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创会”与作家培养
内容提要：文学会议不仅是文学秩序调整和转换的“风向标”，其本身也是国家和政党对文学进行“规约”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对作家培养而言，文学会议一样代表国家和政党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青创会”已经成为青年作家成长成才的“T型台”，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每一届“青创会”的会议主题都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检阅和拔擢文坛新生力量，为文学队伍的新陈代谢提供“孵化”平台和展示舞台，让中国文学的星空更加灿烂。
关键词：文学会议 “青创会” 作家培养 文学制度
在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中，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许多重大安排部署都是通过会议传达并落实的。就文学而言，文学会议也是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文代会、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第四次文代会等等，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重要节点，也是人们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分期的重要参照。“有关文学的会议，是传达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制定长远规划、矫正纠偏等的主要形式。”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会议不仅是文学秩序调整和转换的“风向标”，其本身也是国家和政党对文学进行“规约”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对作家培养而言，文学会议则代表国家和政党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
一、文学会议的功能及意义
文学会议作为当代文学的基本制度，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文学批评等其它形式的文学体制因素，一起发挥着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文学秩序的作用。当代文学的会议形式多种多样，有定期召开的“文代会”和“作代会”，有专门针对青年作家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也有为了讨论某个问题的专门会议，等等。有学者还专门研究，把这些会议以分门别类地分为四类：一是文代会；二是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譬如新桥会议、广州会议等；三是具有业务培训和业务指导意义的会议，典型的如青年创作者会议、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以及出版总署等举行的出版会议；四是具有奖惩意味和仪式化特征的会议，例如批判会、纪念会、观摩会等。②
不管会议的规模大小如何，是直接讨论文学问题还是间接涉及到文学问题，每一次会议都有其较为明确的内容和意图，背后都有着一只“无形之手”在传达和调控着会议既定的程序、方式和方向。因为每一会议的召开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每一次会议都不是随便召开的，而是不得不召开的。当然，每次会议以也是精心组织和筹划的。每一次文学会议召开前，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会前筹备，其间虽然会有各种文学力量之间的博弈，但通过“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取向”的强调，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目标的实现扫平道路。会议召开的过程，也都是提前精心组织安排好的，所有会议议程早已安排妥当，会上按照既定的程序依次进行就可以了。会议议程的预先安排，确保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会后，关于这次会议的宣传、贯彻以及执行机制则保证了会议决议与精神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每次会议结束后，都会产生一些“讲话”或“报告”，通过一些“决议”。这些“报告”“讲话”或者“决议”，会后就会立马下发到社会各单位，成为一种代表国家实施对文学的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措施和工作要求。会议最后，也往往会形成会议“精神”，被迅速传播开来，转化成为文艺生活的主导话语。“会议的议程如同戏剧的‘脚本’在开会前早已被编排好了，包括会议时间、会场、参会人员、程序、主题、发言等。会议的召开不过是把‘脚本’转化为一种演出情景，把预设变成一种现场的互动。”③
由此可见，文学会议除了完成既定的各项会议议程之外，更为重要是在调整文艺政策、代表党政意志、传达政治倾向、整合有效资源以及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指挥棒”作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主要就是通过会议来实现的。
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其用意就是应对因“大跃进”期间经济政策的失误，与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艺政策的调整也随之而来，接连召开了“新桥会议”（1961年6月）、“广州会议”（1962年3月）和“大连会议”（1962年8月），基本完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座谈会，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因为同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因此合称“新桥会议”），周恩来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周恩来又在中南海紫光阁发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与后来在广州会议上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贯穿一致的主题就是提倡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这三篇讲话稿中的文艺思想其实就是这次文艺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周恩来和陈毅出席了会议。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提出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这些都预示着党开始对“反右”时期严厉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一定调整。
