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描述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并从事件意义上，在历史事件的发生、转变与完成过程中，关注偶然性和普遍主义原则的辩证，塑造“真正的行动者”形象。小说本身便是一个文学事件，其终极目的不在如实再现重大历史事件，而在通过回溯历史发现一种普遍原则，抵抗当下历史文化语境中事件所面临的“非事件化”境遇。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千里江山图》既是历史的再铭刻，更是在重新事件化中的再启程。

关键词：孙甘露 《千里江山图》 事件 文学事件 非事件化 普遍性

文学事件不是通常用于阐释和评价某个作品时的“文学神话”意义上的概念，本文无意把《千里江山图》纳入“前所未有”或“创造性”的“经典”行列，再增加一个“轰动性”的“文学事件（文学神话）”。在新的理论视野中，文学（作品）不仅是一个具有所谓文学性的明确的文本，它也可被看作一个言语行为或事件。事件视野里的文学不是关于历史或现实的想象和虚构，而是一种以文行事的言语事件。《千里江山图》将历史事件作为言说对象，而言说本身也具有事件的性质和能量。本文将以其为例，分析小说对历史事件的事件性形塑，结合作为言说对象的事件和作为事件的小说文本两方面，探究文学事件及其与思想文化语境之间的深隐关系。

一、作为历史事件的“千里江山图行动”

1933年左右发生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至瑞金的历史性行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之所以成为事件，原因在即便放在长时段视域中，也无法否认其历史性意义。自1921年成立直至1931年，中共中央一直驻扎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指导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1931年开始的被迫撤离行动，在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上都是改变中国历史道路和面貌的重大事件。《千里江山图》以此为大背景，以1933年农历春节前后一个月左右上海临时行动小组的转移行动，展开“事件性”描述。所谓“事件性”即小说并未采取注重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通常采用的长时段叙事，而是以事件替换长时段，将宏大历史及其真理性通过精彩的“瞬间”捕捉并彰显出来。

1930年代初中央大规模转移和撤退，是中国现代历史趋势中的一个“点”，小说聚焦此点“一”，又由此点和“一”展现历史形势内的“多”，所以此点是历史形势的汇聚和历史形势中的奇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中央被迫转移是对前此常驻上海指挥革命的原有形势的“溢出”，也是对已有的以城市为中心、城市领导农村的革命路线规划的“溢出”。这就是事件的发生。事件的发生意味着主体的积极介入。已转移到瑞金的少山同志将此次大撤退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多次派出中央特派员和机要交通员，传达指示，随着形势变动调整计划，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根据中央指示和具体情势，清查内奸，设计方案，规划明暗两条路线。《千里江山图》清晰有力地描述事件的发生和主体对事件的认识、命名、判定和定性等介入性。事件发生时，革命者处于总体历史形势极为被动的大环境中，行动小组内部潜伏着内奸，不断通风报信，行动从一开始就处于泄密、被捕、被严密监控，随时可能再次被捕和牺牲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在极端复杂和危险的情况下，始终忠诚于信仰和组织，用卓绝的智慧、勇敢、团结和强大的心理力量，利用敌人的侥幸心理，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控制着事件的进程，最终超越跑在时间线前端的敌人。

“千里江山图行动”作为事件被描述，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作为一个事件，它不是孤立的存在。主体的介入传达的“两个事件性之间”，是为了发生另一个事件。上海行动小组执行的只是整个计划中最艰难最危险的一部分，上海只是行动的起点，紧接着便是跋山涉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其二，“千里江山图行动”是一个蕴含普遍性原则的“政治事件”。齐泽克评析巴迪欧关于事件的观点时说：“在巴迪欧看来，事件是一个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于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在政治中，当一次偶然的暴动或叛乱催生出对于普遍解放愿景的集体承诺，并因此开启了重塑社会的进程时，这次暴动（叛乱）便构成了一个政治事件。”1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信念、智慧、胆识、合作不可或缺，但偶然、运气往往也是必要因素。小说“附录 材料一”中特意谈到这个问题：“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属于必然性之中吗？”2智慧或直觉，必然或偶然、运气，在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与抽象的必然性相比，偶然是历史中可见的部分。《千里江山图》中的偶然性，加速推动了历史发展，使历史的必然规律生动可见：历史为何选择了这种偶然而不是别的偶然？以形象的方式展现事件的普遍原则，呼唤“对于新秩序的忠诚和努力”，展示“对于普遍解放愿景的集体承诺”，如陈千里接受组织安排转道上海与老开（林石）初次见面时的接头暗语所示：打开窗往外开，看到无边的远方和无穷的人们，“这些人就是江山”。人民就是江山。小说在“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再次写道：“……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这封没有署名的信，其实是不需要署名的，写信人是烈士、革命者，收信人是世界——江山和人民。

