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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者小说有自己的特点和定力。在 1960年代作家群中，他是一个有领地和思想，有个性和风格的作家。写地域不限空间，而有历史的厚重；写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而有人性的悲悯。他虽不先锋，却有先锋派的机智；不大众，却有强烈的时代感受；不炫技巧，却很会讲故事，深谙小说文体的路数。他以真实而丰富的文学景观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一份证明。

关键词：张者 怀旧风格 反讽艺术

为这篇文章，再次重读张者小说。读下来，却收不了心，也下不了手。原来想给张者一个定位，却感觉他仍在变化中，很难准确拿捏。在1960年代的作家群中，最先出道的应是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1959年生，也归入此列）、格非、北村等先锋派，接着是东西、毕飞宇、邱华栋、朱文、李冯等晚生代，他们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已是风生水起或崭露头角。张者虽也出生在1960年代，在1990年代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他奔忙于生活，加上“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挣钱，炒股，写剧本；种菜，养花，栽果树，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时间和精力”，还享受着“自在和松弛的状态下”写作，“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1。他的出道相对比较缓慢、大器晚成，属于厚积薄发。他按自己的节奏写作，有着不算特点的特长和定力。他虽不先锋，却有先锋派的机智；不追求大众，却有时代感受的强烈；不炫技巧，却很会讲故事，深谙小说文体的路数。写地域不限空间，而有历史的厚重；写知识分子不守传统，而有人性的悲悯。他以真实而丰富的文学景观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一份证明。

说到张者的文学创作，不得不提到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与他的人生经验有关，张者更有这样的特点。他的大学本科学习中文，研究生研修法律，前前后后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媒体工作，小说《再浪漫一回》（《青年作家》2011年第4期）就写了这段经历。他熟悉大学，也熟悉社会，他眼中的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打通了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围墙，以大学中文的理想和社会法律的冷静，创作了“大学三部曲”。他出生在河南，后又在新疆长大，河南老家和西部新疆是他梦牵魂绕之地，是他创作和想象的故事巢穴，他的“老家”和“新疆”小说系列都与此段经历有关。凡与他有过接触的时常会有这样的印象，他对事待物机智而幽默，还有些不屑一顾，实际上，他有极真诚的心灵和大爱的情怀，挂在嘴上的并非全是真心话，写在笔下以及藏在纸背面或许是他内心里的想法。我甚至怀疑，还有许多是他没有写出来或是等待写出来的。在阅读张者作品时，也翻检对他的有关评论和研究，孟繁华、陈晓明、王干、张颐武、谢有顺、李洱等名家都有过专论，也有直接以他为题的硕士论文，有的在讨论新世纪知识分子形象、大学题材、新疆书写时也会论及他的贡献。

大学时代的张者就已开始文学创作之路，当时的他占天时地利之便，其作品多刊于本土刊物《红岩》杂志，且多与故乡（“河南”和“新疆”）有关，如《老家的风景》（《红岩》1994年第1期），《老调》（《红岩》1994年第4期），《苦泉水》（《红岩》1994年第6期），《老灯》（《红岩》1995年第5期），《沙漠边缘的林带》（《红岩》1996年第6期）等，1999年后才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2002年被媒体和评论家评为最具有潜质的青年作家。正是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桃李》，让他声名大振，知名度迅速提高。后又出版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或者张者》，文化散文集《文化自白书》以及长篇小说《零炮楼》《桃花》《老风口》《桃夭》等。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合集出版，装帧精美。这样，张者的小说写作就在大学和故乡（新疆和河南）两个精神空间里游动，形成大家熟知的三个小说题材大学、新疆、河南序列。《桃李》《桃花》《桃夭》以及由其分解出来的部分短篇小说，如《传呼》《同学会》《大二女生》《变化》《数字化时代爱情》《你用的什么口红》《跳舞》《悬空》《找不到话说》《毒药》《消灭》《唱歌》应算“大学系列”，《老风口》《远水》《山前该有一棵树》《苦泉水》《月亮花》和《冰达坂的那边》等小说可归于“新疆系列”，《零炮楼》《老家的风景》《老调》《赵家庄》则属于“老家系列”。三个序列取材各异，情感和语言上也不同。直面现实，他嬉皮笑脸，轻松俏皮，似乎没有一点正经和正形。怀旧恋乡又柔情似水，或如酒酷烈，藏有挥之不去的忧伤和悲壮。在张者两副面孔里并没有三头六臂，而有一个中心或者说一个心脏，那就是欲望时代的怀旧和解构。他的河南老家小说系列主要写人性的丰富和悲哀，新疆系列则写生存的困境与抗争，大学系列主要写欲望时代的尴尬选择，写人性的物化及悲哀。张者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他敏锐而深刻地表达着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点：社会的物质化和人的逐利性，对故乡的怀旧是对欲望时代的反抗，对民间文化和人性的回归与反思，对知识分子趋利避害的创造及反讽，都是他欲望哲学的组成内容，但最终都是一地鸡毛，是人性的悲哀和生存的无奈，是智者的反讽和醒者的悲悯。