在此形势下，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辽宁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就比较轻松。会议前还定下了“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出帽子、不抓辫子），目的是让大家能够敞开心扉来座谈。参会者黎之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神仙会’。（有位名人说过‘神仙会’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思想政治运动。）既无主席台、首长席，也无开幕式。十六七位知名作家，依自己的习惯用舒适的姿式，在沙发上就坐”④。会议虽然是在有意淡化官方色彩，营造轻松氛围，其实会议规格还是蛮高的。文学领域的三个最高领导周扬（中宣部副部长）、茅盾（中国作协主席）和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都悉数到场，并且都作了长篇讲话。特别是周扬的讲话，代表了党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声音，其实就是贯彻中央精神，纠正农村题材创作上的一些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单一化以及文艺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通过这三次会议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国文坛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但是，随着文艺界阶级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两年后，却又迎来了对这几次会议的大批判。特别是“大连会议”被定性为中国作协的一件“大案”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大连会议”、批判邵荃麟的运动，在距离会议召开两年之后由中国作协正式拉开序幕，⑤真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
二、“青创会”的主要任务
1949年之后，作家制度建设是新政权建构文学体制、重建文学新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各种组织制度和劳动纪律对“文学队伍”进行管理，通过利益分配、奖惩制度和权力博弈维持作家群体的内部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培养（训育）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新作家来建设“新的文艺大军”，企图以此来进行“文学队伍”的更替和换代，实现“文艺队伍”的新陈代谢，从根基上保证“文艺队伍”内部的纯洁性。因此，“培养新作家在1949年以后成为一项政策性任务，‘新生力量’更是需要大力扶持、不许压制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代表文学发展的未来。扶植新生力量几乎是每一次重大文学会议的重要议题”⑥。尤其是1956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下简称“青创会”），开创了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会议的先河。
1956年3月15日至30日，首届“青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恩亲临会场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刘白羽致开幕词，胡耀邦作了报告。茅盾在欢迎辞中指出，这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也是对文学新生力量的第一次“总检阅”。一方面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另一方面，检查文学机构在培养新生力量上的成绩和缺点，研究青年文学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全国的文艺青年——文学界的后备军，是一个鼓励，但同时也是一次思想教育。把这次会议开好，对于今后的文学界新生力量成长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⑦周扬也在会上特别强调，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业务会议”，也是一次“政治性质”的会议，希望青年作家们要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在座同志大都是二十几岁的人，是新时代的人，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也就要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而“我们做个作家，首先就应该成为一个热情的战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清洗”出作家队伍。“才能可能有大小，成就可以有大小，但所有作家都应该为共产主义奋斗，如果不为共产主义奋斗甚至反抗的的话，那就应该从作家队伍中清洗出去，那些人不应该在作家队伍里，特别不应该在青年作家队伍里。”⑧与此同时，周扬对新时代文学队伍的主力军——青年作家也寄予了厚望。“青年作家是我们国家新的创作力量，是值得珍贵的。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成长。同时又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要求他们提高政治修养、文学修养，成为道德品质优良，在写作上有高度技能的作家，这样可以把中国文学事业推到世界高峰，这这个高峰上产生一个鲁迅、两个鲁迅、三个鲁迅、很多的鲁迅，很多优秀作家，使我们文学创作事业走上空前的繁荣和茂盛的时代。”⑨周扬热情洋溢的讲话，不仅激励了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斗志，也为中国文学事业描绘了“把中国文学事业推到世界高峰”的美好蓝图。
