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富民路是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串联着县城里主要的店铺、饭馆、商场和学校，一直延伸到外环，汇入货运卡车穿梭的繁忙省道。我家住在富民路北段的一个老小区，地理位置优越，便利性没得说，就是有时候吵了点。

最近的情况更糟糕。几个月前，我家门口开始修路，小区大门被土堆挡住了大半，百米外的十字路口时常车辆拥堵，鸣笛声整日如洪水般扑向临街的楼房。站在小区门口朝南望，富民路全段的绿化带都已被连根拔起，除双向车道外，路两侧只剩边缘参差的深坑，如同绵延几公里的战壕。路面终日烟尘滚滚，电瓶车和行人在汽车队伍中“见缝插针”地游走，行动异常敏捷。

其实不只富民路如此，这次修路的规模空前，全城几乎每条路都在翻新。听说省里批下来一笔“巨款”，这钱被分给地方用作更新排水系统——简单地说，就是换下水道。眼看又一年夏季汛期将至，这一举措旨在预防城市内涝。

尽管出发点喜人，这次修路还是引发了一些民间的不满。几个月来，我身边不乏亲戚朋友抱怨这种“遍地开花”式的挖法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县城中心地带随处可见禁行警示牌，有些路口索性被铁皮封死了，更恼人的是那些被拦腰挖断的街道，小汽车若遭遇横停在路中央的挖掘机，只得丧气地掉头、改道。施工队的动向仿佛是完全随机的，即便经验最丰富的司机也没法规划出理想路线。有一回，我打车办事，最终多花了三十几块钱和半个钟头才抵达目的地。回家后我难免上火，便对着我妈慷慨陈词，然而我找错了诉苦对象。她属于我诸多亲友中支持修路的一派，认为暂时的忍耐是为了长远的福祉。我妈说：“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一次性解决问题。以后下暴雨，咱们就用不着蹚水进小区了嘛。”

的确，我家小区门前时常被“淹”。每逢暴雨，积水便能有小腿肚高，大家不得不脱掉鞋袜，蹚水进门——这尚且是乐观的情形。最糟的时候，飘着烂树叶和塑料瓶的温热泥水能没到大腿根，行人在水中摸索着缓慢前进，那场景好似每年夏天都能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印度和孟加拉国。

有一年七月份，县城一连下了小半月的雨，小区门前臭气熏天，据说那是因为地下的污水管道被冲垮，泄漏的粪便全漂浮在河流般的富民路上。如果“更新排水系统”真能防止这般末日场景，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无论如何，庆幸我们县城够小，我损失的这点儿打车费还算可以接受。对于修路，我没有太大的意见，只期盼它能早点结束。

相比之下，我时常开车的男朋友就倒霉多了。他家住在近郊的一个新小区，不得不每天开车上下班。前不久我们约吃饭，他说自己一个月内被探头拍了两次，罚款四百块，还要记六分。

“说我压黄线了，”他抱怨道，“照现在路况，走路的、骑车的、开三轮的，全在大马路上挤来挤去，怎么可能不压黄线？”我男友脾气温和，很少这么急躁地讲话。

我理解他的不忿——就像那天打车亏钱的我，但不想拿出我妈那套展望未来的乐观理论来说教，便顺着他说：“应该能申诉吧？这也不怨咱们呀。”尽管不觉得这事有回旋的余地，至少在情绪上我还是决定跟他站在一边。

“不知道，”他说，“试试吧。”

“对，先别急着交钱，这段时间肯定不止你一个人被拍，说不定大家都拖着呢。”

“我最近还是少开车吧。”他孩子气地瘪着嘴说。

我很开心自己的建言献策安抚了他。我俩经熟人牵线认识，如今已经相处一年多。两家长辈最近正商量着筹划我们的婚事，所以他往我家跑得殷勤。富民路作为县城的中轴干道，是这次修路工程的重中之重。除了地面上紧锣密鼓开凿的施工队，半空中监控探头的队列也在忙碌工作，它们不眠不休地拍照，坚持在一片混乱中维持秩序。

鉴于我男友这两张罚单的“冤情”，我爸最近对他体恤多了。这天他下班回家，一进门就把钥匙重重丢在鞋柜上，粗声叹着气说：“别老让小赵开着车过来了，没有路能走！”

