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评奖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在推动文学潮流、作品传播、作者凝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有益的尝试。作为文学期刊奖中开办时间较早、持续时间最久的《十月》文学奖，其评奖经验中具有很多同类期刊不具备的优势，同时也有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十月》文学奖可以看作是《十月》乃至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和风向标，同时，其评选模式和经验也为文学期刊奖的设立与良性发展提供宝贵的镜鉴。

关键词：文学期刊 文学评奖 《十月》 《十月》文学奖

《十月》文学奖是由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设立的奖项，自1981年始至今已举办17届。①40年来，《十月》文学奖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奖原则，持续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王蒙、贾平凹、刘心武、莫言、海子、梁晓声、冯骥才等众多作家和诗人，都获得过《十月》文学奖。作为一项由文学期刊设立的奖项，《十月》文学奖持续时间之长为业内少有，不仅成功打造了属于自身的期刊奖口碑和品牌，也见证了刊物自身与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互动与成长。

一、初创的辉煌

1981年第5期，《十月》首次发布了举办“《十月》文学奖评奖启事”，内容如下：

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本刊决定1981年举办《十月》文学奖评选活动，请广大读者对《十月》发表的作品进行评选。本刊对评选出的作品将予以奖励。

一、评选范围：1981年全年在本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剧本、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均可评选。

二、评选标准：从生活出发，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表现四化中的新人的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思想健康，给读者以美感的作品；以及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文学评论。

三、评选方法：由读者投票评选。评选结果，在《十月》上公布。

《十月》编辑部

从评奖启事可以看出，第一届《十月》文学奖对评奖从范围、标准、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了规定。从范围看，《十月》文学奖评选奖励的是在《十月》上刊发的作品，除长篇小说外其他文体皆有涉及（从第二届起增加长篇奖）；从标准看，《十月》文学奖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价值，尤其强调“从现实出发”“立足于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将现实主义作为评选的重要标准，与刊物的办刊立场相一致；从方法上看，重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和意见，由读者投票选出作品，这也是国内较早采用大众投票的方式进行的文学评奖活动。②

首届《十月》文学奖于1982年2月底评选出获奖作品，与评奖启事稍有出入的是，这次获得《十月》文学奖的作品是自1978年《十月》创刊以来的优秀作品共33篇。评选结束后，《十月》杂志社还举办了规格不低的发奖大会以增添声势，时任全国作协副主席的丁玲、常务书记孔罗荪、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定坤、陈模、北京市作协主席阮章竞、副主席萧军、张志民及首都文艺界人士、读者代表近三百人到会祝贺。丁玲的散文《“牛棚”小品》刊发在《十月》1979年第3期上，为四篇获奖散文中的其中一篇，这也是丁玲的作品第一次在国内获奖。