小说深刻地体现出作者的主体认识和介入。作为已发生过的历史，中共临时中央的安全转移，无疑是一个历史奇迹，《千里江山图》的“事件性”在“奇迹”这一点上有突出体现。齐泽克认为：“从定义上说，事件都带有某种‘奇迹’似的东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也可以是一些更宏大、甚至带着神性的事情。”3事件性与奇迹性关系如何，事件是否存在一个基本属性？齐泽克指出，与信仰、爱情等相似，政治性事件中也具有循环结构：“在其中，事件性的后果以回溯的方式决定了自身的原因或理由。”4因此，他将事件界定为“超过了原因的结果”5。结果溢出了原因成为事件/奇迹，但事件的原因与理由是在结果已定的情况下，以回溯的方式寻找和建构出来的，回溯决定了原因和理由，但实际上原因和理由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明晰的线性因果关系，结果超出了原因，“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它是重构的行动”6。突破既定框架即打破日常形态，与之“断裂”，出现革新和剧变的可能。这是事件的基本属性和普遍特征。

齐泽克对事件的阐述，对于理解《千里江山图》有如下意义。其一，所谓既有的稳定框架，指涉已经惯性化的普遍性，事件就是在与这种普遍性的矛盾对抗中发生。小说在平静如水的上海街市场景中，同步描述了革命者的隐秘行动，喧闹的街市和菜场危机四伏，平静的生活即将被事件打破。潜伏在巡捕房内部的革命者以死报信，行动小组部分成员得以趁乱逃脱，面对跳楼的报信者，市民们的反应颇有意味：有人拿着相机拍照，有人蹲在路边探察是否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即使巡捕驱赶也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不惟上海如此，经历了广州起义和省港大罢工的革命策源地广州，人们仍然沉浸在过年的闲适气氛中，饭馆酒楼人声鼎沸丝竹声声，“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大革命、“清党”“剿共”等重大事件仿佛并未打破既有的秩序和惯例。鲁迅批判的根性顽强地存在和生长着。孙甘露和他塑造的革命者显然意识到革命与日常生活、革命者与市民（“千里江山”）之间的这种失谐，而且这种认识同样在“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流露出来：“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第一种情况是事件发生时现实的冷漠，其二，则是事件过后历史的遗忘。由中共组织领导、国共两方生死博弈的转移事件，其作为历史的关键节点所蕴含的转折意义，仿佛与人们的生活无关，如同作为精神和文学事件的鲁迅小说与杂文，确乎发生了却又似未曾发生。这是蕴含无限可能的“千里江山”还是亟待唤醒的“无声的中国”？

齐泽克通过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命案目睹记》阐释“最简单纯粹意义上的事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觉察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7对于陌生人来说，革命者从楼上坠亡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那些后来载入史册的历史节点性事件，何尝不是一种打破惯常生活的突发事件或偶然事件？而对于历史参与者及相关者来说，历史就不全然是偶然和意外，“千里江山图行动”所有的参加者包括叶桃、叶启年、游天啸等，都是在事件而非“事情”“突发”“偶然”意义上来理解自己的作为。

对发生的历史缺乏自觉意识的人保持着“沉默”。在他人眼里，陈千里也是一个沉默少言的人。在他的对手、潜伏的间谍易君年（卢忠德）眼里陈千里“含蓄内敛”，“附录 材料一”中的陈千里动作缓慢，很少说话，“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有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智力没有退步，记忆完好如初的陈千里为何沉默如斯，“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这两种“沉默”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民众的沉默（漠然）源自他们对历史的漠然。陈千里的“沉默”则与历史直接相关，或者说，是历史造就了他的沉默——自我约束、自我训练。从更深层看，则关联事件能否成为事件，何以成为事件。在齐泽克看来，“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8。革命者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以自觉的历史眼光观照现实世界，区分传统、日常、世俗和现代、信仰、精神的边界，他们的沉默与其说是一种习惯、惯例，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和选择，是他们参与历史和介入世界的一种方式。观察和认识世界的视角、方式的巨大变化，是事件之成为事件或者说事件性发生的一个典型路径和表征。就此来看，陈千里的沉默完全不同于民众的沉默，而且，“附录 材料一”中陈千里的“沉默”与他在领导“千里江山图行动”时的“含蓄内敛”亦有根本不同。尽管可能都是“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但前者更多来自地下斗争中隐秘工作的需要，严酷复杂的斗争形势需要谨言慎行，另一位中央特派员老开（林石）也是始终对同志、战友保持着沉默，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但附录中陈千里的沉默，却发生在1979年“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197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奇点，拨乱反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作为“千里江山图行动”行动的一个后续或结果，无疑值得大书特书。但小说却将其做背景处理，在此背景上突出陈千里的“沉默”，使之成为一个事件。作为事件的陈千里的“沉默”，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陈千里与1979年、1933年的联系。因此，附录中的档案材料片段，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观照历史和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对于《千里江山图》来说，1979年因为陈千里的沉默，造就了一个事件性时刻。

