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阅读接受的起伏
内容提要：从1982年《人生》至今的四十年间，各种社会和文学思潮席卷而来并介入其中，令路遥阅读接受的过程起伏不已。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这一问题，不单要有文学史的维度，同时也要引入社会史的维度，以达至辩证性的理解框架。但目前为止，人们面对的依然是文学史和大众接受的不和谐状态，对此，不能以赞同或不赞同的方式来处理。本文以材料为基础，佐以叙述和剖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进入对这一问题的再讨论过程。
关键词：路遥 阅读接受 文学界 大众读者 陕西地方文学史
路遥的阅读接受，包括文学评论、研究和大众读者阅读等方面。这些方面，既有文学史的意义，也有社会史的意义。从他故世（1992）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路遥，尤其是像他这种把触角从文学深触到大众化的社会问题（即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上升）的作家，就很难不二者兼及。也由于如此，社会史急剧起伏，也带动了文学史的起伏，路遥的“评价史”，就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学界从热评到趋冷
1982年底，路遥中篇《人生》甫一问世，就好评如潮。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梁永安同年10月7日发在《文汇报》上的《可喜的农村新人——也谈高加林》、曹锦清的《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邱明正的《赞巧珍》等三篇文章。①更具职业批评家特点的蔡翔的《高加林和巧珍》、雷达的《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陈骏涛的《对变革现实的深情呼唤》、白烨的《执著而严肃的艺术追求》、王愚的《在交叉地带耕耘》、李劼的《高加林论》、李星的《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曹增渝和梅蕙兰的《人生之旅与人性之梦》等接连跟进，由此形成对这位青年作家的“热捧效应”②。在那个年代，一个作家想不在这个语境中出名都很难。这一轰动效应，正像一部文学史教材追述的：“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恐为“瞭望”笔误）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③
不过，今天的人们终于意识到，1980年代文学界都“无意识地”把所有“社会问题”聚焦为“知识分子问题”这一中心，对一切奉行“拿来主义”。他们“赞巧珍”，无非是拿她的“牺牲”来衬托高加林个人奋斗的“悲剧”。这里，只有高加林的主体性，而无巧珍的主体性。或说后者的“主体性”是为前者的“主体性”服务的。与巧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通人的“社会问题”，在1980年代文学中，实际是一个认识的“死角”。当然，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去理解，1990年代的“打工问题”还没有出现，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知识，直到十年后才介入其中，然而，这并非是回避批评责任的理由。
梁永安说：“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从黄土高原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中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这个艺术形象的出现，使我们为之耳目一新。”④雷达说，“《人生》的中心内容，是描绘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性格和悲剧性的人生追求。不过，这是一出明丽的悲剧，是在积极的社会主义生活背景下的发人深思的悲剧”，“新时期的悲剧作品该是什么样子，《人生》以创作实绩进行了勇敢的探索。”⑤李劼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当代青年的形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许多青年诗作里可以看到高加林的胚胎。当人们谛听着那一支支或深沉明快、或哀婉或缠绵、或雄浑或宁静的旋律时，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个年轻诗人的自我形象。他们有过孤寂，有过迷惘，然而他们在追求，在奋斗，因为他们自信。”⑥很显然，评论家在积极肯定高加林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的时候，字里行间，也纳入了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挫折、苦闷和奋斗经历。他们愿意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把这些“抽象的影子”，投射到作家作品之中。这种“双向循环”，构成了1980年代文学对“青年问题”的代表性评价。这一“时代主旋律”，很容易就压倒了王愚的关于“作家对这个人物又寄予过多的同情，这样一来，不仅在道德上多少开脱了高加林”⑦，以及，李星的高加林形象是“因其广泛的生活概括力、丰富又深刻的性格内涵受到了普遍的好评”，而他“多质”和“许多矛盾”的形象，则未被人注意的等等，⑧实际不太及时的提醒。
