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有规整的四合院，但在那迷宫般的小胡同里，更多的是用废弃碎砖垒砌的房子。这些房子东倒西歪，却也遮风避雨。而且，藏着许多故事。

——题记

两位姨姥爷

小玲儿的姥姥有两位妹妹，小玲儿有两位姨姥姥，因此，她也有两位姨姥爷。

腊月廿三，二姨姥爷来了。二姨姥爷个头儿不高，精瘦，狗皮帽子戴在他头上就显得很大。他的到来让小玲儿和姥姥都有些惊异，想不到他会来。二姨姥爷脸上的皱纹慢慢地松弛开来，放下一小捆葱，他说：“来看看。”就没话了。

姥姥给他沏茶。水壶在花盆炉子上坐着，随时都吐着热气。茶是高碎，热水一冲，有股茉莉花的香味儿，也掺杂着些苦涩。小玲儿曾和姥姥说茶苦，姥姥说：“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苦不苦的。”

小玲儿和姥姥相依为命。她今年七岁了，开始学着姥姥喝茶水。她还知道，姥姥不大看得起她的两位妹夫。

“怎么来的您？”“走着，不远。顺便到东单菜市场看看。”

呆坐了一会儿，二姨姥爷说：“有事儿您打招呼。”

他走了，茶没动。姥姥说：“什么人啊，白浪费我的茶叶。”小玲儿就说：“反正怹没喝，我喝了吧。”姥姥举着茶杯看看，说：“甭价，太酽，你小孩儿家的受不了。”

二姨姥爷姓彭，据说是个泥瓦匠。用“据说”这个词儿，是因为小玲儿从没看见过他做泥瓦匠该做的活儿。小玲儿每回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干干净净的，虽是普通的中式褂子，身上却连个泥点儿都没有。脸也刮得干干净净。倒是有一回，在二姨姥姥家玩，小玲儿从柜子里翻出一把小刀来，一看就不是中国货。刀把上还印着个图案，像两个连在一起的小人儿。在回家的路上，姥姥说：“你二姨姥爷给一个外国老太太当过管家。再后来，那老太太就跑了。”小玲儿好奇地问：“什么叫当管家？”姥姥就四下看看，小声说：“别出去瞎说，听见没有？”

这时小玲儿的爸妈都在农村劳动，就小玲儿跟着姥姥过日子。姥姥是个评书迷，可收音机里没评书了，连小玲儿最爱听的《肖飞买药》也没有了，只播语录歌和样板戏。姥姥不知从谁家借到本小说《艳阳天》，就让小玲儿没事儿读给她听。小玲儿很聪明，虽然没上学，但十个字里总有七八个是认识的，就连蒙带猜地给姥姥读书，自己也是解闷儿。

小玲儿长大以后成了作家，她总说是姥姥的培养，尽管姥姥是文盲。

姥姥说：“幸亏你那二姨姥爷是个三脚踹不出屁的主儿，不然……”不然怎样，姥姥就不说了。

三脚踹不出屁的二姨姥爷，几天前刚经历了一件大事儿。

姥姥兄弟姐妹四人，姥姥是大姐，她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她的大妹妹，小玲儿的二姨姥姥，也天生是个闷葫芦，从小就是受胡同小伙伴们欺负的主儿，哭都没个大声儿。北京有句老掉牙的歇后语：二姨捎包袱——窝窝囊囊，便常常被姥姥用来形容她的大妹妹。小玲儿不懂，就问：“为什么二姨捎的包袱就窝窝囊囊呢？”姥姥被她问住了，就不轻不重地给她一巴掌：“哪那么多的问题。”

闷葫芦二姨姥姥嫁给三脚踹不出屁的二姨姥爷，似乎是绝配。当初定这门亲事，老家也一定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图的是窝囊女儿过门儿不受气。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二姨姥爷那虽然踹不出的屁，却是极臭的。他是个蔫有准儿的家伙，外人面前不言不语，管治老婆却很有一套。二姨姥姥自从过了门儿，除了洗衣服做饭，被他管束得没有任何的权利，衣兜里连一个大子儿也没有过，连别人家的老妈子都不如。

小玲儿听姥姥说，1949年以前，二姨姥姥一口气生了七个孩子，可一个都没活。二姨姥爷年年沉着脸去妙峰山进香，也没见老娘娘开恩。大概这也是他嫌弃二姨姥姥的原因吧。解放军围北平城的时候，二姨姥姥生了第八胎，是个女儿。据姥姥骄傲地说，这丫头是她挨家挨户求破铺陈（北京土语，指破旧的布头儿），缝了件百家衣，落地就穿上了，这才保下命来的。