话虽如此，周五晚上是我和“小赵”雷打不动的见面时间。六点多的时候，我估摸着他肯定在路上了，便一边搜罗衣柜一边等他电话。

窗外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湿漉漉的防盗栏杆显出凹凸不平的锈渍，雨滴像小刀似的斜着划过窗子，留下玻璃渣似的水珠痕迹。街对面某处蓦然亮起红光，那是一家洗脚城的招牌。洗脚城大门紧闭，并未营业，头顶红艳艳的闪光在雨中显得格外寂寞。天色渐暗，马路上的积水映出洗脚城的名字。轿车一辆接着一辆，碾过那片模糊、扭曲的倒影，溅起红色的水花。

这家店已经数月未开了。就在修路开始前不久，洗脚城的老板娘惨遭杀害。她和一个男人在床上被砍数十刀，两人都当场毙命。这件事霎时就成了街头巷尾的头条，谋杀案件——且疑似情杀的谋杀，在这样沉闷的小城可不常见。一时间，跟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洗脚城及其老板娘的美貌相关的故事像花粉似的迅速传播开来。我觉得那些桃色八卦未必可信，也从不跟风添油加醋地嚼舌根，只是这桩凶案确实够震撼的，何况洗脚城就坐落在繁忙的富民路——我家小区斜对面不过百米处，所以若是碰到谁说起来，我还是有兴趣听上一耳朵。

据说那间如今已成命案现场的卧室就在洗脚城一楼。我盯着那个方向，突然有点儿瘆得慌，回过神来给男友发了条信息，问他怎么这么慢。他一直未回，直到天彻底黑下来。我闻着厨房传来炝辣椒的香味，对我妈喊话说我在家吃。她立马朝我喊回来：“你不跟小赵出去啦？”

不像我爸总在我男友面前故作冷淡，我妈对她的准女婿向来是毫不遮掩地关心、爱护。我对此有点儿反感。相比之下，我更希望我爸能和我男朋友亲近些。

我妈放下锅里的饭菜，从厨房走进我卧室，追问我为什么不跟“小赵”出去了。她话音刚落，我的手机就响了，正是我男朋友，我把手机屏在我妈眼前晃了晃，示意她放心——我和“小赵”没吵架。

电话那头是个女声，她语速很快但音调冷淡：“请问你是赵昂什么人？”

我一头雾水，但还是配合地回答道：“我是他女朋友，怎么了？”

“他出车祸了，你快来中心医院吧。”

我套上那身打算约会穿的漂亮衣服冲出了门。如果当时有心思看一眼窗外的雨势的话，我肯定会加一件外套的。

我到医院时已经过了七点，给我打电话的那位护士说我男朋友是在富民路出的事。

“富民路哪里？”我不敢相信他是在我家门口被车撞的。

“南段吧。”护士忙着在文件盒里翻找，并没看我。我家在富民路北段，应该距离他出事的地方尚有段距离。我缓缓呼出憋在胸口的一股气，感觉通畅了些——我真怕他在我家小区门外被撞死。

“他的车呢？”

她停下拨动文件夹的手指，并利索地抽出目标文件，转过头对我说：“没听说开车呀。救护车拉来的时候说是行人，被机动车撞了。”这也合理，赵昂那天的确说过自己打算“少开车”，以避免违章被拍照罚款。

她拿指甲盖敲着纸张底部，示意我写上名字。也许是很久没用过圆珠笔了，我发觉那带滚珠的笔尖滑溜溜的，很不好用——尤其写到我名字里最后一个字“雨”的时候，“四点水”不受控地连成两条爬虫似的线。我想重新描上四个黑点弥补自己丑陋的连笔，但护士从我手里抽走了文件夹，我只能作罢。把笔交还给她时，我还不忘把笔头摁回去并且笔尖朝向自己。

在她要转身走开时，我问：“那机动车呢？”

护士一时没明白，我又说：“撞他的车去哪了？”

“逃逸了。”她叹了口气，“是好心人打了120送过来的。我看你是通话记录最近的联系人，就先给你打电话了。”

护士离开后，我先给我妈打了电话，问她能不能替我告诉赵昂的父母这个噩耗。我没这勇气，但相信我妈可以应对，她平日对我男友那些讨人厌的亲昵在此刻都化作某种在我看来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我自己——在最坏的情形发生之前，我得先做点实际的事。

我走出医院，回到了富民路。我从路的南端开始向北搜寻，沿途红绿灯交替如常，车流在小雨中平缓地移动着，偶有撑伞的行人低头走过，丝毫没有任何交通事故发生的痕迹。我在一家灯光如昼的超市门口停下来。贴着硕大的“欢迎光临”字样的玻璃门边，两个中年男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位嘴里衔着烟，另一位则抱着膀子，仿佛有些冷的样子。

我上前搭话，问那位抱着膀子且没在抽烟的男人知不知道附近哪里出了事故。他吃惊地看着我说：“出事故啦？在哪儿？”