一、历史怀旧：故乡的人、事、物

张者的故乡（河南和新疆）小说系列虽没有产生大学系列那样的轰动和重视，但它们确是张者小说创作的源头，是其精神情感之乡，伴随着张者小说创作的始终。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苦泉水》《老家的风景》《沙漠边缘的林带》《老调》《老灯》一路走来，到长篇小说《零炮楼》《老风口》《远水》，最近两三年，他还发表了《虚构的花朵》（《当代》2021年第2期），《山前该有一棵树》（《收获》2021年第3期）和《赵家庄》（《长江文艺》2022年第10期），这些是他个人也是近年最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它们都带有浓厚的怀旧气息，讲述着一段段酸苦而坚韧的人生岁月，有悲壮而哀伤的历史感怀和人性反思。忧伤和悲悯是其艺术风格，理性反思则是其思想追求。小说中广袤的大漠风情最撩人心魄，厚重的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最让人感喟，历史变迁不可逆，现实命运很无助，父亲和儿子、家族和个人、英雄与凡人、人与自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着情感的对抗与人性的和解，历史的乖张、人性的驳杂以及情感的无常，让张者的小说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深不可测。

张者开初走向文坛创作的小说《老调》《老灯》似乎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老调》中的说书艺人贾文考靠说书为生，娶上老婆。兵荒马乱，又因说书而获救。解放后，因说书而被批斗。说书内容被不断改写和包装，从民间到军队，从个人到政治，不断变换内容，迎合时势，但调子几乎不变，一句“哎哟——我的大嫂哟”穿插其间，表示惊奇、惊讶、惊喜。老调虽不变，个人命运却随风而动，不可控，也难以预测。并且，小说中的“老调”不仅仅是民间文化的代表，也是人之性事——生命的象征，象征着人的原始生命力和生存意志。小说《老灯》中的“老灯”也是一个隐喻，把女人的命运也寄托在于男人的性事上，若灯不灭即天长日久有光明，灯翻火熄，日子就阴暗无终期。女人张玉仙的命运就这样与老灯绑在一起。抗战时期，她因贾寨人的自私和冷酷被送给了日本皇军，因失去贞洁而被丈夫贾文龙抛弃，解放后，她一次又一次被批斗。这近似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命运，写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张者小说还多了人性的反思。当然，两篇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不同，丁玲小说的解放区背景使其更具文学史意义。