二、事件的撤销与“行动的人”的再事件化

小说另外一个症候性现象是，在小说正文、“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和“附录 材料一”之间有着1933年至1979年的漫长间隔，除了附录中通过“我”的调查访问透露了少许如解放后的敌特改造、交代问题等信息，几乎没有涉及其他更多内容，但“我”关于卫达夫是否叛变、浩瀚同志何时及如何撤离上海等疑问，同样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卫达夫按照陈千里安排以假叛变的形式让半信半疑的敌人彻底放松警惕，相信自己将会大功告成。但卫达夫为何被疑为叛徒且又被敌人杀掉？卫达夫身份的模糊显然不能用时间久远记忆不清或知情者已不在世作解释。正如浩瀚同志的撤离问题一样，陈千里都是直接的组织者和当事人，但他对卫达夫做出了“死间”和“烈士”的明确回答，对浩瀚一事却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对于他来说，卫达夫的身份问题需要确凿的真相，而叶启年所说的叶桃之死，则无需辩驳，真相无需慷慨陈词。需要注意的是，陈千里在面对卫达夫问题时的“明确回答”打破了沉默的惯例。回答/沉默之间发生了一个进入历史深处的事件。陈千里对卫达夫、欧阳民、崔文泰、易君年等假叛变、真叛变，真假难辨的情况无疑是极为熟悉的，历史的残酷性便在这里。

在齐泽克的事件思想中，撤销的意思是消除、取消或解除，“但这个短语还有一个更确切的隐含义，即：回溯性地撤销某件事，就好像它从未发生”9。撤销未必是否认事件曾经发生的事实，而是通过回溯重构“事实”，事件在此不是被直接否认，而是以回溯的方式被否认。就像齐泽克比较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和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时所指出的，前者是一部具有政治解放潜力的剧本，而后者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彻底“去政治化”了。

作为事件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为了实现自己所欲的结果，借助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回溯性地创造自身的必然性，作为这一创造的结果，1933年的转移行动被“撤销”或者说被“去事件化”了。“如果一个事件（偶然地）发生了，它就会创造一个向前追溯的链条，使得其自身的发生显得不可避免。”10齐泽克认为，一切事件都有可能遭遇被回溯性撤销或“去事件化”的结局。去事件化或撤销之所以可能，按照他的理解，事件带来巨大的变化，它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意义逐渐被接受，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常识，“然而长此以往，尽管这个社会在表面上仍然坚守着它的基本信条，这些原则却渐渐失去了实质意义”11，其革命性变革能量消耗殆尽。1979年之前的“前三十年”便面临齐泽克所说的“事件的撤销”困境，因此它以“不断革命”的方式来制造新的规范和原则，通过一系列“话语事件”的创造来摆脱困境。1979年是“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履行了相似的“事件的撤销”，但这种撤销与齐泽克论域中的“撤销”不同。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此前曾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引发巨大变化的事件被证明是需要得到纠正和批评的错误、失误。这种去事件化或“事件的撤销”目的是正本清源、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拨乱反正之目的和结果在“正”，“乱”只是一个前提和原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79年之前的部分历史，在小说中呈现为一种极为简洁的词语性形象。从小说围绕“千里江山图行动”事件展开的层面来看，这一内容的叙述并非必需。但恰恰是这些非必需要素对叙述的加入，构成了小说文体和内容上的跳跃与“混杂”。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件。