落下这么个唯一的闺女，二姨姥爷两口子自然疼得不行，二姨姥爷那张整脸子，也终于可以见了点儿笑纹了。可没想到的是，这姑娘从小古灵精怪，眼珠一转就是一堆鬼点子。好像她从小穿百家衣，竟综合继承了诸多邻居们的聪明才智，偏就是一点都不随她的爸妈。这一回，她竟然偷拿了二姨姥爷的小金元宝，卖了钱自己吃吃喝喝了。那时候，她还不满二十岁。

二姨姥爷是视钱如命的，他那口勒肚攒的三个小金元宝，是缝在自己的枕头里的，还特意嘱咐二姨姥姥不准动他的枕头。二姨姥姥虽然笨，但也留了小心眼儿，趁他不在家时就偷偷看过，然后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这一天，二姨姥姥突然发现那枕头缝口的针脚不对了，原来缝得密密实实的，现在竟七扭八歪，蓝线也变成了黑线，就知道不好。再捏捏，三个硬东西剩了两个，她的头就嗡的一声，眼前也黑了。

本就没主意的二姨姥姥这回彻底绝望，总想着爷们儿回来怎么张嘴和他说，说了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爷们儿可是一根黄瓜买贵了都能三天不理人的。越想越没招儿，心想这不得要了自己的命嘛，活不了了，干脆自杀吧。

据说她换好了身干净衣裳，才又想到这么死了不是更说不清？思来想去，到公用电话那儿给三姨姥姥拨了个电话。

听说二姐要死，三姨姥姥撂下电话立马赶到。

后来的事情是怎样发展的？三姨姥姥怎样在二姨姥姥和二姨姥爷之间做了劝解工作？偷元宝的小表姨又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小玲儿尽管很好奇，却一概不知，因此她问姥姥：“二姨姥姥为什么去找三姨姥姥，不来找您呢？”姥姥想想，笑了，说：“找我？我非把那主儿骂个狗血喷头不可。”说这话时姥姥正在支炉儿上烙饼，小玲儿在她身旁撕着热饼吃。刚烙得的发面饼是真的香。姥姥又说：“小姨子劝姐夫，好说话。大姨姐出面，你二姨姥爷面子上挂不住。”

这话，小玲儿似懂非懂。

这件事过后，二姨姥爷就不在家住了。他有个同事，一家子去外地投靠亲戚，他就说替人家看房子，住到人家里去了。岁月荏苒，光阴似箭，小玲儿慢慢长大，读书，留学，结婚，又离婚。突然有一天，她在打开电脑的时候，却一下子想明白了当年的这件事儿，小表姨偷金元宝的恶劣行为，一定是在那一瞬间摧毁了二姨姥爷最后的心理支撑，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和他的家之间，就此有了难以弥合的鸿沟。这之前，他伺候外国人，他当泥瓦匠，他拼命挣钱攒钱，他去妙峰山进香，尽管他一定不喜欢那个比自己还闷的媳妇儿，但他内心深处还有着一家之主的责任感。可这种责任感，让人小鬼大的小表姨给粉碎了。也是，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难道就为了让不孝儿女这么祸害？

有一天小玲儿坐在云南洱海边的露台上，喝着咖啡，一点一点地回忆当年的故事。没错，当年的腊月廿三，二姨姥爷是怀着一股悲凉的沮丧来串门儿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来告别的。京城的男人，豪横也好，窝囊也罢，礼儿总是得讲的。他在小玲儿家坐的那几分钟，好像是一个男人的某种仪式。他当时已经住在同事家了，那天他离开也一定是回那个本属于别人的家的。那个家冷屋子凉炕，没有一点儿过年的气氛。而那一天，有性急的小孩儿已经开始放鞭炮了，胡同里处处弥漫着挺好闻的火药味儿。

十来天后，那年的大年初四，二姨姥爷死在同事家的床上。那天刮大风，烟气倒灌，封着的炉火灭了，他死于煤气中毒。

三姨姥姥红着眼圈来姐姐家报丧。姥姥半晌没吭声，也没哭。小玲儿看着姥姥，心里挺害怕。三姨姥姥说：“姐您说，他们两口子怎么生出那么个活猴儿？把死人往太平间一送，小琳就把人家那屋子翻腾了一遍，据她自己说，在一堆旧盘子里边，夹着好几十斤全国粮票！也不知道这二姐夫是怎么攒的。”

姥姥哼了一声说：“甭全听那丫头的，她不定还翻出什么了呢。你那二姐夫，这辈子，石头子儿能攥出淀粉来。”

小玲儿却想：二姨姥爷干吗把粮票藏在那儿呢？那毕竟是别人家嘛。

姥姥起身，抄起把扫帚扫地，头也不抬地说：“你常去看着点儿，今后你二姐跟着小琳过日子，恐怕还不如受她爷们儿的罪呢。”