从首届《十月》文学奖评奖情况看，由于“伤痕”“反思”文学在新时期初期构成了文学的主要潮流，因此这一类作品在首届《十月》奖的评奖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体现了《十月》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对文学潮流的呼应及引领。同时，这些获奖作品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多元倾向，体现了《十月》文学奖在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又重视并强调一种兼容并包的大刊气度，对现实主义之外的诸多创作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与吸收。如获奖中篇小说刘绍棠《蒲柳人家》（1980.3）、王蒙《蝴蝶》（1980.4）、蒋子龙《开拓者》（1980.6）、朱春雨《沙滩上的绿茵》（1981.3），获奖短篇小说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1979.3）、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1981.2）等，这些作品从选材、手法、形式和风格都不尽相同，其中有很多开新时期风气之先，并因影响巨大获得了国家级文学奖项。③透过这些获奖作品我们不难看出首届《十月》文学奖的包容性与含金量。（参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首届《十月》文学奖尽管在评选门类和艺术取向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但受到种种因素限制，仍免不了有遗珠之憾，呈现出了期刊文学评奖的复杂面向。例如，获得首届全国中篇奖的《三生石》（宗璞）、获得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以及1980年代初期由《十月》原发并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飞天》（刘克）、《公开的情书》（靳凡）、《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如意》（刘心武）、《立体交叉桥》（刘心武）等作品便并没有出现在首届《十月》文学奖的榜单上。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作者已有一部作品上榜，为避免重复便不再发奖（《三生石》《罗浮山血泪祭》属于这种情况），而更重要的缘故，是一些作品本身携带的巨大争议性也注定了其与文学奖的失之交臂。如刘克短篇小说《飞天》，刊发伊始便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好景不长，《解放军文艺》《时代的报告》等刊物接连发文对《飞天》提出尖锐批评，《十月》亦组织力量进行反驳，由此引发了持续近两年的争论。尽管最终《十月》以实事求是与公正客观的态度为《飞天》进行了辩护，然而争议本身的巨大也注定了这部作品与文学奖无缘。再如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同样在当年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但由于题材内容相对敏感，导致该作品最终也没有进入首届《十月》文学奖的名单。实际上，《十月》自创刊初期便以巨大的勇气不断推出那些锋芒尖锐、直面现实又有争议性作品，这些作品使《十月》在饱受争议的同时客观上也迅速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十月》之所以能够获得“刀马旦”的美誉，除了刊发作品质量总体水平较高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这些争议之作在发挥作用，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在《十月》文学奖的名单中，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些争议之作的名字，受到评奖行为自带的导向性、意识形态属性的限制，致使很多在《十月》创刊之初有影响力的作品无法获奖，所以首届《十月》文学奖实际未能够完全反映出《十月》在创刊初期那种“横刀跃马”的血性和气质。当然，这并不能说是一种奖项的失误，而只能看作是评奖行为对作品思想倾向的谨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文学评奖主要为由中国作协、文联举办的各类“政府奖”，如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奖等即属此类，文学期刊自办、有影响力的期刊文学奖并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青春》杂志举办“青春文学奖”，1984年《花城》举办“花城文学奖”，都是评选几届后便告中断，后来影响较大的《人民文学》奖1986年才举办首届评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举办一次，频率较少，就影响力而言比不上同期的《十月》文学奖。在这种格局中，《十月》敢为人先，率先设立《十月》文学奖并一鸣惊人，其评奖无论在数量、质量、门类还是关注度和影响力上，都几乎不输于国内其他重大文学奖项，不仅为文学期刊奖的设置提供了范例和先导，也为这个奖项在未来几十年中持续推进、发扬光大做好了铺垫。

表1：首届《十月》文学奖获奖作品（1978—1981）

二、曲折中发展

在第一届评奖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后，第二届《十月》文学奖于1985年再次启动，基本延续了第一届评奖的方式原则，评选了从1982到1984年3年间《十月》刊发的优秀作品共34篇，数量上与第一届持平，质量上也保持了较高水准。比之第一届，第二届《十月》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在全部参选门类中凸显了中篇小说的分量，共16部入选，占了近一半。而张承志、贾平凹、孔捷生等作家不止一部中篇作品入选，也打破了一位作家只有一部作品上榜的惯例，呈现出刊物对中篇小说的高度重视与倡领意图。《十月》对中篇小说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十月》便邀请北京和外地二十多位作家以及《文艺报》、北京电视台等单位召开中篇小说座谈会，分析中篇小说崛起的多方面因素，对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呈现出对这一文体的巨大热情。而反映在稿件编发层面，则是这一阶段，《十月》以其前瞻的目光大力推出中篇小说，并通过评奖形式给予强调和确认，这些举措都体现出《十月》试图引领时代文体风尚，打造中篇小说前沿阵地的野心与抱负。需要强调的是，第二届《十月》文学奖获中篇小说奖的作者很多还是当时的文坛新人，他们大胆使用中篇形式进行小说创作，一举打出了文坛名气，也推动了中篇小说走向成熟。例如张承志的《黑骏马》（1982.6）、《北方的河》（1984.1），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1984.2）、《腊月正月》（1984.4）等多篇中篇在评奖当年刊发，《十月》杂志社为作者举行了规模不小的研讨会，并通过评奖的方式对作家作品进一步宣传造势，在成就作家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中篇小说的文体确认。事实上，正是由于《十月》文学奖的宣传助力，使中篇小说迅速成为《十月》的品牌栏目，并在接下来数十年中持续为刊物输出优秀作品与口碑，甚至可以说，《十月》在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刊物独特气质的呈现，很大程度即是得益于对这些优秀中篇小说的编发推出，引领并丰富了同时期的文学潮流和中篇创作潮流。同时，《十月》在这一时期借助评奖活动挖掘并推出了一大批能够驾驭中篇小说的作者如王蒙、从维熙、张一弓、宗璞、张承志、张贤亮、贾平凹、铁凝、李存葆等，不仅以其勤奋的创作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旗手，也借助《十月》的平台迅速成长为了支撑中国文学的标杆与骁将，这个过程中，《十月》文学奖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且不容忽视的。