——在文学史的过过往往中，像这种一方克服另一方，阴差阳错纠缠在一起、撕扯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直到许多年，才被人们看清楚前因后果，但已无法补救的现象，是层出不穷的——今天也没必要为之遗憾。
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文学的“八五转折”，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发表受挫，他被抛到当代文学的主轨道外，逐渐“被遗忘”等诸多原因，直接导致了路遥阅读接受的大幅度地起伏。1986年至1989年的四年间，刊物只发表了李勇的《路遥论》、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的新创获》、李星的《无法回避的选择》、王愚的《直接经历着历史的人们》、常智奇的《在苦难意识中战士人的内在性》5篇文章，不及前一阶段文章的一半。这种文学界的“趋冷”现象，给人深刻的印象。它显然在提醒，当时已是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一统天下”，像路遥这种现实主义作家，已被认为“过时”“过气”，不足为道。这也可以看到，路遥和他的小说，这时候已经、也事实上从“文学史”中“出局”。
二、大众读者的持续热捧
事实上，1980年代中期后，路遥的阅读接受已在不断下滑，即使后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播、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未能止住这一趋势。究其原因，除在先锋文学的重新布局中，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被排斥这一因素，还因当时社会的世俗化氛围，也令精英读者在逐渐远离这位严肃的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赵勇教授对路遥在文学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一冷”和“一热”现象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⑨赵文认为，之所以在路遥“经典化”过程中，造成这种“不平衡”现象，存在着“两本文学史”，是由于精英集团（指学院派）和大众阵营之间的巨大认识差异，是从二者社会阶层、地位的悬殊中产生的。本论文拟采用赵勇教授文章的材料。不过，本文想向“社会史”有所倾斜。
在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经典分析中，“大众读者”严格受制于“文学圈子”的限定（指的是书商、批评家和教授的作品鉴定权，及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即是说，这个圈子供给社会文学产品。有什么样的“文学圈子”，才会有什么样的“大众读者”——离开前者，后者根本上是不成立的。⑩由于埃斯卡皮是就法国“读者”来进行的研究，他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自然颇有价值；然而，这种理论“舶来”到中国现实文化土壤之后，是否还能够对号入住，也应打一个小问号。这种规律，遭到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读者”的否定。我对中国“大众读者”的定义，是指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即有知识的大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而是流布在全国各城乡之间，为“个人处境”而存在的“打工青年”，包括在中学阶段，因读路遥《平凡的世界》而持续奋斗，最终进入“精英阶层”的原先属于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也包括在211、985高校就读的普通大学生——他们是孙少平的忠实读者。孙少平的人生哲学，由此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而之所以形成这一“独特现象”，是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国情，有极大的关系。于是，就在《平凡的世界》在1986年至1989年间“遇冷”的背景中，它受到了大众读者的热捧。
以下，是本文引用的诸多大众读者“阅读接受”的材料：
我还获得了一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外借图书排行榜（2005年1月1日—2010 年5月1日）的统计资料。资料显示，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外借1350次）和《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外借1314次）。但实际上，这一排行榜中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外借197次。两个版本相加，《平凡的世界》实际外借次数1511次，已稳居第一。此外，据报道，《平凡的世界》近年来在全国许多高校的“出镜率”都很高，并连续四年（2012—2015）荣登“浙江大学图书馆年度借阅排行榜”榜首。更有专业人士通过对国内20所“985工程”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分析，得出一项重要数据：《平凡的世界》在2015年度登榜频次最高，位居22种图书之首。作者因此形成的一个结论是：“该书在2015年最受高校读者欢迎。”11
