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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言说”作为张炜长篇小说新作《河湾》中人物内心活动轨迹的呈现方式，除了借助“言说”推动情节发展、突显人物性格特征之外，作家还通过“言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聚焦网络信息爆炸时代人的精神状态，同时借由“言说”这一个体行为再度思索个人、家族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在《河湾》中语言不仅作为叙事的工具，更是作家书写的对象，从人物语言词汇的变化及相应的心理波动，微观而又深入地呈现现代化建设对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影响。通过直面“言说”及语言这一重要命题，《河湾》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书写中呈现出语言及语言所反映的当代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危机。

关键词：张炜 《河湾》 语言 言说 精神困境

在新作长篇小说《河湾》中，张炜不仅保持对语言洁净雅正的美学追求，更是在语言的文学艺术价值之外，直面语言所蕴含的思想、历史与文化等内涵，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小说借助“言说”这一日常行为触及当代人的精神世界，用诗意而又极具倾诉性的语言，书写当代人“言说”的需求、方式及限度，进一步挖掘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个体自我认同感的获得和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等问题，思考如何应对当下人生活面临的精神困境。

一、自我言说的冲动与家族历史的追寻

在小说情节结构中，人物内心的话语活动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往往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具有社会规约行的语言相比，言语作为“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①，具有较强的“个体性”。作为个体运用语言进行思考和交往的过程，“言说”这一行为成为《河湾》书写当代人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切口，同时通过个人言说视野下的历史事件梳理对历史进行再思考，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强调“言说”的必要性与价值。

作为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儿去？”的追问似乎是中外文学不断书写的母题，在张炜的小说中也常常可见人物形象对于自己内心的追问、对历史的反思乃至忏悔。如《古船》中的隋抱朴每天独自坐在老磨屋里思考“赎罪”，认为自己“是老隋家有罪的一个人”，不仅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让隋抱朴“从来没有痛痛快快说过话，身上的血全淤在那里，真想照准自己随便哪里扎一锥子”②。“从来没有痛痛快快说过话”这一细节不仅写出了人物内心情感的压抑，更利用“说话”这一情感表达方式被压抑的状态，强调“言说”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言说”不仅是个体与外界沟通的途径，也是人物内心活动的思维轨迹，即“言说”不仅具有向外沟通的功能，还具有向内探索的作用。“独语性”“倾诉性”等作为张炜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在作品的人物身上尤为明显，如《九月寓言》赶鹦、龙眼等青年面对茫茫野地和黑夜时对未来“该往哪儿走”时内心的迷茫，《艾约堡秘史》中淳于宝册对于自己心路历程和言语的有意识记录，在这些记录和人物形象内心活动的描写中，张炜将淳于宝册在精神上的痛苦挣扎与空虚描写得细腻动人，“‘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再往哪里走啊？’没人回答，我只好整夜自问自答……”③“该往哪儿走”既是渴求得到回应的吁求，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追问，通过这类人物内在的“言说”，揭露赶鹦、淳于宝册等不同人物精神上的迷茫与空洞。从语言及言说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隋抱朴对自我的内在审视与言说冲动的压抑，还是淳于宝册等人内心的“独语”，这些细节描写，突显了人物形象的特征，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在上述作品中可以发现，尽管不同时期作家对于“言说”描写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言说”的关注与描写是构成张炜小说语言“倾诉性”特征的重要部分。而在新作《河湾》中，“言说”不仅仅是推动情节发展、丰富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更是作品重要的叙事主题以及叙事的动因。

