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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以何种方式完成了土改历史的文本化，以及借助何种载体建构了土改叙事的意识形态逻辑，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探讨。小说其实是对彼时土改历史的一种“具身化”书写，在书写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中，从诉苦动员、斗争地主到构建政治认同与感恩，身体都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媒介。对农民身体苦感的描述，表达血肉之痛乃是农民投身土改的直接动力之源；斗争地主的叙事，聚焦于对地主身体之规训与惩罚，既有道德修辞上的鄙视，亦有政治操演仪式中的直接体罚。小说表现土改胜利后农民的政治认同与感恩，侧重书写农民身体感受的今昔差异，以及“支前”与“参军”等为革命献祭身体的行为。

关键词：周立波 《暴风骤雨》 土地改革 “具身化” 身体政治

如所周知，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作者根据自身在1946年参加松江省元宝镇的土改经历而创作完成的，具有一定的实录特征。学界对其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研究，无论从小说的主题表达、地方语言，暴力书写，还是作品涉及史实的真实性、版本变迁等，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是，这部小说究竟采用了什么方式把这段土改历史予以文本化？在历史的文本化过程中，又究竟借助了何种媒介建构土改叙事的意识形态逻辑？对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综观已有成果均缺乏深入的探讨。

要展开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前提当是理解土地改革运动的性质。作为中共乡村动员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步骤，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乡村资源的再分配与乡村秩序的重构，如亨廷顿所说：“土地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①涉及根本权力的“再分配”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身体扮演了关键角色。“身体与社会相交织，它既可能改写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改写；既可能利用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所利用；既可能控制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所控制。”②事实上，这场“翻身”运动，对“翻身”主体的贫雇农与斗争对象的地主的身体，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中，从诉苦动员、斗争地主到构建政治认同，身体都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媒介。

基于此，我们试图检视《暴风骤雨》中的身体话语，就会发现小说中的土改叙事逻辑链条与身体书写深度关联。作品正是借助身体话语的多重表达，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全过程书写，亦是以“身体”为媒介，建构了彼时土改运动的意识形态逻辑。可以说，这部被称之为正典的土改叙事小说，是对当时土改运动的一种“具身化”书写③。本文就此方面展开详细分析，既为拓宽这部小说的研究视域，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也试图从文学角度，更深入理解中共革命实践与个体生活的直接关系。

一、诉苦动员技术的“中介”：身体的痛感

土地改革运动中，成功动员自是实现土改目标的前提，而动员成功的关键则是挖掘受苦人的痛感。因此，工作队下乡后，政治动员是第一步，即寻找贫雇农根子（“苦主”）进行诉苦，进而发现、培养土改积极分子，以此为原点，以点带面，形成波浪式扩充，以改变乡村传统的秩序观和文化伦常，建构以阶级理念为核心的乡村之“解放政治”。

《暴风骤雨》一开篇，即写土改工作队坐着马车进入元茂屯，“他们通共十五个，坐得挺挤……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④ 。此处描写，既交代了外部革命力量在元茂屯的出场；而“赶车的都不明白”，亦暗示着元茂屯的群众，对这支外来革命力量的陌生。很显然，要顺利展开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重塑元茂屯的乡村秩序，土改工作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将土地改革的民主思想传达给处于保守、封闭状态的农民，使其理解和认同，进而转化为勇敢的行动、起来斗争，最终建立新的乡村秩序。

就小说中的“元茂屯”而言，情形显得更为复杂而特殊。大多数农民信奉传统道德观、宿命观，没有反抗的意愿，对贫苦的生活现状，抱持着认命的思想，如赶车孙老头在拉着工作队进屯时，对萧队长所说的一番话，便可窥见一斑：“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的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⑤在他们看来，生活的艰辛与贫困，似乎是命由天定，而不是阶级差异造成的。除此以外，日本侵略者多年的殖民统治，不仅在当时给元茂屯农民带来经济上的巨大伤害，也造成了元茂屯农民精神被奴役的状态：“都是些个‘满洲国’的脑瓜子。”⑥还有，屯里的大粮户又与“胡子”相互勾结，对屯里百姓抢掠和欺辱，更让农民变得胆小怯弱。所以，工作队起初以“斗争大肚子，帮穷伙计翻身”的抽象阶级框架去宣讲、动员民众并不顺利。当土改工作队决定召开第一次大会时，便遭遇失败，刘胜在大会上号召农民翻身，大伙儿一起来打垮大肚子时，参会农民只是嘴上喊着乐意，却一个一个地借故溜走。如此看来，动员农民投身土改、斗争地主并非易事，对此，萧队长有清楚的认识：“群众并不是黄蒿，划一根火柴，就能点起漫天的大火，没有这种容易的事，至少在现在。 我们来了几天呢？”⑦