三姨姥姥揉着眼睛答应了。

三姨姥姥和她上边的二姨姥姥差着好几岁。老疙瘩，从小姐姐哥哥都疼爱，就多少有点儿娇生惯养的感觉，应了那句北京老话儿：“贫寒出娇子。”她算晚婚，过三十岁了才出嫁，却赶上了好日子，就一口气生了五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她没工作，在街道居委会帮忙，北京话叫“跑街道”。三姨姥爷据说曾经在首饰楼学过徒，但到小玲儿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是个铁工厂的工人。一家七口，靠一个人的工资，日子过得就挺难，俗话说“月倒儿”，就是这月工资来了马上还账，第二天开始接着借钱。

和二姨姥爷不一样，三姨姥爷身形高大，相貌堂堂，猛然看上去应该是挺精神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竟也是个不言不语的主儿，而且，还总给人一种病病歪歪的感觉，好像他的那点精神劲儿都让病给拿住了。

他吃素，还是纯素，炒过肉菜的铁锅，得反复刷了才能给他炒菜。甭管是土豆丝儿，还是白菜帮子。他还有个毛病，不管在干什么，在车间里干着活儿也好，在家里睡着觉也好，会突然地失去知觉。有那么一阵儿，十几分钟吧，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但过了这一阵儿，他就自己醒了，该吃吃该喝喝，什么也不耽误。小玲儿有一回跟姥姥在三姨姥姥家吃饭，就目睹了三姨姥爷的犯病过程。只见怹举着筷子，突然就闭上了眼睛，直愣愣地，就那么坐着，筷子头儿上还夹着块酱豆腐。姥姥问妹妹：“怎么碴儿啊这是？”三姨姥姥喝着粥说：“没事儿，甭管他，一会儿就醒。”姥姥说：“这是病，得瞧。”三姨姥姥说：“瞧了，协和医院都去了，多好的大夫都没辙，谁也说不明白。”姥姥就感叹：“这怎么话儿说的。”

在三姨姥姥家，姥姥常常会发感叹。小妹妹的日子，过得实在是糟心。小玲儿的小表舅要戴红领巾了，学校要求必须穿白衬衫。他哭得哇哇的，可三姨姥姥兜里镚子儿没有。幸亏姥姥赶到，才给孩子解了难。姥姥每次带小玲儿去三姨姥姥家，准在路上拐进熟食店，买一块钱肉肚、一块钱猪头肉。三姨姥姥全家算是见一回荤腥。

二姨姥姥在老伴儿去世后又活了很多年。成了作家的小玲儿曾想，也许正是因为她的窝囊吧，很多在别人看来的委屈在怹老人家那儿反而没那么强烈了。表姨小琳，一辈子精明强干，经商从政，什么都干得风风火火。老太太跟着她，仍然没有话语权，倒落个踏实，也是习惯。

三姨姥姥却去世挺早。大概是因为一辈子生活过于劳累，生孩子又多，身体垮了，病倒了没多少时日，就撒手归西了。三姨姥姥出殡时，小玲儿正在考大学的考场上，瞧着不会做的题目发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半年之后，三姨姥姥家的表姨阿艳给姥姥送了锅豆汁儿来，小玲才知道，三姨姥姥尸骨未寒，三姨姥爷已经再婚了。

这让小玲儿和姥姥都目瞪口呆。小玲儿想了半天，竟想不起三姨姥爷的模样，回忆不起他说话的声音了。姥姥说：“这可真是蔫人出豹子了。”

阿艳是个憨厚老实的姑娘，讷讷地说不清父亲的故事。只是说：“随怹去吧，怹高兴了就成。”

一年多之后，小玲儿走在胡同里，忽然听见有人叫她，回头一看，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一个老男人，正冲她咧嘴笑呢。见小玲儿发愣，老头儿说：“怎么不认识了，我是你三姨姥爷啊。不对，应该说，是你前三姨姥爷。”说完，老头儿自己乐得嘎嘎的。油光锃亮的偏分头发飘飞几根，忙不迭地用手梳理整齐，还说：“染的，早白啦。”说着，又顺手扽了扽他那件崭新的夹克衫。夹克衫是耀眼的乳白色，在太阳光下晃着小玲儿的眼。

最重要的，这位前三姨姥爷，手里提着半扇排骨。排骨！

小玲儿突然发现，这老头儿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可说话却是个烟酒嗓儿，沙沙拉拉的。小玲儿醒过昧儿来，想叫声三姨姥爷，突然想他已经不是了，就含糊着问：“您挺好的？”老头儿说：“挺好。你姥姥，也还好？”