虽然书写历史创伤并非重心，小说还是通过“附录 材料一”围绕陈千里和“千里江山图行动”提供了极为微妙和隐含的反思性视角。“拨乱反正”事件，具体到“千里江山图行动”及其参与者来说，便是重返历史。借助当事人和行动组织者陈千里的回忆，无疑是返回历史现场、获得历史真相的最佳乃至唯一的路径。“终极的事件正是堕落本身，亦即失去那个从未从存在过的原初和谐与统一状态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一场回溯（retroactive）的幻想。”12回溯中的历史现场是否是堕落前的伊甸园？历史的现场充满阴谋、杀戮、暴力、死亡，这里不仅有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有置身事外的冷漠旁观者，还有同一行动群体内部必要的谨慎、怀疑甚至暴力，围绕林石是否是隐藏的特务，未经组织批准，添加“是”字、违反纪律，擅自内部调查林石，并采用了控制、捆绑等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后革命（反思革命或去革命）时代，革命作为历史面临被撤销和去事件化的境地。革命者以及他们的信仰，是否已消失于历史的烟尘，抑或他们依旧在此处？孙甘露通过回溯，以当下的视角感知并陈述了它。

革命者通过无私无畏的行动，践行铭刻在意识中的神圣信仰。《千里江山图》在革命历史作为事件处于被去事件化的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中，以回溯的方式，重构历史、重塑历史中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属于真正的行动者。对“真正的行动”，齐泽克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在寻常行动中，我们实际上只遵循我们自身（潜在—幻想）的身份坐标；而真正的行动则涉及真实运动的悖论——运动（以回溯性的方式）改变了行动者自身那个潜在的坐标，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这种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现实状况，而且‘动摇了它的地下部分’。”进而谈到真正的行动必然包含反思性价值取向：“在真正的行动中，我们带着反思，‘把条件折叠回以其作为条件的所与那里’：纯粹过去是我们行动的先验条件，我们的行动不但创造着新的现实，更以回溯性的方式改变着其自身的条件。”13陈千里与叶桃、陈千里与陈千元、凌汶与龙冬、老方与儿子、陈千元与董慧文等，他们不仅是参加行动的革命者和战友，也是恋人、兄弟、夫妻、父子；叶桃与叶启年、陈千里与叶启年不仅是政治对手，也是父女或师生。但革命者超越他们自身的血缘关系，成为真正的行动者。

《千里江山图》塑造真正的行动者形象，书写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世界和历史的“真正的行动”。小说正文部分既是事件史，也是处于历史现实的“地下部分”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进一步展现了革命者的心灵和精神；“附录 材料一”通过不同事件的回溯和折叠，传达了真正的行动的反思意向；“附录 材料二”以实（烈士名录、身份和牺牲状况）与虚（均为小说人物并在史料/虚构中塑造）融合的形式，潜在展现了虚构/现实、文学/历史、历史/现实的关系。在此意义上，“附录 材料二”不是小说结尾处的一个概要性总结，也不是一个可以置于小说正文之前的人物介绍。它不是历史的结束，更不是终结，事件本身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如果被封闭起来或已告结束，那么事件就成了往事、故事或传说、流言，而这些是我们在“历史”书写中并不陌生的，在这样的写作中，曾经作为事件的历史被撤销、被非历史化或去事件化了。它是对历史的重新唤醒和再次召回，不止是为还原历史，不是在正文和“附录 材料一”后再三重申历史的真相——这些固然是实施真正的行动的前提，其目的也不停留于纪念，更在于以回溯性的方式改变其自身的条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标识的简洁的材料，但时间标识的阙如，正显示出其超时间性（超历史性），如果需要一个具体的说法，那就是1933年、1979年之后的某个节点性的历史时刻，笔法的简洁恰恰是这一无需确认具体时间的历史时刻之丰富性的表述。

《千里江山图》中的革命者形象是传达中国现代主体建构诉求的全新的历史形象。现代主体的建构，是一种历史中发生的“话语事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将革命者形塑、询唤为阶级主体，将其安置在特定的历史位置和象征秩序中。革命者成为历史主体的真正转变，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发加入反抗斗争中，而是发生在其陈述的时刻，自述出身，填写简历、申请书、志愿书，思想汇报，直至宣誓，唱国际歌等都是不同的陈述的程序和形式。当他能够而且只有将自己的行动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人类解放的行动，并能加以“重述”时，他才使自己转变成一个历史主体，因此“主体性发生真正转变的时刻，不是行动的时刻，而是作出陈述的那一刻”14。陈千里、叶桃、陈千元、董慧文喜欢诵读的涅克拉索夫诗歌“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陈千元翻译《远方来信》的部分内容，这些多次出现的内容，可看作陈述（重述）的变体，标志着人物的革命者身份和他们作为真正的革命者的行动。

