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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诗人薛保勤创作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诗歌，其中60余首诗歌如《送你一个长安》等经由谱曲广为传颂，成为当代诗歌创作走向大众文化领域的成功案例。其诗歌创作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美颂精神，带有鲜明的历史化宏大叙事特征和新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成为陕西文化名片。这在当下商业文化语境中引发诸多思考，值得我们关注。由此文化传播案例，我们应该关注到当代诗歌创作对于时代精神的表现、对于美颂精神的继承等问题，当代诗歌不仅要表现多元自我，更要塑造时代正面抒情形象，提振文化自信心，为大众而作。

关键词：薛保勤 当代诗歌 文化诗人 美颂精神

诗人薛保勤创作于2009年的诗歌《送你一个长安》成为2011年的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歌迅速走红之后，他的六十余首诗歌被谱曲传唱，用于华夏儿女谒陵祭祖的《风从千年来》发布一个月点击率就达到1.2亿，《敕勒歌》发布仅三天点击率就超过了3000万，《问天》《曲江春晓》《望终南》《雁塔夜吟》《又见昆明池》《大秦岭》《天爷爷打翻了酒一坛》《城》等曲目都成为经典朗诵曲目，不仅成为金钟奖音乐比赛的入选曲目，甚至还入选多种读本和高等学校音乐教材。薛诗已经成为了陕西文化名片，薛保勤也被称为“文化名片诗人”。这种从小众的纯文学领域进入到大众流行文化领域的诗歌创作现象，极具代表性，值得我们关注。薛保勤的诗歌创作是多元丰富的，在此，本文仅就其部分的诗歌创作，从美颂传统这一角度来探讨相关问题，以求对当下诗歌的创作、传播有所谏言。

一

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之正宗，是主流文类，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具有“美颂”和“怨刺”的社会功用，从而形成了“欢愉之情”和“哀怨之感”。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往往是后者，而对“美颂”传统则不甚论及，甚至因为美颂传统总是与王权、政治、道德等关联，具有较强的社会功利性，而将其等同于阿谀奉承、粉饰太平，对此有鄙夷批判的倾向。其实，“美颂”作为一种人类本能性的审美需要，一种形成国家、民族凝聚力的艺术表达，始终存在于诗歌创作中，是一种文学传统，表现着一种亘古的美颂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影响着中国历代文学创作，而且也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凝固着的文化心理。

首先，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必然就会有对真善美的歌颂，在诗歌表达中自然就会有对美好事物和精神的咏叹。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对杨贵妃美丽容姿的赞颂，出自颂体诗《清平调》三首诗中第一首第一句。从《诗经》中有“雅”“颂”，楚辞有屈原的《橘颂》等，到汉赋有班固的《两都赋》、司马相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及至后来的《爱莲说》《陋室铭》等咏赞名篇，无不充满了对美景美物的歌咏，对美好人性的赞叹，对高洁精神的追求。这种对美好事物的颂赞，本就是诗歌的主要内容。

其次，美颂也是提振人心、反映盛世恢弘气象的重要方式。它既能在琐屑混沌中发出令人鼓舞的希望之光，也能在悲伤愤慨中给人以激励振奋。古人早就认识到美颂之功用，对美颂之声推崇备至。如对《诗经》的态度，历来就视雅颂为神圣尊贵的部分。孔子就排斥郑声，重视《韶》《武》之类的雅颂之乐。孔子曾赞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伸）而葛（遨），其思深而远，至矣！”①孟子、荀子引用《诗》的重点也是《雅》《颂》，看重的是雅颂之声的教化作用。汉代贾谊说《诗》，也以《雅》《颂》为主。王充、司马迁等人也都提倡“汉德须颂”的理论，晋代的挚虞《文章流别论》则认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②。宋代的朱熹、清代王夫之在解《诗》时，重视的也是《雅》《颂》。儒家还常常将时代的盛衰与诗歌的美刺对应起来，认为盛世自然会产生雅颂之音，视之为“正经”，而怨刺之声产生于乱世，是“变”，如《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③可见，美颂传统由来已久，只是在时代话语中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存在而不被关注。李白曾在《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中大声疾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当今也有学者论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文学中真正‘颂’的精神传统，遭到了彻底的摒弃了……在一个对‘颂’的精神实质有着如此深刻的误解和隔阂的时代，颂声绝响，风雅失正，凡庸卑锁被习以为常，进而被当作唯一可能的‘真实’人生”④ 。应该说，美颂传统本质就是时代的浩然正气，是主流价值观的表现，优秀的美颂诗歌就是凝聚人心、促人奋进的艺术佳作。

