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书写了一座城的120年变迁发展，从1898年行进至当下，从乡土行进至城市，还原了中国平民的生存真相与心灵承受。三部小说不仅在文字中细致入微地还原了百年西安城的风貌与质感，也将西安城作为文学母题，构建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系。而三部长篇小说作为“西安城”系列谱系所发展出的叙事模式，也为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思路。

关键词：吴文莉 西安城系列小说 城市意象 叙事模式

二十多年来“70后”作家吴文莉一直在进行长篇小说叙事的探索。《叶落长安》是其200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1938年黄河花园口难民郝玉兰和她的家人逃难到西安扎根并融入的生存故事，是一部以河南难民生存故事和城市变迁为主题的城市文学作品。之后20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叶落大地》则讲述1899年从山东逃荒而来的冬莲和她的山东村老乡们，如何在关中平原的黄土地开荒种地繁衍生息的生命故事，这是一部乡土文学作品。2019年2月，吴文莉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黄金城》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这部写“60后”商人在西安城里创业打拼的财富积累故事的作品，还原了中国现当代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看到了这个时代精神无处安放的普遍现状，直面经历过历史暴力、极度贫穷之后拥有巨大财富的中国商人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如果说吴文莉的前两部作品《叶落长安》《叶落大地》有着颇为相似的写作主题，都是家族小说，都写了几十年的家庭兴衰史和西安城的时代变迁，那么《黄金城》则呈现出吴文莉对小说题材、结构和语言等进行了新路径的探索，使这部作品成为展示乡土叙事和城市叙事并行的力量之作。

2021年，吴文莉将发表于《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西安城》增订入《叶落长安》中，并将《叶落长安》（增订版）、《叶落大地》《黄金城》三部作品作为“西安城”系列作品出版。

笔者认为，“西安城系列”的概念是解读《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这三部作品，带领我们通达其核心与本质的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西安城系列”是作者预设的自我写作命题，先于三部作品的创作，而《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乃至未来的作品都是为了阐发这一命题而寻找题材，进行构思和写作的。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尚未完结，但她潜心二十多年用近乎学术研究的探究精神，既有“坐冷板凳的决心”，也有“把板凳坐热的信心”，使得问世的三部作品，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对百年以来中国平民的生存真相与心灵承受的表达，抑或是这种集中整个创作生涯的力量去完成系列创作，探究一个文学母题的方式，都成为了当代文学史中不可多见的存在。

《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三部作品写一座城的120年，历史跨越如此宽广，内容也十分丰富，我们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全面分析。本文意图将这三部小说放在系列作品的谱系下进行对比研究，并藉此分析“西安城”系列作为一种叙事模式所呈现的文学价值。

一、“西安城”的意义体系

以“西安城”作为系列的名称，其基础必然是对西安城市的文字塑造。毋庸多言，“西安城”是吴文莉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隐藏的主角。三部长篇小说对西安城的营造细致入微，早已超出任何个人的城市记忆与体验的极限，以近乎考古的态度在挖掘120年来西安这座城市的街街巷巷与其中的往来人群，并试图还原西安的风貌与质感。《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虽然是系列作品，探讨共同的文学主题，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人物与情节并无重合，细究起来，唯有“西安城”是贯穿三本书始终的。于此同时，三本书中描写西安城市所用的笔墨，堪比塑造谭守东、梁长安等主要人物的笔墨。显然，西安城在“西安城”系列中早已不仅是一座实有的城市，更不仅是人物行走、故事发生的舞台，它从小说的背景与点缀跻身成小说的文眼，与系列作品的主题思想环环相扣，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系。

《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中若隐若现又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书中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物眼中的西安城。《叶落长安》是“西安城”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其开篇就从西安城起笔，“郝玉兰嫁到白家时西安城刚解放”①，此后顺着郝玉兰与梁长安两条主线，扎实地塑造了小东门、锦华巷、尚勤路、东安市场、长乐坡、解放路、北关、鬼市、长安县、解放电影院、南大街、东大街、东新街等西安城的地标图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安城内具有地标意义的街巷，在之后的《叶落大地》和《黄金城》中也一直在出现。

