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再解读
内容提要：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既从土匪身上发掘出人格建构和文化重建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又对匪性和侠性的深层关系进行了理性反思。他立足于民间立场，从道德、伦理、人性等层面对土匪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通过对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既肯定和张扬了侠义土匪身上的原始正义与生命激情，又揭示了匪性和侠性在善恶两极之间对立与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探寻了土匪的人性嬗变。贾平凹将侠匪和恶匪两类不同的土匪置于善恶同在的张力结构中给予审视和省思，不仅表现了他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和逍遥自在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揭示了他开放的文化观念和清醒的人性立场。贾平凹对土匪题材的深度开掘和人性探索，推进了土匪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贾平凹 “土匪”系列小说 侠匪 乌托邦 再解读
引 言
1990年代初，贾平凹发表的《烟》《美穴地》《白朗》《五魁》《晚雨》等“土匪”系列小说，不仅从土匪身上发掘出人格建构和文化重建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更对匪性和侠性的深层关系进行了理性反思。具体到创作中，体现为贾平凹进一步以民间立场来审视土匪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着重从道德、伦理、人性等层面对民间土匪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理性思考，通过对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既肯定和张扬了侠义土匪身上的原始正义与生命激情，又揭示了匪性和侠性在善恶两极之间对立与转化的可能和现实，以直面现实和历史的态度探寻了土匪的人性嬗变。贾平凹笔下的土匪形象有侠匪，也有恶匪。侠匪具有理想化色彩，恶匪有着现实隐喻意义。贾平凹将这两类不同的土匪置于善恶同在的张力结构中给予审视和省思，不仅表现了他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和逍遥自在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揭示了他开放的文化观念和清醒的人性立场。贾平凹对土匪题材的深度开掘和人性探索，大大推进了土匪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许多作家也纷纷涉足这一题材领域，致使1990年代蔚为大观的土匪文学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热点。
在以贾平凹“土匪”系列小说为研究对象的既往成果中，有的认为其写出了“为匪者的情感世界以及性际关系中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状态”①；有的揭示了贾平凹“侠盗小说”中“匪性、人性、侠性在欲望中的嬗变”轨迹。②但这些成果大都着眼于文本分析和形象解读，而对小说文本深层由侠性和匪性构成的巨大张力结构所凸显的复杂人性以及作者踟蹰于批判反省和理想期待之间的矛盾心态却关注不多。本文试图在乌托邦视域下对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中进行再解读，以期对侠匪形象和作者的文化心态获得新的认知。
一 、乌托邦视域下的匪与侠
乌托邦(utopia)是一个外来词，最早出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的名著《乌托邦》，意谓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虚构之所、乌有之乡。作为一个空间化的概念，无论是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还是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里，乌托邦都是指从空间意义上建构的理想国家形态。在西方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中，从《圣经》中的伊乐园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再到一系列文学形式的乌托邦，一直存在着一个构想最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同样在东方的中国，从儒家拟想的大同社会及其文学经典《诗经•魏风•硕鼠》中的“乐土”到庄子《逍遥游》中的“无何有之乡”，从陶渊明有意识建构的“桃花源”到刘鹗《老残游记》中的“桃花山”，也始终不乏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文学叙述、政治探讨和哲学阐发。在理想社会的探寻和构想方面，中国和西方这两种异质文化存在一种价值同构特性，只不过西方叫“乌托邦”，中国称“桃花源”。这种理想的社会和乐土超越于世界和历史（时间）之外，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化空间存在于人们的激情想象和热烈憧憬之中，从而定格为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和理想之境。因此，从表层意义上讲，乌托邦是指人们执著追求和渴望得到的一种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社会制度和未来社会美好的生存图景。当然，这种完美的理想社会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和乌有之乡的理想国度。从深层意义上说，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的象征，现实中的人们通过充满激情的想象，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一个虚拟的对象物之中，这个并不在场的对象物以巨大的精神魅惑形成强烈的价值召唤，使人们始终在浪漫的构想中保持一种理想亟待实现的希冀和意愿。