究其实质，中国传统的美颂精神体现了一种高度文化自信、民族自尊，一种对真善美的大胆追求，一种积极向上、豪迈乐观的民族精神风貌；它展示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正面积极的理想精神风貌。优秀的颂赞体诗歌，无论是《诗经》 中的“雅”“颂”还是汉赋以及后世各朝代的应制庙堂诗歌，无不是为时代发声，为真善美代言，传承着美颂精神。

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创作，也依然充分体现了抒情主体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人性的歌颂，也有对新时代英雄、领袖、新社会政权等的赞颂。现代诗歌的创作本就是在文学革命的社会氛围中基于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功利性理念而发生、发展起来的。虽然新诗人们对于传统诗歌大加鞭笞，然而古今诗歌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论述五四时期诗歌时说：“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道，而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⑤龙泉明先生也认为：“可以说，中国传统诗歌意识中，功能观念是最难变异的‘常量’，它对中国新诗所起的传导作用是最大的。”⑥传统的功利性文学理念在新诗创作中并没有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颂赞诗歌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主流，人们欣喜地用诗歌赞颂着新时代、新社会，甚至于1950—70年代的泛政治时代语境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颂歌诗潮，如柳亚子的词作《浣溪沙•火树银花不夜天》、郭沫若的《新华颂》、《赞〈东方红〉》、沈尹默的《沁园春一柱擎天》、何其芳的《我们伟大的节日》、艾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柯仲平的《我们的快马》、 田间的《天安门》《祖国颂》、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天安门四重奏》等等，都是当时广为传颂的诗歌。这些诗歌“一是对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的歌颂；一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二者同时也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⑦。中国作协编选的1953年至1955 年和1956年两本《诗选》中，主要都是颂诗，如阮章兢的《祖国的早晨》、田间的《祖国颂》等⑧。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更是催生颂歌无数，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则有以贺敬之和郭小川创作的颂诗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主潮。“‘颂歌’最早出现在解放区诗歌中那对人民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建设的歌颂，虽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主题，但由于对人民战争和根据地的歌颂，升华为对战争指挥者和根据地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这一思路，却已基本形成。”⑨这些颂诗中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拜和歌颂体现出当代诗歌对于帝王英雄人物歌颂的美颂精神的历史延续。由此可见，当代诗歌对新中国领袖和政权的歌颂与古代颂赞体诗歌所承载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中国当代颂诗的兴盛不仅是对古代诗歌美颂精神的继承，也是当代时代精神和文艺创作理念的体现。毛泽东在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一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应当赞扬。”⑩这就确定了“颂扬”是文艺创作包括诗歌的主题和基调。同时，诗人们也确实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生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由衷地表达着崇拜颂扬之情。只是后来在社会氛围的裹袭中渐渐开始成为言不由衷的夸张献媚了。李泽厚先生就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在文艺上只有歌颂和忏悔两种态度。在经历过“文艺整风”之后的文艺界，更多的是从忏悔的坦白转向了谄媚的歌颂。11乃至到了“文革”发展到极端狂热的类似远古宗教崇拜的偶像崇拜。

毋庸置疑，当代优秀颂赞诗歌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社会生活中，颂赞诗歌发挥了团结力量、鼓舞斗志、激发热情等社会功效，对于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不断奋进的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广阔的，是祖国河山的回声，是世界的回声，是亿万人民合唱的交响乐。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时代的先进的声音，时代先进的感情和思想。它是鼓舞人心的诗篇。它以雄壮的响亮的歌声，呼唤人们前进，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喉舌。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最有力量的政治鼓动诗。”12

