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亲爱的蜂蜜》是笛安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单亲妈妈崔莲一与她的女儿蜂蜜一同接受一名新家庭成员熊漠北，试图重建、经营好复杂的日常生活，当然，崔莲一和熊漠北是一对恋人。小说叙事者是已经经历两次婚姻失败的熊漠北，但小说语言却充满童真，近乎以儿童为中心将一段成年人情感慢慢构建成稳定的“关系”。女主人公与其说是崔莲一，不如说是作为整体的崔莲一和她的“蜂蜜”。小说开篇，就将男女主人公尴尬又重要的矛盾开门见山释放了出来：“那是我和崔莲一的第三次约会……我转过头认真地看着她，她却没有回看我：‘你知道的吧——我有个女儿，快三岁了。我自己带。’其实老杨（介绍人）并没有告诉我她有个女儿，我刚才是第一次听说……大概是两个多月后吧，我第一次见到了成蜂蜜”。三个人、三个姓氏、三个主体以一个轻快的形态相互结识，在北京这样一个居大不易的超级城市中，开始经历自然的生活冒险。所有读者能为这个重组家庭预判到的尴尬场景都从容不迫地发生，例如崔莲一与熊漠北接吻，被成蜂蜜看到，成蜂蜜对着眼前这个还不能叫做“继父”的男人说：“我爸爸比你高。”又如崔莲一对熊漠北说：“如果你们相处得很好……万一我们因为什么事情分开了，那我怎么跟蜂蜜解释？我已经需要跟她解释爸爸为什么没有跟妈妈在一起了……”

小说就在这样的见招拆招中平缓地进行，读者对小说悬念及冲突的期待，被作家引领为对于一个个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这种成人化的伦理考量与孩童成长的未知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观感，让读者在不经意间不得不接受崔莲一作为都市职业女性对于掌控感的需求，这和她的职业——制片人也有高度的关联。崔莲一早熟、叛逆、生机勃勃、相信爱情也相信爱情很有可能会消失。她曾嫁给和父亲一样的飞行员，但最终认为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她带着女儿选择一位两次离异、注定很难被传统家庭接受的恋人作为生活伴侣，读者唯有被这个人物真正打动，才能信赖她对于生活的判断。《亲爱的蜂蜜》真正的写作难度恐怕也是在这里。

作为一个成熟写作者，又具有相当的天赋，笛安的叙事规律具有鲜明的特征。笛安的成名作《姐姐的丛林》发表于2003年第5期的《收获》，小说也是一个具有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所定义的“液态”性的现代家庭，每个周末都有不同人吃饭，每个家庭中的女孩都向未来跑去不同的地方。包曼认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液态”，从前强调固态静止的空间占据，现在是流动轻盈的时间至上，社会地位不断流动，多重身份快速切换，亲密关系脆弱易碎，个人的不确定感也随之加深（《液态现代性》）。如果说《姐姐的丛林》以近似《小妇人》般的结构，侧重表现女孩们青春期成长的变化，那么《亲爱的蜂蜜》则将“少女视角”的变动感发挥到了更魔幻的层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姐姐的丛林》看似是以姐姐为中心，本质上却用了妹妹的眼睛看世界，这是笛安擅长的叙事魔术。既然是“丛林”仿佛暗示了姐姐的人生应该有披荆斩棘的风险，殊不知母亲替两个女儿的职能做了冷酷的区分：“安琪……你的一生不可能被圈在一个城市里。”被设定为需要披荆斩棘的却是妹妹，姐姐最终成为了一位乡村教师。小说的最后写道：“这个世界的确存在某些规则……可是我真高兴我们都反抗过了。”爱情的无疾而终和期望的落空背后，是年轻人所做过的不甘受困的努力。笛安擅于设置这些相互替代、彼此镜相、声东击西的叙述方式，以带领读者曲曲折折地领会她看似童真的叙事语言背后的潜流。这是笛安小说的长处，也是短处，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总是那么明朗、直接，岁月和性别似乎也没有起到差异化的冲突效应，以至于偶尔会令读者担忧这些善良的成年人是否会在小说后半部分中经历失控的重大“危机”。

