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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关于贾平凹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王春林  2023年01月09日16:35

内容提要:尽管《秦岭记》中的确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现实关切,但与社会批判相比较,贾平凹在《秦岭记》中更在意的,其实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生命的相互感应,是建立在特异功能基础上的某种带有突出玄思色彩的形而上哲学思考。然而,究其根本,《秦岭记》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内涵,却表现为一种对人生和世界某种虚无本质的彻底看破,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者是也。

关键词:贾平凹 《秦岭记》 社会批判 万物有灵 形上哲思 人生虚无

说实在话,到底应不应该给这个标题加引号,我很是费了一番踌躇。明眼人一看即知,我所引述的这段话,来自于佛教经典《金刚经》。经文的原话是:“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1用现代汉语来表达,意思就是,一切有为之法,都如梦,如幻,如泡沫,如虚影,如露水,如闪电,亦真亦假,一虚一实,如幻如空。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我的标题毕竟不是《金刚经》中的原话,所以,在经过一番踌躇后,我最终还是决定弃用引号。但尽管如此,在文章的开头先解题,点明这个标题的具体出处,却也还是很有必要的。一种无法否认的实情是,在先后两次认真阅读贾平凹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该如何理解看待他的这部作品,一种相对理想的批评切入口到底何在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之际,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与佛教经典《金刚经》相类似的“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的这样一句极富智慧的话语。正是这句话的出现,成为了照亮整部《秦岭记》的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切入口,我们自然也就获得了进入《秦岭记》文本的一个理想路径。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位拥有自己“文学根据地”的作家,除了那些关注表现城市的作品比如《废都》《酱豆》之外,贾平凹的书写范围也有一个由小到大渐次扩大的特点。用后记里的话来,就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先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州,后来是放到了整个秦岭。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2实际的情形确也如此,从很多年前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那一系列作品开始,贾平凹就已经以文学作品自觉地打造独属于一己的文学根据地了。只不过,在数十年来的创作过程中,或许与某种思想艺术创造力的内在强烈涌动有关,贾平凹开始未必那么自觉地扩大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此前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那部聚焦1930年代跌宕起伏的战争历史,以类似于《红楼梦》的日常叙事方式书写现代版“三国演义”的厚重长篇小说《山本》。应该看到,等到《山本》创作完成之后,贾平凹就开始有了一种关注并书写秦岭的自觉。这一点,同样突出地体现在《秦岭记》的后记之中:“2017年写《山本》,我说秦岭是‘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2021年再写《秦岭记》,写毕,我却不知道还能怎么去说秦岭:它是神的存在?是中国的象征?是星位才能分野?是海的另一种形态?