然而，当代颂赞诗歌在相关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浮夸泛滥，失去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出现了严重的程式化、公式化，沦为口号式诗歌，诗歌意象固定化，人物类型化，情感表达符号化，削弱了诗歌的审美感受，消解了诗歌的个性，成为时代宣传品，引发了人们对于颂赞诗歌的极大反感和排斥。在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在全球化语境中进入到商业消费时代，从意识形态中心逐渐回归于文学本身，消解了政治、理想、激情、崇高等等，开始注重文学的商业价值，步入大众文化领域。“在短短的几年的‘弹指一挥间’，诗人被‘边缘化’了。当创造的生命激情转化为‘零度写作’，思想的魅力变成无深度的唠叨平庸，深切的价值关怀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稻梁谋）时，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诗思消逝，诗性世界沦为散文世界。”13对主流意识形态精神进行颂赞的当代颂赞体诗歌创作当然也不再受到研究者关注了。

其实，颂赞体诗歌从未离开我们的社会生活，在各种表达对于美好精神的追求，对于祖国的赞美、对于时代的颂扬的场合领域，都没有缺席过。可见，美颂传统作为一种主流文学传统，与意识形态联系密切，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些发自内心的对美好事物的歌咏，对时代社会的赞颂，对高尚美好人性的颂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的表达，时时激荡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处处展示着积极健康向上的民族文化精神，树立了一个个道德榜样，呈现出祖国山河之美、时代之潮流，对于陶冶情操、激发斗志、凝聚民心发挥着极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当今，人文精神日益萎顿，“颂声绝响，风雅失正，凡庸卑琐被习以为常”14，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大雅正声”，为盛世创作真正的雅颂文学。

薛保勤的诗歌，即为此类在时代呼唤中应运而生的时代之作。因其所承传了诗歌的美颂传统，写出了时代精神，契合了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的心理需求，表达了当代的民族精神，从而被大众喜爱，成为广为传颂的诗歌佳作。

二

薛保勤从1980年代就开始创作诗歌，笔耕不辍。他自述“诗歌是我工作之余的‘补白’”15。也许因其体制内的工作性质，使他特别关注时代热点，关注社会，“中国历来就有从政之余从事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文化传统。我以为，这中间既有一种当事者的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也有一种文化自觉引发的文学自觉”16。正是这种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精神，让他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在思想上充满了浩然正气，在审美上体现出雅正之风，充满了盛世之韵。

薛保勤的诗歌继承了传统的美颂精神，充满了明朗、积极、美好的乐观主义基调。也就是说，他的诗歌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于对美颂传统的继承。他也曾自谦于创作中的传统性，“相比于当今的诗歌创作的各种流派及‘行情’，我的写作风格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似嫌传统。这也许和我的诗歌学养的传统熏染有关。……大约‘传统’的积淀导致了我今天‘传统’的表现”17。中国诗歌传统就是这种充满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美颂精神，就是这种激人奋进的、正能量满满的美学表现。