首先《河湾》在开篇之初即以“言说”为引，交代故事的缘起：“是对话的延续”“讲述一定伴随了自我拷问，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④。而后，在正文的故事情节中，作品多次描写人物对“言说”的渴望以及“言说”的状态。一方面，无论是在和洛珈的交往中，还是在日常工作中，“我”“发现了自己的空虚和寂寞：需要一个人絮叨”⑤，“我”极度渴望诉说有关于自己生命的经历与内心的想法，以至于认为自己“一路奔波至此，所有的屈辱和遭遇，只不过为了有一天能够对心爱的人从头诉说”⑥，似乎只有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对心爱的人言说，才能够抚平心灵的痛苦与伤痕。另一方面，和强烈的言说欲望相对的是“无人可说”“无处可说”的现实，和隋抱朴压抑内心言说欲望不同，傅亦衔满腹要说的话却常常因找不到倾听者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被迫停止。当“言说”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而言说的欲望日益强烈时，就促成了“我”在腹稿中完成了对要言说内容的回忆与梳理。无论是形诸口语的“言说”还是试图诉诸文字的“书写”，语言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人的思想思维和世界观在一种极宏观的范围内被个体所使用的语言体系控制着。历史文化积淀在语言中不自觉地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⑦，在傅亦衔的回忆中，他对语言词汇变化的敏感以及“满肚子的俗语和俚语”都成为打开人物生命经历的密码。如傅亦衔给洛珈取了很多外号，洛珈只有一次送还给傅亦衔一个“小克朗猪”的外号，这让“我有些吃惊，因为这是那些熟悉乡村生活的人才知道的名字”⑧，作为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傅亦衔，“小克朗猪”一词不仅勾起了他青少年生活的记忆，读者也通过他对这一词汇的反应和他的解释，对洛珈的人生经历产生更大的好奇心。除此之外，“词汇具有第二种回忆的能力，它能神秘地渗透到新的意义之中”⑨，尽管迟迟无法下笔书写家族史，但是在傅亦衔的回忆中，借助极具倾诉性的语言将个人的生命经历逐一诉说呈现给读者。除了傅亦衔，小说中洛珈父亲不断地写信申诉、洛珈对继父咄咄逼人般的问询、继父对洛珈的回信等等，都是人物言说的方式。

“言语（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开口，就会显示出他来自何处。”⑩除了完成对自我成长经历的回忆与重识，在个体生命和自我身份追问的过程中，小说由个人生命经历的回忆追溯至个人身上承载的家族历史乃至民族国家历史。小说中写到当傅亦衔决定写自己的家族时，首先想起的是外祖父这一枢纽式的人物，进而在傅亦衔的的回忆与想象中，以外祖父等人物为中心的近代半岛战争史得以展开。和《古船》《艾约堡秘史》等作品单一人物视角有所不同，《河湾》中作家借助多个人物形象视角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言说”。除了傅亦衔家族三代人的家族史叙述，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洛珈的家族史从战争受害者和革命队伍两个视角展开，当主人公傅亦衔大学后和洛珈相遇相知后，两个家族的历史汇流，共同呈现出半个多世纪半岛历史的复杂与残酷。

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一个家族史、地方史乃至民族史而言，小说始终强调了言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小说中面对匿名信的污蔑，傅亦衔言说的冲动更加强烈，“世上所有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迫切需要自洁自证”。在倾听洛珈父母与继父的故事后，他做出写一份家族传记的决定：“尽我所知写出一切，这是我的责任。……‘无法申诉’不等于‘不作申诉’，申诉是生命的自由。”11而面对久远的、他人的历史，作家更是借人物之口直接抒发其对个人与家国历史关系的思考：“什么才是苦难？鲜血那么廉价？死亡可以漠视？一句话，他人的历史一定与你无关？不，他人就是自己，往昔就是今日。你可以冷漠，我可以言说。”12正是不断的言说，小说中傅亦衔获得了自我疗愈的同时，也将两家三代人半个世纪的家族史与民族史相交织，呈现了一部有血有肉、有泪有爱的半岛传奇。在作家笔下，“言说”不仅是生命的自由，更是自我认同、重识历史的重要途径。在言说中，现实与历史相交织，个人与家族、民族相勾连。

二、“言说”的难度与当下人精神困境书写

如果说淳于宝册的“荒凉病”反映了财富剧增下人的精神世界空虚荒芜的现象，那么在《河湾》中作家则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书写在“信息爆炸”时代，人在面对言说自我内心和家国历史时的危机。除了“作为先在系统的‘语言’（包括一切类语言和准语言的符号系统）对于作为创造活动的‘言语’的规定作用和制约作用”13之外，由于“言说”的冲动与言说的能力、途径、语境等因素之间常常存在矛盾，《河湾》中和“言说”一词相伴的往往是描写人物“无语”的相关语词。在叙述当代人“言说”的必要性的同时，小说关注到了当下社会语境中人们言说的难度与限度，从欲“言说”而不可得的角度书写当代人生活的现实遭遇。