1984年后，文学评奖不再被中国作协“垄断”，而是逐渐成为文学期刊的普遍行为，同时，随着这一时期“文学期刊自负盈亏”政策的出台，文学期刊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资金支持以维系刊物生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企业联合举办文学评奖便成为文学期刊筹谋资金、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评奖的倾向来看，《十月》文学奖在第四届之后因企业的参与，在评奖标准上市场化特征更加明显，一些轰动性的作品如《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商海言情系列小说》《来来往往》纷纷获奖，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这种倾向性的具体表现。同时，从1985年第三届到1998年第六届，《十月》文学奖对报告文学（包括纪实文学）的评奖比重大幅度提升，第三届报告文学获奖篇目由第二届的4部跃升为6部，第四届8部、第五届7部，这种突出的纪实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月》这一时段文学评奖的市场策略与浮躁心态，《十月》文学奖逐渐陷入了重量级作品稀缺、文学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的尴尬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评奖中并不突出的诸如诗歌、散文等门类，在这一时期反而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准，令人眼前一亮。获奖作品如海子《农耕之眼》（第三届）、西川《雨季》（第三届）、骆一禾《屋宇》（第四届）等诗歌；张承志《清洁的精神》（第五届）、周晓枫《它们》（第六届）、季羡林《听雨》（第六届）等散文，秉承纯粹的文学精神与艺术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十月》文学奖的偏失，为文学史留下了佳作，也为奖项本身增添了亮色。

在经历了大约10年的低谷之后，真正明显的起色，出现在第七届《十月》文学奖（1998—2000）的评奖活动中。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中国文学期刊发展遭遇了异常的艰难：通俗文学不断侵占纯文学的领地、文学期刊经营也大都陷入了窘境，在危局面前，如何生存、是坚守还是投降，成为了摆在文学期刊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十月》审时度势，对刊物定位和栏目设置上都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并利用评奖机制大力宣传，以文学质量换取市场效应，做出了新的尝试。不难发现，从第七届《十月》文学奖开始，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获奖比重开始大幅减少，小说类获奖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则持续走高。如铁凝《永远有多远》、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万方《空镜子》、池莉《生活秀》等获奖作品，在内容上不再如前几届般追求选题的重大以及与社会热点的贴近，普遍呈现出对个体生命及精神世界的观照尊重，全力表现个人心灵轨迹和人生体悟，渗透了历史的沧桑与真实生命体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第七届《十月》文学奖评奖不久，《永远有多远》《梦也何曾到谢桥》又同时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这是时隔多年后《十月》在全国文学大奖舞台上的重新亮相，也标志着《十月》文学奖经过调整，在选题偏好与审美风向上认准文学品性，不再对社会热点话题亦步亦趋，转为强调对历史现实的理性审视以及对人情人性的深刻洞察，偏重于纪实的评奖倾向在很大程度得到了改观与纠正。