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者所从事的便不再是寻常的行动而是“真正的行动”即“事件”——“千里江山图行动”。对于事件来说，叙事同样起着无可替代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真正的新事物是在叙事中浮现的，叙事意味着对那已发生之事的一种全然可复现的重述——正是这种重述打开了以全新方式作出行动的（可能性）空间”15。现代主体的生成是一种历史中的成长和对他们存在其中的既定历史现实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历史小说都内含成长主题或原型。《千里江山图》虽然以回叙的方式勾勒出陈千里、陈千元、董慧文、凌汶等的成长痕迹，但其重点却在行动。这在小说中是通过极为简练的对话和动作描写表现的。小说几乎没有对人物的面貌、形态和心理进行静态的繁复的描写，一切描写都具有突出的动作性特征。相应地，小说也没有以往革命历史叙事中常见的冗长的长篇大论式的“陈述（重述）”。因此这是一部着力展示革命者的本质性及其在历史具体情境中如何具体展开和展现的《红岩》式的小说。参与“千里江山图行动”的小组成员们一出场，便已经是完成了自身本质的革命者，他们“作为自身叙述之产物”“以全新的方式展开行动”（齐泽克）。小说是在历史过程中展示本质性，而非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建构本质性，其戏剧性产生于主体的本质性在真正的行动中，如何执拗地突破非本质性的障碍而展现出坚不可摧的力量。董慧文虽然年轻，缺乏对敌斗争的直接经验，在从南市租界巡捕房引渡到龙华看守所的路上，“她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她心里也没数。”但“有一点她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她都决不能屈服”。被带进审讯室，面对残暴狡猾的游天啸，董慧文“有点慌乱，她不知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但她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在实施“千里江山图行动”中革命者经历了千难万险的巨大考验，最终获得成功；董慧文经历的折磨，是宏大历史行动的缩影，和整个行动一样，经过严峻考验显示了主体全新的本质。老方为掩护陈千里牺牲，按照计划假叛变的卫达夫却被疑为真正的叛徒，但这也改变不了其烈士、死间的革命者本质，行动的关键时刻，本可以离开的他和梁士超为行动的成功甘做诱饵。革命者们通过他们自身的叙述，建构了其真正的历史主体和真正的行动者的身份，也就能坦然接受使命和做出生/死、公/私选择。

作为一部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千里江山图》将个人的生活、情感、命运与“千里江山”——民族国家的历史、未来相联系，“历史的这一群众性体验，一方面历史的因素跟社会变革的问题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愈来愈广泛的范围内意识到民族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印象”16。孙甘露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具体的行动与1930年代初中国国内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租界、华界，上海、广州、南京、瑞金，日军入侵、国民党政府与他国政府的合作，围剿与反围剿，共产党与苏联，在一个月左右的极短时间内写出历史变化的脉动，从具体的“千里江山图行动”事件中蕴含着历史的内在逻辑，历史感作为一种对世界的感受自然地融入人的日常生活生命体验和感觉结构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将更多篇幅留给了行动本身，详细描述行动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物的心理、情感、明暗里的搏斗和心理、智慧与意志的交锋。相比之下，大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军事斗争和战争，都是通过简写、侧写得以表现。因此，与其说《千里江山图》是关于宏大的现代革命史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宏大而完整的报告型史诗，毋宁说是关于革命者即真正的行动者展示自身历史主体性的场域。已经完成叙述（复述）的革命者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人公，小说由此确认和强调了叙述（复述）对于事件（临时中央转移行动及其关联的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的重要性。

三、作为事件的小说

革命者不仅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小说叙事的主人公。《千里江山图》将他们作为使事件成为事件的创造者，小说本身也便成为一种“真正的行动”（事件）。

小林康夫提出应将解读的重点放在作为语言织物的“文本”上，认为：“这个概念（指文本，引注）是从诸如作家的感情和思考这样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要素中解放文学，与其说是作家的表达，不如说是语言的事件，归根结底就是视其为作为意义事件的文学加以应对。”直接点明：“如果说文学中有什么事件的话，它绝不存在于文本之外的作家的自然现实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眼前的语言中，就在这些‘记号’的‘织物’之中。”17“文本”提供了别具启示性的阐释契机和可能性空间。作为文本的《千里江山图》确实围绕“千里江山图行动”展开，但这一历史事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对应或不言自明的。作为“作品”，小说描述了事件过程及作家融入其中的情感：革命者躬身入局，以命相搏，凭借出色的智慧、胆识、团结精神和强大的心理、意志，走出困局，顺利完成使命。这种解读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小说还有其作为“文本”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矛盾的是，文本不仅还原了已经发生的事件，它还作为具有自身特性的意义组织而存在，而且这个组织绝不服从于确定的决定性，它面向无限制的阅读理解可能性以及揭示的可能性而打开……文本是被意义的无限性打开后的残留”18。