“言说”的难度首先来源于现代人“厌倦”的情绪现状。小说中“厌倦”“厌烦”一类词出现较为频繁，“‘厌倦’一般不可避免……无以疗救”14，面对流程化、重复的工作，傅亦衔感到厌倦，余之锷因为这份“厌倦”而辞职；傅亦衔与洛珈不同于常人的亲密关系似乎是为了解决必将要到来的厌烦；傅亦衔的朋友在聆听他人苦难时表现出厌烦与不满。“厌烦”的情绪不仅影响了言说者说话的冲动，也影响了人们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洛珈“不想了解他人，哪怕是自己的爱人”15；余之锷的女儿出国回来后，面对身边的负面消息以及父母要求她回国时的“冷笑”；当傅亦衔向女上司简述自己的身世时，女上司“笑吟吟的”，不禁让“我”感到吃惊——因为这样一部苦难史压根没有打动她。“我们对语言变得迟钝，实际上是麻木”16。这种“麻木”的背后是个体对自我内心感受能力、对他人同情与理解能力的逐步淡化。在科技发展迅猛，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加速社会”里，“现代生活越来越呈现碎片化的景象，而人也在与他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中走向裂变，走向与自我的分离。人的共同主体性即公共性的缺失，造成个体的人无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实现自身的统一，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类最深层的生存困境”17。和“佛系”“躺平”等相似，“厌倦”的情绪是热烈情感褪去后的疲惫与无力，这样的情感驱动下，无论“言说”还是“倾听”似乎都难以付诸真正的行动。

对于小说主人公傅亦衔来说，“言说”的另一难度来自于言说者个人言说动力的不足及能力的缺失。一方面，言说者常常面临着无人倾听或无人理解的尴尬境地，打击着言说者的积极性。如小说中傅亦衔多次想要向洛珈仔仔细细地诉说自己的身世经历，却因洛珈的有意无意的避开和拒绝而屡遭失败。洛珈及身边人的不愿听、不理解让傅亦衔将更多的话深埋于心，同时让作为“言说者”的傅亦衔，内心的自尊也抵触将自己“心底的呻吟”轻易讲出来。另一方面，言说者言说能力的“缺失”也是造成言说之难的重要因素。小说中，当傅亦衔决定要写家族史时，腹稿打了几遍却很难真正落笔，因为“一动笔就是公文的格式和腔调。十分苦恼”18。在傅亦衔写作家族史遇到的言说难题中，似乎印证着“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19，多年的机关工作和公文写作，“语言的固定搭配”正规训着傅亦衔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语言既能够表达使用者的想法，同时又限制着使用者的表达方式。反之，“所有的话语，无不散发着职业、体裁、流派、党派、特定作品、特定人物、某一代人、某种年龄、某日某时等等的气味。每个话语都散发着它那紧张的社会生活所处的语境的气味；所有话语和形式，全充满了各种意向”20。结合上述傅亦衔对方言词汇的敏感及其他人物的话语特点，能够较为明显地感知到人物的生命经历、教育背景、工作环境等等对语言的影响。