薛保勤的诗作，书写时代精神，如《青春的备忘——知青往事追怀》，充满了对青春的赞颂和怀念，也充满了理性的反思和追问；书写英雄，有《大爱无垠》，讴歌赴藏牺牲的女孩熊宁的纯净善良，还有《大山的思念》《百姓是天》，为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树碑立传；他以《将军，你不要流泪》歌咏在地震救灾中的军民鱼水情谊；他礼赞西昌火箭升空的“那一抹红”（《太空，那抹中国红》），由衷地让人生出骄傲和自豪；他《致青年》，“心中有梦，就有理想/心中有爱，就有期盼”，激情励志；他讴歌高尚，赞颂媒体人“将新闻做成理想主义的文本”（《一个人……致某传媒人》）。他写山、写水、写景、写物，无不充满了昂扬的激情和浓浓的爱意。荷塘前，他感喟着“荟萃别样的人生”（《题荷》），赏红叶，则呼唤着青春和明天（《红叶，你好！》），致友人，“把灵魂打扫干净”（《把灵魂打扫干净》），问心，“唯愿无愧做人” （《夜静 夜静》）。从他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真诚纯净，是来自内心深处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深深的爱，他坚信“历史的车轮会为社会的天平纠错” （《我坚信……》）。这种真诚的爱、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精神化为诗句，打动着读者。“……我坚定地认为诗歌的创作形式并不是诗歌的生命。什么是诗？只要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吟唱，这种吟唱是真实的、是美的、是‘动人’的，是能够与心灵碰撞并产生共鸣的，就是诗。”18由此可见，薛保勤的诗歌昂扬向上的礼赞基调，来自于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人性的坚信。“从薛保勤的诗歌中，我读出了积极昂扬的风格主调，读出了抒情主人公的浩然正气与历史担当。”19这正是颂赞诗歌的灵魂。

在此，我们以广为传唱的《送你一个长安》为例，来剖析其所继承的美颂诗歌的特点。这首诗歌以四字短句历数千年古都的人物风情，勾画出长安古今胜景，用“送你一个长安”回环反复，抒发对长安的自豪和颂赞之情，写出了当代盛世长安经典形象。诗歌中洋溢着浓浓的爱，“我们在诗歌里看到的薛保勤，充满对古都长安的一片深情，有着浓浓的人文情怀，这些，驱使他情不自禁写下讴歌时代之作”。 “薛保勤将他对长安的热爱和迷恋倾注在诗句里，纵情写出《送你一个长安》。”20

首先，作为颂赞长安的诗歌，《送你一个长安》具有了与古代的颂体风格一样的雍容典雅的美学特征，极具太平盛世的大国风范，以一种悠远绵长的古韵风格叙事，细数历史沧桑，形成宏大、开阔、纵深的抒情空间，展示出千年古国的深沉厚重，抒发出民族史诗般的感喟之音，写出了历史时代感。从形式上看，《送你一个长安》的四言诗句，本就是颂赞体的传统句式，“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21。来自《诗经》中的《颂》诗的“正体”程式化句式，节奏整齐，结构凝练、庄重典正，适合肃穆庄严的场合。这种壮丽庄严的语体色彩和肃穆的感情基调也非常契合国际盛会中中国形象的表达，适合塑造世园会的官方正式形象。另外，这首诗歌多种句式并杂，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修辞巧妙，用典颇多，致使语言呈现出一种繁复丰富的风格特征，产生了一种仪式性的神圣感，权威性。这正是颂赞体诗歌的特点。

传统的雅颂诗歌体现的美学特征是一种士大夫文人审美情趣，典雅纯正。《送你一个长安》正是如此，这种雅颂之风，在激情中喟叹，呈现出孔子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原则。雅颂之乐体现的“中和”美学理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内容上要符合社会礼法道德，思想纯正，合于中正之道；第二，情感上要哀乐适当，温柔敦厚；第三，形式上要中正和谐，合于一定的法度和规律。此为“中和之美”22。《送你一个长安》在内容上对于长安的颂赞自不必说，符合主旋律，思想纯正，是为“德音”；情感表达上也是咏叹相间，温情深厚，充满了对长安的骄傲自豪以及期待祝福，从容有度，理性克制，摒弃了那种汪洋恣肆的情感渲泄和狂热的情绪泛滥；形式上也是和谐自然，韵脚悠长，诗句整齐，音调平和，节奏缓慢，合乎法度，生出一种磅礴大气的正统之韵。诸如“一城文化，半城神仙”这样的诗句，凝练概括出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精髓，在音调、节奏和内容的统一中使诗歌呈现出和谐自然的庄敬和穆、宽厚仁爱的平和之感。