它太顶天立地,势力四方,混沌,磅礴,伟大丰富了,不可理解,没人能够把握。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贾平凹的表达诚然智慧而艺术,一方面,他明明已经用“顶天立地”“势力四方”“混沌”“磅礴”以及“伟大丰富”此类似乎无所不用其极的语词来称颂着秦岭,表达着自己对秦岭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仍然在强调着秦岭的“不可理解”。尤其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最后那一句经典性的表达,“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面对一座如此这般历史厚重绵长,内涵丰富驳杂的巍巍大山,你简直不可能找到任何恰当的语词对它进行精准到位的形容和说明。惟其如此,贾平凹才会似乎有点无奈地强调“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但无论如何,尽管已经明确意识到秦岭的不可言说,意识到“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然而,当贾平凹继《山本》之后再一次面对秦岭并意欲有所言说的时候,他仍然需要考虑如何切入以及表达什么的问题。也因此,在具体分析《秦岭记》如同秦岭本身一样同样丰富驳杂的思想内涵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两个部分。整部《秦岭记》共由56则或长或短的章节组成。短则数百字,长也长不过三千字,大多数都是一两千字。开头第一章是秦岭的引出与一条倒流河的描写,所集中讲述的,则是一位和尚和他的徒弟黑顺的故事。其他暂且搁置,我们这里重点考察一下小说“主角”秦岭那非同寻常的出场方式:“中国多山,昆仑为山祖,寄居着天上之神。玉皇、王母、太上、祝融、风姨、雷伯以及百兽精怪、万花仙子,诸神充满了,每到春夏秋冬的初日,都要到海里去沐浴。时海动七天。经过的路为大地之脊,那就是秦岭。”秦岭是山,所以便从山祖写起。竟然还有山祖一说?山祖又是哪座山?贾平凹说是昆仑。因无史实可据,此种说法便可以被看作是贾平凹“子虚乌有”的小说家言。紧接着便是一种神话结构的搭建,中国古老传说中的各路神仙纷纷登场。令人惊异处在于,这些神仙虽然是天上的,但却寄居在作为山祖的昆仑山上。难道说昆仑山竟然是天上的一座神山吗?又或者,因为它是一座神山,所以才成为山之祖吗?关键还在于,这些集聚在昆仑山上的各路神仙,居然很讲卫生,每年都要到漫无边际的大海里去洗澡四次。昆仑远居内陆,距离大海可谓千里迢迢。要想去往大海,一个必由之径便是身为“大地之脊”的秦岭。这样一来,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秦岭记》的“主角”秦岭。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如此一种开头方式,就已经充分地体现出了贾平凹那令人惊艳不已的艺术想象力。然后,是第56章,也即小说的结尾部分。这一章集中叙述的是,相传的仓颉造字地也即洛水流经的“阳虚山、页山、元扈山、望沟和鹿鸣谷”这一带一座仓颉书院的打造,以及书院里一个名叫立水的好学上进孩子的故事。首先,把一部长篇笔记小说最终落脚到仓颉造字的这一细节,就特别耐人寻味。其次,是作家赋予立水的相关思考与认识。等他终于能够“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的时候,遂生出了一系列与自然、人生、世界,与秦岭有关的顿悟:“他似乎理解了这个世界永远在变化着,人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似乎理解了流动中必定有的东西,大河流过,逝者如斯,而孔子在岸。似乎理解了风是空气的不平衡。似乎理解了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似乎理解了无法分割水和火焰。似乎明白了上天无言,百鬼狰狞。似乎理解了与神的沟通联系方式就是自己的风格。似乎理解了现实往往是一堆生命的垃圾。似乎理解了未来的日子里,人类与非人类同居。似乎理解了秦岭的庞大、雍容,过去是秦岭,现在是秦岭,将来还是秦岭。”立水这一系列关于自然、人生、世界,乃至秦岭的真切顿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产生于一个不过在仓颉书院里读了三年书的孩子。很大程度上,与其说这些思想是属于立水的,莫如干脆说更是属于作家贾平凹的。是贾平凹,在借助于立水之口,传达着这一连就是十个“似乎”的思想认识。