不仅如此，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达，面对“信息大爆炸”的现实语境，张炜从人物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时言说的困境与精神的焦虑这一现象入手，反思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思考在“加速时代”“网络化时代”人们如何在心灵上获得诗意的栖居。一方面，在“加速时代”之下，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让人们交往、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得益于现代网络传媒技术的发达，小说中“狸金风波”中事件的传播之快，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爆炸事件的讨论中来，在网友们各种猜想的言论中，事件不断发酵，以至于逐渐演变成为“驳杂的人物野史”。其中狸金集团的一名保洁员耿杨因为在群聊中说了一句话，被网友们大肆传播后迅速成为舆论的中心，遭受网络暴力。这起事件在网络的传播、演变，让傅亦衔深切感到无论是网络舆论的参与者还是看客“恍若进入了一个集体扯淡的时期”21。现代通信技术的发达，不仅让新闻消息与各类言论能够快速传播，也让越来越多的信息涌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小说中女上司因为网络和智能手机中弹出的各种广告、视频等感到困扰，圆圆和傅亦衔手机一天到晚不会离开自己半米。信息获取渠道的便捷乃至泛滥，不断刺激人们的感官，这让傅亦衔感到“信息刺激就像罂粟一样，一旦中毒就很难戒掉”。对于压缩睡眠时间这一现代人生活常态，余之锷认为“主要还是各种信息太过拥堵，人的眼睛和脑子都停不下来”22。而信息、知识等获取渠道的多样让人感到“一方面是知识爆炸，另一方面又出奇地无知”23，同时“信息过载也是让我们在晚期现代感到异化的原因之一”24。“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对其生活的意义”，“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25。通过网络舆论乱象和当下信息传播环境的问题，张炜从现代技术产生的危机这一角度切入，反思当下人的精神困境。小说中，作家借傅亦衔之口反复论及当下网络信息传播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起这个世界的核危机，能源问题和环境污染，可能网络传播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这已经无可挽回，它是生存和精神品质方面的。真可怕。”“如果说人类生存从过去到现在很长一段事件都处于核危机之中，那么逼到眼前的另一场危机可以视而不见吗？”26在显在的能源问题、污染问题之外，现代技术的发展对语言环境的影响虽是缓慢的、细微的，却对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无论是倾听者的缺席或缺乏对他人的关切给言说者言说欲望的打击，还是言说者自身言说动力的减弱、言说能力的缺失，又或是网络信息技术发达带来的信息过载等负面影响，《河湾》对言说者所处困境的多重书写与分析，既从个人面对无人倾听的现实与驳杂的舆论环境时心理上的痛苦、困扰，又从现实生活出发，反思当前生活存在的问题，在当代人“言说”难度这一层面上，多角度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三、诗性之外的语言探索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它的规则存在于同一语言场域的人们的知识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之中，同时“人在语言之中传达着他自己的精神存在”，“只有当语言在名称中——也就是说，在其普遍的命名中——言说时，语言，以及其中包含的精神实体，才纯粹地表达着自身”27。作为具有极高语言自觉的当代作家，张炜多次论及语言的重要性，“语言在许多时候简直可以看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语言差不多就是一切，一切都包含在语言中”28。而张炜小说语言风格及艺术特征也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新作《河湾》中，作家不仅保持对语言洁净雅正的美学追求，在对人物“言说”这一活动的书写之外，作家更进一步探讨了工具性、审美性之外语言的价值与问题。