“就在这附近，我不清楚具体位置。”

另一个男人把仅剩的小半根烟从嘴里拿出来，吐出一团呛鼻的白雾，也参与进对话，“你家里人出事了？”

“对。”

“人没事儿吧？”他把未燃尽的烟扔在地上踩灭，像是为了表示郑重和关切。

我说：“还在抢救，我不知道。撞人的跑了。”

在那两张典型的小城中年男性疏离、漠然甚至麻木的面孔上，某种复杂的神色一闪而过，很难形容那究竟是惊异，同情，为难，还是无措——无论什么，竟有些令人动容。

抱着膀子的那位放下手臂对我说：“富民路车多人多，肯定有人看见。你别着急，再找找。”

我并不十分失望，他们虽然没能给出我想要的答案，但多少给了我一点勇气和信心。

我推开那扇糊着各色二维码贴纸的玻璃门，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看手机。她的手指快速滑动屏幕，舞曲的节奏和表情夸张的人脸不停地同步切换。老板娘像婴孩般笑着，鼻子里不时发出轻哼，全然没注意到站在柜台后的我，但我不得不打断她的快乐情绪。

听完我的话后，老板娘立马瞪大眼睛，站起身来向外头张望着说：“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刚才，差不多天黑的时候吧。”

“刚开始下雨那会儿？”她问。

这个问题难住了我。富民路究竟是何时开始下雨的我并不能确切，只记得当时洗脚城招牌的灯光亮起，路面积水倒映出可怖的红光。

外头两个男人的谈话交织着传进我耳朵里，其中一个说：“好好的路挖成这样，我就说肯定得出事儿。”

“也够倒霉的。”另一个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不想再听他们议论，便对老板娘笃定道：“对，就是刚开始下雨的时候。”

“我一直在屋里，什么也没看着。”她皱着眉，像是对我感到抱歉。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回答。离开医院时，我对于这夜的走向和结局尚有着明确的规划以及目标——回富民路，找到凶手。医院走廊里充斥着明亮的灯光、病床被移动时的轮滑声、仪器运行中此起彼伏的信号声，以及电子屏上的彩色波浪线长出尖锐的角......这些东西大概使我的大脑变得活跃、兴奋。然而此时，商店外宽阔的路面上行人稀少，车灯放映出晚风和细雨的形状，白昼的混乱骤然消失，富民路在雨中显得孤独且忧伤。我的思维也随之跌进了某个模糊、柔软、安全的世界，开始不可控地喘气和休息。

我眼睛扫过老板娘身后的饮料冷柜，码放在银白色光线中色彩缤纷的瓶瓶罐罐像电子游戏页面一样，炫目而不真实。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转身拿出一瓶矿泉水，说：“别给钱了，你快再去找找目击证人吧。”

“目击证人”这个词让我心头一颤。说出这个词语的女人站在柜台后，愁容满面，她的手机屏幕不断闪烁着视频更新提醒，仿佛某种离奇的舞台灯效。我对她说了谢谢，扫码付完两块钱才离开。走出门时，我尚能听见身后她多愁善感的叹息。

“你报警了吗？”门口的男人好心提醒我。

他说得没错，我得报警。富民路上就有个辖区派出所，在路北端和外环路交汇处，最近由于修路，派出所的门脸儿几乎被土石堆堵死了，我甚至忘了它还存在。从超市出来继续向北走，大多数街边门面已经关了，这并不寻常，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修路和下雨。我先后经过了五金商行、馄饨铺、化肥店，还有一间没有卷闸门落下的漆黑屋子，那是家广告打印社。街灯的微弱光线透过玻璃门洇进屋子，隐约勾勒出室内堆放的卷轴、纸张和艺术字模型的轮廓。在这片荆棘丛般的乱影中，各种设备仪器或远或近闪烁着蓝色和红色的光点，像潜伏在深夜雨林里动物的瞳孔。

我加快脚步朝前方百米处的白色灯光走去。这是家药店，里头两个穿白色罩衫的女人在值班。她们一个年纪偏大，和我妈妈差不多的样子；另一个很年轻，大概比我还要小一些。

年长些的那个女人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嚷嚷起来：“刚才还有个来买药的在说这事呢！”

我抓住救命稻草似的问：“她说了肇事者开什么车吗？”——我尝试效仿超市老板娘，使用了“肇事者”这种严肃的字眼。

“说是白色的大众？”年长些的女人看向一旁的同事说道。

“我怎么记得是奥迪？”年轻的那个有些不确定地转向我说，“反正那人说，车速挺快，一下子把人撞到路边的大坑里了。”