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连串“似乎”的前提下,也才有了小说最后的这一段叙事话语:“一切都在似乎着似乎着,在他后来热衷起了写文章,自信而又刻苦地要在仓颉创造的文字中写出最好的句子,但一次又一次地于大钟响过的寂静里,他似乎理解了自己的理解只是似乎。他于是坐在秦岭的启山上,望着远远近近如海涛一样的秦岭,成了一棵若木、一块石头,直到大钟再来一次轰鸣。”阅读这段叙事话语,首先要搞明白何为若木。若木的说法出自中国古老典籍《山海经》。一处是《海内经》,原文是:“南海之外 ,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另一处为《大荒北经》,原文是:“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涧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据专家考证,所谓若木,就是我们现在的石榴树。尽管说石榴树现在已经是很平常的一种树,但在《山海经》里确实被当作“神木”来看待的。贾平凹到小说结尾处,之所以要让立水变成一棵若木,很显然是如《山海经》一样将若木看成了神木。与此同时,我们也须注意两点。其一,是“他似乎理解了自己的理解只是似乎”。在呼应前边一段叙事话语的同时,虽然貌似两个“理解”与“似乎”的一种含糊其辞的重复,但其中却毫无疑问隐藏着贾平凹一种通透的世事(其实也不只是世事,也包括自然、乃至整个世界)洞明。其二,是立水发誓“在仓颉创造的文字中写出最好的句子”。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与小说后记中的“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请注意,贾平凹还把这句话当成了小说的题记)联系起来,那么,也就可以指认贾平凹最起码在立水身上寄予了自己的精神情怀与写作志向。又或者,我们正在展开分析的《秦岭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立水观察秦岭书写秦岭的一种直接结果。由以上分析可见,贾平凹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上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虽然说由于长篇笔记小说缺少整一的艺术结构,似乎每一个章节都可以随意地相互置换,也不会影响到表达效果,但开头和结尾的两个章节却无论如何都动不得。

别有智慧的开头与结尾之外,阅读贾平凹的《秦岭记》,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作家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虽然说小说的各个章节故事发生的时间有前有后,并不整一,但通篇读下来,我们却也不难发现,主体的故事时间应该还是“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一直到当下时代。比如第一章就出现了明确的时间标志:“一九八八年,倒流河没有发洪水,却刮了两个月热风,沿途的竹子全开花。竹子一开花便死去,这是凶岁。随后山林起火,山上的人顺河去逃难,群鸟惊飞,众兽奔窜。”尽管贾平凹没有具体交代山林起火的原因,但从大概率上来推断,应该是天灾无疑。问题在于,天灾也罢,人祸也罢,在秦岭山区,灾难的最终承受者,除了各种鸟兽各种动植物之外,便是普通山民。这也就是贾平凹所精辟道出的“山上的人顺河去逃难,群鸟惊飞,众兽奔窜”的一种苦难情形。比如,第五章中,写到了一个名叫苟门扇的“脑子差成”之人:“而距则子湾寨八里的高涧村,几十年间不断地有人出山到城市打工,苟门扇始终窝在村里。他脑子差成,没有婚娶,除偶尔干些农活,大多时间都是坐在墙根晒太阳,见人瓜笑。”尽管没有明确交代时间,但通过村里的劳力差不多全都进城去打工这样的叙事话语,贾平凹就已经暗示出故事的发生时间乃是晚近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户籍管理特别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人口的流动,尤其是乡村人口的逆向进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大家都进城去了,那乡村的空洞化也就是一种必然的事实。“脑子差成”的苟门扇因其毫无工作能力,便只能孤身留守,成为了高涧村的守村人。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下,一个“脑子差成”的人,一条狗,都瘦骨嶙峋地留守在空无一人的高涧村,情形之孤苦与凄凉,当然不容否认。