两次工业分水岭。“第一次工业分水岭”，指的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与社区相分离、经济与社会相分离的“大企业、大生产、大市场”的道路；“第二次工业分水岭”，指的是今日西方应在高技术的条件下重新寻回经济与社会的结合、企业与社区的结合、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⑧而乡镇企业以独特的方式飞跃了“第一次工业分水岭”，成为“第二次工业分水岭”的中国模式。有了这种集体化的新方案，在文学和历史中去政治化的柳青传统将重新被政治化，也将从农业领域扩展到工业领域，实现一种有意义的突围。

结 语

作为一篇在文学史上不曾受到太多关注也没有引起太多反响的土改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其实是一个通俗且复杂的文本。这篇写于1990年代的小说以批评1980年代新土改的方式重返1950—70年代的传统，几乎关联到了整个中国当代史和当代文学史的诸多重要问题。在土改史的层面上，它展示了一种土改辩证法，即农村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集体化的螺旋式上升的农村现代化图景。在文学史的层面上，它为我们展示了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的流变，且在不经意间综合了柳青传统和“赵树理方向”。最终，它以文学的方式为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及以后的突围指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或许会是未来中国土改和土改小说的可能之路。

注释：

①刘玉堂：《最后一个生产队》，《上海文学》1992年第1期，本文对该作品的引用均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③[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④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⑤ 柳青：《创业史》（第1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

⑥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2页。

⑦ 所谓“内卷化”，是指以不断投入农业劳动人口来增加农业产量，维持全社会生计，黄宗智称之为“无发展的增长”。

⑧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1—62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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