其次，《送你一个长安》继承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抒发对积极的人生理想和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作者薛保勤一贯的追求，他认为：“诗歌可以是号角，可以是旗帜；可以是精神的抚慰剂、心灵的润滑剂。用诗歌讴歌光明、鞭挞黑暗；讴歌文明、鞭挞野蛮；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让它成为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进而用这种力量、这种理想和信念观照社会、观照人生、引领人生。我想这些有了，人类无论遭遇到什么，我们都不会放弃美好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和守望，也是一个歌者的职责。”23正是承继了传统诗歌创作中这种积极的美颂精神，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将自己对于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诉诸诗词，才写出了“长箭揽月/飞豹猎犬/借古今雄风直上九天”的长安，将他对长安的爱和祝福表达得深厚蕴藉，才化出这样真挚经典的诗句。

三

薛保勤的多首诗歌被音乐人谱曲演唱，这并不奇怪。且不说中国的诗词本就与音乐息息相通，具有极强的音律性，就单说美颂精神，自古以来就有“颂乐”“颂歌”的表达方式。薛诗所具有的雅颂气质，诸如语言的优美纯净，句式的整饬匀称，节奏的铿锵有力，格调的沉郁恢弘，内容的正气凛凛，意境的深远恢弘等特点，都非常契合美颂音乐的阐释。因此，薛诗被众多音乐人不约而同地选为歌词，也就不是偶然的现象了。

薛诗的内容充分体现了雅颂之意，歌颂人生，歌颂生命，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歌颂古老的这片土地，他写出了时代之音，写出了历史沧桑，“五千年的翠柏/五千年的根/五千年的血脉/五千年的魂”（《风从千年来》），厚重大气，典雅庄重；“神州一横划南北/一路奔腾向西东/坐拥华夏礼乐地/守望周秦汉唐风”（《大秦岭》）， “一问两千年/落叶满长安/一握两千年，残月拢长安”（《问天》），“湖畔灯光/井冈星光；草地火光/宝塔曙光；血色残阳/决战沙场。”（《百年》），韵味十足；《敕勒川》更是巧妙地以现代视角将王维的《使至塞上》化为浪漫的苍凉雄浑的意境，“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大漠的孤烟/拥抱落日圆。在天的尽头/与月亮聊天，篝火映着脸/醉了套马杆……”主歌部分展现出一副辽阔浪漫的月光草原图，副歌则用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垫衬，完美地形成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诗画意境，给人以美好浪漫的艺术感受。此作受邀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组，经著名歌手谭维维演绎，一经问世，便成经典。

诗歌与音乐的结合，适应了受众在当代传媒方式下对于诗歌的审美需求，诗歌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的古典意境以及诗意内涵，借助音乐的多元化阐释和大众文化传播的力量，充分展示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美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也为歌曲注入了丰厚的意蕴和民族风情，提升了歌曲的艺术品味。薛诗中那些雄浑大气的如《百年》《大秦岭》《风从千年来》等，是一种雅正的时代主旋律风格，采用抒情的主歌段落和豪迈奔放的副歌段落映衬对比的手法来演绎，而《送你一个长安》这类有历史风情的作品，则在引子和尾声部分，采用管弦乐队伴以童声吟诵来表现，这些音乐表达不仅增添了作品在音色上的丰富性，塑造出诗歌意象的历史风味，增强了诗歌内涵，表现得更为立体性。因为薛诗具有较强的西北地域性特征，其音乐也多采用了西北民间曲调，如《骊山故事》用了戏曲碗碗腔的曲调，《天爷爷打翻了酒一坛》则将陕北民歌原生态演唱组合与管弦乐队相交融，用陕北大唢呐强化高原文化风格，《城》则用悠扬的笛声、管弦乐以及秦腔等多种音乐手段成功地营造出古老与现代交替闪现的艺术效果。这些浓郁长安民风音乐，与薛诗的雅颂之意结合，形成了诗歌的多元化、立体性艺术表达，将诗歌以现代传播方式呈现给大众，也就将诗歌传播得更为广泛。