2005年8月，长篇小说《零炮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就有纪念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代语境，这显示了它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独特意味。小说没有从正面战场展开叙述，这也是张者不擅长的章法，既没有描写血肉横飞的战斗场景，也没有过多渲染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凶恶，而主要围绕修建“零炮楼”表达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特别展现了民间内部的争斗及其文化性格的复杂和矛盾。民族战争的爆发既激发了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争，也唤起了民间利益的争斗和纠缠。日本人要在贾寨或张寨修建炮楼，贾、张两寨人都不愿意将其修建在自己地盘上，于是，贾二爷将炮楼地点选在风水中的死穴上，小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民间文化渗透进了利益之争，表达了某种神秘情感和愿望，虽然结局并不如其所愿，却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小说中的玉仙因丈夫在外地而被贾寨人送给日军龟田做夫人，她为了救助村里人不得不前往，日军被消灭后，贾寨人瞧不起她，另眼相看，女人成了牺牲品，又是一个“老灯”故事。张者的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前常常被分成短篇发表，《桃李》《桃花》《桃夭》都被拆成了好几个短篇小说在刊物刊发过，这就形成了张者小说的互文现象，短篇和长篇是零件和整体，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其他作家也存在这种现象，只是张者比较明显和常见。张者花了五年时间写作的长篇小说《老风口》，2009年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二名，2010年获《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文艺奖，2011年入选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雷达评论它，“历史意味丰厚，思想意蕴深切”，“色调悲壮慷慨”，“展示了历史的多种叙述及其可能性，堪称一次历史记忆的文学的双重想象”。李敬泽认为，它表现了国之大事——祭祀和征伐，“涉及到了我们民族精神和灵魂中的一些至关重要、极为宽阔的东西”2。它主要书写1949 年后共和国刚刚成立，十万大军开进新疆，成为新疆兵团人的历史。小说借助马指导员的讲述和“我”的倾听与补叙，以“口述实录”和叙述者共同完成对新疆兵团的扎根、断根、无根、拔根和寻根的历史叙述，建构了历史的多重意蕴，弥补了一段历史空白，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用文学撑起了新疆兵团的一片蓝天，遥远、苍凉、悲怆而雄壮，实现了张者对自己另一故乡——新疆的精神回归。《老风口》呈现了张者文学“正方体”形态，不重复自己，常“让别人眼前一亮”。新疆题材已化在了他的骨子里，“随时可以信笔由来”3。沿着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国家的写作思路，张者还写作了《老风口》的姊妹篇《远水》。1960年代，迫于生计的黄世云从河南来到新疆，与来自四川的李幺妹结婚生下4个儿子。老大黄建疆，天生有残疾，做事冲动，天不怕地不怕，想主宰自己的命运，逃出父辈地盘到远方。他生性顽劣，偷袭校长、赌摸野驴，打群架，偷西瓜，因打人而入狱，因越狱失败而自我反思，发生蜕变，奋力自救。出狱后娶妻生子，开始老老实实地生活，对父母和秩序以及脚下的土地，从反抗到认同，由此获得了生活的充实和心灵的平静，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不在空间的远方，而是时间的远方，还产生了悔恨，“小时候为啥那么不懂事？为啥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看”。黄建疆的弟弟黄建新走出了新疆，他的女儿黄放水也离开新疆到了北京，自己改名雪水。新疆兵团有了不同代际的差异，历史的意义被不断改写，一直不愿屈服于命运安排的黄建疆演绎着人生的悲壮，也不无喜剧性。

从《老风口》到《远水》，张者叙写了新疆兵团的屯垦戍边、扎根守疆，写得荡气回肠，酣畅淋漓，写他们的悲壮和天真，豪迈和决绝，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新中国的大历史。《虚构的花朵》（《当代》2021年第2期）则写了一朵雪莲花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个人成长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了悲伤的爱情、艰苦的环境和成长的欣喜，显示了张者小说叙事的张力。上海知青张小纸只身来到西域大漠支援边疆，从事教育事业，他和上海棉纺厂姑娘王筱洁正谈着一场“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令人十分羡慕的恋爱，成为当地“无人不晓的大事”，“张老师的恋情成了上海青年情绪波动的晴雨表，随着两人感情高潮而激动，随着感情的低潮而忧伤”。他带来了城市文明，把生在沙漠边缘的绿洲人，“从蒙昧的原始状态唤醒”，他的情书启蒙了懵懂的学生，还成了学习写作的教材。张小纸一次在情书里将王筱洁比喻成冰清玉洁的雪莲花，王筱洁回信希望能得到一朵真实的冰山雪莲花，“插在花瓶里”，“在床头开放”，“互相面对，那该多么美妙呀”。身处南疆的大漠，没有雪山，也没有雪莲，他只好让北疆朋友寄来一朵刚要开放却又死去的向日葵，后来，他亲自去北疆采撷到了美丽的雪莲花，他捧着雪莲坐火车回到上海，雪莲凋谢了，成了一把花泥，他不敢见女朋友，只是躲在棉纺厂大门口远远地张望。见不到恋人的王筱洁在写完三十封信后，为爱情画上了句号，结婚了。张老师在看电影《庐山恋》时突然发疯，后来他独自在沙丘里开垦出一块沙地，种植红柳和雪莲，后来，张小纸也不知所终。一朵雪莲花没能拯救张小纸爱情，却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忧伤。《山前该有一棵树》（《收获》2021年第3期），也取相近的写作思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隐含着浪漫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天山深处的矿区，父母上山开采铀矿，却给孩子们建有一所简陋的兵团学校。学校里的一位因划成右派发配而来的大学教授——胡老师，教学生以树为题写作文，矿山上没见一棵树，他就启发学生写父母心中的树。“父母们都是有故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屯垦戍边来到了新疆。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而每一种树都寄托着他们的乡愁。”但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二代”，在学生眼前，却没有一棵树。在一次讲评作文课后，同学们望着窗外的石头齐声大喊：“山前该有一棵树！”到了春天，胡老师带领大人和孩子们移栽了一颗胡杨树，因为缺水而死掉了。人在自然中怀旧，也在自然中成长，自然不可改变，但可以永久思念。