遗憾在于，从本材料列举的两所大学北师大、浙江大学来说，《平凡的世界》“借阅者”可能来自不同院系。北师大的“百度百科”显示，该校目前有27个学院、2个系；1998年，一口吞并下杭州本地三所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的新浙江大学，“百度百科”显示的院系更是远超北师大，乃一个巨无霸存在：39个专业学院（系）、1个工程师学院，学科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交叉学科等13个门类。对上述受众，我仍称之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众读者”，因为他们不受中文系“文学经典标准”束缚，可以凭个人经验和一己爱好选择作家作品。在对北师大文学院《关于路遥的调查问卷》中，赵教授也含蓄承认，情况并不太乐观。虽然课堂学生85%“读过路遥”，不过在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读到路遥作品的？”问题之下，所获答案却五花八门。这说明，经过“文学经典”训练的文学院学生，在选择阅读作家作品时，要比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理性或者更为多元。不过，大众读者“跟风”追捧某种文化的现象，却值得注意；对更为庞杂社会大众文学的受众统计能否做到客观、准确，其能否作为判断问题的根本依据，也需留意。
2000年后，随着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市场经济向深水区大力推进，在经济发展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日益富裕的同时，也在刺激和加持“贫富分化”的态势。大学生们在这一社会结构的调整中难逃干系，因为随着家庭收入缩水，他们切身感知到了“分化”对自己就学就业的威胁。这种极不愉快的现实感受，势必会渗透他们的社会观感，把观感带入作家作品的阅读选择，而同情底层青年、激励其奋斗向上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恰逢其时。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沉溺在“阳春白雪”的纯文学之中呢？更何况，当代文学的“纯文学”创作和阅读群体，越来越“小众化”，这更招致了大众读者的反感。有些作家作品“脱离实际”（中国国情）的个人书写，即使没有互联网对大众阅读的强力转移，也会遭到大众文学受众、尤其被有着自觉选择能力大学生们的无情抛弃。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除路遥《平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高度照应或回应着社会转型期大学生的“社会观感”这一功能外，12这部当代小说杰作，对广大未成年的农村少年的“励志”功能，也应当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有些研究者已这样认为。13这些回忆材料对他们的心路历程，给予了充分显示。
一个叫林夕的读者在《被路遥改变的人生——纪念路遥逝世12周年》里回忆：
1984年，我刚从农村初中考入县城第二中学，此前已读了《人生》“好多遍”，那时家里很穷，与许多城里孩子同堂上课，“自觉低人一等”。在没有朋友，孤独、贫穷、屈辱之中，“只有路遥的小说陪伴着我”之后，16岁失学，我开始了“打工生涯”，在黄河岸边，整日“背石砌岸、挖土整堤”，有时，“真想跳进黄河一二百了”。但正是路遥，让我重新取得师范学历，1992年12月，我考入武汉某高校就读。后来，又在武汉一家杂志供职。也就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无意在阅报栏前看到路遥——“引导我解读人生的导师”——逝世的消息，我禁不住丢掉饭碗，“躺在床上蒙头啜泣”。
一位化名“sdlywrh”的读者，在一篇题为《路遥的〈人生〉与我的路》里说：
高考落榜那年，一次偶然机会，收音机里正播放的《人生》广播剧吸引了我。那时候刚刚经历打击，帮家里人干活，“总是带着个草帽，更怕遇到老师，怕人家笑话我”。躺在群山之中，我开始思考如何像高加林那样，不让自己“困在这大山之中”，而是走出去闯一番事业。经过三年奋斗，我有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也邂逅了生命中的“刘巧珍”。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感谢路遥的《人生》，让我学会了理性地思考”，没有它，“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据读者杨殊回忆，高考临近的时候，原本成绩不错的自己，一度陷入“苦闷和悲哀”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平凡的世界》，看到了那盏人生道路上的明灯。在作品里，我分明看到了一幅中国十年来城乡社会的全景图，它里面包含了一代人的挫折和追求、痛苦和欢乐、人生和爱情。最令我激动的人物是孙少平和田晓霞，我甚至觉得小说中的孙少平就是我自己。……1994年7月，在走出高考考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用十元二角钱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不久，我收到了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通知书。路遥，我未曾谋面的良师！”
还有一位网名叫不语不行的读者写道，“路遥去世已经十年了，我想即使再过几十个年头，我依然还会记得有个叫路遥的作家，写过一部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今天想来，作者在作品中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这就是，在平凡中尚存高尚，在平凡中还存有价值。我希望自己就这样平凡而且干净地活”14。
