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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徐风的《江南繁荒录》，对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创作有三个创新之处，一是结构精妙，以三个词牌组成三个声部，编织成一个江南文化版“清明上河图”；二是地域品格、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融为一体，凸显了“世情风流不忘家国之念，雅俗之间尽显人性关怀”的江南地域品质；三是比较好地处理了历史性与文学性、抒情与智性、真实性与虚构性三组纠缠中国现代散文的难题。

关键词：徐风 江南繁荒录 新散文 地域文学

一

新世纪之后，散文越来越成为一种“易写难工”的文体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散文既与中国文学整体发展有着密切关联性，又在文体边界和表现特质上不断探索，呈现出“难以归类”，又具有强烈“创新性”的品质。非虚构、博物志、历史叙事文、诗歌、小说等文体，都不断与散文发生杂交生成，各类文体所长，都被散文“化而用之”。散文内涵变得更丰富，不仅知识性大大加强，文化知识密度、含量与纯度不断提升，内在哲学韵味、生命底蕴和主题深度，都达到与长篇小说一较高下的能力——不得不承认，当下中国文坛“新散文”，已与我们印象里古典散文“山水纪游”“怀人感物”等基本内容，面貌差异甚大。

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将1998年云南大家杂志推出的“新散文”栏目，视为“新散文”诞生的标志。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经历了先锋散文、女性散文、大历史散文、闲适散文等类型的冲击。1990年代末，散文进一步走出单纯受到社会和文学潮流裹挟的困境，走向提高文体创新能力的艰难道路。刘亮程、张锐锋、蒋蓝、祝勇、周晓枫、李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散文作家的努力，又与寻找汉语文化内在主体性紧密相联，祝勇认为：“但与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比起来，我认为它更冷静、更深厚、更成熟、更卓越，因为它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的条件反射，也克服了先锋文学的某些‘幼稚病’。在改革开放20年前后出现，给了它充分的孕育、成长的空间，使‘新散文’表现出强烈的‘内生性’。”①

目前的散文创作，“历史与地域”题材比较常见，也最难以创新。这类题材，兴盛于1990年代余秋雨、周涛、夏坚勇等为代表的大历史散文、西部散文等类型，社会影响力很大，对于提高散文的知识品味起到很好作用。新世纪之后，这类散文就慢慢衰落了，除了“套路化”表达方式，让读者心生厌倦之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书写被取消“思想的难度”，流于空泛抒情和知识堆砌，地域文化书写失去“山河大地的领悟”，没有生命体验与哲学提炼，则流于“地方知识猎奇”“地域赞歌”与“神秘事件探微”。

就此而言，徐风的散文集《江南繁荒录》，是一部“令人惊艳”的作品，也是新世纪以来地域历史领域的一部优秀之作。它以“繁荒”作为历史理性的注脚，铸造以“宜兴”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温柔敦厚、旷达隐忍的德性，隐逸出世与家国用世结合的品性，温润风流、浪漫却又务实的审美性，以及贵生畏天、崇文爱人的地域文化根性。另外，这部散文集语言含蓄典雅，自然亲切，朴素真实。散文构思则精妙传神，灵动高迈，又浑然一体，处处透出传统文章学“布局谋篇”“点山染水”的高超技法。

二

具体而言，《江南繁荒录》有三个“精妙”之处。首先，就是散文结构与选材的精妙。传统散文集，大多注重单篇文章的内部构思，不太注重整个集子布局谋篇，只在相对松散结构中，以大致相同题材、笔调和构思，取得象征性统一，例如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新世纪后的新散文创作，整体性构思更复杂宏阔，更好吸收借鉴长篇小说布局谋篇的长度整体性，也传承传统文章学结构手法，往往一部散文集，更像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文章”，例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祝勇的“故宫系列”作品等。《江南繁荒录》也有类似特点，大框架有大呼应，小结构内有乾坤骨肉，主要框架包含三个部（类似戏曲），以三个词牌为名（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三个声部犹如三个华彩乐章，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种种史料细节与社会风潮，历史名人与乡野村夫逸闻，编织成一个江南文化版“清明上河图”。《青玉案》乃以历史与传说“虚写”江南文化精神，《声声慢》则“实写”当下江南俗世民间纪闻，从沙祖康、丁俊晖，到郎中、蚕娘和复垦的农民，江南乡村捉肥、养蚕、婚丧嫁娶、吃喝拉撒的习俗，都被记录下来。《风满楼》则“虚实结合”，着眼于雅俗融合的“江南器物”，写紫砂壶、书画江湖和收藏界轶事，既写雅俗相容的文化，又写浮嚣易变的人心，艺术家在市场与审美之间的挣扎。