张者对“新疆”的抒写都带有怀旧和纪念性质，“作为一个群体或者个体，新疆兵团人都是值得纪念和永远铭记的”4。在他的怀旧里也不失浪漫和理想，更藏有迷人的感伤和命运的悲壮，在作品流淌的赞美里也有厚重的情感牵绊。《赵家庄》（《人民文学》2022年第3期）依然延续张者善讲故事的传统。小说一开篇就说：“他大舅赵建斗是一个炸油条的。一天，他来到我家，很突兀地说：‘我要拯救故乡赵家庄’”，讲述了一个很生态，很伤感的拯救故乡的故事，以“水要清，天要蓝，人有钱”传播正能量，既有现实感又有传奇性，读起来一点没有异样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在我看来，是张者会讲故事，他会将一个世俗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善于利用茶余饭后、道听途说的民间传说、网络段子和微信，这也让他的小说带有鲜明的民间性、传奇性和理想化特征。

二、大学生活：物质、性爱与快感

张者的小说备受关注的还是他的大学校园系列，大学校园被他称为“写作的根据地”，“所谓根据地，其实就是故事和情感的着落点，就是故事的背景。有了根据地才能扎根，庄稼才能生长，小说才能完成”5。文学根据地表明张者拥有小说的落脚点，他也种出了庄稼，收割了粮食。众所周知，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型，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了整个社会，包括大学校园，大学老师和学生经受着社会经济的冲击和考验，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些作家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命运变化，创作了有探索性的小说，如李劼的《丽娃河》、史生荣的《所谓教授》、葛红兵的《沙床》、阎真的《沧浪之水》、汤吉夫的《大学纪事》、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阎连科的《风雅颂》、李洱的《午后的诗学》《夜游图书馆》等等，当然也包括张者的“大学三部曲”。这些小说表现了不同过往的大学生活，刻画了一批不同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只是人们在评价它们时，却无法绕开人文价值立场，无法绕开钱钟书的《围城》尺度。在张者小说《桃李》封面上，就有这样的广告语，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了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桃李》我很惊奇……以《围城》作类比是《桃李》之幸运，也会留下标准严苛或似是而非的印象。当然，这也会起到广而告之之效。孟繁华就说过，《桃李》可以看作是新《儒林外史》或新《围城》6。雷达也说张者的《唱歌》表现“青年知识者的苦闷和追求”，“让人蓦然想起钱钟书的知性传统”7。还有批评者说《桃李》“有点新《围城》的感觉，只是略显单薄”8。这些说法肯定有道理，但张者毕竟不同于钱钟书，他有他的特点和追求。他笔下的大学不同于钱钟书，也不同于李洱。钱钟书的大学是智者的围城，李洱的大学是文化的虚无，张者的大学是生活和性爱的快感。