以上各位回忆者，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经历：由贫苦自卑的乡下青少年，通过高考或文学创作，成为“成功人士”，其中有记者、作家、职场人士等。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一个规律，这即，尽管中国市场经济在进入深水区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分化”，但通过阅读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重新获取的巨大精神力量，通过高考和其他奋斗方式，他们也有从社会底层跃升到社会中上层的机会。
三、重回陕西本地学者的“文学史”
大概2000年前后，路遥阅读接受在经历了从“文学界”到“大众读者”下旋之后，开始止跌回升。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与大众读者效应同步进行、并交叉展开的，是陕西本地学者对路遥的“重新研究”。这个本省“文学界”虽然小于前期的全国“文学界”，成绩却不可小觑。
据不完全统计，陕西本省路遥的研究资料有：厚夫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路遥》（此书在前书基础上修订完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航宇另作《路遥的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晓雷、李星编《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文琴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王刚编著《路遥纪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王刚著《路遥年谱》，北京时代文化书局2016年版等。以及路遥纪念馆编，北京时代文化书局出版的半年刊《路遥研究》2015年和2016年春夏卷、秋冬卷等一些资料。在路遥研究在全国学界普遍“遇冷”的背景下，陕西凭一己之力奋然崛起，无论从社会史还是从文学史角度，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他们相信（以下是屠格涅夫1860年一次演讲里的话），“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他充满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请诸位认清这词的分量！——他相信真理，坚信不移，而且义无反顾。因此他才无所畏惧，坚韧不拔”，因为“事实上，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给予性的，都致力于塑造具有‘给予性’精神的‘美好的人物’”15。据笔者所知，在“50后”作家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拥有这么丰富的文学史资料，有如此扎实详细的材料考证。不过，也有学者提醒，对此应保持一定的“限度”。16
尽管，目前还不能对上述研究焕发出巨大热情的内在原因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它无疑在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对路遥材料爬梳的艰辛工作上，取得了引人注意的成就。如果说，1985年之前的“路遥研究”是评论性的，那么这次则是文学史的，它对路遥的阅读接受是充满激情的、但又是理性的，它对路遥的认识是体贴入微、但又是细致扎实的，这一切，都使路遥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使这位倾心为普通民众写作的作家形象更为多元、复杂、立体和丰富了。王刚《路遥年谱》在“1985年 36岁”比较原始材料与作者自述的关系时，把二者之间的“裂隙”，也展露在读者面前：“10月21日，作家秦兆阳来陕访问，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此处‘中国作协’，疑为‘陕西省作协’，因为秦是‘来陕’）。路遥知道秦兆阳到西安后，便联系赶往回西安的车。车到半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众人帮忙，又联系坐上了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最后返回。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祈求秦老谅解：‘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然，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17该书作者写出了路遥内心的“皱褶”，总比硬性把它扯平，一味去维护和赞美要好。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路遥的时间》两书，是记述、复原和研究作家在人世最后三个月心路历程中，少见的研究成果。其中，对路遥最钟爱的四弟王天乐，在大哥弥留之际，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行为，进行了批评。然而，邰科祥在《路遥家人回忆录》（一）（二）中，却对航宇观点提出了异议：
三弟王天云回忆：
在我大哥（路遥）的病没有住院之前，除过我，其他兄弟们都没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大哥倒下以后，全家其他人都去做了检查，结果是兄弟们都有，但程度不一。当时，听说有了这个病，我们都非常害怕，医生说，这种病交叉感染更严重。
