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好》：“一个”与“一群”
新世纪文学读书会由山东大学文学院马兵教授于2019年春天发起成立。读书会以21世纪以来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叙事作品为主要研读对象，也关注非虚构、诗歌和散文领域的“现象”作品。读书会鼓励明察纹理、穿幽入仄的文本细读，也希望参与者能在文学史的框架和时代语境中看待作品，以获得更纵深或开阔的理解。读书会成立四年多来，共集体阅读讨论新世纪各类文学作品三十余部（篇），多次邀请作家到场参与，参与讨论的师生达600多人。
@高永淳：《王能好》是魏思孝继《余事勿取》之后又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力作，其有力之处并不体现于厚重开阔、史诗性等这些评价乡土长篇小说惯有的风格，而在于它轻逸的叙事对当下乡土之魂的摄取。说它“轻逸”，并非指想象、虚构的轻逸，或“通过镜面的反射”去展开叙事的轻逸。《王能好》当然是一部从正面观察乡土的作品，它的轻逸呈现于以轻写重，借王能好这个饶舌、自夸的乡村游荡者的眼睛去看世界也被世界观看，嘲笑别人更被别人嘲笑，他像阿Q一样的自尊和潦草的一生，让他见证和亲历的泪与笑、生与死获得了与庄重、严肃同等的效力。在乡村生活被私人空间分割后，如何在叙述“私人”的同时反映更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如何在尽可能多地囊括书写对象的同时又能够从中穿插一条引线连通几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是魏思孝在“乡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力图解决的问题。而王能好的出现，似乎让魏思孝一下子解决了在《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中没能很好解决的叙事层面的矛盾。王能好既不能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农村，又拒绝履行长子身份赋予他的家庭责任。他不负责的游荡行为给予了他一个自我间离的空间，也为乡村的“发现”打开一个缺口。《王能好》中的一个个故事单元就像是一个个人物的“葬礼”，它把所有与“死者”有关的人们聚在一起，而王能好就是那个在人堆里探头探脑却不一定能够让主家一下子想起是谁的人，他是死者亲戚、朋友，或是亲戚的亲戚，是朋友的朋友，亦或压根儿就是一个来看热闹的路人。总之，在故事的某个节点或者就是在故事结束的那一刻，王能好都在其中露过一面。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每个故事单元都有不同的发生时间，而且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主人公，但是《王能好》的叙事模式并不会给人们一种奇谲诡异之感，读者也不用像阅读先锋文学那样绞尽脑汁，从扑朔迷离的叙事中清理出事件的发展脉络。与此同时，《王能好》的写作应该看作是魏思孝把被划归为“底层”的“王能好”们解救出来的一次尝试，在他的笔下，“王能好”们不再只是“父亲”“母亲”“父辈”“祖辈”，也不再因为社会生产的分工而被划归进“农民”“民工”之类的社群。他们由于生计所迫或一时兴起，也曾改换过不同的职业，如今贫穷的也曾富有，如今富有的也曾一贫如洗，能够指代他们的除了他们正在使用的名字，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名词。
@韩佳慧：小说在出版宣传方面或多或少强调主人公王能好身上存在的一些异质的边缘化的属性，王能好从农民转变为农民工。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分析过，农民工离开农村务工，要么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农村，要么是为了更好地离开农村。回到作品中，王能好的务工无法被归于这二者中；这也不完全是由于外界的因素，因为王能好背井离乡打工的首要目的就不是为了财富的积累，而是“眼下的生活让他失望，缺少新鲜”。在书中，王能好“特殊”的农民工身份的完整建构，也恰恰不是通过描写他去上海、北京打工而实现的。边缘化的理论原本属于社会学范畴，边缘和核心是相对的概念。如果把市民当作核心，那么还没有顺利完成市民化的农民工就是外围群体，边缘化产生于核心位置群体对外围群体的排斥。很明显，王能好并不属于这类群体。不仅因为他的市民化过程过于短暂，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自我认知里没有认同城市的价值结构，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是为他所不齿的。因此，如果依旧以市民群体为核心参照的话，王能好这个农民工实际上是一个“边缘的边缘”的存在。当我们进一步拆解“边缘的边缘”，会发现将王能好的个性抽离出来安置在城市人身上，似乎更容易被接受。他拒绝承担那些传统、道德、家庭赋予他的责任，我行我素，毫不掩饰地表达自我，这种性格放置在市民群体中好像没有那么突兀。城乡不同的价值结构会影响人被赋予的价值判断，乡镇的稳定、固化与城市的多变、流动会强化与消解个体的异质性，这也提醒我们人在城市与乡村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
@曹鑫源：“二〇一四年，时年四十五岁的王能好，决定去外面打工。”在小说《王能好》的开篇，作者设置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陈述句，引出主人公王能好与小说的事件之一：外出打工。陈述句的背后隐藏着诸多情绪与谜题，譬如谁是王能好，王能好为何要外出打工等等。小说第一章《前言》对谜题进行了回应，简要地介绍了王能好第一次外出打工的缘由及遭遇。小说的重心，则放在农民王能好第一次外出打工，因家庭变故返乡在老家的七天生活。小说共十章，除第一章《前言》、第四章《遗产》与第九章《结局》、第十章《墓志铭》之外，其余各章标题皆是动词：《返乡》《下葬》《出工》《卖狗》《帮忙》《离乡》。作者借七天、四个名词、六个动词，串联起农民王能好的一生，书写了千千万万个王能好的群像：默默无闻出生、生活、死去，完成在这世间的返乡与离乡。与《作家》杂志发表的一版相较，《王能好》的书稿版在字词、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字词方面主要体现为删节与替换，譬如“急需”改为“亟须”等。结构方面则主要是增添了第十章《墓志铭》，以王能好的墓志铭作结，既呼应了贯穿小说始终的小人物们的死亡，也丰富了小说的层次。两版之间的改动也体现出魏思孝对于小说“经营”的苦心。非线性叙事、说书人腔调、穿插的人物小传等等，都被作者自然地融于故事情节之内。小说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那些娴熟的写作技巧，还有魏思孝所提供的视角。不同于一些青年作家书写乡村中的回忆性视角或想象性描绘，魏思孝的乡镇是在地的，故事发生于此时此刻，铺开了中国乡镇生活的真实图景。这份在地性背后体现着魏思孝写作的责任感：记录变化中的乡镇，为自己熟悉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写史。