张者用了13年时间写作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足见其用心之切，用力之深。张者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意图，他说：“《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桃夭》写的是挣扎，而挣扎中就会出现走形，会失控。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生活是‘顺’还是‘逆’呢？俗话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在《桃李》中，顺者却亡了，在《桃花》中逆者也亡了。当代知识分子到底是顺还是逆，这个问题在《桃夭》中我不敢说就解决了。挣扎与突围，突围与救赎是《桃夭》贯彻始终的主题。”9这样，放纵、挣扎和救赎就描述为小说的思想逻辑，表现知识分子的“沉沦”“逃离”“出走”“坚守”“突围”“拯救”和“死亡”成为解读小说主题的关键词。

《桃李》开篇就称导师为“老板”，说很有“时代感”，称呼起来“踏实”，“显得导师有钱有势”，“不仅是大款也可能是大师、大家”。老板的称呼主要指向物质和权势，表明教育领域和知识分子已进入到一个物质和权力的时代，可用知识与金钱、权力和欲望相互交换，职业中心，利益至上，趋利避害成为高校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桃李》中的邵景文，原是中文系的“才子”，从贫困农村考上大学，爱好文学和音乐。父亲为供他读书，偷村里的高压线被电死，又被村支书屈辱地挂在电线上“示众”。为了给父亲报仇，他毕业后跨专业考入法学硕士研究生。生活的贫困和无尊严，让他感受到人文学科的无用和无力，不切实际，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他攻读法律，开始也还背负理想和道义，当上教授的邵景文衣锦还乡，发现村支书早成废人，报仇失去了意义。他想利用所学知识帮助家人伸张正义，却陷入泥淖，最终不得不依靠权力才得以摆平，也让他明白了“堂堂的法学教授却无法打赢一个法律问题十分清楚的官司，最后靠关系，靠权势给对方当事人施压，才得到了庭外和解”。后来，他到南方开会，认识了民营企业家宋天元，在金钱与美色的引诱下，没有律师执业证的邵景文，却帮助宋老板打赢了官司，如愿得到50万元报酬和美人梦欣。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的他，如梦游一般， “打开密码箱一扎一扎地数那钞票。老板数完一扎便‘嗷’地鬼叫一声向空中抛撒一扎……老板数了一夜也没有数完，便躺在厚厚的钞票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老板发现自己眼角处一张一百元大钞被泪水打湿了”。从此，他懂得了这个社会的真实和复杂，将法学教授利益最大化，以高超的专业技巧，熟练的法学知识，将知识和理性精致地运用在物质和性爱上，金钱、香车、美女随之而来。在学术与市场、物质与女性的获取上，他游刃有余，取舍自如，并且义无返顾，毫无心里挣扎，没有精神痛苦，尽情享受着物质和生理带来的快感！在金钱和美女面前，他并不是只有感性欲望，而保持着冷静和理性。他是法律专家，以专业知识赚取金钱合理合法。他还是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在与女人关系方面，包括他的妻子、师姐和梦欣、董小令及众多女人，他也是极为清醒，既不让后院起火，也时时享受到野花之香。按照作者说法，知识分子欲望的可怕之处在于，在追逐女人，在捞钱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想好了再干，是在所谓理性的引导之下进行。邵景文在学海、商海和情海之中都能充分获取物质，释放身体的欲望，一切都是利己的，而且是理智的。邵景文的结局却有些意外，他成功获得了“双赢”，也引起法律界的轰动，却离奇地死在情人手上，死状凄惨，且奇特，“他的全身被小刀捅了一百零八刀”，“身上的一百零八个刀口，都种下了一枚珍珠。经过鉴定，这些珍珠的品质极高，属贵重品”。这108枚珍珠，是邵景文送给情人梦欣的，但他不愿意和她结婚，却换来梦欣的报复。这无疑是一个隐喻。