面对前文所述有关言说的重要性和当代人所处的语言环境，张炜对此早有所思考，2019年张炜在济南山东书城的演讲中再次论及网络时代人们阅读与写作方式的变化，“人们愿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消息，虽然大多无关于自己。它们作为意趣而不是意义被人接纳。这就占用了大量时间，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文学阅读，而是整个的精神空间、生存空间”，面对碎片化的阅读现象和网络传播中语言的滥用，作家提出“生活中认真的态度需要严谨的文字去培养，失去了起码的语言标准，社会精神就会沦丧和消散”29。在小说《河湾》中，作家依然坚持对语言洁净雅正、诗意的追求，用自身的创作实践抵抗网络时代语言的危机。以小说中作家对景物的描写为例，作家在意象的搭配、语词的选择和句式的错落方面具有鲜明的诗意特征。“弯月形的一片沙原，水浪轻拍，由浅入深；啊，湾的一侧，靠南边一点有一丛蒲草，再远一点还有梢头发红的柽柳。几只水鸟飞起又落下。他们有鱼吃了，我们也有鱼吃了。”30经过作家简练诗性的语言描述，河湾的生命力和魅力缓缓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小说语言的诗意之外，《河湾》中对于语言的书写与探索更进一步，直指语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作家在小说中将语言作为描写的对象，从语言词汇的细微变化与差异入手，呈现出个体的文化差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远近和时代的变迁。小说中涉及傅亦衔与洛珈对话的叙述，“书面语”一词出现了十多次，对洛珈话语中“书面语”成分的强调，不仅突出洛珈在傅亦衔心中“异人”的印象，同时，日常口语中突然使用的书面语，让傅亦衔感到和洛珈关系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隔膜。和口语是诉诸“听说”的语言形态不同，书面语主要呈现在书面材料中，是诉诸“看”的语言形态。就词汇方面来看，书面语“庄重、典雅，带有文采，根据体裁不同会选择专门术语、虚词、文言词和成语”31，而在日常口语交流中，洛珈语言中“书面语”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这种语言与其他言说方式的界限”32，而“书面语”的每次出现都能够引起“我”的注意以及情感上的波动，“语汇的身上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风土人情，以至人们的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33。在“书面语”频繁出现在二人对话的描述中，二人性格、成长经历等差异性得以显现，而上述洛珈对傅亦衔言说的拒绝和闪躲似乎在意料之中。除了对书面语的讨论，方言仍是张炜小说语言的关注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能依仗普通话，因为它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34，尽管对方言如此重视，张炜的创作中对方言的使用仍然保持克制。《河湾》中作家也运用了一些方言词汇和民间的俗语俚语，但是更重要的是作家从方言这一角度，论及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方言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小说中傅亦衔给余之锷夫妻传授“吃经”的顺口溜，和他少年时期的流浪经历和集体饥饿记忆相关；傅亦衔和女上司、生生一起出差，对半岛东部当地人的方言，三个人听懂的程度不一，反映出人物生活经历的不同。“杂语中一切语言，不论是根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35无论是“书面语”还是“方言俚语”，“在思想的层面上，语言即思维思想，即世界观”36，从这一层面来看，张炜在新作《河湾》从语言的思想文化价值层面赋予了小说更加深刻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作家将语言词汇的变化与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影响相联系，从语言这一日常、细微的变化，揭示现代化对人的思维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借助傅亦衔这一具有城乡双重语言经验的人物视角，深切入微地描写了个体日常言说的语言之变。“我发现自从进入这座城市之后，她的书面语就变得多起来；越是说到郑重的重要的事情越是如此”，“现在到处时兴书面语。我有过流浪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满肚子蓄满了俗语和俚语。我在这座城市里，不，我从上大学以后就觉得自己在说话方面跟不上时势了，有点生不逢时”37。一方面“我”感觉到自己以往乡村生活的语言经验在进入城市后使用场景的受限，另一方面，在充满“书面语”的环境中，“我”也在学习并适应，当“我”回忆干草垛事件时也自觉使用起“书面语”来，因为“只有用某种书面语才能确切地表达那种时刻”38。从离开林子后的不爱说话，到进入城市后对“书面语”的敏感、对自身方言俚语在城市中的特异性感知，再到对书面语使用、公文写作的熟练乃至厌倦，傅亦衔有关语言感受理解的变化历程，为我们研究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洪流，提供了一份微观而又生动的现实心象。

“语言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历史、文化，所沉淀的思想、情感、故事、想象，都需要人们将其挖掘出来。……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故事、命运、社会历史。”39书面语和方言俚语背后所代表的分别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在傅亦衔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历程中，作家并没有直接描写城乡差异或城市生活对进城农村青年的冲击，而是转向细部描写，从傅亦衔对语言敏锐的感受力中直接而又真实地体现出现代化建设对当代人思维方式和心灵的影响。

注释：

①[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页。

②张炜：《古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③张炜：《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6页。

④⑤⑥⑧11 12 14 15 18 21 22 23 26 30 32 37 38张炜：《河湾》，《花城》2022年第3期。

⑦ 36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4、53页。

⑨[法]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⑩[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3伍晓明：《表现•创造•模式》，《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16 29张炜：《语言的热带雨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33页。

17郭湛：《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19[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0 35[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0页。

24[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

2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16页。

27[德]瓦尔特•本雅明：《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写作与救赎》，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5、7页。

28张炜：《小说坊八讲》，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31杨俊萱：《口语和书面语》，《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1期。

33张志公：《语汇重要，语汇难》，《张志公文集》(第5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29页。

34胡殷红、张炜：《我想抓住“真正的语言”》，《文艺报》2003年4月19日。

39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作家》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