土改使农民“翻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启发群众“翻心”，即启发和提高群众阶级“觉悟”，让农民认识到自己受压迫与剥削的根源，进而激发其阶级仇恨。那么，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的着力点在哪里？或曰“翻心”实践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是什么？李放春指出：“阶级‘觉悟’必须建立在农民个体体验的基础上。这种体验必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切身性。‘苦’就是这样一种有待思想权力加以提取、挪用、‘破解’、建构的身心经验。”⑧也就是说，“苦”作为切身而直感的经验，能够成为沟通抽象的阶级认同，提高阶级觉悟的一种有效革命资源。发动农民诉苦，便作为一种民众动员技术，在土改运动中得以普遍开展起来。

虽然早在1940年代初，中共为了推行减租减息，就已经在以诉苦的方式发动农民，但彼时更多的是强调战乱之苦，土改诉苦则要求彻底肢解村庄原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将其简化为一种明显的阶级分野，使农民认识到贫困与苦难正是阶级分化的结果。那么，如何让农民真正理解和感受阶级之苦，而成为一种普化经验？“诉苦的成功就在于将农民的生活苦难落实到身体和精神的真实体验中，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⑨诉苦成功的关键在于挖掘身体的痛感，让抽象的阶级仇恨转换为农民切实可感的血肉苦痛。

《暴风骤雨》对土改的诉苦动员书写，便是聚焦于农民对身体之伤痛的回忆与诉说。小说不乏大量篇幅叙述农民诉说往日身体遭受的种种苦楚。在他们所诉之苦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苦的类型，全然来自地主对他们身体的伤害与摧残。要么是地主直接惩罚他们，造成肉体的伤痛甚至死亡；要么是地主凭借经济地位优势，引致他们身体处于饥饿和其他窘态之中。

小说写动员伊始，工作队决定去找又穷又苦的人交朋友，以发现积极分子。队员与这些农民一起劳动，生活、“唠嗑”，帮助农民算账，理清剥削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诉说苦难，激发斗争的勇气。第一个积极分子赵玉林，就是在土改工作队员的引导下，忆起韩老六对他及亲人的身体所造成的深重伤害。由于缴租过了三天期限，韩老六便罚他跪在铺着碗碴子的地上。“碗碴子扎进他波棱盖的皮骨里，鲜血淌出来，染红了碗碴子和地面，那痛啊，直像刀子扎在心窝里。”⑩韩老六对赵玉林造成的伤痛，还不止如此，还有更恶毒地羞辱方式，当赵玉林找他借钱时，他明明知道赵玉林的媳妇儿没有裤子穿，只能晚上光着腚干活，韩老六有意要让赵妻上韩家大院来取钱。气愤的赵玉林不但没有借到钱，临走时还被狗追咬，破裤腿拉扯成几片，脚脖子也被咬开了口子。自此，妻子为躲开韩老六，只好有意把脸上涂得非常埋汰。更凄惨的是，正是因为韩老六的剥削，赵玉林七岁的女儿，被活活的饿死。这里，无论是赵玉林身体的直接痛感，还是其亲人身体所遭受的羞辱以及消亡，无不与地主韩老六的恶行相关。另外一个积极分子郭全海的遭遇，也离不了身体的伤痛。还有白玉山亦与赵玉林、郭全海等，有着类似的遭遇。

正是由于赵玉林、郭全海与白玉山都有被韩老六造成身体之痛的经历，他们与韩老六的阶级仇恨，便是通过身体之痛而感知的。这些农民之所以能够勇敢地起来斗争，成为土改积极分子，与工作队员启发和引导他们诉说身体痛感直接关联，他们从切身的痛楚中萌发了革命的冲动。因此，身体的痛感是农民“觉悟”的基础，地主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也正是通过身体痛感得以生活化、情景化。于此，就不难明白，小说叙述每一个积极分子在“觉悟”成长之前，都写到他们皆有遭受身体各种各样的苦痛，而且身体的苦痛根源，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解释——地主是引致身体之痛的罪魁祸首。