小玲儿的姥姥病重，那会儿正在医院里躺着。但小玲儿想，这事儿已经没必要告诉这个前三姨姥爷了。

劳模阿艳

阿艳是小玲儿的表姨之一。在三姨姥姥的五个孩子中，她是老四，和老三是一对龙凤胎。他们和上边的二姐相差不到一岁。年头年尾连着生仨孩子，三姨姥姥的身体从此再也没缓上来。

阿艳的“阿”字，是小玲儿给加上的。北京姑娘，起名字没有用这个字的。小玲儿酷爱文学，不知从哪本书上读来的，喜欢上了阿这个阿那个的，就用这个“阿”字称呼她的几位表姨。二姨姥姥家的表姨小琳，头回听见小玲儿叫她“阿琳表姨”，还皱了眉头：“怎么听着像骂我呢？”小玲儿的姥爷去世早，小玲儿的妈是独生女。没有亲姨，表姨就是亲的。

用三姨姥姥的话说，阿艳和她的同胞哥哥在胎里“翻了个儿了”。哥哥眉清目秀，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没得过99以下的分数，虽然错过了考大学，但考进了税务局，边工作边自学，从跑街收税做起，很顺利就当上了科长。阿艳却从小手脚粗壮，浓眉大眼，虽不难看，但绝说不上好看。尤其一个大扁鼻子，鼻孔朝天，说话都是齉齉的，还总边说边吸鼻涕，永远让人以为她得了重感冒。

每年的寒暑假，姥姥总会叫一位外甥女住到家里来。明说是给小玲儿做伴儿，暗含的意思也是让拮据的三姨姥姥家减一口人吃饭。开始多是阿艳的二姐阿丽，后来阿丽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了，就换了阿艳。小玲儿不喜欢阿艳。她那大鼻子，注定就是睡觉打呼噜的主儿，和小玲儿挤在一张床上，净弄得小玲儿瞪眼到天亮。小玲儿推她，她也不醒，捏她鼻子，她摆摆头，照睡。天亮之后小玲儿埋怨她，她瞪起眼睛很无辜地说：“是吗？我打呼噜？”然后，就给小玲儿道歉，提议说晚上让小玲儿先睡，小玲儿睡着了她再睡。小玲儿家一间半房，三口人，小玲儿明知道躲不开阿艳，只好答应，还叮嘱她说：“您可一定等我睡着了再睡，别绷不住，先睡了。”阿艳笑着说：“不能。你把你爱看的书给我一本，我看书，绝对不睡。”

到了晚上，小玲儿挑了本《西游记》给阿艳。这《西游记》是少年版，出版社专门给青少年选编的，是小玲儿最喜欢的书，她都读了七八遍了，回回乐得前仰后合。小玲儿想，这么好玩的孙悟空和猪八戒，怹还能睡得着？可没承想，她刚刚闭上眼睛，身边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扭脸一瞧，《西游记》倒扣在阿艳表姨的胸上，一条口水顺着她的胖下巴流下来，把书封面都弄湿了。

小玲儿气得把她推醒。阿艳睁开眼，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小玲儿，我这几天学工，太累了。”

那时候的中学生，都得学工学农。上一学期的课，得有一半时间到工厂、农村劳动去。全北京的学校都这么干，哪儿有那么多的工厂或生产队有条件而且愿意接待一帮淘气鬼。有聪明人就想出了新主意，叫“学商”，在商业战线开辟了新战场。阿艳他们学校，就利用假期组织了学生们到王府井大街各大小商店去劳动。阿艳这会儿就在一家小吃店扫地擦桌子。

阿艳是个实在姑娘，干活儿不惜力。回家累得要死，到班上却照样吭哧吭哧地玩命。小吃店原来那油渍麻花的桌子，让她擦得张张像是镜面儿，能照出人影儿来。经理常指着阿艳教训他的员工：“你们一帮老爷们儿老娘儿们，还不如个不拿钱白干活儿的小姑娘！就欠让你们滚蛋！”

就这么着，阿艳初中毕业，经理便找到学校，强烈要求让阿艳到他那儿去当正式员工。学校说，阿艳得上山下乡。经理就说：“上山下乡不也是劳动去吗？我那儿不比乡下轻松！”于是，阿艳破格参加了工作，成了正式国家职工，虽然只是个小吃店卖烧饼油条豆腐脑的。

阿艳正式上班第一天，就给姥姥端了锅豆汁儿来。她知道大姨好这口儿，可那会儿豆汁儿是稀缺物，就连阿艳工作的小吃店也不是常有。姥姥说：“你呀，是个好姑娘。”阿艳就有点儿脸红，抽鼻涕的声儿更大了。