富民路两侧的大坑深浅不一，成分各异：有些坑底平坦、干净，裸露着新鲜泥土，有些则堆满了水泥和柏油碎块。我男朋友或许运气不好，掉进了堆废料的坑道。关于那辆车究竟是“白色大众”还是“白色奥迪”的问题，两人争辩了几句，仍旧各执一词，最终不约而同地对着我摇了摇头。年长些的女人说：“你去公安局调监控看看呀，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探头，肯定能拍到。”

她提供了一则关键信息。我打算立刻去派出所，不再作停留。雨稍微小了一些，几乎有要停的趋势。路上行人罕见，车辆也比刚才更少了，就连那些平日生意火爆的餐馆此刻也门可罗雀。在这样的小县城，八点钟以后的雨夜就是所有人待在家的理由。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去富民路派出所。他有点儿不情愿跑这一趟，说：“这儿离派出所也就不到一公里了呀。”我说我知道，但我的确走不动路了，麻烦他载我过去。

出租车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陌生人遗留的气味，很不好闻。好在司机师傅降下了车窗，冷风挟着细雨横贯而过，扫除了后座陈年累积的浊气。轮胎压着积水驶过的声音忽明忽暗，迎面偶有来车掠过，在我耳边发出生命般悲戚的呼啸。雨夜乘出租车，竟然有些诗意。

其实打车软件兴起的这几年里，我就很少乘这种传统出租车了，甚至没怎么在县城的路上看到过它们标志性的蓝白相间的车身。我一度以为出租车公司已经倒闭，毕竟手机叫车方便快捷，各种优惠券叠加出的价格也相当诱人；此外，兼职拉客的私家车通常更干净，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豪车，蹭一程舒适的真皮座椅。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不愿再站在路边苦等亮着“空车”字样的出租车，也不用再为途中计价器上飞速上升的红色数字而心惊肉跳了——打车软件总是在乘客上车前就做好价格预估，我们如今已“不打无准备之车”。

但我还记着本地的叫车电话，那串以四个“6”结尾的简单且吉利的数字很难忘掉。叫车电话以前总是忙线，须耐心排队等候。接线总台串联起满城无数辆出租车里的对讲机，这使得车内也永远热闹非凡，司机们互相调侃、笑骂，并不搭理身后的乘客。我所乘坐的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下依旧挂着只对讲机，不过除了不稳定的电波不时发出“吱吱”的动静以外，没有人在里头说话，我简直怀疑这位师傅是全县城仅剩的出租车司机了。

“现在出租车不好跑吧？”我问师傅。

“那肯定啊，现在什么好跑？”他说，“你看看这路，怎么开嘛。”

他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问的是他在风云变幻的行业中的生存境况，而他忧心的是眼前被掀翻的柏油路。我瞬间觉得自己的怀旧显得多余又矫情，便附和道：“是啊，什么都不好走。”

“这段时间，谁开车出门谁是傻子，”他大着嗓门说，“整天绕路，不知道得多烧多少油。”

我说：“那怎么办？大家都步行？”

他嘿嘿一笑说：“除了我们这些跑出租的。没办法，还是得挣钱养家嘛。”

车子在抵达派出所前的最后一个路口疾驶而过，黄灯转红，头顶的监控摄像头像黑夜里闭着的眼睛，并没有被吵醒。我提醒他：“最近修路，容易违章，还是小心点好。”他呵呵一笑，夸口说自己经验老道，不成问题。我没必要为这位师傅担忧，无论时代怎么更迭、道路如何翻修，他都会继续开着他的车上路的。

我下车时，一场计划着好好清洗这座小城的雨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派出所的院子里只有一间屋子亮着灯，隔着窗户，我和里面值班的警察看了个对眼。他皱着眉头冲我喊：“什么事儿啊。”我说我要报案。

他立马打开门让我进去，还递给我一条毛巾。我并不觉得身上沾了雨水难受，但不想辜负他的好意，便胡乱擦了擦头发和胳膊。他拿出一个大本子和一支笔，大概是准备做笔录。我看着他，感觉有点儿面熟，我们应该年龄差不多。在小县城里，如果两个陌生人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面熟且同龄，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是老同学，或者至少是校友。

但当下不是寒暄的时候。我开始第四遍讲起富民路雨夜的车祸——这次是近乎完美的表述了。酷似我老同学的这位警察不仅没有中途打断我，还在听的过程中频频点头，我停顿时，他便抬头用目光示意我继续。不过，窗外轰鸣的雷声还是稍微影响了我，我从小就害怕打雷。其实雷声本身并不可怕，只是它太突然，让人没法防备。