基于身体苦感诉说的动员策略，不只是局限于土改工作队员上门“访苦”，与个别农民“唠嗑”，以发现积极分子；还有召开大范围的诉苦会、斗争会、“唠嗑会”。这类大会由于围观群众人数很多，容易营造强烈的剧场效应，诉苦者在围观者的激励之下， 情感的表达更为舒张，展现的方式更具感染性。“虽然在生活中他们或为邻里，或带亲缘，有着多重复杂的关联，但是在那个激情亢奋的聚会场合，诉苦仪式无疑会催生出真正的社会分裂和仇恨，从而让翻身者实施对昔日优势者的报复。”11小说中，“怕是整不下”的老实巴交的老田头，在斗争大会悲愤地控诉韩老六，便是这种动员策略的典型表现。斗争大会开始时，老田头被群众推到“龙书案”跟前，让他控诉韩老六的罪恶。起初，他眼神里含着畏惧的神情瞅着韩老六。在工作队员和大伙的激励下，老田头悲情含泪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大雪天能把人冻得鼻酸头疼，两脚如同两块冰，却被韩老六要求到山里拉木头，有一次滚到山沟里。自己花三年心血盖的三间房，被韩老六当成了马圈，三间房臭气熏天，蚊子满屋。“我家三个人咬得遍身红肿，没有一块好肉。”12此外，韩老六还恶毒地迫害老田头的女儿：“……你们拿手绢塞到她嘴里，剥了她的衣裳，使柳条子抽她的光身子，抽得那血啊，像小河一道一道的，顺着身子流。”13随着控诉的进行，老田头不禁痛哭起来。韩老六对老田头全家身体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恨之情，对韩老六的仇恨之火在会场里燃烧蔓延，一时间，其他群众群情激奋，一边呼唤着：“打死他”，一边就动手打韩老六的耳刮子了。还有小猪倌吴家富也在唠嗑会里大倒苦水，讲述韩老六对自己的折磨：让他住在放草料的杂屋里，蚊子咬得他通宵睡不着。寒冬腊月没有盖的，冻得整夜哆嗦，韩老六的恶奴、走狗李青山也经常揍他。小猪倌对身体之伤的诉说，同样引得其他群众掉眼泪。无论是老田头、还是小猪倌，他们身体的伤痛犹如一面镜子，透射出地主韩老六的凶残。正是他们有关身体之痛的凄苦而激愤的诉说，很容易把围观的人们带入一种浓烈的阶级苦难气氛中，农民理解阶级苦有了“具身性认知场域”14从而激发强烈的同情心、义愤感和自我改造感。

总之，无论是对土改积极分子的培养，还是对普通群众的动员，《暴风骤雨》都不厌其烦地书写了他们所遭受的身体之痛，以及由此诉苦所营造和弥漫出来的阶级仇恨氛围。也正是通过对他们“血肉之痛”的描述，我们能清晰地认识到，农民对于“压迫”“剥削”等阶级范畴内的抽象概念认识，是借助易于感知的身体之痛（如受伤、打骂、流血、致死等）而得以理解的。由此，农民的身体苦痛，起到了诉苦动员技术的“中介”作用，小说对土改动员阶段的叙述，正是通过对农民身体痛感的书写而完成的，在表达土改之必要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亦传达了农民投身土改的直接动因。

二、斗争机制生成的方法：身体规训与惩罚

从诉苦动员到斗争地主，是土改运动逐步推展、递进的工作逻辑。斗争地主，意味着农民将苦难与仇恨外化为行动上与地主的公开决裂，而这种决裂与复仇行动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这种复仇方式，一方面契合中国人所普遍具有的心理情结和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能让农民得到情感的宣泄与阶级优越感的确立。于是，从前地主对农民的鄙视、关押、暴力体罚等身体规训与惩罚的方式，在革命权力的支撑与配置下，被革命政权与农民加之以仪式化的操演，又翻转地施加于地主，从而构成土改中“斗争地主”的一种常见的机制。

因此，如果说《暴风骤雨》对动员诉苦的叙述，侧重描述农民的“身体之痛”；那么对斗争地主的书写，则是极力展示贫苦农民对地主身体的规训与惩罚。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农民充满苦感的身体，是投射地主“恶行”的一面镜子；而地主的身体，则被视为乡村罪恶的符号，代表着对农民无尽的剥削与压迫，需要接受农民与革命政权的规训与惩罚。