阿艳的工资，全部上交三姨姥姥，尽管她一个月只挣17块钱，但她知道她妈不容易。开工资的日子到手三张票子，一张10块的，一张5块的，还有一张2块的。三姨姥姥让她留下点儿，哪怕只留下那张2块的，好买点儿卫生纸。阿艳说：“单位都有。”

三姨姥姥就有点儿心酸，来姐姐家抺眼泪。小玲儿的姥姥说：“你这五个孩子，将来你能指得上的，也就是小艳了。小丽，太娇气。你那仨儿子，不惹事儿就不错。”三姨姥姥有点儿不服气，说：“老二都要当科长了。”姥姥叹口气，没往下说。

科长几年后娶了一位医生，是他看病时认识的。医生家书香门第，不大看得上科长，主要嫌他没有过硬的文凭。但凡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科长不科长的，反而有些轻视。科长就咬了牙，报考了在职研究生。结果有一天半夜，去一位教授家讨教问题，骑车回家的时候抄近路，走一条没装路灯的新路，被卡车撞了。

追悼会上，三姨姥姥抱着姐姐，哭得天昏地暗：“姐，您说这仨儿子会给我惹事儿，我总想着他不会，没承想他惹的事儿更大，把命都惹进去了。”

小玲儿对姥姥说：“您应该去当个大领导，能掐会算的。”姥姥说：“大领导就靠能掐会算啊？再说我大字儿不识一个，还当领导？人家当我领导我都找不着北。”

同胞哥哥去世的时候阿艳刚刚开始谈恋爱。她这恋爱谈得也挺糟心。工作满三年，她就评上了总公司的劳动模范。上台领奖的时候，她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卖小吃的胖丫头，顿时成了全公司的名人儿。炸油条的刘姐先不乐意了：“干吗呀，合着我们都没干活儿是吧？”调豆腐脑卤的李师傅也说：“咱这是技术工种，她能干吗？让她来抡两大勺试试。”经理私下里教阿艳：“你呀，得有点眼力见儿。这帮丫的论岁数，都是你叔叔大爷、大妈大婶，你孝敬孝敬他们，不吃亏。”阿艳抽着鼻涕说：“脏活儿累活儿我都抢着干了，还怎么着？”经理说：“不是这意思。你想啊，咱们饮食行儿有句老话儿，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就打那不长眼的’，你岁数小，得了实惠不得长长眼啊？”

阿艳突然开窍了，敢情经理也等着她长眼呢。

奖金拿了三十块，各种请客花了七十多块。阿艳管哥哥借了钱。刘姐和李师傅的脸色缓和了，阿艳却想哭。不敢在店里哭，就躲到隔壁书店里，在书架子后边掉眼泪。小郑是卖书的售货员，看见了就乐：“怎么碴儿啊你这是？”阿艳急忙擦了泪，瞪人家一眼。偏赶上小郑没眼力见儿，还追着问：“失恋了？挨骂了？让顾客投诉了？”因为店挨着店，从总公司说就是一个单位，两人本就是半熟脸儿，阿艳让这愣头青气乐了，眼泪也没了，就说：“什么失恋，人家就没谈呢。”小郑咧嘴憨笑：“那咱俩谈谈呗。”

书店和小吃店，真正的是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满地是污浊的油腻，端着豆汁儿的大爷一边脚底打滑一边骂街。另一个则是安安静静，一屋子好闻的书香味儿。阿艳干了一天活儿，自己都闻得见自己身上的汗臭和油底子味儿。而小郑呢，却永远那么干净利落，显得人也挺精神。阿艳他们的总公司，业务涵盖了王府井半条街，用总经理的话说，除了子弹不卖什么都卖。阿艳和小郑，就像是一棵大树上生活在不同枝丫上的虫子，碰到一起也算难得。

最有出息的哥哥没了。大哥在陕西插队，娶了当地婆姨，连北京都回不来了。姐姐阿丽，是五姐弟中最漂亮的，从小儿心气儿就高，该着插队的时候就磨磨叽叽不想走。最后没辙，跟个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说是那儿条件好些，算是参加工作挣工资。去了才知道，也是艰苦。后来好不容易弄个病历，转到河北当了油田工人。小弟弟不着调，还因为打架进了一回劳教所。三姨姥姥哭儿子哭得起不来炕，在身边伺候的也就是阿艳了。

小玲儿的姥姥劝阿艳：“要不，你就早点儿结婚，给你妈冲冲喜。回头儿有了小的，你妈一看孩子，也就没事儿了。”阿艳脸被说得通红，讷讷地不知说什么好。在她心里，其实对小郑不是太满意，或者说不知道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没什么恋爱的感觉，但又觉得这人还行。