《叶落长安》中的郝玉兰与梁长安是逃荒到西安的河南河北难民的代表，他们一无所有地进到西安城里，没有正式工作，只能住在河南河北人扎堆的城市边缘地“小东门”；他们也必须手不识闲地打零工，如洗油线、拉坡、卖菜、拉架子车、卖木工活等，才能养活全家老小。因此，《叶落长安》的前半部分（小说中第三代移民梁长安、白莲花等未工作以前），小说伴随主人公们在西安城内四处讨生活的脚步和目光，看到了外来难民聚集的西安城“贫民区”以及与平民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西安街巷，这是《叶落长安》所特有的。

《叶落长安》第一章中借老梁头的登场首次描写了主人公们居住的锦华巷，是书中此类叙述的开端。

西安的小东门城墙根外边是城河，城河的东边原来是有野狗出没的荒地，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被淹了家园田地的河南人们，哀哀地担着挑儿，背着老娘 、孩儿们，沿着陇海铁路线逃荒而来，就胡乱搭窝棚盖茅草庵住下了。到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又有大批难民逃到了西安。几年下来河南人渐渐蔓延开，孩子们越生越多，房子就紧张起来，一条条小巷细长弯拐，密如蛛网互相通连……房不够住，谁家女人也没少生孩儿，多的十个八个，睡觉时床边一地烂鞋。锦华巷里密密匝匝住了很多户人家，巷子太狭窄，并排走两个人都觉着挤，进了巷口就是一路大下坡。土坯墙上是破油毛毡的顶棚，压着碎城墙砖，低矮得简直要坐进地下一般，黑洞洞的窗户比巴掌宽不了多少，糊着烂报纸。河南人家的门总是敞着，顶多挂个烂布帘，家家都一样穷，屋里乱脏脏的只有一个大光炕和一个泥灶台。

在老梁木匠眼里，西安就像一件旧绸袄，小东门就像一块缝在旧绸袄边上的破补丁，锦华巷正好在补丁的中间。②

吴文莉稳健的笔触和大量令人身临其境的城市细节，以及后文中借助人物命运对西安城的持续隐写，使《叶落长安》如同织网般慢慢营造起容纳了外来难民的西安城市景观。而《叶落长安》前半部分对西安城的呈现，其独特的价值性在于，敏锐捕捉到了西安的城市品格——包容，写出了西安城敞开胸怀容纳外来移民的扎根融入、安身立命。实质上，《叶落长安》呈现出的平民视角的城市维度，关注到西安城内外来移民居住的贫民区与城市边缘地，本身也填补了此前城市文学作品的某些空白。

《叶落长安》的后半部分中，郝玉兰们终于拉扯大了自己的孩子们，第三代移民们一个个找到工作，结婚生子。以此为界，《叶落长安》对西安的描写，终于从城市的边缘，进入西安城的中心如钟楼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暗喻了书中的外来移民真正意义地扎根融入西安，成为西安城的一份子，西安城市对他们而言没有界限，他们也与任何西安本地人无异了。《叶落长安》后半部书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外来移民们对西安的特殊感情，并以此表达了西安城的一重意义内涵：书中锦华巷的老人们在初来西安时还经常聊到回老家的打算，当他们一个个真正面临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没有一个人要回河南老家，他们都最终真正意义地“叶落长安”了。因而，对于《叶落长安》的外来移民而言，河南是遥远而伤心的故乡，在一无所有之时投奔的西安城，才是真正的故乡与家园。精神上的故乡与家园，是“西安城”系列作品中西安城最首要的意义。