《千里江山图》有丰富扎实的史料文献基础。这些史料文献并非直接呈现于文本表层叙述，而是充分地转化为文学叙述，通过人物、情节、场景、细节自然地呈现。这种史料文献完全融于叙述、充分文学化的情况，在小说主体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整体上结构和形式的特异之处是附录：未署名的信（龙华烈士遗物）、档案卷宗的片段、龙华烈士名录。这三部分设置在正文、署名和落款之后，可视为附录（未署名的信，未标注“附录”字样，是个独特的设计）。信件、档案材料和烈士名录，是否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历史遗物（档案片段和烈士名录因与正文人物、情节直接相关，可看作纯虚构；未署名的信是否虚构，暂且悬置），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更为直接地包含和体现着孙甘露写作前所做的史料收集、史实考据等工作。可以说，附录的三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以纪实/仿真的形式，与正文形成对照/互补关系。文本将正文中未能形之以文学文本的历史文本，直接呈现为附录的形式。正文和附录作为孙甘露处理和表现历史的不同方式，仍然是以“历史”为血脉将文本贯通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仅对正文的精彩故事进行评述的作法，失之偏颇。被纳入文本整体结构的附录，理应在一个有机的整体意义组织中得到观照。

首先，相对于正文部分总体上的时间性结构，附录部分以非时间—情节连续性体现为空间性分布，将文本从主体部分行动叙述的和谐性、完整性和象征性结构中“拯救”出来。附录以空间性/时间性、纪实性/仿真性与正文的虚构性/想象性形成了一种突如其来、令人错愕的反差，一个文学事件在此发生了。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其突出的意义是附录使文本萌发出一种超越决定论动机及其体系架构的欲望和动机。应该注意到，在正文精彩的故事、退步推进的曲折情节和环环相扣的逻辑中，隐含着一个具有封闭性意向的观念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叙述的开端、发展和最终结局，出人意料的情节、意想不到的偶然和机遇、事实与真相的延宕、重重悬念的设置，都无法改变既定的题材、主题、升华机制，改变不了因果关系、理念逻辑和体系性限制。汲取谍战、悬疑等类型小说手法，与其说消解“主题”，毋宁说巧妙地、顺向性地回护了它。附录以空间分布形态，打破了顺向的时间线和因果链，以模糊的偏离性（未署名的信和档案材料中陈千里的神态、言谈以及对正文事件的回忆、态度）显示了对先验性限制的敏感，打破了视点的稳固性、固定性，而这正证实了“事件涉及的是我们藉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19。

进一步看，相对于正文来说，附录是某种意义上的“冗余”。齐泽克通过对本雅明的谈论，阐述了堕落事件，指出堕落的事件在本质上是神性语言本身向人的语言的堕落：“‘人的语言’意味着具有神性的‘语言本身’的堕落，它因世间的嫉妒、争权、与淫乱而污损。不难理解，这个堕落的过程是事件性的：因为在该过程中，有着亘古不变结构的神性语言被嵌入到了变动不居的人类历史洪流之中。”20堕落伴随着无可避免的污损代价，意味着“普遍物对于其具体事件之间的冗余，往往指向的是某个怪异而多余的个别要素”21。这种要素就是事件。《千里江山图》主体部分围绕行动展开的叙事，便是普遍物、神性语言的具体实现，神性语言的信仰者将神性语言付诸现实，投入历史滚滚激流，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因此堕落事件属于人类社会不得不发生的终极事件。但在语言的普遍性及其具体实现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张力，这种张力“被铭刻到人的语言之中，从而将后者从内部撕裂”22。“千里江山图行动”之所以发生，便显示了这种张力的存在以至紧张、失衡和“人的语言”被内部撕裂的状态。附录在小说文本形式与结构上的“怪异而多余”或冗余性，呈露了其“个别要素”性质即事件性。附录中的档案部分则是事件性的凸显，最后的烈士名录和简介以回归正文的方式，展示了人类对历史的可控性、创造性愿景，和弥合内部裂痕的夙愿。