具体到每章节内部，也是构思精巧。比如，第一部《青玉案》虽整体“虚写”历史文化精神，但四个章节各有侧重，亦有“虚实结合”“轻重缓急”笔法，第一章写江南文化操守，第二章重江南文人心性，第三章写江南教育传统，第四章则以重笔彩墨，通过女性写江南气质。第一章《风与气》，以“古碑”地方风物写起，继写江南仕途上白居易、刘禹锡等官员的趣闻，特别讲到陆羽、李栖筠与阳羡茶的故事。第三节“生命书”写不愿为官的单锷，以生命为代价，写就奇书《吴中水利书》。第四节写隐居“善卷洞”的褚南强，凸显江南文人不慕名利，为国为民又恬淡自守的文化操守。第二章《古城签》选取宜兴历史片段，连缀起来，彰显江南文人心性。一是明朝宰相徐溥写给李东阳的信，涉及名画《清明上河图》，谈的却是对名利荣辱的态度；二是明代大臣卢象升笔下的《湄隐园记》，以纸上虚拟想象的名园，写文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态；三是写宜兴老茶馆从民国到当代的兴衰，写文化空间的精神塑造；四是写1980年代，两名作家余晓复与杨瘦人，调入城里转户口的故事，续写对文化人的尊重。第三章《仰望与遗忘》从乡村私塾写到县学，再到大名鼎鼎的东林书院，从科举制到民国现代教育体制，作者以苏东坡，顾宪城，徐致靖，任启运等文人教育家故事，串联起江南“重教安文”传统。第四章《女人何必江南》构思更精妙，作者以贞女、孝女、烈女、义女和逆女五个视角为着眼点，彩线连珠，细腻真实，有褒扬也有针砭，史料剪裁选取精当，既写大历史下女性悲剧命运，也写江南女性不合流俗的情义担当，凸显了江南女子的“红颜性情”与“女性肝胆”。

其次，地域品格、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融为一体，是本书第二大特点。《江南繁荒录》以“繁荒”为题眼，将散文的历史、现实与地域品格结合。这部散文集以历史理性观照江南沧桑巨变，推崇一个有生命温度的江南，一个崇尚文化人格的江南，一个有情有爱的江南，一个将家国担当与个体生命诉求融合的江南。它的历史书写部分，既与地域品格结合，又有着现实寄喻。历史的残忍与历史的温情，都融合在作者笔下。作者徐风也对江南乡村生活，文化民俗，乡间人物，进行了不动声色的价值判断。那些为了土地拼尽全力的农民，温柔美丽的蚕娘，为救人不惜毁名声的土郎中等普通人，也寄托了作者的文化理想与民间精神。在对现代书画界、收藏界的探秘过程中，也能看到当代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金钱对艺术的摧残与利用，真正艺术家的操守和人格追求。作者的现实精神，无疑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和讽喻性。同时，《江南繁荒录》的历史品格与现实品格，都统一于地域性品格的塑造。很多以地域书写为题材的散文，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与“涣散松弛”之意，重要原因是对地域文化精神缺乏有效提炼。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引用印第安人的谚语：“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②环境、时代与种族也成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重要三要素。排除“政治性地域设定”因素，地域文化往往特指语言、风俗、知识、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经过长时间段稳定的社会培育，形成的共同体想象。由此，“地域文学”也就成为从地域文化生发而出的文学特质性。当下流行的“文学地理学”话语方式下，地域文学则有着后现代、后殖民等“后学”的影响。地域文学与空间学研究结合，更注重地域空间构成之中的阶级、权力、族群、性别等微观政治因素的复杂扭结关系。学者李怡还提出“地方路径”研究方法，以地方性路径呼应中国文学研究的中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与‘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相对静止的历史描述不同，‘地方路径’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是‘路径’，也就是追踪和挖掘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尝试现代之路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文学介入世界进程的方式。‘路径’意味着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意义，昭示了自我开放的学术面向，它绝不是重新返回到故步自封的时代，而是对‘走向世界’的全新的阐发和理解。”③如果借“地方路径”概念看待《江南繁荒录》，我们会发现，作者不仅集中呈现江南风土，江南民俗，江南器物，且更注重对于地域精神的提炼。无论历史风云变幻，还是现实纷扰无序，无论古碑孤本，名人书信，还是文学作品，地方志书，无论宰相名臣，落魄书生，退居隐士，还是倔强农民，美丽蚕娘，诚信郎中，《江南繁荒录》都以“家国”与“个人”为地域文化品格两端，即“世情风流不忘家国之念，雅俗之间尽显人性关怀”。这种提炼与总结，将“文化江南”“民间江南”与“器物江南”统一，也将江南历史与现实结合，显示着作者非同一般的艺术视野。这种立体而深邃的“江南品格”，不同于单向度的，对某种江南特质的凸显，而是在历史、思想与现实维度上，进行了重新融合，既有鲜明地域特色，又对我们理解“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及“传统如何与现代融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塑造”等重大命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江南坐标系”。