在《亲爱的蜂蜜》里，父亲的位置是“液态”的，这是新的时代抛给都市青年男女的家庭方案之一。它看似解构了父权，但又不具备激进女性主义的彻底性。它以温和的外观展现了女性独立育儿的方方面面，至少所呈现的女性形态不是弱者的、苦难的，而是自信的、理性的。她试图抛给男性的问题，也假借男性的口吻扪心自问：“成为爸爸，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在生活中，要接受一个非血缘的孩子并不容易，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没有给男性相关的指引。一方面，中国人是重视血缘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多元的生育条件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婚姻“私事化”也为多元成家的形态作出了符合法律的准备，但社会文化及舆论的引导却依然是保守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网民在女演员离婚后迅速再婚、花费前夫赡养费时激烈刻薄的争论，就能理解有些社会文化并非只有法律一项维度，还需要有心理学、社会学、尤其是文学为我们提供个别的方案，帮助我们更温和地理解人的复杂性、人与人关系建构的不确定性，理解孩子需要什么、孩子需求的复杂性。

从这一视角来看，《亲爱的蜂蜜》所创造出的不可能的“联结”是具有一些先锋意义的，只是笛安的先锋并不落实在现代主义的笔法上，她不追求技巧和晦涩的深意，而在于基于移情和共情的心理写实。与其说这个小说说的就是“成为继父”，不如说它提出了一个很少被讨论的话题，“蜂蜜”如何接受一个可能随时失去的“继父”。在中国，“儿童的发现”是晚近的事，儿童的感受也不是文学会书写的主题。在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中，我们有一些神童的故事，也有一些儿童神的发明，但有关儿童生活史、情感史、教育史的文学呈现并不算发达，《西游记》或者是一个具有发明意义的范例，故事本事是玄奘取经，百回本《西游记》却以齐天大圣传作为开篇，为孙悟空补充了身世、友情、基础教育、饮食等方方面面的生活记录。要到晚清以后，儿童教育、儿童音乐、儿童美术等才作为一项独立的类别将“儿童”从一贯式的儒家教育中解放出来并落实到国民教育的实践中去。李贽《童心说》所言：“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可见深意并不只是说人长大了知识学多了童心因易失而显得宝贵，文学需要袒露一些难言之隐，却发自内心，文学需要展现一些不可能的情感，却难以割舍。在《亲爱的蜂蜜》中，熊漠北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要与这对母女共度余生，他经历过“人们在生活里司空见惯的那种失败”，但他又有点喜欢蜂蜜初入世界时纯粹的喜怒哀乐，在面对不会打字的蜂蜜发来的表情包时，“那个闭着眼睛的月亮让我心里特别柔软。”

一般而言，“母亲”的角色是“固态”的，不疑有他的、天然的。这个刻板印象简洁地描述了人类文化有史以来的假定事实：女性本来就是母亲。然而在当代，这样的观点在社交媒体收获了大量质疑，“大多数女性确实都成为了母亲，但这不代表我们了解这些女性是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成为母亲的”（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另一方面，“家庭”也是固态的，当我们讨论到原生家庭及其解体的创伤时，其实我们在说，“完整”是与“家庭”苛刻捆绑在一起的整体。事实上，“家庭”不只是血缘宗族这样单一的形态，它也是“液态”的。“在古罗马时代，‘famulus’（随从）指的是奴隶……在中世纪的欧洲北部，一个‘家庭’指的是共同生活在一座房子里的成员，包括拥有的奴隶，却不包括户主自己。对于户主来说，‘家庭’的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卑屈关系，而不是血缘和亲属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建筑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希望他的孩子能在小家庭里快乐地生活，但他选择了一个小词‘famigliola’来表述他心目中的亲密关系，因为‘famiglia’意味着整个大家庭，不论是否有血缘关系或感情亲疏都包括在内……家庭在现代甚至是消费革命的产物。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一个诱因，也是它的一个副产品；它同时改变了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尺，不再以血统或人品为基准，而是更多地依据个人拥有的财产紧密相关的自我价值……由此可见，‘家庭’不是一个绝对固定的群体，而是根据不同时间和情境而增减变化的”。（朱迪斯∙弗兰德斯：《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

总有人希望笛安多谈谈在法国求学的经历，其实欧洲文化史不仅为她19年前写作“绢姨”提供了女性未来生活的一种期望，也为她在如今藏在《亲爱的蜂蜜》叙事性别、和叙事视角之后对当代“家庭”观念和伦理变革的看法之中。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张怡微，青年作家，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导师。出版有《细民盛宴》《家族试验》《散文课》等作品20余部。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大奖、“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新人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北“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2021年获得“未来文学家”大奖、“茅盾新人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