《叶落大地》的潜在叙事逻辑中将西安城里的街巷院子与西安城外的村庄都看作组成西安的一个个细胞，因而这部作品中“西安城”的意义是宏阔的。《叶落大地》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以渭河两岸的山东村与高黄村为地理中心，视点始终处于西安城外，中部的开篇则是谭守东为逃命首次跑进了西安城，以此为序幕，书中叙事渐渐联通起了西安城与山东村，而下部则完全以西安为中心，重点讲述了西安围城二虎守长安的惨烈。《叶落大地》中从西安城外的村庄转向西安城内，再由西安城看向远方，这一叙事视点的变化显然是吴文莉的匠心所在。小说借着农村土地里长大的少年谭守东的目光，全书第一次正面写清末民国时期的西安城，而后西安围城乃至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西安，仍是同一座西安城，但早已物是人非、满目疮痍。

《叶落大地》保持着《叶落长安》的优长，叙事中用大量真切的细节始终观照着1899年至1937年间西安的立体城市样态，然而《叶落大地》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写出了动荡时代下西安城的生命共振，将西安城作为小说的潜在主人公，讲述这座城多舛的命运，为文学意义的西安城增加了时代的维度与壮烈沧桑的质感。以《叶落大地》下部开篇处为例，小说用寥寥不足两页叙述了西安围城事件的开端③，西安围城是百年西安城经历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大多数城市真实而绝望的动荡写照，而在作者的笔下，真实的历史人物杨虎城、李虎臣、刘振华、镇嵩军、陕军并不是叙述的主角，作者将战争的过程定位到西安城市的具体街巷，着重强调了历史事件中的城市空间，让战争史进入文学并被永远储存在城市记忆中，也真正意义地将西安城作为小说真正的主角。

《叶落大地》中清末民国时期的西安城也被吴文莉写出了文学上的人格，她接纳了逃向自己的人们，在飘摇动荡的时代面对军阀的侵略，苦苦守住了城中的民众，又在抗日战争时期，送别去往前线和延安的主人公们，看着他们登上新的历史舞台，并如母忆子一般等候他们平安归来。

如果说《叶落长安》从“西安城”开篇，那么《黄金城》则是既以“西安城”作为叙述的开端，又以“西安城”作为全书的收尾：“毕成功兴冲冲地看着那些楼对方美丽说，你看！现在的西安城多美！就像一座黄金城！”④比起前两部作品，《黄金城》更加注意以西安城为中心与坐标，对应河南与广州，以此呈现出时代漩涡与变革中，以及城乡割裂中的西安城。

小说以1976年毕成功因为投机倒把被打成反革命后连夜逃出沙村进入西安为第一处分界点，此前的内容都以河南农村沙村为发生地，此后以毕成功在西安城的财富积累为主。

《黄金城》的开篇便是毕成功一家被从西安遣返回沙村，小说用“遣返”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政治性行为意图追本溯源，强调河南农村沙村才是主角毕成功一家地缘关系上的祖籍与家乡。然而，自全书的开篇首句“1969年11月底，河南乡下比西安城冷得多……”⑤不动声色地让河南农村与西安产生对应联系，自此，西安城在作者的笔下就始终如影随形，伴随着主角们在河南农村经历漫长又痛苦折磨的“文革”岁月。比如毕成功的母亲刘兰草，当她终于结束了干农活、扫大街、被批斗的沙村一天，夜深人静之时，她时常给小儿子毕成功讲她在西安市吃过的美食⑥，这样的情节在后文中多次出现，而毕成功给刘兰草上坟时也没有忘记给母亲买她说过的硬菜“老刘家烧鸡”，因此，这算得上是小说的一处文眼了。

刘兰草给毕成功讲西安美食的情节，通过类似“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手法，暗藏了西安城的多重维度内涵：首先，借助身处河南老家的刘兰草的回忆与讲述，展现了年轻的刘兰草以及她行走过的西安街头，文字节制而精彩，几处侧写就已还原出西安城的东大街、西大街、城隍庙、平安市场、民乐园、大东门、大差市，大华饭店的大肉包子、老刘家的烧鸡、中华甜食店的大元宵与八宝甜稀饭、西安饭庄的桂花稠酒配葫芦鸡、益华楼的油糕，以及西安街头人来人往的热闹。这是一个外来移民回忆维度中的西安城，它有着无数细节、最为真切难忘；却也是因为在回记忆中，温暖美好得已然真假难辨了⑦。而对于刘兰草而言，回忆西安城本身也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举动，在西安的所有美好回忆，以及曾是一个西安人的归属认知，恰是支撑着刘兰草和儿子们熬过“文革”岁月的最大精神动力。《黄金城》中有关回忆“雪花膏”的情节最能表达这种心理：