值班警察听我讲完，套上笔帽，说：“好，有进展的话我们会通知你。另外，交警大队那边你明天也去一下吧。”他站起身，拎起桌上的一串钥匙。

“你可以先回了。”他看着纹丝不动的我说。

“富民路全程都有监控，查一下就能知道。” 我说出了自己的主要诉求。

“那些探头早就关了，”他似笑非笑地说，“最近修路，违章车辆不少，拍照罚款太多引起群众不满了，有人上访反映情况——也就是上礼拜吧，富民路上的监控全关了，不信你明天去问交警。”

雨声骤然聒噪起来，那种声音甚至失去了水的特质，像是闷雷被掰成碎块从天幕砸向地面。

我加大音量说道：“那附近其他的路呢？查那个时间段富民路周边路段的监控，肯定还是能找到。白色的奥迪，或者大众——”

“全县主要道路的交通监控都关了。”他连连摇头打断了我。

他打开值班室的门，骇人的雨声和凉意瞬间灌满了屋子。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烟和一个打火机，说：“你非要坐这儿也行，我反正值夜班。” 说完他坐回了椅子里，点燃了烟。

我们就这样无声地对坐着。或许从他的角度看，那种沉默像是某种对峙，但我没有那样的想法，我并非要抗议什么，只是确实感到疲惫不堪、无法动弹，何况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对抗的情绪产生，我甚至根本无法透过烟雾看清楚他的面目表情，只是隐约觉得桌子后有双审视的眼睛，办公桌像道屏障把我们隔开：他坐在里面，时刻观察着门外变幻莫测的雨势，显得泰然自若，我则坐在外面，对背后骇人的声响感到惴惴不安。

他抽完这根烟，站起来跺了跺脚，走到门口又点燃了一根。门没关，烟味伴着凉飕飕的风扑面而来。我迫不得已地大口吸着二手烟，和他共同承担患上肺癌的风险。

门口不知从哪来了另一位警察，他斜倚在门框上伸头看了一眼屋里的我，低声问自己的同事：“什么事啊？”

“车祸逃逸，男朋友被撞了。”

“哪儿啊？”

“就门口。”他敷衍地说。

对方不可置信地说：“门口？”

“就富民路嘛，不就是门口。”

新出现的警察对“门口”的车祸兴趣不高，转移话题说道：“听说洗脚城那个案子有眉目了。他们在花坛里发现了一把很长的水果刀，上面有血迹，估计是作案工具。”

“花坛？”问我话的那个警察一下就提起了精神。

“就是洗脚城门口的绿化带，估计是挖掘机翻出来的，本来应该埋得挺深。”

“修路的挖掘机？”他问。

对方笑了一声说，“是啊，这修路还修出功劳了。”

抽烟的警察清了清嗓子，没说话。两人沉默下来，仿佛专注欣赏起了眼前的暴雨景象。越过他们两人的肩膀看去，有烟一样的水雾在空气中弥漫。我兜里突然传出手机半死不活的振动，破坏了这迷人的氛围。警察回头看了我一眼，继续抽烟。我妈妈说：“小赵抢救回来了，暂时在ICU观察。”我懵然起身，冲出门走回雨里。

身后的警察叫住我：“哎，你没伞吗？”

我摇摇头。他问旁边的同事说：“你有伞吗？”对方也摇了摇头。

他停顿几秒，像在考虑什么似的，随后掏出手机看了眼屏幕说：“你等会儿吧，等雨再小点儿。”

我说：“我得回医院，再晚就没车了。”

“大不了等会儿我们送你。”他笃定地承诺道。旁边的警察已经专注地刷起了手机，头都没抬一下。

心软的警察又说：“我们有宿舍，你可以去休息一会儿。”

他所说的宿舍是值班室里嵌套的一个小房间。屋里摆着两张对脸的上下铺、一个饮水机、脸盆架和盛了小半盆清水的塑料盆，地面上铺着廉价的白色瓷砖，整间屋子显得十分简陋，甚至古老。两张床的上铺都闲置着，裸露的床板上胡乱卷着草席和一些报纸。只有下铺有人使用，其中一张床铺着蓝色格子的床单，配套的薄被子整齐叠放在脚头，相对洁净，另一个下铺的被褥是很孩子气的卡通样式，枕头上潦草地搭了张泛黄的浅色枕套。

带着我进屋后，警察不自然地抬了抬手说：“你困的话就随便躺会儿吧。”