对地主的身体规训，首先是对地主身体进行美丑“区隔”与道德修辞上的“鄙视”。小说中，贫苦农民全然是以黑瘦、愁苦的羸弱身体形象示人，白玉山的妻子白大嫂是瘦骨棱棱的，小猪倌吴家富瘦得不成孩子样，郭全海才二十四岁，眼角已有了皱纹……如此身体形象，自然暗示农民阶层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与此相反，地主的身体一般被描述为肥胖的富态体型、穿着的是绸制衣裤，皮鞋等服饰。体型与服饰承载着政治内涵，是地主们剥削的证据，或者是他们丑陋，浪荡的表征。比如小说写萧队长第一次见到韩老六时，如此描述：“秃鬓角，脸上焦黄，笑起来露出一嘴黑牙齿，穿着白绸小衫，青花绸裤子，脚上穿的是皮鞋。”15形貌丑陋，服饰不同于劳动和贫苦的农民穿的粗布短衫、布鞋，如此形象地展现了韩老六作为地主阶级的剥削与罪恶。他的大老婆也同样是肥胖体型、穿着绸制的衣服：“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枣核样的胖女人，穿一件青绸子大褂。”16女儿韩爱珍也不例外：“她穿一件轻飘飘的白地红花绸衫子，白净绸裤子。领扣没有扣，露出那紧紧地裹着她的胖胖的身子的红里衣。”17另一个地主杜善人的形象亦然，小说多次写他身体肥胖，肚子大，腰都不能弯得那么深。杜善人的小儿媳同样是富态体型：“这个妇女，才十九岁，胖得溜圆，长一副白瓜瓢脸庞。”18无疑，身体生理意义上的美丑，被赋予了阶级分野的内涵，对应着政治伦理上的善与恶。肥胖体型及绸质类的服饰，成为了一种阶级丑恶，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罪恶的直观性显影，由此激发着农民的阶级意识与斗争精神。

对身体的规训，不仅限于道德化修辞的鄙视，对地主身体予以话语上贬斥；还要有“关”与“管”两方面的规训，即控制地主的身体，禁止他们自由行动。目的在于，一是逼使他们交代问题，防止他们藏匿财物，变卖东西；另一个方面是，防止他们造谣生事，搞破坏。第一次准备斗争韩老六时，土改工作队就决定先扣押韩老六，从心理上击垮地主阶级：“他明明白白地给软禁起来了。还不知道明儿该咋样，他感到一种奇怪的、自己也不能相信的害怕”19往后几次斗争会，韩老六都是被押回“笆篱子”。韩老五被抓捕后，也是被关了数天之后，才老实供出暗藏的特务名单。当地主杜善人试图隐匿财物，不愿坦白时，农民采取的方式也是把其关起来。与此同时，为了追缴地主私藏的财物，剥衣搜身，也是实施对地主身体规训的手段，白大嫂子与刘桂兰带领妇女脱掉了杜善人大儿媳的衣裳，在女人下衣里找到了两个金镏子，同样，对杜老婆子也是搜身，发现了她裤裆缝里藏有金镏子。

相较于上述道德修辞上的贬斥、扣押、搜身等身体规训方式，身体惩罚则更具暴力色彩与震撼性。如果说身体苦感的发掘，是激发农民“革命热情”的关键，那么对地主身体的暴力惩罚，则是农民宣泄苦感、寻求复仇快感、建构翻身心态的极致表达。身体惩罚的极具震撼性，自然来自仪式感的营造：“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人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统治者努力设计和利用仪式动员民众的情感以支持其合法性，并激发起群众对其政策的热情。而作为象征，仪式对于革命群体也同样是重要的，革命同样需要引发强烈的情感以动员民众造反（David Kertzer1988）。”20对地主身体惩罚的常见仪式，便是召开斗争会或公审会，地主被押解到会场，接受农民的控诉、声讨。此时，地主往昔的威势荡然无存，他们的身体一般呈现为威风扫地的狼狈状态，通常表现为衣衫不整、脸色灰白、低头哈腰、瘫倒在地等情形。随着斗争仪式感营造出的剧场效应，个体控诉者的怒火不可遏止地被激发，进而转化为集体性情感宣泄洪流，最终的结果便是对地主身体予以暴力惩罚。“……农民对艰辛日子的感受一旦被聚合，且被赋予指向性的解释，就极易诱发出他们对昔日优势者的强大憎恨，并形成针对斗争对象的语言和身体暴力。”21这种具有仪式感的身体暴力惩罚，在实践着农民身体翻身的同时，亦建构了一种阶级翻转的象征意义：地主阶级沉落与农民阶级提升：“让他们( 地主) 和群众都知道地主的日子过到头了，以压低其气焰，使之慑服于浩大的群众声势之下。”22