可以说，乌托邦就是存在于人们意愿中的尚待实现的可能性理想。这种理想观念意味着对现实社会及其生存状况的不满与批判，对乌托邦的想象和憧憬寄寓着对理想社会的探讨与追求，表达了社会变革的愿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乌托邦的话语与历史实践构成了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乌托邦’也由此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国作家也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各样或隐或显的方式对这个话题予以言说”③。这种乌托邦的想象及其话语实践具体到中国文学，往往表现为乡村社会理想化的生存图景，这与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制约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诗经•魏风•硕鼠》中的“乐土”是基于对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强烈不满而虚构的一个迥异于当时社会现实境况的理想家园。东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以一种自觉的乌托邦意义上的文学建构，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经典原型意象——“桃花源”和永恒的“世外桃源”情结。从此，“桃花源”或“世外桃源”作为一种自由、快乐、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的象征和价值理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晚清刘鹗在他的小说《老残游记》中精心营构出一个独特的理想之境——“桃花山”。小说中的老残既是行走江湖的郎中，又是不带刀剑的见义勇为、急人之难的侠士，这个“逸出老残视角的极其和谐的桃花山世界，实际上是作者放弃叙述视角的一致性而刻意经营的结果”④。老残本身仗义行侠的壮举及其视线之外桃花山上发生的故事在文本中相得益彰，通过对行走江湖的侠医的乌托邦想象和对“桃花山”的描摹，体现了作者自由和谐的社会理想和拯世济民的侠义情怀。
作为理想化的空间性存在，“乐土”“无何有之乡”“桃花源”和“桃花山”都是作家们基于对当时社会强烈不满和重构的意愿而想象创造的产物。这种乌托邦的想象和创构“除了带来逃避和虚假的满足以外，也包含着对当下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因素”⑤。因此，从积极意义上讲，乌托邦的想象和建构“对现存社会的缺陷和不公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与‘讽刺’。它通过打开可能性的领域，曲笔书写了作者、读者内心深处的怀疑和叛逆，从而为现存的模式和体制提供了‘对抗性’或‘替代性’的维度”⑥。在德国哲学家保罗•蒂里希看来，乌托邦存在向前看和向后看两种模式，作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意愿和期许，“乐土”“无何有之乡”和“桃花山”属于“向前看”的乌托邦，其意义在于“如果没有预示未来的乌托邦展现的可能性，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颓废的现在，就会发现不仅在个人那里而且在整个文化中，人类可能性的自我实现都受到了窒息”⑦。正是在“颓废的现在”同想象中的“乐土”“无何有之乡”和“桃花山”的鲜明对比中，不仅可使人们长期郁积的悲愤情绪和深沉的现实忧思得以宣泄、纾解，更能使现实中被压抑的人们增强自我实现的信心、动力和希望。当我们审视和细读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关于侠匪的文学想象在乌托邦的另一个维度上呈现和敞开。这就跟《桃花源记》一样，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向后看”的乌托邦。在这个再造侠匪世界的文学建构中，“被想象为未来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⑧。正是在这种“向后看”的乌托邦视域下，贾平凹将故事时间推向过去的年代，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他的家乡陕南山地，立足于民间文化的价值立场，以反思历史文化、省察社会现实和探寻人性道德的人文情怀，书写着他理想中的侠匪，讲述着他们的绿林匪事和侠义行为，寄寓着自己的人格追求和社会理想。
贾平凹“土匪”系列小说中的匪和侠都不是孤立的抽象物，离开哪一方都不成其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无论是《烟》中的新大王、《白朗》中的白朗，还是《五魁》中唐景和五魁、《晚雨》中的天鉴，如果单纯以匪或侠来为他们定格，似乎都不得要领，更不符合作者的理想人格期盼。在人们的世俗正统观念里，土匪是杀人放火、祸国殃民的社会恶棍和奸邪之徒。但在贾平凹的笔下，这些土匪却心存良善、重情重义、英武强悍、仗义勇为，都是豪气干云的侠匪。作者把他们写得很有人情味和正义感，充满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有限度的赞美。匪和侠都是封闭的农业社会的历史产物，一般来讲，匪大多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侠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离轨者，他们都游离于正统社会秩序和传统儒家文化之外，历来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所不容甚至镇压剿灭、口诛笔伐。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民间力量，匪和侠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更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文化现象，以匪和匪文化、侠和侠文化以及二者合璧的侠匪和侠匪文化等各种样态伴随着中国历史与主流文化同时存在并左右着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管是匪，还是侠，抑或侠匪，都只不过是乱世时代农民的另一种身份和别名，要么是陷入绝望铤而走险的农民躲进山林草莽延续生存和寻求自救的一种策略与手段，要么是不堪忍受欺压奋起反抗的平民百姓出没于市井民间寻求正义、自主命运的斗争方式和生存形态。