《桃花》是《桃李》的姊妹篇，讲述了法学院方正教授和弟子们的悲欢离合。邵景文教授的惨死给学校蒙上了阴影，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学生们不再找邵景文那样的教授做指导老师，而找寻一个“完美导师”。方正教授便是千挑万选的“完美导师”，他搞学术研究，又教书育人，又有恩爱的夫人，堪称完美的婚姻。他研究公司法和证券法，他本来可以在外面兼职，开办律师事务所，或打官司获取利益，但他从未这样做，而是甘于清贫，还时刻劝诫学生不能违法乱纪，应做好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可是，当雄杰公司黄老板为了上市，以女色和利益陷阱引诱方正教授和他的弟子而成功，后被爆出财务造假，黄老板逃亡在外，方正教授和弟子林小牧需为黄老板的违法行为买单，于是，他们的命运发生转变，完美无暇的方正教授被蒙上污点，失去了道德光环，他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了弟子林小牧，并迅速出轨大四学生邸颖。为了帮助弟子姚从新竞争出国留学指标，他将自己的文章送给学生在高级别刊物上发表，后来事情曝光，成为学术丑闻，曾经的“完美导师”方正教授名誉扫地，还与妻子离了婚，与大四本科生邸颖结婚，“什么也不想干了，彻底享受生活，趁着还能走得动去周游世界”。方正教授一直坚守知识分子底线，恪守教书育人职责，却没有能够善始善终，何以这样呢？小说将其指向了资本诱惑，指向了社会环境，指向了欲望时代。在资本无孔不入的时代，在这个浮躁迷离的时代，人的本真、本心、本职很难不被世俗社会、不被金钱和性爱欲望所侵染。方正教授能完全抵抗金钱，能彻底抵抗美色吗？他力求完美，坚守本真，却需要指导学生，需要布道社会，不得不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也就难以洁身自好，难以袈裟裹身。欲望时代生产欲望，资本社会追逐资本，方正教授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他的行为和情感也难以“方正”。只不过《桃李》里的邵景文及其弟子们是主动选择，《桃花》里的师生多被迫成分，处于被抛入、被卷入状态。他们也想汲取邵景文的教训，坚守知识分子本心，但在这个资本至上、利益中心、物欲横流的社会，方正教授在学生眼中的完美导师，不过是一尊泥菩萨，也渡不过欲望之河。

《桃李》《桃花》是师生合奏，《桃夭》则以1980年代学生为主角，主要书写30年后他们的精神情感危机。 1980年代是一个浪漫诗情的时代， 却在这群法学院毕业后重返母校参加同学会的大学同学身上烟消云散了。30年后或为律师或为法官的他们，虽已有不少收获，年轻时的纯真和梦幻，却在为生计的打拼和奔忙中发生变故，留给他们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报应、煎熬和悔恨。小说以主人公邓冰离婚为契机，以一个发黄的小纸条为线索展开叙事，通过不同年代的爱情、理想和信念比较，表现欲望时代人们生活的粗鄙和情感崩溃。邓冰已步入中年，经受婚姻解体，目睹司法腐败，对律师产生了幻灭和厌倦，陷入人生的低谷无法自拔，他想重新寻找生活的希望和美好。但30年后的社会已经没有了1980年代的理想、信念和诗意，纯真年代已悄然逝去。在一个已没有诗意和理想的年代，却要寻获纯真和诗意，实现自我救赎，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故事。

张者大学三部曲不仅写物质欲望，写情感纠缠，也写性爱欲望。小说中的男教授和男学生生活主要不在教书和研究，不在读书和学习，而是在挣钱和谈恋爱，在寻找和交往漂亮女学生和女同学。女学生和女同学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交师兄、同学和教授，自由而洒脱地交付自己。大学流行“只求一朝拥有，不求天长地久”的爱情观，男女学生都可在校外租房，一夜情司空见惯。大学男生忙于“放逐自己”，寻找和“制造爱情”，女生则选择以肉体换取金钱和物质，穿名牌坐豪车，让周围女生艳羡自己。《桃李》中的蓝娜，本是法学院特招的特长生。他的父亲也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反对本科生谈恋爱和结婚。她不顾父亲的脸面和研究生李雨谈恋爱，还在校园野合，惊动校方，成为轰动事件。她干脆搬出宿舍租房同居，去歌厅唱歌跳舞以获报酬，宋老板觊觎其美色，并成功猎艳。本科生刘唱从落后的边远地区考入北京读书，为了毕业后能留在北京，她以身体为代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先和老孟周旋，后来又与王芫交往，目的是用身体作交换，让他们帮自己代考研究生。计划失败后，又狂热地赚钱，还怂恿蓝娜到酒吧跳舞伴唱，暗示她出卖身体换取钱财，后来被拘留，钱财也全部被没收。她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达到了不顾后果，不计成本的地步。当一切计划落空，她被遣送回原籍，因精神崩溃而疯掉了。《桃夭》中30年前的师兄和在读的本科生，见面即成“同床”，开口就喊 “老公”，母女的情感和身体都交给了同一个男人。故事细节有些离奇，不合情理，批评家也存在疑问和不理解10。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往大的方面，它肩负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重任，小的方面，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大学更是如此，它与社会完全一体化了，缺少独特的文化身份和精神向度。它处在一个两栖性的存在状态，讲学术和文化，它又被要求有不同于社会的特殊性和与世界保持一致的普遍性；讲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又要求它有与社会保持同步的一致性和与世界不一致的中国性。张者小说写出了中国大学在特定社会时代的独特殊和复杂性，写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属性，也就是与中国社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和交融性。显然，在这里，它不同于《围城》，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生活。