就是单从“业务会议”的角度来看，首次“青创会”也是收获颇丰。会上，老舍作了《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专题报告，认为培养作家队伍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今天迫不及待的要事，希望青年作家要“勤学苦练，始终不懈”“多学多练，逐步提高”“深入生活，了解全面”“提高思想，注意理论”，“让我们的老作家与青年作家亲密地携手前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使我们的文艺战线日益坚强，一齐创作出无愧于毛泽东时代的作品来！”⑩茅盾也专门作了《关于艺术的技巧》的讲演。在讲演中，茅盾虽然强调了文学技巧不能脱离作者的人生观，但是在谈到如何提炼素材、刻画人物和安排结构等问题时，却非常专业，显示了一个老作家的真知灼见，让与会的青年作家们深受启发。此外，陈涌、公木、马烽、张光年、袁鹰、陶纯、袁文殊、陈沂、许广平、夏衍、陈荒煤、袁水拍、赵树理、陈其通等老作家和批评家，在会上也对青年作家们做了交流发言。刘绍棠、董晓华、姚运焕、邵燕祥、崔八娃、毕绍文、李昌松、胡景芳、温承训、陈桂珍、提依甫江•艾里耶夫、任镐、李希凡、鲍昌、郑文光、黄悌、潘芜等青年代表，在会上联系自己的创作实际，畅谈了创作中的体会和困惑，以及参加这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感受和收获。
由此而后，我国的“青创会”逐渐衍成惯例，成为了青年作家成长成才的展示舞台，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几乎每次“青创会”都会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会场，或与代表合影留恋，或发表重要讲话，也有老作家对青年作家寄予厚望，提出希望。可以这样说，“一次又一次的青创会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作家从这里汲取前行的动力”11。到目前为止，全国“青创会”一共举办了八届，历届参会作家达3460余人（见下表）。
通过对历届“青创会”的梳理会发现，每一届“青创会”的会议主旨和使命不尽相同， 譬如，第一届是“繁荣创作，鼓励创作，积极培养青年作家，扩大创作队伍”；第二届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第三届是“祖国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第四届是“让《讲话》精神永照千秋”；第五届和第六届的主题相同，均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远航”；第七届主题是“焕发青春正能量 抒写文学新梦想”；第八届为“塑造时代新人 攀登文学高峰”。事实上，结合历届“青创会”的召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会议的召开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艺语境，而每一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会议主题和历史使命，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深入剖析的。关于这一问题拟另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虽然每一次“青创会”的会议主题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其主要任务都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这个会议来焕发青春正能量，检阅和拔擢文坛新生力量，塑造时代新人，书写文学梦想，为文学队伍的新陈代谢提供“孵化”平台和展示舞台，让中国文学的星空更加灿烂。
三、“青创会”与作家培养
“青创会”之于青年作家代表而言，其意义非同一般。他们都是通过层层筛选，从成千上万的青年作家（含业余作者）中挑选出来，肩负嘱托，进京参加这样最高规格的全国性文学会议，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还是不言而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真正能够作为代表坐在全国“青创会”的会场上，亲自感受到被镁光灯“聚焦”的感觉，那种光荣感和存在感都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自然，在他们激动和兴奋的同时，其内心那股奔涌的创作冲动也会在会议现场被激情点燃，并往往在会后会形成一种燎原之势。
今天能够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参加这这样的大会，我的心啊，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要认真请教毛主席的著作，把毛主席思想学到手……我下定决心，在厂一天，就要把头当笔，把笔当头，用头建造社会主义的钢铁巨轮，用笔写下社会主义的热情赞歌，我要写上一辈子，唱上一辈子！13
这是来自上海市沪东造船厂的参加第二届“青创会”的普通工人代表居有松的参会感言。可见，那种光荣感，那种满足感，那种幸福感，全都写在了脸上。
据统计，连续八届“青创会”，共有3460名左右青年作家（含业余作者）代表参加。其中，有不少人青年作家代表在“青创会”前发表作品不多，影响力不大，关注度不高，但是通过“青创会”这个国家级高端平台展示后，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和追捧，接连在报刊发表作品，一时间声名鹊起，真正实现了“一举成名天下知”。刘绍棠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刘绍棠参加的是1956年的首次“青创会”。这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青年代表共480人，刘绍棠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代表，当时刚满二十岁。虽然他的年纪不大，但他的文学成却非常突出。他手里是捧着《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和《夏天》四本书来参加会议的，十分引人注目。正因为如此，他还被大会组委会指定为这次会议的重点发言人，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此次会议的头号新闻人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宣传报道这会议时，还专门为刘绍棠和另外两位著名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摄制了专题片，在全国各家影院同时播放，加以特殊宣传。一时间，刘绍棠成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家喻户晓的青年作家和新闻人物，高居各大新闻媒体“头条”。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选本和文集中，无一家不选刘绍棠的作品，无一家不把刘绍棠的作品编发在显要位置。
同时，他还应《文艺报》和《中国青年报》的特约，写了《生命的春天》和《生长在阳光普照的沃土上》两篇特约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创作心态和参会时的喜悦心情。刘绍棠的参会心情，实际上也代表了那一时代青年作家的“心曲”：