其次，从小说文本正文和附录的空间关系和内在逻辑上看，未署名的信明确记录了革命烈士对未具名的收信人（特定个人、群体，或不特定的同时代人，及不特定的后人）所说的话语，兼具回忆性、倾诉性和期待性。这封信既可看作写信人在现实（其所处情境）中说出并让收信人听到的话，也可看作作家内心的话语或者说作家为此而写出的话语。前者是作为小说虚构中的设定，后者是叙述的特定需要。信的性质的含混性，体现在信件文本诗性气质、散文化结构，及收信人、写信人的匿名上，而这恰恰与其从事的隐秘工作相符合，因此，无论此信是否是真实的烈士遗书，其真实感却是确凿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的有意义的声音，具有鲜明特质的现实中的人的声音，作为一个事件的声音。它就深藏并永久保存于文本之中，与文本融为一体。

这封信作为小说虚构中的设定，来自牺牲的烈士，属于已经逝去的人，是一个先于作家和小说的存在它不能被回收，也无法被抹去。所以，尽管它处于小说的最后部分，却是一种先在的声音，迟来的作家只能虔敬地倾听、追随。从构成《千里江山图》创作素材的层面上看，未署名的信等附录是先于正文存在的，而这封信更构成小说创作的动力源，它代表着一种深层的心灵、灵魂、精神的声音，一种绵延而强大的力量。但其表意的含混性却又使自身成为一个难以破译的文本事件。它言说生命的来路和去路，触及的却是孙甘露这一文本的起源。作家将其嵌入文本，用自己的话语在文本中回应这个原初性声音。这便是对话——现时代的作家与历史时空中的革命者的对话。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孕育了小说的文本事件，催生出开阔的精神和审美空间。作家通过书写文本，与革命者展开对话，将1930年代这一时间点与自己书写的时间对接，并将其空间化。作为历史的烈士遗物在当下或现在时空，与作家创作作品的现在，融合在一起共同呈现。《千里江山图》作为一个整体文本，一个意义的织体，包含着创作起源（如未署名的信和烈士名录所显示的）和创作主体与历史主体之间发生的、基于“现在”的跨时空对话。我们无法重返历史现场，历史无法重现，甚至其本身也存在无法被完全理解的隐秘，但它也无法被绝对封闭，在其延伸与敞开中，作家和我们一起去接近它的源头、触摸它难以被完全把握的脉搏。

再次，烈士名录和简介，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集中（再次）描述，但它却是没有被充分作品化和审美化的语言，它以显在的形式将自身与正文（典型的小说形式）、未署名的信（散文诗或艺术散文性质）和档案材料（尽管其为档案材料，但作为准备发表的文本，它具有较突出的文学性）“区隔”开来，因此可将其视为拒绝被文学化和审美化的部分。同时，名录却又不是真正的实存于档案馆或纪念馆的文献，其与小说内容的直接相关性，又规定了其虚构性。因此，名录是介于非文学化、非审美化与作品性、虚构性之间的形式/内容，它存在于文本最末端的位置，对人物身份和结局的明确揭示，都显示了其不在历史现场的“滞后性”。事实上，对于事件的言说，总是不可避免地处在事件现场之后或之外，就此而言，对事件的言说或重述只能是一种回溯，甚至是一种对事件的撤销，如同附录中档案材料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经历的一样。对事件的撤销未必是基于某种主观目的和意图而采取直接的、蓄意否认的形式，也可能在回溯中间接地巧妙地予以否认，更进一步看，任何回溯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撤销或去事件化，尽管这种撤销或去事件化既非主观蓄意亦非间接否认。原因即在于回溯本身便是事件之后的重构或追认，若不回溯，事件就不存在或沉默于幽暗；而一旦回溯，便是某种程度上对历史事件原初性和鲜活混沌的现场性的撤销。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在尚不了解19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隐秘转移这一事件时，事件对于作家是不存在的；伴随着了解的深入，事件和历史的过程、细节逐渐展现出其精彩与神秘；进入构思、写作时，却不能将其精彩全部写出，而只能取其最精彩之处；基于个人的个性、兴趣、叙事意图，将素材和内容进一步形式化等等。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当下对彼时事件的追溯或撤销，也是当下主体对事件现场的竭力返回。当下作家的写作，作为一个事件，必然包含当下主体对历史事件的观看和理解。作家意识到任何回溯性叙事，无论经典史诗性的，还是新历史重构或虚拟性的，抑或怀旧性的，都有意无意、程度不同地隐含着事件的撤销或非事件化，其自身的写作实践也在其中。对此，作家一方面尽力回到历史现场，同时又不纠结或停留于制造历史的现场感、在场感，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叙述、形式、结构策略，进行书写实践的探险，并在这一探险中收获唯有在叙述的实验性风险中才存在着的事件与真理。正文和附录各自展示了作家在事件的撤销、非事件化与铭刻、再事件化之间的冒险，而附录中非审美化非文学化的烈士名录与简介，以最直接最简要的形式凸现了作家再历史化再事件化的意图。