二姨姥姥家的小琳表姨，那会儿正在某单位的政治处工作，据说有希望提副主任，工作就很积极。领导布置买点儿学习材料，她就主动奔了王府井的这家书店。到门口想起阿艳的对象就在这儿卖书，便想着正好顺便看一眼。那天正好小郑在。凭小琳的眼力，她一眼就瞄准了这小子就是，就主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没想到，小郑乐了一下，顺手就把自己正翻着的一本小说《红石口》扔给了她：“您拿着，回家看去。挺有意思，逮特务的。”小琳忙说：“那我买一本。”小郑就说：“甭提钱啊。您那是看不起我。”饶是那么聪明的小琳也愣了：“那让你垫，多不好意思。”小郑说：“谁说给他垫啊，拿走就是了，一本破书。”

出了书店门，小琳想给阿艳打个电话，说小郑这人不行，不着调。在电话亭子边儿站了半天，想想算了，得罪那人呢。再说阿艳也憨憨的，他们也算是绝配吧。

小琳对三姨家的这俩表妹都不大看得上。

阿艳三十岁那年，又被评上了区里的劳模。小郑说：“你给公司当牛做马，评个劳模就算完啦？几十块钱就糊了你的嘴啦？找他们去！你得换个轻省点儿的工作。这一天到晚我在家看孩子，我他妈是保姆吗？”

总公司正好改革重组，小郑第一拨儿让人给裁了，整天在家摔牌骂骰子。阿艳被骂了几回，也烦了，就鼓起勇气去找领导。领导说：“你不来找我们我们还要找你呢，你这么好的员工我们还真没地找去。正想给你安排个好活儿呢。公司在北三环新开的商场，调你去管进货吧。”

回家跟小郑说，小郑愣了半天说：“×！这是堵我的嘴呢，怕我到上头闹去。还告诉他们，甭管给你安排多好的事由儿，开除我的事没完！”一扭脸说：“跟他们说，北三环，那么远，不去！”转身嘬了口孩子的奶瓶，又说：“他们要给报销路费行。”

结婚多年，阿艳已经有了对付丈夫的办法，就是不理他。小郑色厉内荏，不着调，但其实胆小如鼠，不然也不会被公司毫不犹豫地裁了员。第二天，阿艳按时到新商场上班，坐地铁，倒公交，自己也觉得有点累，但心情开始愉快。她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愉快了，而现在，车窗外是春天的景色，花开了，树绿了，有小鸟在枝头歌唱，头脑简单的阿艳觉得生活还是美好的。

阿艳最后获得的荣誉是市级劳模。她的事迹还因此上了报纸，文章标题是《商场的一道铁关口》。这标题咋看都有点儿没头没脑，读了才知道，是说阿艳铁面无私，她负责的化妆品进货，甭管什么人拿来什么商品，她一律严格按规矩办事，该检测检测，该退货退货。有些新牌子的商品想进店，随着样品准有红包塞到她手里，她能追出二里地去，铁青着脸吸着鼻子，愣把红包退回，倒闹得送红包的主儿不好意思。据说阿艳的事迹传回小吃店，已经退休的刘姐晃着报纸说：“这事儿我倒信。当年，她端锅豆汁儿都非得掏五毛钱。这丫头，实心眼儿。”小玲儿也看到报纸，给阿艳打电话，夸奖她，阿艳鼻子齉齉的，讷讷地说不出话。小玲儿问：“感冒了？”阿艳说：“最近总不舒服，觉得累。”

阿艳五十岁时病逝。先是查出来糖尿病，后来就哪儿哪儿都不好了，心脏病有了，肾也衰竭了，她仿佛在一天之内就垮了。阿琳表姨已经当上了副局长，这时偏又毅然下海搞房地产去了。她给小玲儿打电话，通报阿艳的病情，感慨道：“我早瞧那小郑不是玩意儿，家里家外都指着她一个人，又生了个半傻不傻的儿子，她不病才怪呢。”小玲儿惊异，忙问详情，阿琳说不知道，没细问。转口告诉小玲儿，她的大儿子工作优秀，最近也被提拔到副局级了，“我们家仨局长了”。

阿艳死了。小玲儿没去告别，她不喜欢这种场合。她后来听说在火葬场，人还没推进炉子，小郑就宣布说不要骨灰了，随便火葬场处理。连火葬场的人都惊呆了，觉得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疑疑虑虑地掏了半天。

六五儿和星亚

小玲儿最喜欢听六五儿和星亚拌嘴逗牙签子（北京土语，指彼此斗嘴，互相讥诮）。

礼拜天，六五儿抱着膀子，倚着门框，看星亚在水龙头那儿撅着屁股刷牙。

“刷！使劲儿刷！您那几颗烂牙不好好刷刷还真看不出色儿来。怎么着？今儿个又打算上哪儿啊？”

