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的山西非虚构写作
内容提要：非虚构写作，以历史与逻辑的方法考察，在中西方均是一个不应从传统文学写作之纪实与虚构的写作学形态给以界定的，全新的把握世界与人的写作方式。近年来，山西的非虚构写作以传统的文学体式：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史性随笔、家史为显现形式，异军突起，成为山西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对其的研究，亦有助于以这一区域性非虚构写作现象的实例，引发对国内近年来出现的非虚构写作热潮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 山西文学 现象级写作
山西的非虚构写作近些年来异军突起，但因为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所以，对山西非虚构写作的梳理及对其重要意义的评判均难到位。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不成熟的尝试，意在抛砖引玉耳。
一、关于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以历史与逻辑的方法研读，在中西方均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级的写作景观。
以西方视之。西方的文学写作，自古希腊始，始终有着一个如何看取个体感性生命与社会理性规约的矛盾与张力。希腊文学张扬人的感性生命，譬如希腊神话中诸神的感性生命肆无忌惮的张扬，但至极致，则有了罗马文学酒池肉林的衰败。作为矫治，相应出现了中世纪神学对感性生命的束缚与制约。但为时不长，人文复兴崛起，先是前期的《十日谈》从感性生命本位试图复兴希腊人文，继之则有了后期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在感性生命张扬与社会理性规约二者矛盾中的永恒性的犹豫不决。古典主义的《熙德》则试图在理想化的社会理性规约下完成感性生命的实现，但很快被浪漫主义以感性生命的个体性所突破。现实主义则试图以科学主义找到并诊治这个体感性生命不能实现的社会原因，但终于不能胜任而有了现代主义的绝望、荒诞、孤独的精神危机及为了消除这一危机的以放弃理性永恒追求代之以瞬间感性实现的后现代主义。随着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根本性转向及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的现象学的兴起，超越了传统文学叙事的非虚构写作应运而生并在纪念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时得以成为主题性话语。所以，非虚构写作，不能从传统文学写作之纪实与虚构的写作学形态、范围给以理解，而是一种新的把握世界与人的写作与表达方式。
以中国视之。古代中国，是以立足现实而以满足群体主观心理意愿为旨归的意象造型观。直至五四时代及1930年代，始有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而直面社会人生的西式经典现实主义的出现，后继之以将反映历史发展规律，揭示社会本质替代或等同群体主观心理意愿满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两结合”的创作范式。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启蒙时代”，试图在螺旋形上升层面重回“五四起跑线”，并在庙堂、广场、民间共同认可的社会变革的“共名”中，一度有了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但很快就在新的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价值指向从“共名”走向了“无名”，文学创作也因为无法认知、立足脚下的大地，束缚了想象翅膀的腾飞，远离了公众的现实生活精神需求，迅疾从“中心”退向了“边缘”。无论是史学界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是人文学界各科从重“观念”转向重“史实”的学术研究范型的转型，亦或是全民性在忆旧浪潮中企图从曾有过的“经验”形态汲取判断今天时代变化的价值资源，都共同体现了从先验的或既有的价值观念转向经验性的“事实”的趋势，非虚构写作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所以，与西方非虚构写作不同但却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都不能从传统文学写作之纪实与虚构的写作学形态、范围给以理解，而是一种新的把握世界与人的写作与表达方式。
放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下面虽然以文体分类作为对山西非虚构写作的考察方式，但却希望能突破对传统文体学模式、意义的认知。
二、报告文学
赵瑜的报告文学写作久负盛名，近些年来的《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亦有口皆碑，但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历经多年不断修订的《牺牲者》这部大著已有部分章节在各类刊物上得以发表，但全书还未能以整体形式出版。赵瑜的报告文学固然以题材的时代性、典型性取胜，但其更深刻之处，则在于在这题材的时代性、典型性中所内蕴着的对时代变革、社会矛盾、复杂人性的深度解剖。既以《牺牲者》为例，堪称是为后人留下了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性记忆。类似于《牺牲者》的报告文学，在山西还有孙涛的《虔诚与疯狂》，石名岗执笔的《文革中的山西》，杨澍的“夹皮沟系列”等等。一个历史时代成为过去，一个新的大时代即将到来，为曾经的时代事件留下历史记忆，方为无愧于时代与历史之作。
张锐锋的《鼎立南极》、哲夫的《帝国时代的黄河》《长江生态报告》《中国生态报告》等自然生态报告文学及大生态视阈下的《国家高速——京新高速明哈纪实》。其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是中国在近千年未曾给世界贡献新的科学成果之后，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时代，在生态研究领域这一世界级课题中，或许会成为中国给世界文明的新的独有贡献，而张锐锋、哲夫的报告文学，则为这一贡献刻下了历史性印痕。再一个是，传统老中国，以现实人伦为存在本位，多人伦研究，少科学精神，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就多被此局囿。当今时代现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则要丰富广阔得多，也给人的生命实现以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可能。将张锐锋、哲夫的上述作品，置入这一视野下考察，就使其具备了更具革命性的时代性意义与质素。