毕成功见过刘兰草从西安带来的一个小铁盒的雪花膏，里面那团又白又香的东西就算再节约着用，也被娘渐渐用完了。

……刘兰草忍不住打开那小铁盒，一股香气立刻飘出来，她的心猛地一抖，突然想起她仿佛在上辈子的时候，曾经在西安城当过一个年轻好看的姑娘。那时的她，穿着长长的布裙子，抹着这个香味的雪花膏，无忧无虑地走在西安市的大街道上。那时马路上有大汽车和公共汽车在跑，路边有热热闹闹的商店和食堂，啥东西都有的卖。而她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会再也没有抹雪花膏的机会了。刘兰草的眼泪忽地从脸上滑下来，她木木地把那盒子盖上，不舍得香气散发掉了，那她的念想就没了，她和西安市的最后一点联系也就没有了。⑧

因此，刘兰草给毕成功讲西安美食，不断回想自己在西安生活的一切细节，都是在反复确认自己与西安城的联系。西安城在此处，当然是实有的，是刘兰草曾生活过的城市。但落在1969年的沙村，西安城对刘兰草而言仿佛重病之人吊命用的救命药，是他们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因而，西安城更代表着再也没有饥饿与苦难的乌托邦幻想，也象征着比起籍贯更能收容无助灵魂的精神归属地。刘兰草讲给毕成功的，岂止是饥饿时用于望梅止渴的西安美食而已，她分明是用话语在毕成功的心里搭建起一座西安城，将自己对西安城的经验与情感传承给儿子，将美好生活的希望火种也传递给幼子，让毕成功不至于被沉重的“沙村社员”身份压垮，让他重新认识到还有精神的故乡“西安城”。

与此相对应，《黄金城》的第二部分以1976年为起点，毕成功独自逃出沙村进入西安，他对着西安城门想“俺本来就是城门里的人，你让俺回来吧”，行走在西安街头他觉得“这城他真是熟得很！他背得出这城的地图，哪个大街连着那个小路，他心里都有数，边走边想娘的话，居然一次也没错过！”⑨自此，母亲回忆维度中的西安城与毕成功亲眼所见的西安城终于合二为一，他对西安产生了天生的归属感，而这也是小说后文毕成功一切奋斗故事的基础。

1984年毕成功第一次去广州见了世面，之后改变了积累财富的方式与观念，这是《黄金城》第三部分的开端。《黄金城》将书中的人物与时代融入西安城市，因此小说书写的笔触随着毕成功最初创业时常出入的北关棚户区、皂角巷、电影院、南院门、龙首村、芳草巷、机械厂、东大街，慢慢转向了西安城的繁华区域——高新与曲江。而《黄金城》由沙村至西安城，再以西安城为中心看向远方的视点转变方式与《叶落大地》有着相似之处，却也有着关键性的不同：《黄金城》中的视点变化不再仅是地点的转移，也同时伴随着高度的攀升，小说中功成名就的毕成功喜欢站在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的办公室里俯视西安城的情节就是这一视点的代表⑩。比之初进入西安城时毕成功如同回家的坦然，此时的毕成功对西安既充满豪情万丈的感情，又带着审视的目光，以自己的金钱作为底气，评判西安城的历史与文化。