再比如第十章,写西后岔的故事。或许与自然条件的具备有关,此地多花多蝶:“从岔口到岔垴,没有大树,稍林也稀稀落落,却到处都能见到桃李、迎春、杜鹃、篱子梅、蔷薇、牡丹、剑兰、芍药,还有黄菊、蒲公英、白菅、呼拉草。每年清明节后,南风一吹,四季都有花开。”或许是因为花喻美人,此地不仅多花多蝶而且也还多漂亮女人:“花多就女人多,其实也不是西后岔女多男少,是漂亮的女人三个五个在一搭了就显得女人多。”换言之,西后岔此地一众都是些漂亮的莺莺燕燕。关键的问题发生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到了改革开放,山里人可以出山进城务工了,女人们积郁豁然,而漂亮女人出去的最多。一片子绿茵草地,掐一遍草尖子,掐一遍草尖子,草尖子被一遍一遍掐过了,剩下的只是残茎败叶,狼藉不堪。”在这里,贾平凹明显是在以花草比喻西后岔的那些漂亮女人。就这么掐来掐去,仅仅数年时间过去,“岔里的漂亮女人越来越少,以至于有好事者来西后岔访美,感叹着看景不如听景”。男女的性别平衡,是维持正常社会生态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旦性别失衡,西后岔的败落与凋敝也就势在必然:“没有了女人,男人们就活得没意思。吃了饭,锅懒得洗,睡在炕上,没人暖脚。离过婚的,还把媳妇的旧鞋按风俗吊在井口,盼望着有一天人能回来。没结过婚的,灯光下看墙上贴的年历,年历上印着美人图,越看越气,模样还整齐的开始出山打工或逃往他地。西后岔好几处屋院就倒坍了。”正如同贾平凹已经明确揭示的,导致西后岔漂亮女人流失,西后岔村凋敝、败落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村里人们的进城打工。由此可见,曾经一度莺莺燕燕满簇的西后岔村之所以会败落到如此一种地步,正是所谓城市化进程所赐的结果。富有反讽意味的一笔是,等到后来县扶贫工作队来到西后岔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正是秋天,三角枫叶子变红,那个队长偶尔看到一篷一篷的木棉和毛腊,惊呼:啊这儿有花!木棉和毛腊的花不是花,白是白的,只是吐出来的绒絮。”正如同作家所明确指出的,扶贫工作队队长所惊异发现的,根本就是不是花,只不过是木棉与毛腊吐出来的绒絮而已。借助于这样的一个细节,贾平凹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强有力揭示的,正是曾经一度繁花似锦满簇皆是莺莺燕燕的西后岔,再也不复往日胜景。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尽管《秦岭记》中的确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现实关切,但社会批判却也肯定不能被看作是贾平凹此作的思想主旨。与社会批判相比较,贾平凹在《秦岭记》中更在意的,其实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生命的相互感应。比如第二章中的一个片断,写蓝老板明明看见三只四只什么小兽跑进了屋,但等到他进到屋里的时候,却只是看到地上有小板凳。吊诡之处在于,只有等到他坐在板凳上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这个板凳就是一只跑进来的小兽。小兽怎么可能变成板凳?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难道说是蓝老板眼花了吗?因为无法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我们只能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比如篇幅极其简短的第四章,写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地势险峻的花瓶子寨那里,出了一场车祸。一辆吉普车在观音崖侧翻后,跌落到了万丈深渊之中。吊诡之处在于,三个月后,有一个白衣男子来到这里,先是在翻车处捡到一枚纽扣,然后,等他在寺里住了一夜离开后,人们却在墙上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的内容是:“终于真的想念你,想去看望你。你会说,滚一边去,能滚多远滚多远。我想能滚到清溪里,正好是炎夏。不恨你,有谢意。所有的秘密,实际上就潜藏在这张纸条之中。因为作家的艺术处理过于玄奥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是根据些微的蛛丝马迹来强作解人,做一番姑妄的猜测。