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乍一看，这是一个关于告别“青春”的故事，像是叶芝吟咏出了黑塞的感悟，枝叶蔓蔓，根茎唯一，穿透青春岁月的妄语，阳光下我抖动叶片和花朵，体会随时间而来的“真理”——青春结束于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刻，世俗个体成熟于悦纳别人生活的决定。崔莲一的成长历经了少女时代的叛逆，在婚姻这场成人礼宣告失效后，她勇敢选择成为一个单身妈妈，孩子的到来是她与世俗秩序和解的开始。再一看，这又是关于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体验城市中国飞速行进的情感疗愈。我们获得了体验远方的机遇，也必然要遭遇故乡的消逝，乃至个体原乡的溃散。熊漠北漂泊的起点被描绘为父亲阅读报纸上《南方讲话》的画面，他的成长历经了父辈远行、举家南迁、海外留学、客居他乡，两次婚姻也没能带来“家”的安居，犹如无根之萍。

很显然的是，无论崔莲一还是熊漠北，都在袒露当代人矛盾复杂的情感状态，他们曾在透明的审美想象中，期待将自我抛向世界，与未知相联或与之抗争，曾在个体化“为自己而活”的标语里渴望被爱，又不敢在“爱”中敞开毫无防备的自我；在流动性里迷恋万物易逝，从而获得一种忧郁的愉悦感，又乏力直面荒原上轮廓模糊的个体肖像。在这样的想象中，我们以为个人生活可以存在于独自感受，沉溺于极其琐屑的细微瞬间。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人群后，却发现类似的认知实际上难以维系，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说到底，这仍是一个关于当代人如何安顿自我，如何寻回“他者”的故事。

在笛安为她的主人公安排的那个初遇午后，小说便迫不及待公布了同代人的精神困境并试图开具药方。三月的北京，阳光正好，熊漠北遇见崔莲一，“她的头发极为浓密，松垮随意地盘了一个发髻，盘得像少女那么高，露出脖子和两侧肩膀完美的线条……窗外的光线在她衬衣的袖子边缘勾出一个轮廓……我没想到她突然转过了脸，我心重重地跳了一下……”这样的浪漫时刻，让人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火车上擦肩而过的眼神交汇，或是兵荒马乱之后家门口“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重逢。当然，相遇的下一刻往往才是作家真正想跟读者讲的故事，笛安显然不打算学习托尔斯泰的笔法让爱情成为广阔历史的外衣，也不想传递张爱玲感受到的人世苍凉，她仍旧触碰了自己最熟悉的隐秘内心，这里面常常有个体心灵的迷茫与挫败、亲密关系的脆弱与敏感、自我认同的丧失与重建。在崔莲一起身回头之后，“……我像童年时代那样屏住了呼吸，我只想压低了声音问一句：世界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我是不是已经原谅自己了？”在这场相遇里，我们读出了疗愈处方的主要成分——“童年”和“爱欲”。

我们在什么时刻会发现“童年”？童年其实并不存在于生理年龄的儿童阶段，它发生于个体对自我的怀旧之中，当我们遭逢心灵的乏力，并将之归咎于成长所带来的易变和困惑，童年就到来了。疲惫不堪的熊漠北遇到三岁的成蜂蜜时，童年被唤醒。这个有着“冲天辫，苹果脸，小胖手，阿拉蕾的眼睛”的小女孩，像一个小小的苏格拉底，用一句句令人柔软无措的“为-沙-玛-亚”，不断引导着“我”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媒介，“蜂蜜总能让我知道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小说自然在小心翼翼地设计巧合，每当熊漠北被记忆所捕获放纵沉醉时，蜂蜜总是会恰好出现打断正在遁入封闭的思绪节奏，或是手机上一连串的表情包，或是一声声软绵绵的语音，或是一次次突发的小状况，让“我”意识到孤独之外的时空，体会被别人需要的感觉。而那些潮涌的情感创伤，诸如小时候被训斥的恐慌，少年时代错过的花开时分，对未出世妹妹的愧疚，还有外婆离世的悲恸，都在这份被赠予的童年中逐渐修复。

随着童年的唤醒，被驯服的“爱欲”也在复活。事实上，再也没有什么比爱欲更能激发自我牺牲、自我解放的冲动，爱欲呼唤他者的显现。不过，爱欲的不同形态对他者的期待有所不同，古典性的爱欲期待“有情人终成眷属”，它使我们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圆，这是黑格尔所描述的爱欲，他者一定能被主体所吸纳，最终镇静于理性之维。现代性的爱欲不再寄望于同化他者，而是开始正视他者并互相较量。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种关于“爱”的文学性表现，一种是美妙的罗曼史，他者制造世俗秩序的例外状态，爱欲成为想象主体自由的途径，最常见的模式是爱情与婚姻或日常生活的断裂，故事里的人们往往只能在与秩序无关的倾情投入之中，在逝去的美好回忆之中，才会获得爱欲。另一种则是无休止的纠缠，他者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毁灭性力量，故事里的人们被爱欲折磨得方死方生，直至两败俱伤。后来就出现了当代性的爱欲，它企图不再倚赖他者而存在，爱不再是“人”获得完整的解药，也不再是缱绻的乡愁或血色的献祭，故事里的人们匮乏敞开灵魂的勇气，只想躲起来想象爱欲的意义，仿若在梦境中半醒而无暇他顾。这时爱欲驱逐了他者，带来了消极的主观自由。

是什么造成了爱欲的规训？小说给出了答案一则——价格。“我是说，面对任何一个人——你其实心里有数，你能为他/她付出多少。所以啊，你得找一个跟你一样相信每个人都有价格的人，然后，你俩对于对方的报价都差不多能够接受……”小说的开场便是一次生动的权衡，都市的嘈杂傍晚，堵车，这种停滞的行动却总是能带来令人烦躁的速度感，男女主人公在封闭的车厢里互相试探，谨慎斟酌“真实的感受”，背负着尽量取悦世界的面具，斤斤拿捏如何才能更体面。不过熊漠北和崔莲一毕竟是幸运的，即便他们羞怯承担彼此的付出，又总是习惯于礼貌地告别和逃避，但幸好笛安在他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可爱的孩童，一个人借此唤醒童年，另一个人为此接纳秩序，蜂蜜的存在完成了爱欲复活的最大合理性。于是，他们恰好能共情于对方的失落和矜持，恰好寻到契机鼓起勇气不断靠近彼此的内在情感，在那个落寞恐慌、分崩离析的年末岁尾同时奔向彼此，正如“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但不得不承认，当原乡渐远庆幸还有彼此在身边，重逢时仍能感受少年的初心，这是属于成年人的童话，很治愈但却很偶然。其实笛安也清楚这一点，小说中多次流露出“青春废墟里幸存者”的解释。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恰好”，当代人又该如何面对“祛魅”之后不确定的世界和命运，如果无力进入沉甸甸的历史，也无法顺着时间流动安顿于无常，又该如何“自救”？我们曾因恐惧放逐了他者，如今期待他者归来修复自我，但这或许也只如海中抛锚，依靠暂时的停泊获得安全感。而如何生成独立担当无常宿命的自我意志，仍旧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姜肖，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文学与传媒研究。文学批评见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