从文体上看，正文、未署名的信、档案材料和烈士名录分别呈之以小说、书信、档案等不同的文体形式，这一叙述策略，是作家的文体文类意识和形式（文体）意识形态意识的直接体现，也意味着事件对文本“形式结构的干预（或铭刻）”23。附录以溢出正文主体情节的冗余性，显示了小说叙述内容的不协调、叙述文体的不统一和叙述节奏的变换，却也带动和生发出新的想象空间。24具体说来，附录言说了小说正文所不能穷尽的思想部分，弥补了那些在象征性话语秩序中难以言说的内容。其意义不仅是延长历史线，赋予历史和人物遭遇以更大的长度，更在以多种文体的空间化混杂，内含了复杂的意义。附录的存在，将正文叙述中贯穿的线性时间打破，尤其是使正文历史事件叙述中贯彻的“纯粹的原则”在附录的特殊性（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关于陈千里的档案材料中）所提供的另一框架中，被重新观照。在这里，特殊性审视和校正了普遍性，也维持和延续了普遍性。附录中的烈士名录出现在陈千里的历史档案之后，则是对正文象征性秩序和“纯粹的原则”的回归，一个把“冗余”纳入自身内部的另一层次上的回归。在此意义上，附录类似齐泽克所说的“多余的要素”“冗余”或“某个怪异而多余的个别要素”，它是常被放逐在宏大叙史结构之外的具体的历史经验。《千里江山图》通过文体的空间并置和叙述变奏，使自身在驳杂和非秩序中获得了内在的有机性，在根本上成为一个文学事件、文本事件。

《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正文中“千里江山图行动”作为一次隐秘的历史经验，其事件性既在行动本身，也在作家出色的想象力牵引，“附录”的事件性在于情节的非直接连续性、文体的错杂与变换和异质性经验的掺入。附录打破了正文情节性叙述造成的幻觉，终止了阅读快感，小说借此将事件必然蕴含和渗透着的对它的“观看”和“理解”，以及作家的认识、理解和赋形赋义等主体性因素凸显出来。这也是事件的奇迹性体现：主体参与和制造，并使之呈现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发生和必然的结果——更宏大的带有“神性”的创造。按照齐泽克关于事件的定义：“它是重构的行动。”25

《千里江山图》描述事件，而这一写作实践本身便是一个事件和一次真正的行动，一个文学事件。小说不止是如实再现1930年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以小说的形式对这一早已发生的事物进行重述和重申，在此意义上，它是述愿语；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或述行语，它所欲承担的“不是描述而是实行它所指的行为”，是参与到对事物的创造和世界的组织中去，“创造它所指的势态”26。按照齐泽克的说法，“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历史事件的普遍性以日常的、偶然的形式，流动和交织在世间众生的日常生活中，而由普遍原则所召唤的新秩序的作用和力量，蓄积在每一次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回溯并不必然意味着撤销，毋宁说，它可能更是一种历史的再铭刻或新的历史的再启程。《千里江山图》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其目的和意义或在此。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9 20 21 22 23 2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12、3、6、14、6、224、2、13、19、171、193、57、169、177、13、44—45、43、44、41、224页。

②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81页。以下引用该书的内容均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16[匈]卢卡奇•久尔治：《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17 18[日]小林康夫：《作为事件的文学》，丁国旗、张哲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0页。

24学者认为：“1980年代所张扬的形式、审美、纯文学等观念，是建立在对‘十七年’时期‘观念的现实主义’的有意识的规避。”（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琐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千里江山图》的文类混杂及历史事件对叙事的介入，与1980年代孙甘露等先锋作家强调形式自治性和审美自主性形成鲜明对照，其中现实主义突破其观念形态，在与现代主义的融合中构造了其先锋性品质。

26[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1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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