我在那张蓝色格子的床沿坐下，一侧胳膊紧贴着扶梯生锈的杆子。

“没事，你躺吧，我们没那么讲究。”他再次声明我可以躺着。然而事实上，我只是介意在男生宿舍式的潦草的床铺上睡觉，并非为他考虑。

我勉强一笑说：“我不困，坐着就行。”他“哦”了一声，隔了几秒，我才尴尬地补充道：“谢谢。”

我有个无法自然、大方地向他人道谢的毛病，这种局促的状态很难克服，好像谢意和歉意是两种伴生的情感——对于他人的帮助，我天然感到亏欠。这并不代表我不擅长说“谢谢”，正相反，大多情况下我的“谢谢”简直像肌肉记忆般脱口而出。不过这种道谢往往并非发自真心，只是礼貌规训的成果罢了。在真挚情感流露的关头，我才总“发挥失常”。

警察大概感知到我的真诚了，问：“喝水吗？”

他并没等我回答便起身走到饮水机旁，先接了小半杯冷水，又把塑料杯换到红色的阀门底下。我回忆起我上次对警察说谢谢的场景。小时候，幼儿园老师时常讲起“警察叔叔”抓坏人的故事。我整天幻想着自己也能当一回书本插画上那个拾金不昧的小孩儿，拿着硬币交给警察叔叔并当面感谢他。终于有天，我梦想成真地捡到一张二十元“巨额”的钞票，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张钱，把它从一个外套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不记得多少个星期后，终于有辆警车出现在富民路。我按照练习多次的流程把钱递给那位穿绿马甲的警察叔叔，说了句“谢谢”，十分娴熟。

多年后的此刻——坐在派出所值班室的小床上的我恍然意识到，那位收了我二十元的警察是交警而非刑警，他上街贴罚单、在红绿灯下指挥车辆，并非我小时候认为的那种“抓坏人”的警察。当童真乐园又一次被现实世界侵占了一小块儿土地时，我对于那二十元钱的最终去向也产生了一些晦暗的揣测。其实年幼的我从未设想过这钱应该到哪儿去，只是它不该在我这里，那么把它交给警察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一切未知的安全港、是所有问题的解答。不过无论那张钱去了哪儿，我此刻发自内心地渴望一个能够再次感谢交警的机会——如果他们能找到那段关键的监控录像。

面前的这位警察也并不符合我小时候想象中那种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对于我的案子他表现得过于平静，甚至麻木不仁，但他阻止了我淋雨、为我接热水，这些已足够令我真心感激。

他递给我的水有点儿烫手，我只能拿大拇指和食指的指肚卡着杯口。温热的潮气溢出杯子，向外蔓延，逐渐无声、轻柔地填满这间小宿舍。噪音被吸附进海绵般孔状的空气里，我开始有了些困意。

另一位警察走进宿舍，他冲我若有若无地笑了笑，转向自己的同事道：“听说他们打算今天夜里抓人了。”

他一定还是在说洗脚城杀人案。

“找到犯人了？”

我还以为警察之间会使用“嫌疑人”这个说法。

“是老板娘的同乡，卖水果的，”讲述者接着说，“一直在富民路摆摊儿，挣点钱就去洗脚城消费，这么多年没攒下一分钱，全花在这女人身上了。”

我家小区对面的确有个水果贩，好几年来，我家桌上的水果都是从他那买的。他的应季货总是很新鲜，还时不时会有些新奇的南方水果。我买水果时偶尔会和他说上两句话——我并不总是和商贩搭话，只他是个例外。他脸上时时挂着有些滑稽的丧气神态，像个喜剧演员。他眼睛很大，但眼角有些耷拉，塌鼻梁连着肉鼻头，压得两个鼻孔成了两条缝，整张脸上最显眼的还是他那两瓣厚实的、仿佛不自觉往下坠的嘴唇。我总忍不住想多看他几眼，起初是出于对不寻常（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丑陋）的好奇，可后来看得越多，我便越觉得他十分老实、可信，不像有些小摊贩总是藏不住精明算计或刻意讨好的神色。

洗脚城的老板娘我也见过，她偶尔会站在水果摊前帮忙收钱、扯塑料袋之类的。回想起来，她的确挺美，脸上的妆容总是十分精致，身上的连衣裙几乎从不重样。我清晰记得她的头发：浓密而蓬松，虽然被染成有些俗气的红棕色，却透着天生一般的光泽；披散在胸前时，它们便随着她身躯的挪动而像水波似的荡漾，偶尔被她随意地用夹子卡在后脑勺时，又会有几绺垂在后颈的碎发勾勒出柔曼的线条，更显动人。我对她印象不错，并非因为她那种略带人工味儿的漂亮，而是她讲话爽朗大声，态度可亲，还满口方言土语，丝毫没有“美女架子”——就好像菜市场里黏着土的洋葱，虽然滚落在水泥台子上，但你总知道它剥开后是雪白剔透的瓣，也清楚它汁水呛人。