三

再次，《江南繁荒录》这部散文集，精妙之处还在于，比较好地处理了历史性与文学性、抒情与智性、真实性与虚构性三组纠缠中国现代散文的难题。 孙绍振认为：“中国现代散文，从五四以来，主要靠三个要素，一是抒情（诗性），一是幽默，一是叙事（戏剧性的和冲淡的）。根据周作人的研究，其渊源主要是中国的明人小品和英国的幽默散文，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就是这三种要素和两种渊源中发展，此外就是鲁迅的社会思想批评杂文，基本上是审智的，并不完全是审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诗性的抒情和智性的概括是分裂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国现代艺术散文的思想容量非常有限；当代散文思想比之小说和诗歌相对贫弱是不争的事实。”④

细究而来，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在其发生之时，就暗暗隐含了几个内在矛盾。现代散文摆脱了传统古文的文章学载道传统，也刻意放大了明人小品“书写自我”的风格，以契合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而英国随笔散文的智性因素，大多被限制在“写真实”的写实层面，未能在思想上形成真正与小说等文体比肩的主题深度和相应的复杂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散文的叙事性，又导致其有着不自觉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带有小说等叙述文体的影响，加之“书写自我”带来的抒情性，虽然都能增强文本的感染力，却也与散文文体“求真”的理性冲动，有着内在抵牾。1990年代，大历史散文兴起，“写实”层面的真实性，上升到追求对材料的历史哲学的提升，对历史性诉求，结合文化的含量，成了对散文文体深度的期待，例如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胡竹峰的《中国文章》，都是这方面的典型。然而，为了追求阅读快感，抒情性与叙事性，没有在散文文体消失，反而在不同作家身上，表现出不同侧重性，比如，余秋雨的《信客》等散文，很多批评家将之当成小说来看。江子的《青花帝国》，羌人六的“断裂带”系列散文，也被认为叙事性非常强，带有小说特质。而李娟、鲍尔吉•原野、黑鹤、艾平等以边疆书写著称的散文家，其文本的抒情性就比较强。因此，对于历史性与文学性、抒情与智性、真实性与虚构性这三组纠缠于散文文体的概念，很多评论家给出了不同的认知路径，比如，孙绍振就认为：“抒情，历史与文化智性三者组成统一的结构以后，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抒情就带上了深邃的智性，就与虚假、肤浅与缺乏思想的滥情不能同日而语了。”⑤

然而，具体到不同作家，处理方式有很大差别。就《江南繁荒录》而言，在抒情性与智性的关系上，作者徐风主要依靠“文体语言的把握”，来达到某种审美的平衡。整部书的语言，内敛含蓄，从容平淡，简洁生动，但他的笔法又是多层次、多面向的，比如，《风与气》一节，写到伍子胥与史贞女的信义故事。史贞女为了保守不出卖他人的秘密，不惜投水而死。这一节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伍子胥心理活动和内心体验，以侧面展现史贞女的大义。抒情笔法占据相当比重，然而并不泛滥，完全从材料出发，没有肆意扩大渲染。有的例子却正好相反，例如《古城签》写到单谔呕心沥血写作《吴中水利书》，却因官场险恶，被迫闲置，作者并没有使用抒情笔法，而是在交待单谔郁郁而终结局之后，仅聊聊数笔写到“一个文人写一本书，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然后，持久地活在他写的书里，在江南，当是独绝”⑥。这里的笔法，却是冷峻克制，在疏朗之中透露着沉甸甸的思考。