贾平凹笔下的土匪大都为仗义行侠、扶危济困的侠匪，充满了三秦大地侠义硬汉的血性正义、阳刚勇武和人格魅力。关于侠匪，绝不是贾平凹的独创。盗亦有道的柳下跖，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清末民初纵横华北的白朗、义和团，制造民国大劫案的孙美瑶，《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王强、鲁汉、林忠、彭亮、小坡，《桥隆飙》中的桥隆飙，《苦菜花》中柳八爷，《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作为文学形象，他们的最初身份就是土匪，但最终都变得侠气十足、大义凛然，甚至有的在特定时代情境下走向革命之路。原因在于侠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侠义精神融进了土匪的价值体系和土匪文学的话语系统，从而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和价值的提升。贾平凹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承传和现实的反思中接续了土匪题材的侠义传统，熔铸成为一种侠匪精神。可以说，匪和侠存在着基本的共性，都属于民间话语系统，都具有民间思维特征，都有着各自独立却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都体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寄寓着作者和作品人物的理想主义倾向。相对而言，侠代表着进步、正义、美好意愿和社会理想，是对社会正义、公道和美好人性的激情而正面的表达，是现实中的人们渴望拥有却又无法实现的生命样态和精神风度；而匪则意味着掠夺、暴虐、反叛和血腥，甚至丑陋、罪恶，但匪也有诚信守诺、仗义勇为的一面和公道之心，只不过匪是对现实的一种间接反抗，是逃避社会的一种自救方式，是对社会理想的一种曲折隐晦的表达。匪和侠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相互转化的可能，关键环节在于是否坚持侠义道。贾平凹赋予他笔下的土匪更多的侠性，通过写匪来表达对于生命、人性、历史、文化、生存和未来社会的思考与探寻，力图将传统的土匪题材写出哲理意味和现代精神。匪和侠的生存方式都具有原始质朴的粗犷色彩，他们的价值理念都包含着原始正义感和强悍血性，他们的人性深处都有良善、义勇的积极因子。正因此，土匪题材的文学和侠文化拥有了相通的渠道和耦合的特质。尽管贾平凹写匪人匪事，尽管他的笔下也有《美穴地》中的苟百都和《白朗》中的黑老七等恶匪形象，但他心仪并倾注心血的土匪都是侠肝义胆之士。新大王、白朗、唐景、天鉴均风度翩翩，知书识礼，劫富济贫，义勇双全。新大王有勇有谋，造福一方山民；白朗与结拜兄弟肝胆相照，对普通百姓恩惠有加；唐景言行一致，义释柳家新娘，让驮夫五魁深受感动，并心悦诚服，摒弃了对土匪的偏见；天鉴进入官场更是谨小慎微，不断学习，勤政为民，政绩卓著，尤其是对王娘的一片痴情，使人惊羡。即使后来做了匪首的五魁，之前也是侠肝义胆，急人之难。在贾平凹的理想化叙事中，土匪的侠义精神得到有力的张扬和放大，同时他们作为正常人的人性和人情也被写得感人至深。在这些土匪身上，折射出作者乌托邦想象中侠匪人格和侠匪精神的力量光芒。这得益于贾平凹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人性观念，他在对土匪历史改写和对侠匪再造想象的心灵之旅中，获得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欲望和意愿的满足。
可以说，贾平凹写土匪，是他直面现实的一种策略选择。富有象征意味的土匪及其栖身的民间江湖是作家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体系进行精神探险和人性探寻的客观对应物，匪人匪行和既定社会行为规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空间，在这个张力空间中，既可以深入勘探遭受压抑的自然人性，也能够找到激活人性的积极因子，使被压抑的人性得以释放。这意味着书写历史上存在过的土匪，并施以艺术的再造想象，建构一个侠匪乌托邦世界。在这种乌托邦的再造性建构中，可以对土匪进行改写和深度的虚构。辩证地看，“从绿林剪径到占山为王，啸聚成群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或登诸史书，或写进说部，众口一词誉为英雄好汉。迟至民国年间津浦路劫车的孙美瑶，在今人笔底也还网开一面”⑨。这充分说明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社会，土匪都有可供正名的可能性和被改写的空间。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文学创作方面来看，“中国也许不能说有一个丰富的乌托邦文学传统，然而如果乌托邦的要义并不在文学的想象，而在理想社会的观念，其核心并不是个人理想的追求，而是整个社会的幸福，是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那么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有许多因素毫无疑问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⑩。从贾平凹的土匪题材小说创作来看，他以反思历史的精神和直面现实的勇气，通过对土匪的理想化塑造和对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构建了一个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民间话语秩序，营造了一个迥异于主流社会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民间江湖世界，匪和匪文化、侠和侠文化在这里融会相通，实现了两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呈现于文本中的侠匪文化和侠匪精神，通过侠匪形象言说着中国人的心理诉求和正义渴盼，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认知、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这对于现世焦虑、正义缺失和精神沉沦的转型期社会而言，不啻为救世的良方。
二、民间江湖的侠匪想象