我其实并不记得洗脚城老板娘具体长什么样。我从没仔细打量过她，甚至尽量不刻意看她，只会在递给她水果称重时自然地扫一眼。对于漂亮的——尤其是那些明艳的女人，我虽然好奇，却总是假装无视。也许她们的美丽让我感到羞怯，同时也变得渺小、脆弱，仿佛多看她们几眼，我的“自我”就会破碎掉了。

我从前以为她只是好心地给街坊帮忙，完全没想到这位已逝的女人和水果贩是同乡，更想不到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纠葛。

警察口中的故事继续着，他说出了我的心声：“不过这个老板娘那么漂亮，怎么可能看上他一个卖水果的。人家一直都有个相好的，听说挺有钱，是个开家具城的。”

我家乡的人习惯用“相好”这个说法来描述中年男女之间处于婚姻状态之外的一切感情。我不喜欢这个词，觉得它既轻浮又轻蔑，给所有男女关系都附上了一层不正当的意味。

“男的有老婆？”我插话道。

讲故事的警察回答我说：“应该没有吧，没听说。”

“这老板娘也没结婚吧？”我又问。

“好像以前结过，离了。”

既然如此，称他们为“男女朋友”又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我想到老板娘鼻子旁边那两道笑纹和称水果时手腕凸起的筋，似乎想为她辩白点儿什么。

“反正后来卖水果的发现了她和别的男人好，一时气不过，就把两人一块儿砍死了。”被我这么一打断，讲述者似乎失去了耐心，草率地给故事收了尾。由于一些细节的缺失，这个结局显得很生硬，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很古怪。不善言辞的卖水果大叔挥刀砍向光彩照人的老板娘这一幕出现在我脑海，我突然感到一阵颤栗，仿佛画面中持刀的人实际是我。

“他家的葡萄很甜，”我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经常去他那儿买水果，不过自从修路就没见他出摊了。”

两个警察面面相觑，不知是对我见过杀人犯这件事还是我陈述时的镇定口吻而感到惊讶。

的确，自从挖掘机开上富民路，我就没再见过这个水果摊贩、也就是今夜即将落网的杀人凶手。我一直以为是断裂的人行道让他不得不停了生意，现在想来，也许只是时机巧合——正在他需要消失的时候，路面被挖断了。无论从哪一面想，他的命运都能和这条路的命运合理关联。

“他运气不错，”此前始终沉默不语的警察终于开口说道，“因为刚好修路，他突然不见了，也没引起注意。”

“不过也多亏修路，才找到了凶器，”他那讲故事的同事补充道，“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啊，祸福难料。”我觉得他大概是想说“福祸相依”。

窗外骤然又是一阵急雨，这种忽大忽小却绵绵不绝的夜雨是最难停的。我感到时间在被无限拉长，长夜漫漫，无边无际。我一口气喝下手中冷掉的半杯水，问那位面熟的警察：“你是在实验二小毕业的吗？”

他突然笑起来说：“看来你还记得啊。”

我其实并不记得什么具体事实，但还是顺着他说：“真是老同学啊。”

“我早就认出你了，但觉得你肯定不记得我。”他仿佛有点不好意思。

我还是无法真切地回忆起他姓甚名谁，只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他说了一些我的好话，譬如“多才多艺”“学习好”等等，我连连否认，说他记岔了。他非常认真地跟一旁的同事强调自己的记忆很准确，我就是这么个女同学。

他同事脸上挂着调侃的笑，眼神在我俩之间飘了几个来回，最终停在自己同伴身上，说：“怎么你们这些年也没联系啊？”

“我以前是个混子，跟人家说不上话。”我的老同学自嘲道。

我别扭地坐直身子，床铺梯子在我袖子上印出了一条棕色伤疤似的锈迹。手机时间显示午夜将近。前置镜头中我的额头反着光，眉毛像戈壁植被般稀疏、杂乱地分布在肿胀的眼皮上。我妈妈发来一张照片：医院无人的走廊；接着她说：“目前情况稳定。”我胸腔里像有只气球迅速漏气、震动、打旋儿，我回复她道：“你去医院干什么？”一股热气涌上我的眼睛，我开始止不住地流眼泪。

我的小学同学起身去外面拿来一卷纸递给我说：“明天一早你就去交警大队，人是肯定能找到的。”