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关系而言，作者因地制宜，不刻意强调某种特性，而是保持整部书手法的丰富性，该“求真”之处，毫不含糊，既有真情真性，也讲究真人真事。需要“虚构”之处，灵动自如，收放随意，并不拘泥于真实的制囿。他没有放弃虚构性，甚至有些篇章有小说叙事笔法，比如，第三部《风满楼》的《海棠并不依旧》一节，写江南的书画江湖，语言从容幽默，笔法老辣，细读之下，又不乏“荒凉”之感，不平之意。他塑造的丹尼斯•刘、屈主席、美术馆长等当代“文化掮客”形象，寥寥数笔，形象生动，写活了他们唯利是图，却又狡猾精明，善于混迹官场与艺术圈的“特殊本领”。散文从刘先生闯入江南书画市场写起，写到屈氏兄弟以商业手法操弄书画市场，从小培养专门画匠，名为“培养”，实则扼杀了天才，也写到一身傲骨的孔画家被别有用心地，一步步地引入艺术陷阱。这一节虽是散文笔法，但叙事简约，悬念迭起，写人记事，别有风味，于典雅中透着笔记小说气息，细细品味之下，作者何尝不是借“书画江湖”反思江南文化在商业思维下的畸变？又何尝不是借此讽喻当下社会的坏风气？然而，就其真实性而言，《江南繁荒录》所有历史典故，皆真实有所出处，所牵扯到的当代人著名物的事迹，也皆有所考证，例如，沙祖康与丁俊晖的故事。有些涉及普通真人真事的章节，却借用代名（如刘木匠、屈主席），表现出保护小人物隐私，严格考证大人物史实的做法。全书附录部分列举37部参考文献，虽然数量不是特别多，但范围非常广泛，从《四库全书》到地方志（镇志、村志等）、族谱文献，从当代大家陆文夫、丁帆的散文著作到余英时等思想家的论著，甚至有杭金德的1961年《工作日记》这类非常个人化的历史边角料，既表现了作者严谨求真的创作态度，也体现了挑选材料的眼光。

当然，《江南繁荒录》处理得最好的，还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表面上看，这部散文集似是余秋雨、周涛、祝勇等作家的历史文化散文风格，但细品之下，却发现这不是一部单纯讲历史的散文，更不是历史文学读物，而是有着深切现实关怀，又有很强散文文体审美性的作品。这也使他摆脱了一般历史散文“以历史性遮蔽文学性”“以知识性替代文学性”等弊病。很多历史散文，沉溺于历史“过去的魅力”，堆砌材料，语言干涩，让人昏昏欲睡。“历史性遮蔽文学性”的弊病，还在于遮蔽文学联通现实的路径，割裂文本呼唤“生命共鸣”通道，历史的现实对话性大大下降。《江南繁荒录》，我们能看到作者将历史与现实，都放在文学体验性上统摄处理，善于剪裁与运用史料（这种剪裁与运用也体现出高超的文学性），不仅有较好的情感共鸣性，且能在更宽阔视野下熔铸材料，将其统一于哲学观念提炼。例如，第一部第二章《古城签》，辑选明朝宰相徐溥、晚明大臣卢象升为古代史范例，选取的却是“历史褶皱”中两件小事，徐溥与李东阳的书信，卢象升给家人回信。历史细节之处，作家展开文学想象，徐溥借助送古画，磨砺族内后辈的心性，李东阳对徐溥的回报，则是一篇《徐溥义田记》，褒扬宰相对于文化传承的贡献。两代名臣的心灵交流，皆在高洁人格。名画激励后辈不慕名利，义田劝人助学行善，作者借历史写江南文人心性的目的呼之欲出。对于卢象升的历史材料处理，更显巧妙。《湄隐园记》是戎马生涯的卢象升，借助家书虚构的，不存在于现实的“纸上名园”。作者深入到历史情感与想象空间，探讨江南士人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心态，真实可信，又具有文学观赏性。这一章节内，“作家余晓复与杨瘦人，调入城里转户口”的故事，则将目光转入共和国历史，联通了历史与现实，为我们展现了1980年代文学的兴盛，及户口制度的变迁，进而表现“重教安文”“以人为本”的江南文化特质。宜兴老茶馆的描述，则进一步打破历史与现实隔阂，从民国写到当代，通过老娘舅、王老师、刘木匠等小人物遭际，反映茶馆文化历史变迁。畅和茶馆与公园茶馆，两张1965年的《节目单》，尽显作者善于以文学笔法化用历史边角材料，以求思想深度的能力，即如福柯所言：“思想史通过分析各种文学副产品，历书年鉴，报纸评论，昙花一现的成功作品，以及无名无姓的作品——思想中主要是专注所有那些不为人习知的思想，所有默默交相运作于你我之间的重现行为。”⑦

四

“世情风流不忘家国之念，雅俗之间尽显人性关怀”，一部《江南繁荒录》，凝聚着作者徐风多年以来对江南文化的深沉体悟，也凝结着他对中国的历史、现实、文化的艰难反思。它是一部有着相当写作难度，思想高度与审美感染力的优秀之作，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散文创作的美好收获之一。

注释：

①祝勇：《“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 ，《破冰：新散文三十年》，祝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②[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③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地方路径”问题的提出》，《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④⑤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⑥徐风：《江南繁荒录》，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31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掘学》，王德威译，台湾麦田出版1993年版，第260页，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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