首先,这个突然现身的白衣男子,极有可能就是那辆侧翻入万丈深渊的吉普车里的一员。既如此,他就是以鬼魂的形象而现身人间的。其次,或者就是在那辆吉普车上,他想起了恋人或者爱人(恋人的可能性明显大于爱人)和自己嬉戏时带有玩笑性质的话语,那就是“你会说,滚一边去,能滚多远滚多远。我想能滚到清溪里,正好是炎夏”。如此一来,车祸的发生,也就带有了突出的一语成谶意味。但尽管如此,或许与白衣男子内心里沉潜的浓浓爱意有关,他仍然不仅没有恨意,反而还要表示谢意。同样令人倍感神秘的一点是,在一场雨过去之后,那个遗落纽扣的地方竟然长出了一朵野菊,数年之后,满山沟里竟然密密实实全都是金光灿灿的野菊。那么,人与自然界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感应关系?我们能不能干脆把那金光灿灿的野菊理解为白衣男子和那位恋人(爱人)之间爱的结晶呢?再比如第47章,写的是在两千年的那个夏末,月河东岸的草花沟一带,曾经出现过一个戴竹帽的陌生人,“说是乞丐,却穿着干净的白衣白裤”。虽然他并不主动讨要,但是在山民们施舍食物的时候,他还是乐于接受。没想到,十天后,这个戴竹帽的陌生人走出草花沟,在月河上过桥去西岸的时候,却竟然落水身亡:“河面很宽,桥是十几根独木接连起来的,又窄又长,他用竹竿敲打着,走到桥中间了低头看,水往下流,桥往上走,叫了声哎呀,人就跌下去。人在河里很快就被剥去了衣服,而且不再让看到天,他漂浮了十五里,赤裸裸的,身子一直趴伏在水皮上。”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到底为什么不仅会突然现身在草花沟,而且到最后居然还溺水而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陌生人的落水身亡,也还以各种疑问的方式而留存在草花沟山民们的记忆中。山民们(其实更是读者们)的所有猜测,到头来也终归只能是猜测而已。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一点,其实是草花沟一带自然界发生的感应性变化:“第二年春上,草花沟里开始生长竹子,草花沟从来都没有长过竹子呀,这竹子越长越多,形成了一片一片竹林。半夜风过,竹林里有一种声响,混沌低沉,像是在诉说什么,又听不清诉说了什么,老往睡梦里人的骨头里钻。”之所以说是自然界的感应性变化,主要因为从来都没有长过竹子的草花沟里,自打那个陌生人落水身亡后,便开始发疯一般地生长出了一片又一片的竹林。二者之间唯一的连接点,就是陌生人的头上戴着竹帽,手里提着一根竹竿。仅仅因为竹帽河竹竿的缘故,草花沟便会破天荒地疯长竹子吗?这样的一种情节处理所体现出的,毫无疑问是人与大自然之间某种难以用理性的话语加以解释的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唯其因为无法做出理性的解释,所以整部《秦岭记》也才会散发出某种诡异的神秘文化气息来。而神秘文化气息本身,也正是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这一文体本质规定性之或一侧面。除此之外,第17章中段凯的头“就是一个大土豆”,第22章中一村人因“走山”(即地震)而死亡后湖里突然生出的黑鱼,第30章中圆寂后的老和尚果然是一截木头,等等,也都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人与自然界的相互感应之外,《秦岭记》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一点,是建立在特异功能基础上的某种带有突出玄思色彩的形而上哲学思考。比如,我们曾经在前面提及过的第五章中的那位苟门扇。身为孤独守村人的苟门扇,虽然“脑子差成”,但却可以发出这样一些肯定找不到答案的“天问”:“他站在太阳下晒汗,问狗太阳能把什么都晒干了,怎么晒不干汗?狗卧着打盹,不理他。他拿了碳去河里洗,问狗碳怎么洗不白?狗友又在那里打盹了,梦里有了呓语。他看见树上开花,说树开花是树在给他说话,但树上有许多谎花,那是树在说谎话。”太阳为什么晒不干汗?碳为什么洗不白?树竟然还会说谎话,这样一些问题,不要说“脑子差成”的苟门扇给不出答案,即使是我们,恐怕也一样无能为力。比如,第27章中的老城里的那个傻子。尽管这个年轻的傻子关于老城的历史与现实一问三不知,但却常常会思考追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看到草木开花后五颜六色的美不胜收,他会问:“土里会不会有各种颜色?”“傻子又总是担心西边那个山头要垮了,瘿婆婆的那个囊袋要破了,姓李的男人要长出蘑菇,场畔的碌碡要被风吹走呀,门洞旁边的杨树要被雷劈的,爹也会在哪一天就死呢……”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傻子后面的这些“玄思妙想”,带有明显的杞人忧天色彩。