刚才讲述洗脚城案情的警察跟着叹了口气。

我点点头，使劲擤了把鼻涕，毫不在意那种野兽般的声响是否有辱斯文。雨声猖獗，屋内三人静默不语，好像并没有谁觉得尴尬。窗外，走廊昏暗的灯光只够得到院子边缘，雨滴落在台阶棱角上，水花飞溅，一滴接着一滴，前后脚地、并排地、不停歇地……像在演一出关于命运的激烈舞剧。至于别处，警车此刻或许正在黑夜的掩护下逼近水果贩的家，赵昂病床边维持他生命的医疗器械发出重复的“滴”声。一切都在雨幕下噤声上演。

我已经困倦不堪，开口问老同学是否能把我送回家。

“你不去医院吗？”他问。

“家更近一点。”我站起身，把空塑料杯扔进了垃圾桶。

他开自己的车送我，路过洗脚城时，我老同学的侧脸上晃过一瞬诡异的红色光影。他问我在看什么，我随口说：“哦，感觉你和小学时候很不一样。”他笑着说：“是吗，你跟以前差别不大。”我其实并不清楚他以前是什么样子，我的记忆仍在富民路的雨中休眠。

车在我家小区门口停下，四下漆黑，唯有车头的灯光如同舌头似的伸向前方。“咱们加个微信吧。”他说。

我们一起掏出手机，他对着屏幕轻声笑着说：“真够快的。”

“人抓到了？”我问。

“对，”他点点头，“难得的大案子啊。”

我突然有点儿伤感，不知道以后还能去哪买到那么好的葡萄。回家后，我倒在沙发上一觉睡到早晨。天色大亮，雨也停了。

一夜雨后，我家小区门前再次积满了水。我穿着鞋大步蹚了出去，积水如冰凉的双手般缓缓轻柔地握住我的脚掌。眼前的富民路很陌生，它出奇地干净。乌云一块块地沉落下来。地面新漆的交通指示线被夜雨冲刷得黄白醒目，周围没有人烟，只有风。我走在路上，反复踏进大大小小的水坑。经过一个公交站牌时，红色的座椅挂满水珠，我一屁股坐了上去，感到如释重负。天色苍白，铅灰色的烟云从我头顶幽幽飘过，像未显形的妖怪。我无法解释我这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我并没有公交车要等。

此刻富民路上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可以一眼望到头，只有几辆挖掘机像小孩玩腻了的玩具车一样随意散落在那儿。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同样看上去很憔悴。他看了看我，也坐下来。我把目光转向另一侧，路沿倒着一排瘦弱的、被麻绳捆住根茎的小树苗，树叶上厚厚的蒙尘经过一夜雨水开始斑驳、剥落，变成泥水缓慢滴落。我揉揉眼睛，伏在膝盖上——还是很困。

背后，他的手机响了——迟疑了片刻才接。

“怎么了？”他听起来没什么力气。

我不清楚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嗯，闯了点祸。”青年接着低声说。

我猜对方问他时间。

“昨天晚上，”他说着清了清嗓子，又自我纠正道，“——下午吧，大概五六点。”

“当时下着雨，天正要黑，对面也有车开着大灯，我看不清玻璃，何况到处都是人，”他语气变得有些急躁起来。

“……嗯，开的我爸那辆奥迪。”

我转过身。晨光经过路面反射，正像薄烟似的贴着地面升起。

“不知道，”青年警觉地站起来走到站台的另一端，背对着我，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我没敢回家，往外环开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模糊，像录音机的音量旋钮被拧到零点，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远处一辆挂着雨水的公交车缓慢靠近，停靠在站牌，他挂掉电话走了过去。我看着他潮湿的后背，并没有起身，我想再多坐一会儿。

在他抬起第二只脚上车时，我问：“你的车是白色吗？”

他盯着我，愣了一秒，另一只脚也踏上公交车的黄色台阶。司机师傅不耐烦地按下关门键，我们隔着玻璃对视。在一种老式蒸汽火车即将离开站台的伤感氛围里，车开走了。

富民路上挖掘机的手臂再次抬起，开始了又一天的摧毁任务，行人和车辆逐渐多起来，他们的轮廓被扬起的沙尘模糊掉。公交车站和绵延的坑道相接，像是废墟上的一片脆弱岛屿。我在孤岛上慢慢睡着，在半梦半醒的边缘，我想着是否有公交车可以带我回到医院，看看那个生死未卜的人。■

王晨蕾，1996年生于河南，文字见于《上海文学》《文学港》《雨花》《江南》《山花》等刊物；有短篇小说被《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转载；2021年获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入选青年文学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