实质上，“西安城”系列对于西安城空间的营造，是完全揉在人物与情节中的，近乎无处不在，我们很难面面俱到地分析，前文只能是选取三部小说中西安城的主体意义进行讨论。诚然，《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对西安城的塑造与表达，无论与此前以西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相比，还是与其他地域性小说相比，其笔力之宏阔，在当代文学史中可谓少见。然而，对“西安城”系列作品的解读，却不应因其地方性元素的丰富，而被束缚在“地方性小说”或“城市小说”的范围内。西安城系列小说中隐藏的主角“西安城”，当然首先是一座实有的城市，吴文莉用文字构建了纸上的西安城，已充分塑造出其独有的特征，展现出其城市品格与文学人格。某种角度来看，作者在“西安城”系列小说里，完全是把西安城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进行性格、形象、命运、发展的描写、塑造和观照，因而也写就了百年的城市发展史。

然而，西安城在作者笔下更是一个象征性的母题，如前文所述，西安城的意义内涵十分丰富，对于经历了种种天灾人祸的平民而言，她象征着长安之城、乌托邦、理想国，甚至是宗教意义的净土与彼岸，她是所有人心灵归属的精神故乡；对于历史变革节点的人而言，她是人生的新舞台，是充满机会与变数的黄金城。而从城市品格的角度，宠辱不惊与包容，又何尝不是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特征呢？吴文莉笔下的“西安城”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缩影。一座城的局部变化，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的变化。三部小说中写到的战争、饥饿、逃荒、开荒、“文革”乃至改革开放等历史大事件，虽然有着西安的独特痕迹，却也是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真实写照。因此“西安城”系列小说通过这个城反映整个中国，同时也想强调“这个城”不是“那一个”的特殊性。“西安城”系列从西安城中来，也最终要超越并升华，如同佛教般若经典强调“不坏假名而说实义”11，西安城就是吴文莉为说明实义所施设的假名。

而当我们将“西安城”放在系列作品的概念下审视时，才能看到其作为一种小说方式的贡献：《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从清末写至当下，持续还原了西安城的120年，而每当三部小说中，人物所处的时间节点与城市空间彼此之间有所重合时，读者就会不自觉地进行比对，因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趣，即以空间为叙事中心，将“西安城”作为三部小说的绝对主角，而三部小说彼此没有交集的人物与情节，都转变为了一座城市在时代变革下的变和不变。因此，“西安城”系列小说中的“西安城”，为三部作品之间所有的对比与潜在的言外之意提供了叙事的坐标与限度。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正是吴文莉通过三部作品聚焦一座城的当代史表现意义。

二、“西安城”系列呈现的多种叙事模式

当我们将《叶落大地》《叶落长安》《黄金城》作为系列作品看待时，就不能忽略这三部作品彼此之间的叙事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一位“70后”作家至今总共出版过三本长篇小说，却分别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叙事结构与语言，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一不常见的现象？作者如此尝试的意图为何？三部作品的叙事模式与小说自身的主题有着怎样的关系？作为系列小说，多样的叙事模式又会形成怎样的美学体验？

长篇小说《叶落长安》是“西安城”系列作品中叙事风格最为传统的一部，但在随时代发展而行进的叙述伦理的表面下，《叶落长安》对平民生命哲学以及岁月沉静的成功表达其实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叙述方法的功效。《叶落长安》中采用了一种“大树”结构，以主人公郝玉兰的人生作为大树的主体躯干，将其子女梁长安、白莲花等的故事作为大树渐渐长出的枝叶展开。在小说1938年花园口决堤，河南难民逃向西安的背景之下，郝玉兰作为第二代移民被父辈引领来到了西安，又以近乎自我牺牲式的婚姻使家族在西安落下脚，这便是小说的“大树”扎根土壤，《叶落长安》展开叙述的叙述基础。主体躯干郝玉兰的故事是小说始终的主线，然而小说中也不断用树的意象（包括小说名称“叶落长安”）暗示第二代移民们的身份从大树主干渐渐转向了即将落于长安的树叶，而第三代移民梁长安则成为了大树新的主干。因此，“大树”结构本身包含着，不变的“大树”、不变的土壤，和一代代生命传承中变更的枝干与树叶的寓意。