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召开了，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只有我们的党，才这样关怀、而且有组织有领导地培养人民文学事业的新生一代。党给了我们每个人勇于创造的意志，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优越的创造条件。我们比长辈们是幸福万倍的，因为当我们刚刚懂得写东西，就有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
我们的年龄正是生命的春天，让我们在这播种的季节，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为了“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不疲倦地忠诚地劳动。
如果我们用年龄宽恕自己，那么时间却并不宽恕年龄！
——刘绍棠《生命的春天》14
此次“青创会”后，刘绍棠还在康濯和秦兆阳的大力举荐下，顺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了当时600多名会员中最年轻的会员。15可以说，通过这次“青创会”，刚满20岁就被人们誉为“神童作家”16的刘绍棠，更加如鱼得水，披着共和国的彩虹，乘着“青创会”的东风，雄姿英发地展现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创作出了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真正实现了“一举成名天下知”。就在当年，他就接二连三出版了长篇小说《夏天》、短篇小说集《中秋节》和单行本短篇小说《瓜棚记》。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个作家一年之内能连续出版三本小说，实属罕见。笔者认为，这与首次“青创会”上及其会后，人们对他的鼓励与认可是密不可分的。
结 语
作家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决非仅凭几次文学会议就能顺利达成。一个作家的成长，不仅与其自身的脾性、才情与积累息息相关，也与时代和政治的风云际会紧紧相连。没有一位作家能够真正做到与时代脱轨、与政治剥离，而每一次“青创会”的召开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要想通过现有的八届“青创会”培养多少青年作家，完全达到培养一支“新的文艺大军”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青创会”对于青年作家的培养来说，其“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少青年作家凭借“青创会”这个高端展示平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关注，增强了继续创作的力量和信心，为他们下一步的创作打入了一针“催化剂”，对促进他们快速成长为一名更为成熟的作家，其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参会作家在“青创会”之后没有继续创作，没有成名成家，但“青创会”依然是他们当初从事创作时期的“高光时刻”。难怪不少当年的与会者们常常以曾经参加过“青创会”为荣，在自己的个人履历表里，都要郑重其事地写上一笔“某年某月在北京出席过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示自己曾有的“光荣历史”。
注释：
①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②参见王秀涛《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2011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1—2页。
③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④黎之：《会议与思考——大连会议•中间人物•〈刘志丹〉》，《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后收录《文坛风云录》一书。
⑤钟桂松：《茅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⑥王秀涛：《新作家的培养与“十七年”的作家制度》，《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
⑦茅盾：《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茅盾文艺评论集》（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⑧⑨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370、390页。
⑩老舍：《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报告、发言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7—22页。
铁凝：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开幕致辞，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2资料来源于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3居有松：《一手挥锤 一手写诗》，《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77－86页。
14刘绍棠：《生命的春天》，《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15首次“青创会”后，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的还有工农兵出身的高玉宝、唐克新、费礼文、李学鳌、高延昌、王老九、阿凤（王鸣凤）、滕鸿涛等。同时，还在参会代表中推荐了60余人直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的学习。
161957年，在把刘绍棠作为三大反党典型进行口诛笔伐时，有位领导要人说刘绍棠尾巴翘得比笔旗杆还高，自封为“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其实，第一个称刘绍棠为“神童”的人，是新中国初年《北京新民报》文艺副刊编辑晏明同志。他在主持《北京新民报》副刊“萌芽”时，曾收到一篇来自北京二中二年级学生的一篇来稿。读完来稿后，晏明同志兴奋地对副刊室的同志们说：“神童！发现了神童！”邻桌的编辑问他：“哪里来的神童？”晏明说：“你们看，是北京二中的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名字叫刘绍棠……”参见郑恩波《刘绍棠全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作者单位：铜仁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