星亚斜楞一下眼睛，满嘴白沫子，不理他。

“今儿得奔动物园了吧？我算计着您应该把北京这几家大公园都溜达遍了，还就剩动物园了。也好，看看狮子大老虎，谁还敢不跟你？”

星亚大声地漱了口，慢条斯理地说：“你甭说，动物园还真不错。有鸳鸯啊，看着看着，没准儿我们就成鸳鸯了。眼馋去吧你。”

星亚是房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房东的儿子。他爸妈都回乡下了，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院子里。按说现在这院子已经不是他家的了，都归房管局管理，但邻居们住久了，还觉得星亚家就是房东。院里那棵老枣树，挂果儿的时候是没人动的，得等星亚发了话，大伙儿才会一拥而上，有枣一竿子没枣一棍子地忙活一阵儿。然后，胜利果实由星亚给各家各户均分。北京人就这么规矩，大伙儿不动手是本分，星亚给大伙儿分枣也绝不有偏有向。在这院里，大概只有六五儿敢和星亚斗嘴。他们俩是发小儿，都生在这院，前后差不了几天，六五儿算是哥。

他们出生那年，六五儿的爷爷整六十五岁，所以六五儿小名儿就叫了六五儿。六五儿和星亚一起长大，从小两人对脸儿坐一辆婴儿车，两个人的奶奶各端碗糕干粉调的糊糊，分别喂他们。六五儿用大勺儿，一口一勺，用不了一分钟，碗底儿都舔干净了。星亚用小勺，吃不了三两口就噎得翻白眼儿，得奶奶抱起来往下顺。等到两人满地跑了，就开始淘气。六五儿精力充沛，上房揭瓦片，满街追野猫，一天到晚不闲着。星亚没那好体力，跑一阵儿累了，就坐在门槛儿上转眼珠儿想坏主意。用小玲儿姥姥的话说，“六五儿就是打头阵的张飞，那星亚才是诸葛亮呢。”

等到两人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他们却一起成了困难户。

六五儿找不着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家境不好。他爸爸是房管局修缮队的壮工，挣不了仨瓜俩枣儿，却连生了四个大儿子。一家子吃饭都得提前分好份儿，谁也不准抢谁的。二是六五儿犯过错误，蹲了一年劳教所。至于劳教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有说窝赃的，有说打架的。问管片儿民警小赵，小赵则轻描淡写地说：“嗐，左不过哥们儿义气那点事儿。”六五儿倒是想得开，根本不往心里去。而且他因祸得福，错过了插队落户的潮流，理直气壮地成了城市无业游民。于是他开始一门心思地养蛐蛐儿，他那小屋里除了他的单人床，全塞满了各种蛐蛐儿罐。小玲儿的姥姥问过他：“这蛤蟆吵坑似的，我隔着墙都听得见，你小子晚上睡得着啊？”六五儿就乐，说：“老太太您甭操心，不听蛐蛐儿叫我睡不着。”

星亚和他不一样。星亚不是找不着对象，而是找着的太多，走马灯似的换人。如六五儿所说，他真是逛遍了北京的各大公园，每去一处必换一位女朋友。六五儿说：“也真奇了怪了，您怎么就留不住人呢？回回上公园跟上刑场似的，有去无回。”星亚苦着脸，不说话。按说他确实不应该难找，虽然瘦得像猴儿，模样儿不怎么的，但有住房，有工作，父母都在乡下，他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女孩儿们乍听说他的条件，眼睛都放光。可转一回公园，准拜拜，连好脸色都没有了。这事挺让大伙儿感兴趣。

终于有一回，六五儿发现了星亚谈恋爱受挫的原因，他太抠门儿了。那回是和女朋友约在紫竹院，据说走着聊着还挺投缘的。天公不作美，下起小雨来了。女孩儿说：“我带雨衣了，我家近，就让给你吧，我跑回去就得了。”星亚就穿着件艳黄色的女式雨衣回家，在院子里碰到六五儿，两人一分析，六五儿说：“这是好兆头啊，这就是说有下回啊！”星亚的苦脸也绽出笑容了：“我也琢磨着是这么回事儿。”翻来覆去地看那件雨衣，就越看越觉得漂亮。猛然发现下摆有道小口子，就到街上找小摊儿给补了。

第二回还约的紫竹院。星亚把叠得整整齐齐的雨衣还给姑娘。没承想姑娘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还是说算了，说两人不合适。大概姑娘也是穷孩子，要不是为这件雨衣，就不约这回了。星亚想明白了这一点，火儿就上来了，张嘴就说：“那什么，我给你把雨衣补了一下，一毛。”姑娘的红脸白了，扔给星亚一毛钱就走了。