三、反讽艺术：同情、悲悯和无奈

阅读张者小说，给人的印象是“好读”，它充满机趣和灵感，创造了一套张氏语言风格。语言风格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是一个作家不同于他人的身份证。在这一点上，张者是聪明的，很早就磨练到家，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张者的语言叙述简洁，对话干净，朴素而节制，幽默而机智，有民间味，也有文人气。将专业法律语言、社会流行语言、网络微信段子、校园民间歌谣等加以杂糅嫁接，形成雅俗互通，庄谐并存、意趣丰富的语言风格。王干认为，《桃李》“厚实、沉重”，乍一看，“是轻戏剧般的轻松、活泼、生动，令人笑出声来，但读完以后，你笑不出来，你会被小说之中内含的那种人文精神的呼喊和悲鸣所震撼而陷入深深的沉思”11。

张者语言不在字句淬炼，而在叙述的机智操控上，李洱认为：“张者的故事虽然常常给人以轻松俏皮的印象。”12他善于删繁就简，把博杂的事情叙述成简洁的故事，善于利用悬疑、传奇等民间元素，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我觉得这近似一种说相声和摆龙门阵的叙述风格，有戏谑、模拟和调侃之效，往高处说，是一种高超的反讽艺术。张者的小说是反讽的。如《桃李》中的蓝教授坚守传统大学精神，反对经商，反对大学生谈恋爱，结果被同事嘲笑。他的女儿在校园里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情，老教授脸面尽失。他自己就无法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何况其他学生？《桃花》中方正教授在学生眼中完美无暇，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求名利、金钱和美色，后来却出轨自己的本科生、抛家弃妻，将自己的文章给学生发表，显然是不守学术道德，视学术为游戏。姚从新坚守爱情和学术，结果面临失恋，失学，被开除学校。这是情节反讽。张者将大学知识分子置于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时空，承受着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群体等种种错位和冲突关系，从而呈现当代学人的两难处境。反讽是现代小说基本特点，甚至有理论家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13。讽刺是有一说一，直接表达批判意图，反讽则是曲径通幽、声东击西、意在言外。大学三部曲的书名 “桃李”“桃花”和“桃夭”都有反讽意味，《桃李》没有桃李满天下，《桃花》也没有桃花盛开，《桃夭》更没有“灼灼其华”，而是瓜田李下、残枝败叶和德不配位。这是意义反讽。大学本来是培养人才、传授知识之殿堂，《桃李》《桃花》中的导师和学生却组成了一个同门家族，同一师门有师兄老孟、师弟李雨、师姐柳条、师妹甄珠，他们虽没有血缘关系，却有家族利益合谋，这也就是对大学的反讽。只是人生如梦，美若天仙的梦欣被车祸毁了容，刘唱也疯掉了，师兄老孟跳楼了，导师邵景文也被谋杀了。