张石山、谭曙方的《六福客栈》，黄风的《滇缅之列》《大湄公河》均以对世界公共性的积极参与的开阔而为世瞩目。前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内陆山西腹地的世界文明的精神之光，足与《辛德勒的名单》东西对应，后者则体现了伴随中国国力逐步强大而关注世界的大国情怀。
中国曾是历史久远的农业国度，因之，农人、农业文明、农耕形态一向是国之重点，而农业文明与都市文明的交互性，更成为世界各国的共有景观，鲁顺民的《天下农人》有着对之穿透古今的大气度与洞察力。鲁顺民、陈克海等人著的扶贫三部曲，则试图将这种贯通古今的大气度、洞察力与“扶贫”这一时代课题作有机的融合与具体的体现。
蒋殊的红色革命叙事，近年来成就不凡，如《沁源1942》《坚守1921》《重回1937》《再回1949》等等，其特色有二：一是在今天的建设与昨天的战争之间的有机关联中重新审视了战争的意义；一是在人性与革命性的交互性中，让我们对红色革命在历史的昨天与经济建设的今天的意义有了新的积极性认识。李德平的《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以严谨的考证与扎实的史料，填补了红色革命的一段历史空白。
山西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其鲜明的本土色彩，独一无二，而又以体现其色彩的种种个例，具有着全国性意义。在这一方面，张石山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黄风、籍满田的《夕阳下的歌手》，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田昌安的《南北奇婚录》等等，都是一时之选。
三、传记文学
近些年来山西的传记文学写作，风生水起，名作频频，令人惊叹。
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是近些年来标志着中国传记文学写作成就的标杆性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的从文本转向人本因之具有传记色彩的山西作家系列，如《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马烽无刺》《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特立独行话赵瑜》等等，均为学界文坛上架之书。他的传记文学写作颇具特点，其史料性的丰富扎实自不必说，其特色之鲜明处还有二：一是在记叙、评价传主方面，从不同方方面面各个角度对传主记叙、评价的广为旁征博引，从而一方面走近、展示传主真像的丰富性，一方面又在传主与这些方方面面的记叙、评价者的关联中，体现时代、社会、个人及其关系的丰富性。二是坚守如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斯特拉奇所说的，在传记写作中，“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从而收到如著名传记作家威尔斯所说的“一个人的传记是应该由一个诚实的敌人来写”的审视效果。
聂绀弩是最具历史沧桑时代风云色彩的现代文人之一，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以独特的史料深入的体察为其留下了一幅宝贵的历史剪影，弥足珍贵。
周宗奇以《清代文字狱纪实》名世。他的关于马烽传记《栎树年轮》用编年体写马烽一生，又以作注形式，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大潮相关联，其丰富、厚重、深刻足资作家传记写作之借鉴。他的《三个红色殉道者》探索性强而又为日后的进一步写作，留下了足够的广阔空间。他近些年所写传记《大聱林鹏》写出了林鹏从“小八路”到民间思想家的一生，其人生成长之路、精神成长之路，在不同的向度上，与韦君宜所写的关于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思想之路的《思痛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又多了富于思想性的学术性色彩。与大文史家陈寅恪晚年以十年之功为妓女柳如是立传以言世类似，周宗奇执笔多年的《秦淮八艳》亦可望名动后世。
古代中国，重文史而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种偏颇，极不利于现代国家所应有的科学精神的养成，也因此忽视了科学精神在构建现代社会养育国人精神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自然科学家写科学精神的鲁顺民的《潘家铮传》、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不可小视。同样不可小视的是苏华写文化世家的《清代两渡何家》及《何澄》文化世家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虽为学界所公认，但实证性的具体呈现则还急需加强，而何澄的一子三女均为中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其间的传承转换，更具中国历史性社会转型的意义。
始于2013年的中国百名文化名人传记工程，山西作家承担其中十分之一强的写作任务，足见山西传记写作力量之强大。通过这些文化名人的写作，揭示中国文化的密码、中国士大夫文化与庙堂文化、民间文化的关系及其于今的启示意义，在这方面，周宗奇的《范仲淹传》、赵瑜的《白居易传》、陈为人的《墨子传》、乔忠延的《关汉卿》等等，均有不俗的表现。如前所说，山西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其独一无二的本土精神格调，在构建中华文明中的积极作用上是不争的事实，且在山西文化名人身上，有着最为鲜明、集中地体现。同样始于2013年的山西百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写作工程，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实绩，如陈为人的《柳宗元传》着重写政治家文学家两种命运轨迹在传主身上的交错际遇，并因此写出了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的“宿命”。与书写山西文化名人传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是通过山西文物典故写山西精神，其代表作首推周宗奇的《盬盐传》
韩石山的传记写作，在山西独树一帜，其代表作有《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颔传》等，韩石山的传记写作，以文学的笔触，史学的方法，多着意于揭示一度被遮蔽的某些中国现代文人的人生形态精神风貌，并以此为鉴，为中国今天文人的人生及精神构建提供价值资源。