贾平凹来自三秦大地，他的故乡商洛就位于陕南山地的腹地。传统意义上的三秦大地包括陕南山地、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这些区域“尚农耕，有先王遗风；尚气力，有射猎之勇；尚纯朴，有忠厚之德”11。可以说，几千年来秦地民风剽悍，尚力使气，强毅果敢，重义轻死；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秦地人“既有东夷族的粗犷、豁达，戎、狄族的彪悍、英勇，又具有华夏族的勤劳、顽强品质”12，形成了粗犷豪放、质朴刚直的性情和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铸就了侠骨铮铮的先秦雄风和汉唐气魄。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一样，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地标，更是他们各自生命的起点和灵魂的栖居地。贾平凹作品中的商州泛指商洛地域，属于陕南山地，位于秦岭东段南麓，东南鄂乡大地，西北关中平原，地跨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境内群山起伏，山林密布，沟壑纵横，草莽丛生，历史上明末李自成在此地屯兵养马，解放前红军来此养精蓄锐。这里民风剽悍，勇武任侠，由于山高皇帝远，曾经土匪横行。作为陕西作家，贾平凹深受秦地这种深厚的阳刚任侠文化传统精神的濡染和浸润，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处不可避免地积淀着侠文化的积极因子，这对他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环境设置和主题提炼具有重要的影响。贾平凹偏爱土匪题材，关注和认同边缘的民间匪文化与侠文化。他的“土匪”系列小说不刻意去写匪性的狡诈凶残和好勇斗狠，而是在匪性中融入扶危济困、仗义勇为和舍己助人的侠性质素，着重描写土匪的情感世界和侠义精神以及他们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体现出对正统观念的反叛和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质疑与反思。而这些效果的获得，与贾平凹独特的环境设置分不开，他笔下土匪的活动环境就是以他的家乡陕南山地为地域背景的。这些土匪活跃在草莽丛生、山林密布的山区，具体而言，在《烟》中有赛鹤岭、五凤峰；在《美穴地》中是北山白石寨；在《白朗》中有赛虎岭、狼牙山寨、地坑堡；在《五魁》中有白风寨、山神庙；在《晚雨》中是西流河畔的山林。这种假定性的虚拟环境呈现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就是民间江湖，他在这个远离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话语体系的自由空间，将故事时间推到过去的年代，尽情地发挥侠匪想象，把这些土匪塑造成行侠仗义的侠义之士，揭示他们为匪的社会合理性，描写他们的反抗、复仇、愤怒和无奈，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悲剧结局，以此表达自己的历史文化思考和人性道德认知以及社会理想。
闻一多曾引用英国人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根据闻一多的理解和阐释，可以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他认为所谓游侠就是堕落了的墨家，“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体了”。在他看来，“墨家本意是要实现一个以平均为原则的秩序，结果走向自由行动的路，是破坏秩序。只看见破坏旧秩序，而没有看见建设新秩序的具体办法，这是人们所痛恶的”。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变为游侠，再变为土匪，愈沉愈下了”13。统观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他真正眷恋和心仪的土匪跟闻一多价值视域中的土匪一样，在特定情境下是一种具有侠义精神的侠匪。也就是说，贾平凹笔下的理想化土匪绝不是简单的杀人越货、为非作歹的悍匪、恶匪，而是侠匪或义匪。他注重描写土匪的侠肝义胆、多情重义，意在重振、肯定和张扬积淀于三秦人灵魂深处的原始强悍的生命意识和抗争精神，这是一种地道的侠匪精神，即侠文化精神在特殊地域的地方变体。这种侠匪精神非一般的官逼民反或杀人越货所能涵括，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与精神渗透力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精神症候，其本质是一种不畏强暴，勇于反抗一切压迫，力求自主命运、自掌正义，捍卫生命尊严，维护生存权利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也使以贾平凹作品为代表的三秦文学呈现出博大雄浑、刚健峭拔的美学特征。
千百年来，游侠或武侠的故事传说早已在大地民间普通百姓之中广为流传。游侠是一些英武勇敢的人，他们闯荡江湖，锄强扶弱，仗义行侠，劫富济贫，“他们以为正义和个人自由献身、以无私无畏和蔑视金钱而名扬四海”14。《水浒传》就继承了这种游侠精神，以艺术的方式赋予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那些为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话语体系所不容的土匪流寇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游侠精神，并注入血性地道的强悍匪性，形成了特立独行的侠匪精神，使这些水浒英雄的理想化行为充满了浪漫的乌托邦色彩。在贾平凹创作的《烟》《美穴地》《白朗》《五魁》和《晚雨》等有关匪人匪事的小说，塑造了一批活跃在陕南山地上的侠义土匪。贾平凹颠覆了正统观念中粗犷野蛮、满脸横肉、杀人越货的无赖般土匪形象，他笔下的土匪既不同于水浒英雄粗犷豪放、不近女色的形象，更不同于《林海雪原》中悍匪、顽匪的面容，也不同于莫言笔下杀人越货而又精忠报国的余占鳌们，而是以土匪雅化的标准把他们塑造成为有人性、有血性、重情重义的形象。这些侠匪虽然混迹草莽，但却有着梁山好汉、绿林英雄一样的善良与仗义；虽有匪性，但却侠性十足；社会夹缝中求生的欲望也使得他们有着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做人立世原则。可以说，这是贾平凹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独特贡献。