新世纪之后，《十月》文学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开始进入了静水深流、蓄势待发的新阶段。第八届《十月》文学奖颁发了从2001年到2007年七年间的优秀作品，其评奖时间跨度为历届最长，但入选的作品并不多（只有21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十月》宁缺毋滥、用心打造期刊奖品牌的意图和决心。这一时段《十月》文学奖有三点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变更了主办方，前七届评奖活动都是由《十月》杂志社单独组织，参评作品的范围是《十月》杂志社发表的优秀作品。从第八届起，《十月》文学奖开始由北京出版集团下属的《十月》杂志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组织宣传力度和活动规模都有了较大提升，这说明《十月》文学奖已经成为了《十月》乃至北京出版社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作为必不可少的宣传手段受到重视。二是评奖频率渐呈加速趋势。新世纪后，《十月》越来越看重文学评奖在文学期刊品牌提升和作家凝聚方面的巨大优势，再加上文学期刊竞争逐渐激烈，几乎每隔几届就会对评奖年限进行缩短。第八届《十月》文学奖周期为7年，第九届为3年，第十、十一届为2年，到2015年第十二届后，几乎每年都进行《十月》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奖。如今，高频率成为了《十月》文学奖的常态。第三，将长篇小说奖作为常设奖项正式纳入，使获奖作品的门类更加完整。需要指出的是，长篇小说奖早在第二届中便已经出现，此后第三届、第五届也断续颁发过长篇奖。2004年，《十月》杂志社开办《十月•长篇小说》，全力布局长篇小说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1—2008）便顺势将中断了2届的长篇奖予以恢复。当然，尽管增设了长篇奖，且《十月》与《十月•长篇小说》每年刊登的长篇也保持在13—15部之间，但其实最终能够获奖的作品并不太多，每届不过1—2部，中篇小说在所有评奖门类中仍占优势，这显然与《十月》整体的品貌——突出中篇小说是相符合的。同时，尽管评出的长篇作品数量较少，但获奖作品质量却不低，例如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共有17部小说获得了《十月》文学奖，而它们中有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④，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三、文学期刊评奖经验及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评奖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在推动文学潮流、作品传播、作者凝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有益的尝试。《十月》文学奖经历了近40年发展，其评奖进程与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史紧密缠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有不足，为文学期刊奖评奖行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镜鉴。

第一，文学期刊奖的获奖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段文学期刊的审美倾向和最高水平，其获奖作品质量直接关系到刊物的口碑与评奖行为的公信力。纵观近20届《十月》文学奖获奖作品，尽管不同时期、不同门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平心而论，这些作品大多称得上《十月》所刊发文章中的优秀之作，并大体能够呈现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的某些特点与发展流向。前两届《十月》文学奖，《十月》立于新时期文学的潮头浪尖，敏锐把握文学潮流，评出的作品与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潮流相呼应，它们中有很多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即使是在《十月》发展处于低谷期所进行的第三至六届评奖，获奖作品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来来往往》等也不缺乏辐射全国的巨大影响，既契合了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学的世俗化走向，也体现了刊物对读者与市场的充分尊重。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十月》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名字，尤其是中篇小说，其获奖频率之高为全国文学期刊中少有，究其原因，是由于《十月》文学奖在评奖过程中做到了对作品契合时代要求和艺术质量的双重把关，很多作品也正是借由《十月》文学奖的良好平台，在全国大奖的评选中积累了口碑，最终赢得了荣誉。

其二，文学期刊奖想要办得好、打出名气并形成品牌，除了要在甄选好作品、好作家上下功夫，做好长远规划、让奖项能够健康延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资金上有保障。《十月》文学奖开评于社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早几期评奖经费有限，所以评奖并没有大张旗鼓，所做的仅仅是颁发证书和奖品，奖金数额并不高，但是却因高质量获奖作品积累了口碑。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杂志社资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十月》采取企业赞助的方式确保了每次评奖活动的顺利开展，但并没有放弃对质量的追求，评选出的作品依然可圈可点。从第八届开始，《十月》文学奖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社合办，基本解决了评奖的资金问题，为长久评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评奖活动不能缺少资金的支持保障，但是并不意味着金额越多就越好。曾几何时，很多文学期刊抛出了高额的奖金来奖励入选作品⑤，但最终所评出的作品却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上成本过高，没办几届便偃旗息鼓，既没有留下好的作品，也破坏了文学奖本身的公信力。相比之下，《十月》文学奖坚持以作品质量而非高额奖金来打造奖项，维护了文学奖的文学品性。其次是奖项设置科学稳定。《十月》文学奖的奖项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7类，与《十月》开办的栏目长期吻合，又与具有权威性的国内重要奖项评奖保持了一致，显示出了较高的科学与稳定性。同时，《十月》文学奖又会根据不同时期刊物的特点对奖项门类进行微调，如1985年《十月》取消评论栏目，而评论奖便在第三届文学奖的颁奖中随之取消。再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十月》刊发的报告文学数量大幅度减少，反映在评奖中则是从第七届起报告文学奖不再作为常设奖项，到第九届之后，报告文学奖也不再出现。事实证明，文学奖想要办得长久，在奖项设置上就势必不能频繁变化，只有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刊物和时代特点进行随时调整，文学奖才能不被遗忘或淘汰，并在每个不同的时期焕发出活力和生机。

