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年画艺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当春节来临，许多人都会在家中贴上一张年画，用来驱邪禳灾、祈福纳祥。鲁迅不仅从小就喜爱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还广泛收集了年画在内的各类版画，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鲁迅还发起新兴木刻运动，提出重新审视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的价值，并倡导融合西方版画、苏联版画、传统年画艺术的创作观念和技法，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革新。另外，鲁迅还鼓励青年美术家从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智慧，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大众文艺。这些都为之后延安的新年画运动乃至新中国版画甚至美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人才基础。
收藏传统年画
年画就是鲁迅常说的花纸，是他自小就极为喜爱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在《狗·猫·鼠》一文中，鲁迅提到过两张“花纸”，“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这张可爱的“老鼠成亲”花纸，就是湖南邵阳滩头的一张木版年画，也是色彩鲜艳、充满生活气息的传统年画艺术的一瞥。
实际上，年画在我国历史悠久，是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绘画中的一个独立画种。最早的年画可追溯到汉代以门神和灶神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唐宋时期，年画随着市民文化的不断丰富得以快速发展，并在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在年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形成了四大“年画之乡”，即四川绵竹、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并衍生出木版年画、水彩年画、扑灰年画、胶印年画等繁多品类。然而，由于不受重视，近代传统年画作品越来越少。正如鲁迅所说，“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尽可能地收集和保存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品，在鲁迅看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情趣，更是一种责任。
为此，鲁迅不仅自己主动去古玩市场等地收购各类年画，更动员许多文化界的朋友提供帮助。老家在河南兰考，且在北平艺专学习，并同样喜爱年画的刘岘就曾经多次为鲁迅寻找朱仙镇年画。1934年春末，刘岘还特意来到上海，将收集到的一包古版朱仙镇年画亲手交给鲁迅。这些年画大部分来自朱仙镇农民家的墙上，虽有些破碎陈旧，但雕刻却十分精良，即便在当时的朱仙镇年画作坊里也不多见。此后，鲁迅还陆续收到过刘岘赠送的连环画形式的《施公案》等年画，一共近百张。但由于当时鲁迅要四处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因此大多散失了，只留下少量，目前都珍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这些朱仙镇年画数量虽然少，但却是目前国内朱仙镇古版年画最早、最多的藏品之一，也是了解我国年画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物。
除了保存文化遗产，鲁迅收藏朱仙镇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品更重要的一层意义，还在于能为“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作出努力。鲁迅曾对刘岘表示，“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雕刻的线条粗健有力，和其它地方印制的不同，不是细巧雕琢。这些木刻很朴实，不涂脂粉，人物也没有媚态，颜色很浓重，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而“没有媚态”和“粗健有力”的艺术特质，正是当时的国民精神所需要的，因此，大力留存年画等质朴、健康的民间艺术品有利于提振中国人的精气神，塑造昂扬向上的国民精神风貌。
重估年画的价值
以年画为代表的传统民间艺术，既不来自庙堂，也不源于书斋，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但在鲁迅的努力和影响下，同样有过类似乡村生活经历的郑振铎、顾颉刚、钟敬文、娄子匡等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关注传统年画艺术，并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推动新兴木刻运动，对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的价值进行重估，让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民间艺术重新被重视。
清末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从盲目迷信到怀疑、抛弃的过程，这种变化的背后带来的是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而这一点在木刻版画艺术上尤为明显。清末以来，西方现代印刷技术不断传入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及其派生艺术品，如年画等，逐渐衰落且愈发无人知晓。因此，当欧洲、日本等地的新兴木刻艺术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就认为木刻年画是纯粹的舶来品，要重振中国版画就只能学习西方。对此，1931年鲁迅在《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一文中予以反驳，“世界上版画出现得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板上，分布人间。后来就推广而为书籍的绣像，单张的花纸，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同时，鲁迅还在收藏和研究的基础上，阐释了西方木版画与中国年画之间的渊源，“过去的木刻年画色彩是简单的……木刻起源于民间。在欧洲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的木版印刷的圣画，所施色彩也很简单，大多用黑、朱、蓝、赭几种颜色，我看与我国的木版彩印有关”。在鲁迅眼里，木刻版画是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不应该妄自菲薄，相反重新梳理这些传统民间艺术，有助于建立文化自信。
将年画在内的传统木刻艺术与西方现代木刻艺术相结合，能更好地创作出新的艺术品。鲁迅的艺术思想是开放的，他曾经较为系统地介绍过西欧和苏俄等地的现代木刻版画，并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新俄画选》《引玉集》等画册。但在鲁迅看来，真正要推进现代中国木刻版画等艺术的发展，仅仅学国外的经验是不够的，还应该“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正如他给木刻版画家李桦的信中所构想的，“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大胆借鉴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并根据时代需要对其进行改造有助于让本土文艺得到更快发展。一方面，鲁迅认为应当大胆借鉴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不应囿于传统民间艺术的一些时代局限而畏手畏脚。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他曾分析“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虽然年画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局限，但鲁迅却反对因噎废食，并提出“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另一方面，鲁迅认可传统民间艺术具有时代性，“朱仙镇的木版年画经过宋、明、清三个朝代的演变，印刷色彩也一定有变化，色调的变化和时代是有关系的”，并提出年画技法要不断改变，才能够适合表现新内容。另外，鲁迅还倡导在尊重文艺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进行合理改造，尤其要对新兴木刻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金刚怒目、苦大仇深、血腥复仇等夸张且模式化的作品高度警惕，以此保障本土文艺更加健康、高质量地发展。
鼓励青年创作大众文艺
1927年，定居上海之后的鲁迅辞去官职和教职，全身心投入培育美术新人、指导美术社团等文艺事业之中，为现代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鲁迅的鼓励和指导下，20世纪30年代上海和杭州等地陆续成立了野风画会、铁马版画会、左翼美术家联盟等进步美术团体。为促进这些团体的发展，鲁迅经常举办各类讲座和研讨会，向社团学员们传播现代美术思想。1931年8月，鲁迅就为“一八艺社”等木刻社团举办了为期6天的木刻讨论会，并邀请了日本画家内山嘉吉为青年木刻学徒讲授木刻技法。鲁迅亲自主持了这次讲座，并担任了翻译。同时，在1930年至1933年间，鲁迅还租借场地，举办了几次外国木刻展览会，开拓了美术团体成员们的眼界。
同时，对于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和广州美专等美术团体外的学生，鲁迅不仅通过书信鼓励他们投身现代木刻版画的创作之中，还为他们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何白涛、陈烟桥、陈铁耕等是“野穗木刻社”的成员，鲁迅不仅经常在书信中鼓励他们坚持创作，还将何白涛的《街头》《小艇》《黑烟》等现代木刻版画收入《木刻纪程》一书之中，并推荐何白涛的成熟作品到国外展出，使他们的作品为更多人熟知，让中国木刻艺术有更大的舞台。
在与青年美术家的交往过程中，鲁迅还引导他们从年画等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让他们手中的刻刀变成匕首，为革命服务。正如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所说的：“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年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在鲁迅的鼓舞下，一些参与新兴木刻运动的美术家，如胡蛮、叶洛、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等，逐渐潜心于创作能为大众和革命服务的现代木刻版画作品，并在1936年后陆续将这些文艺思想和作品带到延安，点燃了延安年画运动和中国现代美术革新的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