在贾平凹塑造的众多土匪形象中，小说《白朗》的主人公白朗是侠义精神最完美的体现者。作为狼牙山寨的寨主，他带领弟兄们第一个在赛虎岭树起王旗，被拥戴为王中之王。赛虎岭的各个山头以狼牙山寨为旗帜，白朗领袖群伦，各个山寨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经营各自营生，方圆数百里地犹如一个独立王国。他不畏强权，敢于反抗，专门与官府和财东对抗，而对百姓却秋毫无犯。他杀富济贫，行侠仗义，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他有着一身超群的武功和一副绝伦的容貌，风流倜傥，气宇轩昂，纵使身陷囹圄，也仍然高傲不逊，豪气十足，一派大英雄、人之杰的风范，堪称匪中之儒侠。在他身上，融合了侠义英雄和儒雅文士的一切优点，魅力四射，为众所敬仰，以致于结义兄弟甚至受惠百姓为之慷慨赴死，对手的压寨夫人和丫鬟也甘愿为之香消玉殒。作为一代巨匪枭雄的白朗原本不是土匪，他出身和尚。这个七岁的孤儿寄身于安福寺，经历了十年青灯黄卷的寂静，一心想修成正果，但住持行淫年轻女子的丑恶行径以及自己险遭其猥亵的可怕现实，使少年白朗陷入绝望和愤懑。他勇敢地跑出寺院告发了住持的罪恶，在怒不可遏的村民捣毁寺院之时，他扼死了那些已不能露面的女子，耙碎了那个淫荡住持的脑袋。当地知县与主持有私交，为了给主持报仇，便以不能扼死那些无辜女子为罪名，捕杀白朗。他看透了世道的把戏和人心的险恶，一气之下上山落草当了土匪。白朗虽然做了土匪，却处处为百姓着想。为了把官兵更远地赶出赛虎岭，为了打破盐监官对盐池的垄断统治而让所有的贫民都能吃上盐并做盐的生意，他独自一家攻克了官府管辖的盐池，普通平民百姓受到了惠泽。白朗被他们奉为菩萨大王。魏家坪的姚大掌柜腰缠万贯却为富不仁，枯老丑陋却纳娇艳少女为妾。白朗带领人马踏进姚家大院，保护少女，绝不容许自己的弟兄占有或杀害她。面对结义兄弟的不解和不满，他义正词严道：“咱虽是土匪，杀人也不能乱杀，她是姚家抢来的妾，可现在还不算姚家的人！”15可谓有情有义。但争胜好强的白朗也因直爽耿介、意气用事的性格，而险遭不测。攻克盐池后，他邀集群雄在狼牙山寨大摆庆功宴，却偏要在酒宴上戏弄最为他瞧不起的地坑堡寨主黑老七。黑老七身受其辱，记恨在心，白朗最终遭到黑老七的偷袭，折戟沉沙，成为地坑堡的阶下囚。但可贵的是，在被黑老七囚禁的日子里，白朗仍然保持着文人式高傲的心性和一代侠义英雄的气概，这种积极入世的豁达心态和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精神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他被救出重返狼牙山寨，恢复了赛虎岭王中之王的至尊地位，最后，弃绝了冒险的嗜血生活，而归隐山林，潜心修道。可以说，在白朗身上寄托了贾平凹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想，张扬了一种自由无拘的美学精神。在贾平凹的土匪雅化的艺术建构中，还有《五魁》中唐景、《烟》里的新大王和《晚雨》中的天鉴。在对他们的侠义传奇故事的浪漫想象中，进一步勘探土匪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表达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历史反思和人文情怀。
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中的侠匪形象经过艺术的加工处理和浪漫的理想化建构，被赋予了人文底蕴，摆脱了土匪凶残暴力的匪性，成为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侠义英雄。而侠匪形象的塑造及其侠义故事的叙述与作家的想象和社会理想有关。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1990年代，在文化寻根热潮中，以莫言和贾平凹为代表的新时期作家借助土匪这个文化载体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侠义的维度发掘和张扬到极致，随后呼啸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使得现实中生存的作家获得了一种清醒的理性与警觉，他们的这种英雄主义精神逐渐式微，但又不甘于现实的妥协，反而积极致力于社会理想和人性本质的探寻。对于贾平凹而言，那个以陕南山地为活动背景的侠匪乌托邦世界是他丰富想象力的再造产物，承载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侠义情怀，跃动着一个良知作家的救世冲动和直面现实而又无奈的悲壮。
三、匪性与侠性：善恶两极中的人性探寻
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念指导和规训下，“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一批革命历史小说。这些小说在土匪形象的想象和塑造方面，要么是丑化、剿灭，如《林海雪原》中对于座山雕、许大马棒和蝴蝶迷等的刻画及其结局处理；要么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经过艰难的思想蜕变，最终走上革命抗战一途，如《桥隆飙》中的桥隆飙和《苦菜花》中的柳八爷接受革命的“招安”。文学作品中土匪的出路，除此之外，似乎别无选择。在阶级斗争语境下，这些红色经典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思想突围与价值选择。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为作家提供了思想突围和精神超越的契机。新时期作家开始渴望急切地摆脱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与束缚，他们立足于民间文化的价值立场，对于过去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红色经典及其历史叙事表现出鲜明的质疑精神和强烈的反思意识。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横空出世和贾平凹“土匪”系列小说的的异军突起，先后打破了革命历史小说中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斗争观念需要而人为设置的敌我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把不为主流话语所接纳的土匪形象或匪性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个性化的民间叙述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质疑与反思。他们以民间视野审视和观照边缘人物与边缘文化的存在，企图在生长和弥漫于民间江湖的侠匪文化中发掘表现价值理想的精神资源，以寻找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和人性优化的内在力量。