其三，文学期刊评奖是文学期刊宣传推介的重要环节，通过评奖，文学期刊能够将刊物特色、作者资源、办刊优势进行呈现、整合与放大，进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不同，文学期刊奖尽管同样是以评选的方式奖掖优秀作家和作品，但就最终目的来说，前者更多是试图通过遴选作品来引导创作，进而发挥文学引导潮流的意识形态功效，而后者则更侧重于用评奖的手段来吸引和凝聚作者读者，最终提升刊物自身在业内的口碑和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期刊的评奖活动从诞生之时便内在地负载着宣传刊物、聚拢作者、打造品牌的重要使命，其整个运作过程和宣传行为的成败都与刊物本身的兴衰荣辱与名声地位息息相关。就《十月》文学奖而言，作为一个期刊文学奖项，其在宣传方面有不少可借鉴的方面：一是认真筹备颁奖会。从第一届开始，《十月》文学奖便用心组织发奖大会，邀请在全国文学界负有盛名的作家代表、文学官员到场颁奖，已经成了《十月》文学奖的惯例。例如，第一届文学奖颁奖，请来的是全国作协副主席丁玲、常务书记孔罗荪等重要文学界领导人参加。第十届文学奖恰逢《十月》创刊35周年，邀请到了如铁凝、莫言、张洁、张承志、张贤亮、李存葆等众多行业“大腕”莅临颁奖会，这个规格在同期文学奖中并不多见。还应注意的是，《十月》的颁奖会并非像国家奖颁奖一样那么庄严肃穆，它更像是一个茶话会，作家们从全国各地奔赴颁奖现场，忆往事话友情，在这样的宽松、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间增添了作家之间交流，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二是适当借助媒体宣传造势。历届《十月》文学奖评选，杂志社都会利用一些宣传手段对评选和颁奖环节进行宣传和介绍，在新闻曝光度上力求尽善尽美。为了扩大影响，从第八届开始，《十月》文学奖颁奖典礼开始走出北京，辗转东莞、宁波等城市筹备并举行，而十二届《十月》文学奖颁奖期间，《十月》杂志与宜宾市翠平区人民政府进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李庄镇从此成为了《十月》文学奖永久颁奖地。⑥三是借专项奖“锦上添花”。新世纪以来，《十月》杂志在定期举办《十月》文学奖的同时，还有步骤地增设了一些专项奖，尽管有些奖项举办时间不长，但是都为《十月》整体品牌的提升贡献了力量，如2007年《十月》为扶持和奖掖青年作家而专门设立了“《十月》新锐人物奖”，诗人侯马、小说家王棵、散文作家冯伟林摘得首届新人奖的桂冠，两年后，小说家陈集益、张国华、诗人道辉获得第二届《十月》“新锐人物奖”。再如2010年，《十月》设立“十月诗歌奖”，旨在关注当下的诗歌创作，并为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至今已举办10届。⑦此外，还有2013年开设的“《十月》青年作家奖”“袁可嘉诗歌奖”2016年开设的“琦君散文奖”等等，这些奖项品类众多，各有侧重，尽管不全是由《十月》杂志社亲自主办，业界影响力较《十月》文学奖也稍逊一筹，但是它们毫无疑问都属于“泛《十月》文学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十月》品牌的持续打造和拓宽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纵观《十月》文学奖近40年的评奖实践，基本保持了定位准确、具有长远规划，又能够在不同阶段契合刊物本身特色，以质量为先，在文学期刊奖中并不多见，也由此成全了一个期刊文学奖良好声誉，为推动《十月》杂志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应当看到，《十月》文学奖在不断发展和推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一些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如近年来《十月》文学奖的评奖周期不断缩短，从十二届之后都是一年一届，如此之快的评奖频率造成很多作品在并没有经过沉淀的情况下便已获奖，它们的质量是否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显然令人担忧甚至怀疑。再如，随着“80后”“90后”作家群体的逐渐成熟和崛起，很多刊物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培养和发现年轻作家的优秀作品并给予确认，这在《十月》近几年发稿倾向上也有所显现，然而，转移到《十月》文学奖平台，会发现得奖者依然是“60后”“70后”居多，很多作者甚至得过不止一次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挤掉了年轻作者的名额，让《十月》文学奖难以发挥奖掖后进的功效。诚然，青年作者的写作从总体上比前辈作家要有所差距，因此获奖较少也可以理解，但关键在于，能否在评奖过程中既保障艺术性又兼顾年龄结构的平衡、激发青年作者的创造活力，这恐怕也是《十月》文学奖组织者在今后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最后，《十月》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坚守让《十月》文学奖多年延续了现实主义的评奖标准，而这种评奖标准尽管与刊物定位相适应，但单一的现实主义毕竟门径不宽，从长远看显然不利于刊物审美的扩容与创作的持续丰富，最终也会逐渐丧失读者。当然，作为一个在业界具有良好口碑的老牌杂志和经营多年、经验丰富的期刊文学奖，《十月》和《十月》文学奖为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史遴选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评奖活动为众多文学期刊提供了可借鉴与参考的良好范本，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媒介文艺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从1981年到2021年，《十月》共举办17届《十月》文学奖的评奖，评选周期分别是：首届（1978—1981）、第二届（1982—1984）、第三届（1985—1987）、第四届（1988—1990）、第五届（1991—1994）、第六届（1995—1997）、第七届（1998—2000）、第八届（2001—2007）、第九届（2008—2010）、第十届（2011—2012）、第十一届（2013—2014）、第十二届（2015）、第十三届（2016）、第十四届（2017）、第十五届（2018）、第十六届（2019）、第十七届（2020）。