薛诗对于诗歌的音乐性表达是比较成功的，内在的诗韵富有极强的节奏，非常适合配乐传唱，成为歌词，这也是美颂精神表现的重要方式。自古以来，音乐的教化作用就备受重视。“礼节民心，乐和民声”。薛诗立足西部，以历史为经，以时代精神为纬，用诗情配音将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思之感，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发大众的共鸣。这种诗歌创作，走出了自说自话的象牙塔，将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化为了大众娱乐文化，体现出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使当代诗歌更具有社会文化属性，也是作者在时代精神、大众心理、审美风尚等方面顺势而为的一种积极创新开拓，赋予了当代诗歌的时代风范和文化新质，在传统与现代中，走出了一条当代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成功之路。诚然，如一些学者论，“阅读薛保勤的诗歌创作，明显感觉到源远流长的诗学传统在诗人这里的自觉继承。比如中国早期诗歌崇尚诗乐结合，而注重诗歌的音乐性正是薛诗一大特色；古典诗词追求的意境美，在薛诗强烈的画面感和抒情性中得以体现，古代圣贤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兴亡之感和忧患意识，更是影响了诗人的精神格局和艺术气质。诗人博采众长，善于化用古典诗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既显典雅又充满新意”24。究其实质，是因为薛诗承传了中国传统的美颂之风。

四

那么，当我们将薛保勤的《送你一个长安》这类诗歌置于当代文化语境中，用以观照当代诗歌创作，我们发现其诗歌中所蕴含的历史性、人文性、本土化、民族性、政治化等丰富内涵，绝不是取悦大众的甜言蜜语。

我们看到薛诗中有一个抒情主人公，这个抒情主体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然而，此抒情主人公绝非古代维护王权的士大夫，而是一个在经济蓬勃发展、国家权威话语去中心化的大众文化空间中出现的新民族主义者。他们既有开放地走向世界的渴望，也有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坚守。在诗歌中，这一抒情者力图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形象：历经坎坷挣扎重新强大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如“送你一个长安/秦岭昂首/泾渭波澜/科教高地/中国名片/以奋飞的姿态抒写盛世经典”。他将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转向了对于现代性发展的意识形态的肯定。诗歌蕴含着一代精英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他们以自身的思想传统和知识体系来想象未来，来应对全球化、市场化、消费主义等带来的粗鄙庸常，坚持以启蒙人文精神来反击商业功利性对于精英话语权利的消弭，也就是说，诗歌对于民族国家的歌颂，对于奉献牺牲精神的肯定，对于未来中国的祝福期待等等，都是一种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

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民族文化基因，这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让薛诗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的种种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他愤怒，“不要以为自己身居高位/就高人一等/其实你不懂/官位不等于情怀责任和水平/与其得意忘形/不如多想想百姓/因为你也是百姓”（《其实你不懂》）；他警醒，在海瑞墓前，“不为虚浮所齿/不为邪恶所动/不为世俗所容/却为天地留名”（《清鸣》）；他讽刺，那些低效率的形式会议，发言人如猎人，“口若悬河如子弹出膛”，横扫台下的兔子，“会议为什么这么长/会议为什么这么胖”（《开会》）；他知道社会的种种黑暗，也有无奈，但是他却说“不要说无奈/心中永远要有期待”（《不要说无奈》）；“当真善美不敌假丑恶/投机被当作智者的杰作”“当假话成为时髦/教养被视为怯弱/当奉献成为标签/纯正遭遇无情的奚落”，他却掷地有声地发出“我坚信”的誓言，“我坚信/历史会力挽狂澜将这耻辱定格”（《我坚信》）；甚至面对死亡，他也毫不畏惧，勇敢地喊出这是“为了生者成长的蓬勃/为了逝者精神的长青”，“啊 死亡/在这里也是风景”（《胡杨》）。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在当下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中显得极为不合时宜，却又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薛诗继承的美颂传统绝不是形式上的风雅咏叹，而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责任担当，更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弘扬，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大爱”，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对祖国民族的热爱。