这种价值取向恰恰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寻根热和寻根文学思潮存在精神的耦合。“寻根文学将目光集中到远古蛮荒的时代和乡村野地之中，寻找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寻找中华民族文化再生的力量。这种对于边缘文化的探索发掘，自然会找到最具有边缘特点的匪文化。”16匪文化具有原始强悍的野性，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反抗意志和宁折不弯的侠义品质都与文化寻根热潮中所要探寻的民族文化之根具有相通相合之处。以莫言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瞩目于土匪题材的新时期作家，大都来自于乡村，特别是贾平凹来自多匪的陕南山区。他们对于土匪或匪性人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择取土匪身上与世俗道德伦理相对立的生存状态、行为准则和人格心理以及率性而为、自由不羁的精神，来对抗压抑个体生命和自由意志的奴性，唤醒人们的质疑意识和反叛精神，激活民族发展和人性优化的内在生命潜力与精神活力，谨防种族的退化，实现人性的回归和健康发展。
一直以来，居于边缘地位的民间侠匪文化难以登上民族文化体系的大雅之堂，但它和主流文化互补共生、互动共存的格局与发展态势，却是文化史上不容否决的事实。这种格局和发展态势的客观存在，注定了侠匪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增长点。如果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匪的规训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意志的话，那么1980年代同文化寻根运动相伴而生的土匪文学中对于侠匪的再造想象则彰显了边缘文化的民间立场。由于“‘寻根’运动对边缘性文化的关注，使得‘江湖’在这种审美的观照中再度复活。生命意志、个性自由与解放这类现代价值观念在那‘绿林好汉’粗狂奔放敢爱敢恨豪侠不羁的生命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美学载体；而‘精忠报国’则使此一个体化的价值观念相应获得了道德伦理的支持。传统与现代在此融汇贯通，共同对‘土匪’进行了美学‘修订’”17。正是这种对于土匪的美学修订，改写了过去文学作品中的土匪形象，还原了土匪的本真面目和人性本质，在人学的意义上认可与肯定了土匪的侠性品质，针砭和批判了匪性中的罪恶与不义。因此，新时期作家选择土匪或匪性人物为创作对象，不仅基于质疑和反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客观需要，更是以此表达对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生存境遇、伦理道德和人性发展多重思考的主体诉求，从而带来土匪文学蓬勃发展的势头。
新时期以来土匪文学的发展及其对于土匪的想象，离不开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土匪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原生态的土匪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了。但具有侠义特质的匪性却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持久而永恒地积淀于人们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中。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有意忽略对于土匪生活场景和活动过程的现实描摹，也不再关注其杀人放火、绑票抢劫等细节，土匪本身并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对象本体和终极目标，而是用来审视和观照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的一种客观媒介和文化符号，借助土匪这种虚拟的文学客体来折射纷纭变幻的时代思潮和复杂的社会心态，为揭示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嬗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维度。作为活动于民间社会的个人或群体，土匪早已成为历史的产物，但通过对侠匪的再造想象特别是对其匪性的深入发掘可以考察当下的世态人情和社会心理，以匪性和侠性为价值基点来探寻民族文化心理与人格结构的内在渊源，剖析匪性的内在构成因素对于当下社会心态和人性发展的制约与影响，寻找可供当前人格建构和文化建设借鉴的积极侠性因子。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就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和目的，在匪性和侠性构筑的善恶两极的张力结构中对社会现实与人性精神进行考察和探秘的。从人格类型学的意义上讲，匪性和侠性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无论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还是一个脱离了正统社会秩序的土匪，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匪性或侠性。判定一个人究竟属于匪性人格还是侠性人格，关键在于他的自然人性中是否具有侠义特质，也就是说，他的做人处世能否坚持侠义道。侠性人格之大者，胸怀大义，为国为民；匪性人格之大者，杀人越货，祸国殃民。正常的自然人性总是在这大善和大恶两个极点所构成的巨大张力结构中生成与发展。当然，匪性和侠性也存在互相沟通的价值平台与互相转化的可能性。作为土匪，如果坚持侠义道，具有侠义精神，那他就能成为侠匪或匪侠；作为侠客，如果不能坚持侠义道，丧失了侠义精神，那他就有可能堕落为恶匪甚至流氓。这并不意味着匪性和侠性孰是孰非，而是表明侠义道是衡估匪与侠的基本判断标准。匪中有匪性英雄，侠中有侠义英雄，之所以存在这种辩证关系，是因为匪性人格和侠性人格之间存在可以沟通与交融的价值平台。这个价值平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人格内涵：传统的侠义精神；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生存意志；无拘无碍、自由不羁的个性；英勇无畏、坚持正义的血性气质；复仇杀戮、嗜血残忍的暴力倾向。可以说，匪性气质和侠性气质并没有因为土匪与侠客的销声匿迹而消失。对于一个英雄来讲，他的身上同样存在着匪性人格和侠性人格，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在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中，他紧紧抓住人性中善恶两极的对立与转化，在匪性和侠性的对立统一中揭示人性的复杂性。