但在杞人忧天的背后所潜藏着的,却又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探寻人”才会由衷地感慨:“傻子与神近啊。”再比如第36章,写的是红崖村的汤泉可以治病,有着康复健身的功能。但小说的主角,却是红崖村一个放牛的哑巴孩子。因为天天在放牛时可以看到人们在忙着泡汤泉,他便生出了一些很是有点怪异的奇思妙想:“他看到了那些男人,觉得都是些长辈,把左眼闭起来,看到了那些女人,觉得自己是流氓呀,就把右眼闭起来。却在想:咋就有这么多病人呀?病人脱了衣服咋就这么丑陋呀?这汤水真能洗好病吗?那病人洗好了,不是把病洗在汤水里吗?洗过的汤水又流到洵河,洵河不是也就肮脏了吗?”就这么成天价想来想去的,在常人眼里,原本就是哑巴的他就显得愈加不正常了:“他的脑子慢慢就坏了,痴痴呆呆,天上打雷,开始下雨,常常忘了把牛从坡上赶回。”但孩子的奇思妙想却也并未到此为止。既然已经意识到洵河的肮脏,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孩子继续观看的结果,就是发现了洵河中竟然会有暗泉在冒出。由此,“孩子就认为那是在洗河。他一认为是洗河,就又整天盼着这样的洗河能多些,能再多些。果然不久,汤泉下约两里的河道中就有了无数这样的洗河,每个洗河都开如一朵牡丹,河面上花开一片”。其他的奇思妙想且不说,单只是河的肮脏与洗河就值得引起我们的相关思考。一方面,贾平凹的如此一种设定肯定与生态的主题紧密相关。人有病便在汤泉里洗,结果就把河给洗脏了。河脏了怎么办?亏得又有了暗泉出现,这样才有了更进一步的洗河想法。河可以被弄脏,然后再洗干净,生态的浅表主题之外,作家其实也表达着某种更其深邃的对生活、世界,乃至人性的相关思考。那就是,生活、世界、人性,甚至包括人的灵魂,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被“清洗”干净。关键的问题是,虽然哑巴孩子如此这般地“忧天忧地忧洵河”,但他的“忧”到头来却并不被他人所理解,村主任就不无厌恶地认定:“让他洗吧,他脑子有病,或许就洗好了。”还有第48章,主要人物仍然是一个被叫做捞娃的病孩子。与前面提及的其他几位不同,病孩子捞娃的特异功能,是拥有某种非同寻常的如同隔墙看人一样的透视功能,总能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即使自己拼命地不想去看,也仍然是不由自主。因为他总是能够呈现一些不可能看到的画面,所以便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但他不晓得那是画面,也说不清脑子里怎么就有这些画面”。看来看去,“他先还觉得好玩,后来看多了就头疼,便睁着眼不敢闭。夜里睡觉少了。人越发瘦,皮肤白的发亮,像是身子里有了灯”。要害处在于,他越是不想看,却越是无以自控地要去看。他可以预知到十天后将有水灾,预知到村里人在下坝淤地时一定会死人:“爹不再让他说话,尤其不让给家里人之外的人说话。世上的事情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都会成病,不能知道得太多,知道得多了就成了祸。”父亲的忧虑中所潜藏着的,其实一种天机不可泄露的意思。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凭什么就不仅可以知道天机,而且还可以泄露天机呢?尽管有父亲的拼命阻拦,捞娃却还是忍不住要如同前面几位“异人”一样,不自觉地产生一些“天问”式的想法:“仰头看天,天是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云来雾去,那怎么有了太阳,又有了月亮?这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树落叶子在树下堆那么厚的,过去的日子堆在哪儿呢?村里老人一茬一茬在死,人死如果真是如灯灭,啥也没有了,为什么还能想到他们,他们常出现在梦里呢?”细细推敲一下这些“异人”们“杞人忧天”式的“奇思异想”,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类推法。比如,太阳既然可以晒干一切东西,为什么就晒不干汗呢?鱼既然只喝水,人为什么就必须吃饭呢?既然衣服可以被洗,那河也同样可以被洗。既然树叶落下可以堆在一起堆得很厚,那一天又一天的日子又堆到哪里去了?等等,诸如此类,均属如此。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这些往往是疾病缠身的“异人”或者“畸人”方才会在拥有特异功能的同时提出各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天问”呢?