张者的叙述表面上一副嬉皮笑脸，俏皮滑稽相，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同情、悲悯和无奈，乃至深沉的悲怆和哀鸣。张者主张“用一种悲悯的态度写作”14，之所以如此同情、感伤和悲悯，就大学三部曲而言，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人呀，是人就要干人事，就有七情六欲，就想寻欢作乐”15。他不将知识分子形象神圣化，也不妖魔化，而施以同情、理解和宽容，把自己也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写作不是批判，而是自我审视和叩问。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写作是在作品中不断寻找的过程，那是一项内省的工作，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是自我剖析的行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场自我教育，自我叩问。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过程，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寻找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骑着毛驴找毛驴”16。他对新疆和河南老家的叙述，也隐含着深沉的悲悯和同情。在他眼里，人在大自然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一阵尘埃、一阵风就能把你卷走”，“人不可能控制自然”。面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人类无能为力，“就像蚂蚁垒窝，一个小孩子随手一碰就可能倾巢覆灭，这是宿命”，“人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只能和天达到一种平衡，不能胜天”17。所以，他写《老风口》和《远水》，写《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写《零炮楼》和《赵家庄》，都持有这样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人不可能胜天，必须懂得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人非常脆弱，人性也是复杂的，不可操控。

张者的同情和悲悯还表现在叙事方法上。他的小说以“我”为视角，这个“我”既非第一人称，也不是第三人称。“小说中的‘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叙述者，与小说中的生活没有距离。但小说中的生活和人物又与‘我’关系不大。这种‘零距离’其实是一种距离，是一种‘无我’的距离。所以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既亲切又生疏。”18王干认为它是一个奇怪的“我”，虽名是第一人称，但又没有身份、性别、姓名，也不参与故事，只是小说中所有时间和事情的在场者和熟悉者，他貌似小说人物，但又出现在所有场所，可看到、听到、感受到小说人物的所有言行，像小说中的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由此，形成一种零距离叙事，用知情者身份自由而充分地完成对故事人物和情景的叙述，消除了叙述者与人物故事之间的屏障，还原了生活的真实性，刻画了人物的丰富性19。张者没有把人物简单化，不把人性对立化，如善与恶，悲与喜，美与丑，神圣与粗鄙，天使与魔鬼，崇高与滑稽，伟大与渺小的二极对立。《桃李》中的邵景文既有令人赞同和同情的一面，也有令人厌恶和反感的一面，他有真诚、善良，也有世故、虚伪和自私。他是典型的两面人，他曾教导学生如何说话：“每一个都有两种话语方式，一种在公开场合，是摆在桌面上说的；一种是私下里说的。往往私下里说的话才是真话。桌面上的话放在私下里说人家会说你打官腔；私下里说的话摆在桌面上说，人家会说你没水平。其实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大家心理都清楚。有些话是不能说破的。”真话和假话、官话和私语、公开和私下，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话语方式。他出身农家，有质朴和孝心，他聪明能干，熟悉社会，有学识和见识，并非是徒有虚名、阴险狡诈，而是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不同目的表现不同的心理、性格和态度。可以说，他是复杂的，他的复杂又是理性的，他的心理、性格和态度都在理智中得以表达和体现。

有一点担心的是，张者的同情和宽容态度，以及零距离叙事的冷静和客观立场，容易给人以价值判断游离和模糊的印象，这对中国读者和文学批评而言，难免不被人们诟病或作出简单结论，从而影响到他的小说的社会评价，乃至文学史的书写。在我看来，张者是完全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在 1960年代作家群中，他是一个有领地和思想，有个性和风格的作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9ZDA27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者：《怀念一棵树——〈山前该有一棵树〉创作谈》，《收获》2021年第3期。

2黄济人：《我说张者》，《重庆晚报》2017年2月10日。

3 17张者：《我希望自己是正方体》，《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

4张者：《悲壮决绝和几千年的天真烂漫（《远水》创作谈）》，《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

5 9张者：《每个人都有他不得不写的东西，不写你就过不去》，“腾讯文化频道”2015年10月7日。

6孟繁华：《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7雷达：《文学的出新——从200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谈起》，《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2年第5期。

8舒晋瑜：《减敛浮躁，稳步前行：2002年文坛印象》，《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3年第3期。

10陈晓明：《“大学三部曲”：法律与欲望的双重变奏》，《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3日。

11 19王干：《人文的呼喊与悲鸣——评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2李洱：《张者的变与不变》，《当代》2021年第4期。

13[德]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14张者：《以悲悯的态度写作》，《新闻周刊》2002年7月15日。

15 18张者：《精英的转移和知识分子写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6张者：《知识分子写作：骑着毛驴找毛驴》，《当代》2015年第6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