贾平凹笔下的土匪，有好的侠匪，也有坏的恶匪。他极力发掘和赞美侠匪人性的良善和侠义精神，以此讴歌和张扬我们民族文化中勇武刚毅、血性正义的优秀品质；无情地揭示和鞭挞恶匪人性的丑陋和行为的罪恶，借此批判民族文化中沉积的血腥暴力、野蛮冷酷和互相残杀的劣根性。作者把他们置放于虚拟的特定历史时空中，深入地探讨了灵与肉、人性与兽性、善与恶、匪与侠等相互对立且互为依存的复杂纠葛关系及其嬗变轨迹，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民间文化鱼龙混杂的斑驳面影。
《白朗》中的白朗、《五魁》中的五魁、《晚雨》中的天鉴，他们都是好的侠匪，都有过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侠义作为，但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发生着嬗变，他们的人性在欲望之海中不断沉浮、蜕变。有的在权力角逐的互相残杀中放弃了侠匪的争霸欲望，走向了生命的觉醒而退隐山林；有的在极端的爱欲中失去了生命本色，丢掉了侠义和血性，沦落为匪；有的在侠性、匪性与权力场的较量中人性发生异化惨遭扼杀。《白朗》描写了赛虎岭的土匪之王为争夺最高权力做“王中之王”而展开的互相残杀，经过血腥杀戮和残酷争斗而重新坐上“王中之王”宝座的侠义巨匪白朗走向了生命的顿悟和觉醒，获得了人性的复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成功是以牺牲无数兄弟和无辜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的时候，感到残杀的无意义和荣辱胜败的虚幻，不禁发出了天问般的自我质疑：“我胜利了吗？我是王中之王的英雄吗？”18小说结尾女人们无法遏制内心的愤怒，向石洞中静修的白朗扔土块，并且“不准”的细节，与鲁迅笔下暴君的臣民担心黑色人、眉间尺和楚王一同享受祭礼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对权威盲目顺从的劣根性。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愚民对于权威的顶礼膜拜和坚执不变的迷信，才会导致无休止的血腥暴力争斗，造成人类的悲剧不断产生。可以说，小说的结尾处理是非常有意味的。
如果说白朗的生命轨迹体现了一个人从侠匪到隐士的转变，那么五魁的人生嬗变则反映了一个人由农民到土匪的发展历程。小说《五魁》描写了爱欲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五魁深爱着驮背的新娘，为了拯救所爱的女人，他敢于独闯匪巢白风寨，同匪首斗智斗勇。不料，女人获救后又深陷被柳家虐待的另一个牢笼，五魁为女人的再次受苦而懊悔。他后悔不带着少奶奶远走高飞，为了拯救苦命的女人，五魁放火烧了柳家的三座高大饲料谷草堆，趁机溜进柳家大院，背起女人逃到山林，把一座破败的山神庙改造成草房，过起了隐居生活。可以说，在爱欲的驱力下，五魁甘愿为女人赴汤蹈火，慷慨就死，颇有侠客风范。在具体的生活中，他考虑到出身贫贱、自身条件、女人的少奶奶身份等诸多因素，始终与女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他想和女人好，甚至想强迫女人如愿以偿，但在他的道德观念中，这是“打着救人家的名分，做乘人危难的流氓无赖”19的行为。在爱欲与道德的冲突中，他过分地强调了道德自律，而忽略了同样深爱着自己的女人的本能欲望。当他发现女人与狗交媾时，他的爱、美、善的精神之塔轰然崩溃，在痛苦和悲愤中彻底告别了原来的道德理想，否定了过去的价值观念。在这种极端事件的刺激下，五魁丧失了侠义本色，由善走向了恶。
与白朗和五魁在极端事件刺激下发生人性嬗变不同，天鉴的人性之变是在作为土匪的他弃邪归正成为官场县令的身份置换过程中完成的。从为匪为盗的快活活法到做官为宦的秩序化生存，不仅仅表明天鉴由匪到官的生存空间位移和身份转变，更意味着他要在由匪性、侠性和权力欲望所构筑的现实的角逐场中接受人性的洗礼。他的变不仅体现了匪性和侠性在角逐过程中的挣扎与蜕变，更揭示了人性在世俗权力欲望中被异化甚至惨遭扼杀的本相。虽为冒名知县，但天鉴还是想有所作为，做一个爱民如子、政绩显赫的好官，然而，初涉官场的天鉴上任后方知做官不如在逛山上当土匪来得快活自在，逐渐晓得官场潜规则，他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匪性十足的他留恋和向往吃粮逛山、笑傲江湖的自在快意；胸怀侠义的他渴望通过世俗权力做出一番事业，活出人的尊严；然而，身处官场漩涡的他，面对现实往往无能为力，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中，天鉴陷入了灵魂分裂和精神危机的深渊。为了摆脱痛苦和危机，天鉴的挥刀自宫，不仅斩断了他的尘世姻缘和狂野匪性，也断裂了他的侠性于现实中伸张正义的通道，更象征着人性在权力欲望的倾轧下发生异化惨遭阉割的悲剧结局。最后，天鉴在等候升官的消息期间，不幸因下体旧伤复发而身亡。天鉴的悲剧在于，他想以官的身份凭借世俗权力来实现侠匪的社会正义理想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之间的激烈冲突。他的生命飞扬的匪性、豪气干云的侠性和正常的人性，都在巨大的官场压力下泯灭。可贵的是，小说中的小匪、严疙瘩和王娘这几个小人物却成全了天鉴的行侠执念。小匪为了兄弟之义，劝慰天鉴顶替被杀的竺阳县令，弃邪归正走马上任，去过光明正大的人的生活。渠督严疙瘩修渠成功反遭姚巡检陷害，他为了成全天鉴的一世英名，更为了报答天鉴的知遇之恩，自杀身亡，舍生取义。为了情人的事业，王娘举荐了严疙瘩担当修渠大任，面对外界的谣言和风言风语，王娘自动割舍了天鉴娶她的奢望，独自承受精神的痛苦，以香消玉殒的结局成全了情人的名声。他们的行为真正体现了舍己助人的侠义品质，作品的侠义内涵也由此而凸显。