小说多次描述了这种身体惩罚的暴力仪式场景。第一部叙述第三次召开斗争韩老六的大会时，韩老六被押到会场，丝毫没有了昔日带着大棒子的威风，一副委曲求全、低声下气的模样，接受老田头等贫雇农的愤怒声讨。诉苦、斥责的怒火，不可遏止地化为对地主的身体惩罚：“老田头说到这儿，他更大声地哭了。人们纷纷叫打，有人从老远的地方投来一块小砖头，落在韩老六脚边。韩老六脸的都吓白了，腿脚抖动着，波棱盖直碰波棱盖。”23这里，韩老六表情与肢体动作，表现出颜面尽失、威风扫地的情形，也意味其往昔的象征资本几乎丧失殆尽，而对于老田头等贫雇农来说，则获得了大量的象征资本，实现了“翻身”。最后一次对韩老六公审会的情形亦复如此。公审会充满着浓厚的仪式操演感，韩老六先是被四个队员押着，从关他的笆篱子到公审会场，自卫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韩家大院的炮楼子也派人站岗瞭望。这种具象化的威势，使得韩老六感到心惊肉跳，这时候的韩老六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已然失去了昔日的优势权力。随着诉苦仪式的进行，农民爆发出复仇的激愤：“从四方八面，角角落落，喊声像春天打雷似的轰轰地响。大家都举起手里的大枪和大棒子，人们潮水似的往前边直涌，自卫队横着扎枪去挡，也挡不住。”24于是，农民由愤怒控诉转入对地主身体的暴力惩罚：暴怒的群众高举着棒子，拼命往前挤，乱棒子打向了韩老六。

虽然在现实的土改中，中共有关土地改革政策，很少有鼓励和支持暴力行径的，并强调使用暴力，肆意打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我们党自创建红军以来，就强调禁止体罚、肉刑。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25但一方面遭受压迫与苦难的农民无意识中蕴藏着巨大的仇恨与报复性，对地主的暴力行为也不是完全制止和反对；“在群众运动中，出于群众的真正义愤，而去打了一下压迫他们为他们所极端痛恨的人，共产党人不应当禁止和阻拦，而应当对于群众的义愤表示同情，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26另一方面，一旦农民痛打或羞辱了斗争对象，有彻底撕破脸的效果，能彻底瓦解村庄固有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组织。无疑，作品对这种对地主身体惩罚的仪式化书写，确实是彼时现实土改的叠印。况且，小说写农民乱棒殴打韩老六之前，详细地讲述了韩老六亲手整死了十七条人命。正是因为韩老六的杀人在先，农民出于义愤对其身体惩罚，以及后来处决韩老六都有了合法性与正义性。

除上述道德修辞、关押与直接暴力惩罚的形式外，还有另一种对地主身体惩罚的方式，更具阶级翻转与置换的象征意义，就是地主阶级女性主动让渡自己的身体给农民阶级，把自己转嫁给多年娶不上媳妇的贫农老光棍。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地主唐抓子的侄媳妇、三十岁的李兰英，主动抱着铺盖卷，跑到四十六岁的老光棍侯长腿家里要嫁给他。即便侯长腿使劲撵她走，她也不愿意离开，表示任凭侯长腿怎么处置都行，宁愿躺地板上也要跟定他。此时李兰英的主动嫁给贫农，正是土改运动中的阶级翻转中的一个最具特色的表征，地主阶级女性的“身体”主动奉献，既表明了地主阶级在乡村中之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展示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提升。

唯有对地主身体予以道德上贬斥及暴力处置，让地主颜面尽失、威风扫地，才能彻底瓦解乡村固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与社会秩序，确立农民阶级的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地主身体实施的规训与惩罚，是实现这种乡村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颠覆”的纽结点，也是构建土改运动合法性与权威性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小说通过多维度书写农民对地主身体的规训与惩罚，既呈示了彼时土改运动中“斗争地主”的常见机制，也真正感性地表述了土改意识形态的隐形逻辑：土改翻身运动，在较大意义上表现为一种身体的革命，唯有身体的“翻身”才是最终意义上的翻身。