天乐也是在这时间检查出来并已进入治疗状态，但他和路遥不可能住一块，不能一起做治疗，特别是不能让大哥知道，怕影响他的情绪，同时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让人们以为我们家有什么怪事。……天乐没及时去看他，就是因为自己也查出了病，我弟媳不让过去。大哥就觉得很不理解，也很生气……这就导致了外人想象着他们关系“失和”或者“反目”。
关于我四弟与大哥在医院里不愉快的原因就是这样，是兄弟之间善意的隐瞒所造成的误解，哪有航宇写的那么不堪、激烈。我们弟兄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天云的看法是，天乐查出乙肝后，因忧心探望大哥产生交叉感染，加上妻子的阻止，所以才因隐瞒病情导致了路遥的误解，并非故意如此。
小妹王瑛对抹黑四哥也很生气，她与天云的说法相同：
四哥也查出了肝病，但不知道是遗传还是传染的？查出来后，就要治疗，毕竟发现的早……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感叹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让我们家三个哥哥都害上这种病，在此之前，三哥最早查出患了此病。
由于四哥也有了肝病，他想去医院看望大哥，我四嫂就坚决不让他出门。……四嫂对我四哥说，你以前没查出病前去照顾路遥，我没意见，也没阻挠，但现在你病了，就不行。所以，四哥就被挡在铜川的家里出不来。
……直到大哥逝世的前几日，九娃与四哥商量后才用林达已回北京，远远没人照顾的理由给我大哥做解释，这样才算勉强取得了大哥的谅解。
现在，不了解真相的人胡乱猜测，甚至抹黑我四哥的名誉。你想想，我四哥对大哥什么都能付出，难道大哥有病了却不愿侍候，这正常吗？这不符合人之常情，更不符合我四哥的性格。18
这种研究分歧从人际关系的方面看，自然令人不安；然而，在不疑处疑也是对路遥研究的有益推进，多几个旁证，总比一个孤证最后轻易成为“结论”，更能体现文学史研究的严肃性、公正性，从而促成对事实真相的继续探讨。对此，《路遥传》作者梁向阳认为对研究的“传主”，既应当有“历史之同情”，也有保持一定距离的必要性。“要写出一本能够靠得住的‘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生活出现了大量回忆文章，“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有“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问题，也有记忆不确和“夸大事实”的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认真辨析”19。另外，何西来也强调，陕西“重新”研究路遥，是对大众读者在阅读接受路遥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低洼地带”的，一次有益的“回填”。因为，这些材料“是从多棱多镜面的心灵镜体上见出的”，而且必须看到，“陕西有一个以柳青的名字为标识的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风格流派”，它们“都对周秦故地的农民的历史命运有浓得花解不开的牵系”。20
陕西本地路遥研究的“回填式”工作，隐含着对19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转折”，造成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衰落原因的深度失望。通过路遥这一个案，他们的研究对当代文学史来说，也具有了“反思”的味道。这是由于，它与“大众读者持续热捧”虽几乎同步，但明显与后者有了一定差异和距离。在其看来，大众读者的“阅读接受”多半是感性、潮流性的，因时势而聚变，并不能真正证实作家作品的价值。
四、陕西能否“四两拨千斤”？
显然，我们提出陕西本地学者的“文学史”研究问题，已近乎提出“四两拨千斤”的命题，即一省的“地方文学史”，能否反抗全国的“当代文学史”？至少，在路遥阅读接受这一问题上，令后者的结论翻盘？或者在农村题材的评价问题上，让后者难堪？
陕西位于我国中部偏西之处，秦岭、黄河的四处环绕，使这里仅有关中这一较小的富庶平原，自唐代以来陕西就缺粮食。就其封闭性的地理位置看，这里隔离于经济沸腾的东部之外，它的环境、气候、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和内向性的社会风俗，造成了其历来是重农之地。为什么当代文学农村题材的三主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都出自本地，且都未曾离开本乡本土去外地发展，也与此有一定关系。21换句话说，农村题材小说才是最古老和正宗的“现实主义文学”。
卢卡奇对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农民》的评价可作为一个参考。卢卡奇意在说明，在完成《农民》之前，巴尔扎克已在他的两部小说《乡村医生》和《乡村神甫》里，表明了对英国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通过贵族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与利益双赢，完整地保留了“庄园”，维护了农村农民的根基——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借助暴力手段使本国农村社会分崩离析的思想态度。“他在这里不得不用现实主义的力量具体表现出来的，却是农民只得联合他们所憎恨的高利贷者去跟大庄园斗争。农民为了获得一小块土地、为了获得自己的一小块地产而对封建剥削残余进行的斗争，必然要使他们成为他们所依赖的高利贷资本家的同伙。行将就木的贵族庄园的悲剧，变成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的悲剧；农民从封建剥削下取得解放这件事，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出现，悲惨地化成了泡影。”