以我所见,之所以会是如此,大概是受到了庄子思想影响的缘故。只要是熟悉庄子的朋友就都知道,在《庄子》中,曾经出现过包括王骀、申屠嘉、支离疏、子桑户、孟子反等一系列“畸人”或“异人”形象。他们虽然或身体残疾丑陋,或性情格外怪诞,但却又别有一种人生智慧,有着不流世俗、通达自然的特别性情。虽然说《秦岭记》中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与《庄子》中的“畸人”或者“异人”的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但内在的一种思想渊源的存在,恐怕却是难以被否定的一种客观事实。我们之所以断言贾平凹的《秦岭记》从思想内涵上说偏于佛道,“畸人”或“异人”的描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秦岭记》中,还有一些章节,如同此前的《太白山记》一样,表现出了某种善恶报应的道德训诫意味。比如第24章,写的是一个名叫延小盆的猎人如何想方设法欺瞒妻子试图偷情的故事。山上有一户木匠,因为木匠长年在外干活,只留下小媳妇在家,“小媳妇长得俊俏,惹得镇上好多男人去骚情”。让延小盆动了心的,就是这个俊俏的小媳妇。为了达到目的,明明妻子只信得过巩一斗,他却偏偏带着陈毛子,以捕狐子的名义上了山。没想到的是,在费尽心机地经过了一番折腾后,他随身携带的礼物却被小媳妇给拒绝了。到最后,为了遮人耳目,陈毛子便跑到院里去打电话。不跑不要紧,这一跑,便跑出了一桩不期然的祸事。随着一声巨响,“没有见到狐子,雪地里倒着的是陈毛子。陈毛子踩上一颗药丸,把脚炸伤了”。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安排试图偷情的延小盆自己被意外炸伤,但一种报应意味的存在却还是无法否认的一种文本事实。比如第41章,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鸡头坝一个强势的村主任,带领村民,在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之后,硬是用数年的时间将村里的土地改造为梯田:“三年五年,村子是真的富起来,家家有粮,也就养猪养羊养鸡,饭菜里有了腥味,而且开始用苞谷高粱烧起酒了。”梯田修好后,由于成绩突出,鸡头坝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村,村主任受到了县里的表彰。没想到,就是在出发去领奖之前,悲剧却发生了。村主任无意间咽下去了一个枣核:“吃第三颗,陪同的人拍打他肩上的土,说:咋没换身新衣服?没想这一拍打,枣核却咽了肚。陪同人忙让抠喉咙往出吐,没吐出来,他说:没事,肚里还长棵枣树不成!就独自上路了。”出人意料的是,就是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枣核,到最后居然要了村主任的命。如果联系此前在强制打造“大寨”式梯田的过程中,若干普通山民所付出的死伤代价,命运的报应意味同样十分突出。还有第44章所写张家两兄弟和水晶之间的故事。原本贫困无着的张家兄弟,不期然间在空空山阴坡的那个洞里发现了水晶。为了阻止村里人如同他们一样的挖掘行为,他们兄弟俩再把一个简直就是巨无霸的水晶王挖出来后,竟然用炸药炸塌了深井。没想到的是,就因为水晶王的存在,他们原本已经有所改善的生活从此再度改变:“看谁都不对,看谁都有谋财害命的企图,宁可饿着肚子,不去吃饭店的面条,不去喝摊棚里的茶水。他们已经不经管地里的庄稼了,也不再上山挖草药,砍栲木育木耳、香菇,就在家里守着水晶王。”最后又因姑娘,兄弟俩竟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大打出手。正是由于兄弟俩已经恩断义绝,所以,弟弟才会拿着锯子和锤子试图把水晶王一分为二。事与愿违的是,水晶王不仅没分开,反倒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知自己已然闯下大祸的弟弟,只好跳窗逃走。过了六年之后,村里有人在甘峪镇“看到镇街上有个乞丐,像是张家的弟,又不像是张家的弟,疯疯癫癫,在给一伙追撵他的孩子说:水晶是水做的,水一泼到地上就烂了”。毫无疑问,借助于这个很显然是出于艺术虚构的水晶王的故事,贾平凹所强烈批判的,乃是张家兄弟尤其是弟弟身上的人性贪欲。水晶王的被破坏,张家弟弟最后的沦为乞丐,其中所蕴含的当然是一种深刻的道德训诫意味。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尽管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却并不意味着道德的解体。