自传也是传记文学的一部分，且因自传是写自身，所以，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切，也更能体现自己对人与社会的认识。由于所处中国正处于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局之中，所以，自传有着为时代留痕更为真实之效。为此，胡适曾特别推崇、提倡现代文人的自传写作并首开风气，在四十岁即带头示范性地写有《四十自述》。山西近些年自传写作最值得提出的是梁志宏的《太阳下的向日葵——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李辅的《所思所忆七十年》、段立生的《坎坷当歌》等等。今天，经历过一个历史时代的山西文人，岂止四十岁，大多都年届古稀之年了，且这一生所亲身经历的，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意蕴最为丰富的大时代，所以，正是自传写作大有可为之时。
四、史性随笔
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毕星星。其史性随笔集中体现在他的《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走出岁月的阴影》《河槽人家》这四部集子中。其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乡村档案”“乡村风景”两个系列为主的乡村叙事，另一个部分以《〈三上桃峰〉的来龙去脉》为代表，或写民国往事，或写某个历史时段国人的精神现象，或写文人名士在政治运动历史节点上的品格节操，或写大的文化事件等等，而又以乡村叙事部分成就最为突出。其特色一是以真人真事或档案为据，二是“小历史”的叙事方法，三是民间价值立场的写作站位，四是恩格斯的典型理论的支持，从而达到了去除观念遮蔽，直观事物本质，重新识记中国社会中国乡村的目的。
史性随笔的另一表现范式是文史随笔，以文献性或田野性的历史史料为据，给以学术性思想性的考察。其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是陈为人写世界文豪自杀现象的《弦断有谁听》，写苏俄作家的《红星照耀文坛》，写西欧文化历史的游记《行走西欧》，写黄河与太行山文化历史的《走马黄河》《太行山记忆》等等。这些史性随笔，与其传记写作的特色相近，但文史味道更浓。
五、家史
在血缘关系人际结构下，“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疑是有着基本的最为重要的位置与作用。所以，以写“家”为中心的《红楼梦》成为老中国最后的集大成者。所以，从鲁迅到巴金、路翎到赵树理等等，“家”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最为重要的写作主题之一。譬如赵树理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写一部以“户”名之的长篇小说。也因之，家史写作在非虚构写作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可行性。
中国的血缘关系分为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山西近年书写血亲关系的家史，当推崔巍以自身为中心写自家三代人的《我与我的亲人们》，书写姻亲关系的家史，当推张石山写其妻族的《泰山泰水》。
就崔巍所著家史而言，诚如毕星星在《知道你家三代以上的事儿吗？》中所说，正是因为我们割断了对家族史的认知，所以才有了我们在今天的价值茫然。就崔巍这一代人来说，近三代人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多次转型的三代人，如果说，三代对一个人的成长，无论从文化承传还是从人生形态的形成，都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重要，这三代人所生存于其中的中国百年，则更是少有的历史大变局，而我们对此的实际情况却几近一无所知。因之，这样的家史写作，对于我们重新认知自己从哪儿来，从而确立自己在今天的价值定位，并进而明确自己如何走向明天，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就张石山所著家史而言，创新意味更强。中国家史写作，一向以血亲关系为正宗。但姻亲关系在中国的家族构成中，作用非常。大的有绵绵不绝的帝党后党之争，小的有婆媳之争，妻妾之争，妻子与情人之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无史，即从家族构成、形成亦然。一般以女性为主线，上溯三代，即对女性一方家庭构成知之甚少甚至无知，上溯五代，则绝无认知的可能。当此男女并肩而立的时代，张石山以姻亲关系为主，书写家史的开创之举，所提供的可议话题多多。
六、不尽之言
如本文开篇所述，如果我们挣脱具体文体意识的局囿，把本文所述的山西的文学写作形态置于非虚构写作形态考量，或者我们将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纯文学的四分法暂时搁置，试图回到中国文史哲不分的大文学观，我们可能会对本文所述的山西的非虚构写作有新的认识，并因了这认识，会对“晋军”崛起之后的山西文学新高潮的形成有新的认识，会对新时期以来山西文学创作的阶段划分有新的认识，也会对作为文学大省强省的山西文学，如何在全国产生新的强大影响有新的认识。再多说一句的是，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受众的接受，早已是多样化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不应仅仅止于在体制内的纸质媒体上发布的成果，而应将各种新媒体上所刊布的成果也置入研究的视野。但实在说来，如上种种，我们的研究都还是远远不够的。举个小例子，限于本文作者的学术视野，山西政治家实业家的人物传记，就完全没有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而这样的传记写作，是非虚构写作重要内容之一。再举个小例子，以文学笔法写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也未能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2016年，名作欣赏杂志社组织赵瑜、周宗奇、陈为人、毕星星、鲁顺民五位纪实、报告文学作家座谈，形成了《纪实性写作的兴起与山西作家的纪实性写作》座谈纪要，并在该刊第9、10期刊发，试图对山西近年来的纪实性写作实绩作一个总结与评述。这一座谈纪要曾经在学界、文学界、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但可惜是对此的研究可谓开了好头却后继无声。本文对山西非虚构写作的评述虽然挂一漏万肤浅粗糙，但若能够引起方家对山西非虚构写作的关注、重视与研究，甚至能够以这一区域性非虚构写作现象的实例，引发对国内近年来出现的非虚构写作热潮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那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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