“农民就像这样处在两面夹攻之中。”卢卡奇通过评论巴尔扎克《农民》，看到了农民在新的经济关系中必然成为牺牲品、无法阻挡其发展的趋势，同时在描绘了这一切的作者身上看到，“他在这部小说里实际做到的，恰恰和他准备要做的相反”，这一主观意图和客观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即政治思想家巴尔扎克与《人间喜剧》作者巴尔扎克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巴尔扎克的历史伟大性”。恩格斯同时指出：“他的伟大之处是对于上流社会的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22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家黄宗智《我是如何思考中国小农的》这篇小文，在提到他1980年代撰写的两部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时的一些自我反思，可以作为另一个参考。黄先生提到，长期以来，他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经受双重文化的拉锯和斗争。父亲是1911辛亥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深深认同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而他的母亲则是来自无锡农村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但写得一手好字）。自己因此是真正意义的“双重文化人”。所以，通过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层矛盾，认识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解答、解决心中的矛盾和疑惑。
《华北》一书突出“贫农经济”和贫农社区的形成过程。土地贫瘠和人地压力是当时最为现实的两个基本因素。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促使之前华北地区众多以中农为主的农村紧密社区走向解体。在生产关系方面，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递增，并且不再带有原有的亲邻间的道义约束和礼仪；部分具有稳定和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越来越多地成为松散的、没有人情可言的村庄；由社区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来承担领导责任的传统逐步衰落，到战乱时期越来越多地由“恶霸”型流氓或逐利型小人来充当村长，鱼肉村民；越来越多的中农沦为自家土地不足，必须依赖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的“贫农”；同时，国家的临时摊派日益繁重和苛刻。无论在“阶级关系”上，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比较突出。这是一个相对其他地区更可能响应中国革命号召的地区。
《长江》旨在说明，长江三角洲不一样。这里土地相对肥沃高产，生态稳定，生活相对富裕。佃农所占比例虽然要比华北高好几倍，但村民拥有长期稳定租种的土地的“田面权”，拥有“田底权”的地主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城镇中“田底”交易虽然频繁，但并不影响农村“田面”的稳定耕作。由于土地总产较高，“田面”地租相对显得并不十分苛刻，“阶级矛盾”并不显著，租种“田面”的小农比较像华北的自耕中农。23
两本书将“华北”和“长江”两个地区农村经济相比较，拉出了本文需要的一个参照性视角。这就是，虽然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村，跟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状况不能同日而语。不过，某些“原在”的东西，恐怕也没有完全逝去。跟华北地理相接的陕西，农村农民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糟。路遥小说所极力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底层农民形象，在社会结构重组、经济利益配置，发生了更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当时农村的格局之中，正是要从农村逃出去、但又不知自己最终结局的文学人物。这一从“小人物”看“大格局”的历史视野，亦被陕西当地的批评家们看到。早在1993年，资深编辑兼批评家李小巴就提出应注意路遥和他作品的总体气质：“好多评论文章只看到路遥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而忽略了另外的却是很重要的一点，即路遥始终在努力摆脱‘农民儿子’带给他的局限性、狭隘性。他总是努力‘脱出壳来’回首观察自己熟悉的农村社会生活。他总是努力把分析社会生活的立足点提到能够全景式俯瞰的高度。这给他的作品提供了较大的构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为此他强调，路遥“对文学表现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调上表现出高尚的庄重感”24。王愚也看到，凭借路遥对陕西“封闭环境”历史短板的深刻认识，他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农民“进城”的分析视角。