三、表达政治认同及感恩：身体的拯救与献祭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阶级由过去的乡村社会底层，一跃而居为首位，成为乡村的主权阶层。这种颠覆性变化，一方面给农民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分割了乡村社会关系中的传统纽带，原有的地缘、血缘、宗族、邻里等关系纽带被阶级关系纽带所取代，农民既往可能依靠的传统组织几乎彻底崩解。在此语境下，翻身的农民阶级很自然地对于中共政权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依赖性和政治认同下的感恩心理。诸如此类“血肉联系”“救命之恩”“来了共产党，有了好时光”“翻身不忘共产党”等一些最流行的革命修辞与话语，便是土改翻身农民与革命政权组织关系的一种形象化写照。

对翻身农民这种政治感恩行为的描述，《暴风骤雨》同样是借助身体书写来完成的。小说叙述翻身农民的身体认知以及身体状态都发生了焕然新变，土改使他们的身体得到拯救；同时为保卫土改胜利果，他们勇于牺牲、积极“支前”与“参军”，宁愿为革命献祭。如果说对身体苦感以及身体之规训、惩罚的叙述，指向的是对于地主过去行为的“罪与罚”；那么对翻身农民身体的拯救与献祭的叙述，则标示的是农民未来行动方向之“认同与报恩”，即为土改胜利后的农民创造新的行为规范。

在土改运动前，赵玉林、白玉山、老孙头、侯长腿等人普遍遭受过身体伤害、囚禁之苦。土改运动后，昔日被地主奴役的血肉之躯获得解放，最直观的变化自然是显现在身体状态上，较之土改前，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干净、体面、强壮，对未来亦充满了更多的美好期许。这种前所未有的身体体验，令他们很自然地认同土改运动的合法性，从而以一种报恩的心态，表达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与感激之情。如白玉山土改前，懒散、黏糊，土改后像换了个人似的，人变得勤快，身体也变得强壮了，还参加了公安局的工作。老孙头也因为土改，觉得自己五十一岁还很年轻。当得知老孙太太分土改果实，领回的是一具棺材时，他愤怒地要用斧头劈碎，并嗔骂老太太：“老孙头我今年才五十一岁，过年长一岁，也不过五十二岁，眼瞅革命成功了，农会根基也稳了，人活一百岁，不能算老，要这干啥呀？”27侯长腿感慨土改前后的变化，亦是充满感恩的心态：“我从心里领共产党的情，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这土地改革呀，扛活扛到棺材边，也挣不到一根垄，半间房，还能说媳妇？”28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体感受与土改相联系，以今昔身体感受差异的强烈对比，释放对革命政权的认同与感恩情感。

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的感恩姿态，还表现在乡村妇女通过土改运动获得身体解放之后，积极投身于革命政权组织的社会化与政治化活动之中。我们知道，自新文学伊始，不少作品中的女性身体，或者被视为封建文化钳制的对象，或者与男人欲望征服相连。女人很难有自我处置身体的权利，总也摆脱不了悲剧的宿命。这类作品不胜枚举，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等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与此不同，《暴风骤雨》则写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使得贫苦的乡村妇女们的身体被解放出来，发生了自压抑到自由、从苦难到快乐的迥异之变。如土改前，老田太太因女儿被韩老六害死而伤心过度，哭瞎了双眼；赵玉林的媳妇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下地；白玉山的老婆瘦骨嶙峋，一天愁到黑；童养媳出身的刘桂兰自小遭受婆婆的管束与虐待。她们身心都处于苦楚与压抑的困境，因为土改运动的到来而改变，健康向上、明朗、富有活力，成为其身体的主要特征；她们身体得到拯救，亦由此成为进一步支持革命政权的动力之源。此方面的典例，莫过于白玉山的老婆白大嫂子，土改之后，她性情大变，眉毛不再打结，也不再发愁了，积极参加妇女会，成为妇女组的带头人，无论是整地主，还是挖金子，起枪支，她都站在头里，并且胆大又有机谋。还有刘桂兰亦如此，自土改后，她勇敢反抗虐待，决然走出小老杜家，同自己的小丈夫离婚，并与郭全海相爱，积极参加斗地主、挖浮财、慰问军烈属等农工会的诸多工作。很显然，这些乡村女性之所以能够走出的身体苦境，打破身体的依附性，土改运动自是发挥了拯救之效。妇女们在身体救赎之中凝聚为一种感恩能量，勇敢地摆脱过去“逆来顺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状态，从而积极参加革命政权的活动。