贾平凹的笔下不仅有好的侠匪形象，而且也有坏的恶匪形象，《美穴地》中的苟百都和《白朗》中的黑老七就是典型代表。作为北宽坪姚家的跑腿下人，苟百都粗俗丑恶，卑鄙下流，垂涎姚掌柜四姨太的美色，是一个人性卑劣之人。出于嫉妒和不满，他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变态。他不愿再给姚家做奴，于是破坏了姚家的吉穴风水后，投奔了北山白石寨大土匪唐井，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从此后，生意兴隆的姚家开始衰败，“先是东乡的染坊被土匪抢劫，再是西沟挂面店的账房被绑票，接着洛河上的商船竟停泊在回水湾不明不白起了火，一船的丝帛、大麻、土漆焚为灰烬”20。当然，这些都与土匪苟百都有关。为了满足虚荣心和物欲，他破坏了姚家的风水，逛山做土匪抢劫姚家的财富。为了满足性欲，他凭借土匪的身份和手中的枪，抢了姚掌柜的四姨太，并在马背上强暴了这个无辜的女人。为了满足权力欲望，他背叛了曾经收留过他的匪首唐井，逃离了白石寨，拉起了杆子自立为土匪司令。为了独占先机，他将罪恶的子弹射向为他踏出吉穴的柳子言。为了尽快占据那块美穴地，他竟然将自己的亲娘掀进沟里跌死，对外却说是失了足。这种种丧尽天良的行为，足以证明苟百都这个土匪阴险狡诈、巧取豪夺和人性泯灭的罪恶本质。最终，作恶多端的苟百都落得个被龙抓雷劈而死的可耻下场。黑老七心狠手辣，品行不端，盘踞着地坑堡，是赛虎岭十二个山大王之一，但却为白朗所轻贱。他为了报木墩纸烟之仇，不顾情义，偷袭了在盐池三神殿醉酒的白朗及其弟兄，表现出极端的暴虐残忍，他竟然当着白朗的面，把狼牙山寨的一个小兄弟开膛破肚。他最终在失道寡助和众叛亲离的尴尬境遇中落得个寨毁人亡的无耻结局。苟百都和黑老七都是作者所极力否定与无情批判的人物，他们自然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在贾平凹的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和土匪形象的塑造中，总有一个侠性和匪性鲜明对照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特别是他笔下的白朗，集侠义绿林好汉的豪放旷达和儒雅世间名士的风流倜傥于一体，从他的浪漫传奇的冒险经历和超凡脱俗的民间美德中书写与铸就了文人雅士的一种价值理想和人文情怀。可以说，贾平凹对于侠匪的想象、塑造和人性探寻，寄托了深沉的哲理思考和现实隐喻。他每写一个侠匪，每虚构一个侠匪故事，都不啻为一次精神的历险和自我心路历程的检视。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既是他的主体精神和现实反思的折射，更是他的价值理想与主体人格的映现。
结 语
我们知道，当历史的车轮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期，商业性和市场交换原则使人性变得更加复杂叵测，人性之恶急剧膨胀，各种世俗欲望的泛滥不断冲击和考验着人性的底线。知识分子在政治信仰崩溃后又受到消费文化的压抑，其精英意识和英雄主义救世情怀在政治权力话语与消费意识形态的合谋挤压下，遭受无情的解构，开始陷入精神危机、道德惶惑和价值失范的尴尬处境。于是，对于日趋市场化的语境中的人性与生存、道德之间关系的探讨逐渐提上日程。
贾平凹创作于1990年代初的“土匪”系列小说，以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独特的民间话语言说，在转型期的时代社会树起了一面反叛时俗、重唤雄风的精神旗帜。“在一个英雄只能‘伤逝’的时代从事写作，中国当代小说家似乎只有返回过去的年代才能讲述他们的侠义故事。”21对于贾平凹而言，将故事时间推向过去的年代，讲述精心虚拟的侠义故事，借不为主流话语所认可的侠匪来建构理想的人格模式，从居于边缘地位的民间侠匪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精神资源，可以说是一种独辟蹊径的创新之举。从贾平凹的侠匪塑造和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世俗欲望泛滥的市场化语境下执著前行的人性探寻和精神坚守可谓用心良苦。他这种具有清醒的理性和充满理想化色彩的创作，也因此而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指涉意义和强烈的批判意识。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侠文化观及其价值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16M60217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兆红：《侠匪文化与当代陕西创作》，《唐都学刊》2004年第4期。
②石志敏：《20世纪80年代“匪性文学”与侠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③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④ ⑤叶君：《乡土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解读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江淮论坛》2007年第6期。
⑥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⑦ ⑧[德]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172页。
⑨邵燕祥：《书呆子见识》，《读书》1996年第3期。
⑩ 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11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6页。
12杨东晨、杨建国：《秦人秘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13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69、470、471、472、473页。
14[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修订版），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15 18贾平凹：《白朗》，《五魁》，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16罗维：《百年文学之“匪”色想象》，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蔡翔：《当代小说中土匪形象的修辞变化》，《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
19贾平凹：《五魁》，《五魁》，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
20贾平凹：《美穴地》，《五魁》，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
21[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