因此他把这种“不甘心”寄寓到高加林、孙少平等农村知识青年的身上，他们“展现了转折时期城乡交叉的社会矛盾，揭示了重叠复杂的人生纠葛，把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也不仅仅是农村青年）的思索、追求、理想、奋争以及他们‘先天不足’的弱点和‘后天失调’的缺陷一一披露出来，显示了当代青年崎岖不平而又充满生气的人生道路”，这是作品和人物“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的根本原因。25而在并非陕籍、但因原籍甘肃跟此地接壤、因此对“西北农民”在封闭环境中的困苦有深切体验的批评家雷达，则认为《平凡的世界》虽不及巴尔扎克《农民》所达到的“历史伟大性”，以及黄宗智这种田野调查的具体细致，但它“具有史的骨架、诗的品格，它的内心涌动着深沉的激情，这是它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来源”，从这里，可以看到作家塑造的人物拼命要挣脱“西北落后性”这种历史性“宿命”的坚韧努力。孙少平最令人激动之处，就是对“环境”“出身”“命运”所安排给他的糟践人生说“不”，“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新人的故事’，他在今天农村现实里，也许刚刚诞生，为数甚少，是有如普列汉诺夫常说的‘拉赫美托夫气质的人’”26。
在中国，仅仅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至今没有一个以一省“地方文学史”来反抗全国的“当代文学史”成功的例子。然而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以一省有关路遥的“文学史研究”，来校正、反思全国“文学史研究”认识上的缺陷点，却不能说它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卢卡奇和黄宗智从他们自己角度提出的问题，就在路遥作品中深层次地存在着，同样也在对路遥阅读接受过程中存在着，否则它不会在几十年的光阴中这么反反复复、起起伏伏，并以如此尖锐的方式一回回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农村农民问题”并没有成为“过去”，相反，它夹缠着现代化列车的巨轮之间，令其进一步又退两步，它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困惑和历史幽灵，也存放在我们每个人心灵世界的深处，须臾都没有散去。《平凡的世界》里，在田晓霞死后，孙少平精神上也从死亡中回到现世之中，他告诉读者：“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而且他相信，晓霞假如地下有灵，一定会这样嘱咐他：“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于是，他返回了大牙湾，“当孙少平从宿舍走向队区办公楼准备下井的时候，一路上望着矿区闪烁的灯火，望着满天繁密的星斗，猛然感到了一种突发的激动，以致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孙少平的“心灵史”，实际也是在不断与现代化列车巨轮纠缠、搏斗然而奋然前行的“农村农民问题”的一部“心灵史”。陕西学者不以路遥被当代文学史遗忘而顽强坚持的“本地文学史”，是“周秦故地”人的性格（也即“秦人”）的写照，也是对本地“农村农民问题”的写照，这是他们理解路遥和阅读接受路遥的唯一方式，虽然这种研究在全国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水准上，并不能属于最高。
显然，仅凭一省之力是无法反抗全国的“当代文学史”结论的，不过，它挟持的“路遥问题”之重，则是能够构成反抗性的、甚至否定性的实力。因为路遥的阅读接受，已远超出当代文学史对路遥价值的最初评估，27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价值的认定、阐发，离不开“社会史”这一巨大的历史实体，卢卡奇、黄宗智的言论已经昭然若揭。也可以说，全国“当代文学史”撰写者目前只能从“纯文学”的范围，从事路遥阅读接受的工作；而大众读者所进行的，是一种脱离“文学史”的个人自述，可以说是一种非文学性的阅读接受；而陕西本地学者，尽管还没有能力重提“社会史”，然而，通过他们对路遥“传记材料”的大量掘发，则无意识地在向这一个方面默默推进。
然而，“社会史”究竟能否完成对一个作家的“文学史重塑”？也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路遥阅读接受的起伏，固然印照着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的坎坎坷坷，社会重组引起的未能平息下来的震荡性，但是更明确的指出的，却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不断下滑的命运。这里面，交织着的文学史家与读者、社会史家与研究者、大众命运与纯文学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对话性，至今都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
注释：
①《文汇报》为什么会先全国一步，率先发出热评这位刚露头的青年作家的一批评论，可能跟《人生》初刊于《收获》1982年第6期有关。但评论还要早于作品问世两个月发表，则也许是由于这家文学杂志提前所做的安排。详细材料待考。
②以上11篇评论，发在《文汇报》3篇，《人民日报》2篇，《当代作家评论》4篇，其余，《上海文学》和《青年文学》各1篇。对当时的作家来说，这可都是“一线媒体”。
③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④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也谈高加林》，《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