上述对农民身体的解放与重构的书写，是作家在描述一种“身体个体化”的拯救方式，以表达农民政治感恩姿态。与此不同，还有一种“以身相许”的感恩行为，就是把身体完全交给革命，不怕牺牲，类似一种献祭方式，凸显翻身农民“报恩”的实际行动。无疑，此时的身体具有了明确的象征能指意义，即农民政治回报时的一种资源的最大化。这种为革命献祭身体的方式，在《暴风骤雨》中有三种情形：一是在直接在保卫土改成果中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如赵玉林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在抵御胡子来犯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二是农民“支前”。如土改积极分子李常有带领四十多人组成的担架队，不怕牺牲上前线，爬冰卧雪抬伤员，便是以身支前的政治感恩行为。三是农民“参军”。如郭全海尽管起初由于新婚不久，有些恋家，但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忘了你是共产党员了，家也不能舍，才娶了亲，就忘了本了？”29他带头报名参军，元茂屯其他四十名青年农民也跟着踊跃入伍。

事实上，这种以“以身相许”来直接表达“报恩”主题，既是彼时现实要求，也是传统道德逻辑在土改中的反映。一方面，中共将斗争果实无偿地分给农民，是以共产党的军事优势为保障的，若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失势，地主阶级便会疯狂地反扑与倒算。小说中的郭全海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时的讲话，就恰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天下是咱们贫雇中农的天下，还得叫咱们贫雇中农保。蒋介石还没有打垮，咱们就脱袍退位，光顾个人眼前生活，要是反动派再杀过来，咱们怎么办？”30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中，农民得到了土地与财富，革命理当然是“施恩”的一方，贫苦农民自是“受恩”的一方。依据传统道德逻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受恩必报，报大于恩，所以，农民必须以实际行动去报革命之恩，而“以身相许”则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一种极致的“报恩”行为。因此，无论是土改积极分子在土改斗争中的壮烈牺牲，还是翻身农民积极“支前”与“参军”，这些“以身相许”的政治感恩方式，自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报恩”心理，亦是基于现实政治与民间道德融合之后，以身体参与政治实践的具体显现。

结 语

综上所论，《暴风骤雨》在书写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中，始终以身体作为纽结点，赋予了身体多重的政治内涵。小说重点描述农民的身体痛感状态，表达血肉之痛是贫苦农民接受革命理念的浮桥，亦是他们投身土改最朴素、直接的动力之源，由此，身体痛感构成了诉苦动员技术中不可或缺的“中介”。小说讲述“斗争地主”的方式，主要是书写农民阶层对地主身体进行多层面的规训与惩罚，既有在道德修辞上，对地主身体的鄙视，亦有在政治操演仪式中，对地主的直接体罚。农民阶层与地主阶层的地位翻转、置换，通过区隔、规训、惩罚地主的身体而得以完成。对土改最后胜利阶段的书写，小说则是聚焦于讲述农民身体得到拯救的表现，以及他们甘愿为革命牺牲的种种行为，表达农民对土改的政治认同与感恩。

这样以身体话语作为土改的叙事策略，表现身体与土改两者之间的交织互动，能让我们更生动地理解在乡村变革中的革命政权与个人生活、政治与伦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并正在加以思考的交往身体是我们的世界、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总的媒介。”31，由此，不得不说，小说因其对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内涵，身体单向度地蜕变为涵纳革命意识形态的装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剥离了身体所承载的其他诸如社会、文化等维度，从而削减了由身体的丰富维度带来的日常性及文化韵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②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6页。

③14所谓具身，是指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具身是一种身体经验。我们的身体通过感觉和运动体验来建构我们赖以思考的概念和范畴。换言之，概念和范畴的形成是基于身体的。因此，具身就成为一种认识方式，成为建构、理解和认知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参见叶浩生《“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心理学报》2014 年第 7 期。

④ ⑤ ⑥ ⑦ ⑩ 12 13 15 16 17 18 19 23 24 27 28 29 30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3、69、33、108、108、55、14、129、262、59、108、153、366、343、410、408页。

⑧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⑨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

11 21吴毅、 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20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22杨待甫：《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介绍豫北联中临淇翻身队工作经验》，《人民日报》1946年11月7日。

25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页。

26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34 页。

31[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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