星亚灰头土脸地回了家，神使鬼差地把这事儿跟六五儿说了。六五儿差点儿没乐晕过去。

六五儿那张臭嘴，存不住话，何况这么可乐的事儿。转天，胡同里的邻居就都知道这事儿了，连挂着屁帘儿的小孩儿见了星亚都大着舌头叫：“一毛钱！”星亚开始没明白，还问：“什么一毛钱？”小孩儿撒腿就跑，回头说：“补雨衣，一毛钱。”星亚的脸就黑了。

回院就找六五儿，跳着脚骂六五儿不地道，不够哥儿们。六五儿开始没往心里去，还乐呵呵地和星亚斗嘴，说着说着也急了，两人就干起来了。星亚抡圆了给了六五儿一墩布，六五儿扭脸儿就满地找砖头。幸亏邻居们一拥而上，把两人都抱住了。

星亚在人们的拦阻下挣蹦了几下，突然蹲在地上哭了，越哭声儿越大，鼻涕眼泪一块儿流。

六五儿在自己的小屋里生闷气，听见星亚的哭声，心里也有点别扭。

晚上，小玲儿的姥姥敲开六五儿的房门，说：“小子，你这事儿办得不地道。”

姥姥在院里德高望重，六五儿不敢反驳，就小声嘀咕：“这不就是开个玩笑嘛，他太不禁逗。”

姥姥说：“你看着星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你是不知道内情。他们家过去指着房租过日子，现在房租没了，他爸妈又下了乡，工资也没了，你说他们老两口儿干农活儿能挣出嚼谷来？星亚一个月挣三十七块五，给他爸妈寄二十五块，他自己剩下那点儿钱你说够花不够花？他不抠门儿点儿，这日子还过不过？你拿他这事儿当玩笑，你也忒不懂事儿了。”

六五儿被说了个大红脸。

第二天早晨就起了个早儿，蹲在屋门口，想等星亚起来道个歉。左等右等没动静，敲门，也没有应答。隔壁大爷探出头来告诉六五儿，星亚昨晚接了电报，他母亲病了，所以他天没亮就去赶长途汽车了。

六五儿一天都觉得浑身不得劲儿，好像也病了，但也不是哪儿疼的感觉，就是打不起精神。他坐在自己的小屋门口，看着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枣树枝叶间泄下来，在微风里摇摇晃晃。今年是个大年儿，枣树挂满了果儿，红彤彤的枣子像一串串红宝石，骄傲地压弯了树枝。院里的小孩子们早就馋得不得了了，天天在树下仰着小脸儿流哈喇子。要不是大人们呵斥着，早就动了手了。星亚家的门口，台阶上放个大碗，有熟透了掉下来的枣儿，邻居们就都捡了放在碗里。现在，那碗都快满了。星亚每天下班，总是乐呵呵地仰脸儿看一会儿枣树，然后拿几颗落枣，分给孩子们。他边分边说：“再等两天，熟得差不多了，咱就开打，你们敞开了吃。”

六五儿坐了整整多半天，然后起身，办了两件事。第一件，到公用电话那儿打了个电话，把他那一屋子蛐蛐儿卖了。六五儿是个聪明人，他的蛐蛐儿都是他自己琢磨着粪（北京土语，指人工繁殖小动物）的，天天儿鸡蛋黄儿蚂蚁蛋地伺候着，条条都是凶狠至极的杀手。早就有人磨叽着要买他的蛐蛐儿，他一直不吐口儿。现在，他一口价，就一个条件，要现钱，而且立刻就要，不等天黑。第二件，他回家就抄了条长竿子，招呼了满院的孩子开始打枣。孩子们不明就里，只知道为打枣欢呼雀跃。小玲儿的姥姥抱着肩膀，站在屋门口，也不说话。六五儿偷偷看老太太，见她脸上隐约地有笑容，胆就更大了。

今年枣子大丰收，收了整整两麻袋。就用星亚家门口那大碗，六五儿一碗一碗地把枣分给了每一家邻居。人口多的，两碗。人口少的，一碗。崔大爷孤身一人，还糖尿病，六五儿说：“我就不给您枣了，回头我上牛街，给您奔点儿白水羊头去。”枣分完，还剩小半麻袋，六五儿也不往自己屋里拿，就放在星亚屋门口。

第二天一早，六五儿也顶着星星出发了，兜里揣着钱，肩上扛着枣。长途汽车启动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来。是个大晴天。六五儿靠着车窗玻璃，眯着眼睛，心里挺踏实。

张策，曾任中国作协第七、八、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其创作涉及小说、报告文学、评论和影视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