②前三届《十月》文学奖的评选方式都是“由读者投票选出”，从第四届（1991年）起，评选方式变为“由读者来信评选，并邀请文学专家根据读者推荐评定篇目”《十月》1993年第1期。参见《第四届“〈十月〉文学奖”评选启事》。

③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共15篇，《十月》独占5篇；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黄宗英《大雁情》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根据剧本《巴山夜雨》改编的《巴山夜雨》电影获第一届金鸡奖，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④这些作品分别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八届《十月》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刘醒龙《天行者》（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徐则臣《北上》（获第十五届《十月》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⑤如1995年《大家》杂志社和云南红河卷烟厂共同设立的“《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金额为10万人民币；1996年《东海》杂志社将30万元巨奖颁发给史铁生《老屋小记》，2000年，《当代》杂志社推出“当代文学拉力赛”，奖金额度为100万人民币，最终不了了之，2006年，《芳草》设立“女评委奖”，单项奖最高8万。参见邢丽凤《文学期刊与文学评奖》，《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⑥参看《李庄成为〈十月〉文学奖永久颁奖地》，《华西都市报》2015年12月28日。

⑦“十月诗歌奖”《十月》杂志社设立的一个汉语诗歌奖项。2010年，第一届“十月诗会”在山西长治举行。之后成为定制，每年10月份举办。参见《第十届“十月诗歌奖”揭晓，用诗歌叩问时代精神》，《澎湃新闻》2020年12月6日。

⑧许多作家如池莉、方方、万方、王安忆、莫言、贾平凹、铁凝、叶广芩、石一枫、马原等都获过《十月》文学奖2—3次，而如刘庆邦、张承志、李存葆等作家，获《十月》文学奖皆在5次以上。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