⑤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⑥李劼：《高加林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⑦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因为王愚和李星等当地批评家，比较了解路遥的历史真实境遇，和他在新旧交替时期充满矛盾和挣扎的心路历程，因此在评价中，不唯“个人奋斗”历史意识的是非为是非，能有自己独特的决断，但这种独特性，并未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
⑧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⑨11赵勇：《在大众阵营与“精英集团”之间——路遥“经典化”的外部考察》，《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⑩[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61页。
12应该指出，路遥在创作这部杰出的多卷本的当代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对农村知识青年的深切同情，对他们奋斗向上精神的讴歌赞美，是其完成这部作品的最大动力。路遥生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在更长的社会时段里，产生这么深远持续的反响。在研究“路遥现象”时，应当理性地看到这一点。
13黄平：《从“劳动者”到“劳动力——‘励志性’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4以上路遥作品读者的文章，均引自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一书，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66页。
15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代序》，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近年来，李建军对路遥进行了具有历史深度的研究，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作者虽是陕西籍，但因不在本省工作，故在本文中未予讨论。
16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17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文化书局2016年版，第199、200页。
18邰科祥：《路遥家人回忆录》（一）（二），未刊作。
19梁向阳：《路遥传•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0何西来：《路遥纪念集•序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1拙作《写在陕北》一文，试图对此有所探讨：“‘陕北’不仅是路遥的故乡，也是他写作几部重要代表作的地方。这很容易令人想到陕西作家创作的‘封闭性’问题。陕西省南有巴山蜀水阻隔，东有函谷关（潼关）屏障，北为陕北高原，历来是易守难攻的省份。在冷兵器的古代社会，这是最易建立国都之地。以现代社会眼光来看，则造就了它本身封闭保守的地域文化性格。”“为什么陕西作家不关注全国性文学话题，在思潮流派性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能见过他们的身影？”对这个问题，郜元宝也持类似的看法：“和具有群体认同的‘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相比，贾平凹的时代意识并不明显。他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合唱，主要不是依靠‘右派作家’或‘知青作家’的可以迅速社会化、合法化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是与生俱来的乡村知识分子难以归类的原始情思，以及西北落后闭塞的农村格调特异的风俗画卷。”参见《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
22[匈]卢卡奇：《农民》，《卢卡奇文学论文集》，黄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9、171、163页。
23该文见《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
24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25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26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
27从目前几本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来看，其对路遥小说的认识，仍停留在高加林这种“农村个人主义”，或说1980年代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含括高加林和孙少平形象所夹持的当代“社会史”；几本教材作者对这一社会史的认识是单薄的，也许没有什么建设性，这必然遮蔽了它们进一步完成关于这位作家的“重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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