@纪水苗：《王能好》是魏思孝“农村三部曲”的终结之作，是一部风格明确、技巧成熟的乡村题材小说。从写一个事件的《余事勿取》到写一群人的《都是人民群众》，再到通过一个人串起乡村中的人和事的《王能好》，作家显示了对乡村个体命运的观照以及“为农民群像”立传的创作自觉。在《王能好》中，作家采取了“非人格化的叙述”，以近乎“零度叙述”的方式讲述了王能好的出走、回归、再出走、再回归及其最终的意外死亡，以一种摄像机的视角不动声色地展示乡村的风情与世故，以非常克制或者说是抑制的情感倾向叙述乡村生命的衰落、乡村伦理的崩溃以及乡村生活的消亡。此外，《王能好》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宿命感，作家试图通过王能好表现乡村农民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的生存窘境和精神困境。从文学史的脉络上来看，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闰土或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还是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或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再或是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他们作为文学中的农民形象，都代表了某个历史阶段、某个社会语境中农民普遍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
@刘华宁：外面的世界飞速发展，被甩出历史轨道的王一村艰难追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在小说中，王能好时不时也会展现出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也会思考“过去的四十多年一晃而过，又有几刻是为了自己，又都留下了什么？”王能好的一生唯一能为自己做的就是打工存钱。讽刺的是，王能好抠门了一辈子攒下来的钱，最后也没能用在自己身上。同时，作家也没有回避乡村社会出现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和权力崇拜、金钱本位的价值观念的异化，这都体现出作者对乡村现实真切的洞察，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处在城与乡夹缝中的王能好，内心的缺失始终无处弥合，等待他的命运只能是死亡。作家以充满象征意味的结局将这种密闭的窒息感推向了高潮，终结了王能好爱自由却处处受困的一生。
@郑晓涵：小说表达出了王能好作为一个底层的小人物，对表达、倾诉和被倾听、被尊重、得到精神沟通的极度渴望。底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话语权，“他们”的欢乐和疼痛鲜有人关注。小说中的王能好就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失语者，低落的经济地位、没有成家的状况和现有家庭的冷漠都让他在无声世界中感到窒息。这种压抑扭曲了他性格的健康发展，让他展现出了阿Q一样的精神病态，致使他心甘情愿被当作笑料，以得到众人一刻的关注。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周围的熟人都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没有人正眼看他，更不要说和他谈心、听他诉说。作为一个人，他渴望通过交流得到精神安慰、释放劳苦生活的压力。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高度重视“宣泄”的作用，对烦恼的倾诉与表达让王能好在现实中的精神压抑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事实上，王能好并没有真正的听众，小说中的每个人对他无不是敷衍与搪塞。拜金时代的滚滚红尘中，王能好永远处于被无视与践踏的状态之中。
@李侑珊：小说虽写王能好，但实际上是以王能好这一人物作为一个引入视角，一方面通过王能好的眼睛对农村的变化进行速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纽带将更多居住在农村或者出走农村的人连接起来，彰显出作者对农村生活一种“点到为止”的思考。农村的“贫瘠”和“落魄”更在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留在农村的人到出走农村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苦衷和难处，循环往复。身为主人公的王能好亦是如此。因而小说对这样的“情形”试图作出回应和思考：农村个体的生活通过个人努力是否会有所改变，并且能够改变。小说里写王能好想要通过外出打工来改变现状，这也间接表现出他对“希望”的一种追求。然而王能好两次外出打工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后一次，在王能好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他渴望通过打工来改变生活状态的希望彻底破灭，自己也彻底陷入一种颓唐里。小说以“王能好”的名字命名，“能好”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隐喻，有关农村个体的生活，有关农村整体发展等问题也值得思索。与此同时，小说在开篇提到：“王能好还是四十五岁，却已经进入了暮年。”他活到五十岁，四十五岁确实是他人生的“暮年”；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人生没有了追求和希望，从精神层面来说也算步入“暮年”。小说中对王能好的“早衰”给出一个解释，假如王能好打工没有失败或者有其他经历，那么是否还会“早衰”？是否还能构成“早衰”？四十五岁这个年龄是否也能划入“早衰”，这也是王能好五十年的人生及《王能好》这本小说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魏思孝：王能好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当今的乡村，既独特又普遍存在。我生长于乡村，对它熟悉而热爱。这种感情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需要十几年踏踏实实去做。一个人死了之后就像一滴水掉进池塘里，没有留下任何名字，但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有责任将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状态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的身后站着一群乡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