很大程度上,道德依然是维持人类存在与守护社会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岭记》中的道德训诫,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虽然说以上几个方面的思想内涵都很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秦岭记》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内涵,却表现为一种对人生和世界某种虚无本质的彻底看破,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者是也。我们之所以一定要用类似于《金刚经》中的“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标题,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这样的一个思想命题,也完全可以转换为西方哲学家萨特一部著作的名字,那就是《存在与虚无》。比如第13章,写的是白城子别墅开发的故事。2000年的时候,茨坪突然被封闭后搞开发,建起了一幢幢高低错落的房子。因为这些房子像城堡一样全都是一片白颜色,所以就被当地人叫作白城子。其实,这白城子,是省城的十多个老板联合开发的康养别墅,里面居住的全都是他们的家人。为了争夺前往白城子做工的资格,上元坝村便发生了内哄:“先是羡慕,接着嫉妒,后来就恨了。”王西来因为相貌丑陋而无法获得做工资格,遂陷入到了一种疯疯癫癫的状态,到最后居然摇身一变为一名貌似能够“祛邪消灾”的“神汉”。他的儿子王长久,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却瞧不上父亲的装神弄鬼。因为向乡和县两级政府告状无果,他一气之下去省城打工,不仅成了一名“诗人”,而且还继续向省政府告状。没想到的是,“这样过去了五年,是不是王长久的反映发生了作用,这不清楚,但秦岭真的全面整治违法乱建现象”。这样一来,整个白城子便不复存在:“茨坪恢复了原状,这里再没有了人,昼夜刮风,草木点头,百兽率舞。”就这样,白城子的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复归如初,简直就真的是梦幻一般。比如第29章,写村干部刘争先带领村民经过三十年的改河修田,不仅给村里增加了1500亩水地,而且还建了一座石拱桥。没想到,桥还没彻底修好,刘争先就不幸去世。为了纪念他,石拱桥被命名为争先桥。但仅仅只是过了两年,青龙河就发了大洪水,刘争先此前的全部努力全都成了无奈的泡影。还有第33章,主要表现桥楼乡与安家寨乡争夺旅游资源的故事。因为原先拥有磊磊石的山顶被划归安家寨乡,所以安家寨乡的旅游事业便一时蒸蒸日上。没成想,等到2000年世纪之交的中秋那天,磊磊石山上面的那一块却从山顶滚下,一直滚入楼溪,并从中间把溪道一分为二。正所谓“风水轮流转”,由于楼溪属于桥楼乡,所以在把巨石命名为能够转运的印石或运石之后,桥楼乡的旅游事业便取代了此前的安家寨乡。不幸之处在于,仅仅过了两年,印石或运石便因再度分裂而彻底失去了观赏价值。却原来,两个乡你死我活地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虚无”。借用一种更为流行的话语方式来说,以上这些情形,恐怕也只有孔尚任《桃花扇》中那段著名的台词,“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3才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恰如其分的理解与评价。不管你曾经怎么样地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到头来恐怕也只能是一片空茫茫的“虚无”。如此一种情形,舍却了“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的话语,我一时之间真还找不出其他更为恰切的表达方式。

注释:

1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页。

2贾平凹:《秦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63页。后文所引本书内容不再一一加注。

3孔尚任:《桃花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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