毕竟，薛保勤诗歌中的抒情主体代表的是“文革”后一代历经改革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来源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参与了国家现代化方案设计的认知，来源于他们的知识精英身份的自我定位，也由此而产生一种使命感，即在当下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现状中寻找一种重新想象民族的方式。这种想象话语建立在一种复兴的乌托邦期待上，在大众和国家之间寻求一种合作，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无声地渗入大众消费文化中，从而通过文化生产机制如流行歌曲传播，达成新的民族形象塑造。可以说，薛诗所蕴含的美颂精神，所抒发的激情，是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追求自身政治理想的道德激情，是对当前中国发展成绩的理性辩护。

同时，我们在薛诗中看到大量的历史化宏大叙事。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历史性的诗歌意象，如“长安”，“千年”“唐宋”“秦汉”等，带有强烈的历史感，“我是咸阳古渡的那艘老船”“我是《阳关三叠》的那根老弦”“我是劝君更进一杯酒的那个老坛”（《咸阳吟》），充满了千年尘封往事的记忆。这既得缘于薛诗中秦地历史文化资源，也来自于诗人于历史传统中寻求现代性的诉求。重新书写历史，就是书写现实，薛诗云，“历史是今天对昨日的追忆与回想”“历史是明天对今天的延续与期望”（《岁月的回想》））。确实，“文学的历史化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构成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通过历史化，文学使社会现实具有了可感知和可理解的形式和意义，并且使自身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5。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伴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一实践本身就是中国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作出的历史选择。文学为此进行的历史化宏大叙事，就是为这一现实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想象。薛诗这种现代性诗歌话语，将现实整合为连续变化的历史整体，以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为信仰，进行乐观主义的歌咏，也就形成了昂扬沧桑的抒情格调。薛诗中的积极开朗的审美风格正是来自于这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形成又源自这代诗人坚定的精神文化信仰和使命精神。

通过对薛保勤诗歌创作的探究，我们看到，当代颂赞诗歌创作不可忽视，这是我们的传统诗歌创作的资源和财富。“美颂”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然而，自1980年代后期，随着新生代诗歌的兴起，这类传统开始式微。“新潮诗人的眼睛不再关注社会，他们患上了精神自闭症，一味地表现‘小我’的忧郁、孤独、感伤和颓废。1990年代以来，在日渐浓厚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诗人们又迅速跟进，干脆将精神彻底放逐，纵情于极端的语言狂欢中。”26薛保勤《送你一个长安》这类诗歌的成功正是将“小我”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从历史的高度抒发个人的真挚感怀，以传统的“美颂”精神建立和传播了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这正是增强中华民族实力的重要途径。如果正确有效地发挥“美颂”的教化宣传作用，建立包括“美颂” 精神在内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发挥“颂”的文化作用，一定能产生更多的优秀诗歌作品，获得大众的认可，也为社会的和谐、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注释：

①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页。

②21挚虞：《文章流别论》，《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 年版，第78页。

③郑玄笺、孔颖达：《毛诗注疏》（上），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页。

④14立华：《“获麟绝笔”以后》，《读书》2004年第8期。

⑤朱自清：《论严肃》，《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⑥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⑦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1993年版，第23、23页。

⑧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2004年版，第62页。

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5—806页。

1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50页。

12徐迟：《祖国颂（序言）》，《祖国颂》，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年版，第3页。

13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15 17 18 23薛保勤：《追求与守望•送你一个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230、230、231—232页。

16薛保勤：《读悟天下（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390、231—232页。

19 24芬：《被一代人“读懂”》，《西安晚报》2021年12月16日。

20仵埂：《长相思 在长安•送你一个长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26页。

22赵敏俐：《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66页。

25陈晓明：《现代性的尽头：非历史化与当代文学的变异》，《全球化与文学》，严平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26党圣元：《放飞青春中国的美好明天——读薛保勤的长诗〈青春的备忘——一个知青的往事追怀〉》，《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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