《叶落长安》的主题是河南移民的扎根融入以及平民视角下的城市生存，因此这部小说的写法并非以情节或主线人物的命运推动叙述，在情节上，《叶落长安》主要选取的是具有平民生活代表性的故事，而人物方面，除了主线人物郝玉兰与梁长安，《叶落长安》更注重表达的是众生相，无论同为河南移民的锦华巷居民，还是郝玉兰拥有八个孩子的大家族，作者都没有将其简单化，而是将每个人都在有限篇幅中当成主角去塑造，使每个人物都与众不同且具有代表性。在这样的文学主题下，“大树”结构既通过明确的主体枝干不动声色地表达出时代进程中的生存故事，又用丰茂的枝干与树叶、果实写出了四代移民群体的命运与传承。《叶落长安》中涉及的人物与历史事件众多，却仍能够保持整体气质松弛、娓娓道来而不散乱，尤其在表达时代普遍性、代表性而非特殊性的层面。而在叙事艺术层面，《叶落长安》注重对细密的生活质感的表达，以一种自然朴素而又平静老成的叙述方式，将四代外来移民的生命故事娓娓道来。小说的叙事始终试图将历史大事件化解为书中人物的见闻感受，把大时代波澜的艰难困苦暗藏在温暖丰富的细节笔触下并行，并以此探究书中人群的生命哲学。而所探究出的结果恰是《叶落长安》乃至整个“西安城”系列的内涵，即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负重前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所在。因此，《叶落长安》这种绵里藏针的叙事方式实际承载了小说主题的表达。

《叶落长安》的语言风格简洁生动，与《叶落大地》《黄金城》相比，多用短句子与短段落，用语也明显偏向于生活化，这种语言风格或许是受到了主人公河南方言特征以及主人公底层劳动人民身份的影响。在“西安城”系列小说中，方言的运用是普遍而重要的。当然，小说中使用方言的优秀作品不在少数，其中方言的模式不外乎坚守原本的方言，将方言读音直接化为文字，与改造方言于书面叙事中这两种。《叶落长安》的方言运用倾向于后者，即抓住方言在语序、语调等的特征，保留方言的神韵并改造其中可能造成阅读困难的用语，使不了解该方言的读者能够无障碍地阅读，也令使用该方言的读者读出独有的韵味。

作家的方言写作往往与自己的故乡有关，然而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中，大量运用了河南、山东、陕西、河北方言，远超出了作者本人的经验范围，而作者在这方面下的苦功夫，也为小说建立起了可靠的叙事基础。《叶落长安》中河南与陕西方言的使用虽然几乎遍及全文，却是十分考究的：如河南方言与陕西方言在《叶落长安》的同时出现往往有着特殊意味，郝玉兰一家与本地人媳妇西珍，梁长安与同工厂的方俊翔等人共处的情节时，作者用两种方言的交流不经意地塑造了外来与本地的对立，而白老四过世一年时秦腔、豫剧唱对台戏的情节是两种方言对立又融合的奇妙情景的极致表达；再如郝玉兰等第二代河南移民们在全书都使用的是河南方言，这代表着永远的移民身份，而梁长安与白莲花等第三代河南移民的语言中河南方言的痕迹则越来越淡，更多的是使用普通话（甚至与陕西人打交道时偶尔也会说陕西话），这意味着身份的融入，以及时代发展下方言的逐渐隐没。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方言，也就是主人公的语言风格，不仅出现在小说的对话中，作者更将其精髓融入整个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这种叙述方法带来的审美体验最突出的效果是仿佛主人公们在娓娓道来，带来一种置身群体中的叙事视点以及更具沉浸感的阅读体验。

《叶落大地》继承了《叶落长安》的模式，叙事中同样融入了主人公山东方言的精髓。但与《叶落长安》相比，《叶落大地》的语言与结构有许多不同。为了契合时代与主题，包括主人公山东人注重耕读传家的传统，《叶落大地》的语言风格趋向于开阔宏大的史诗笔调，句子与段落也基本以细密绵长为特征。不同于《叶落长安》的平视，《叶落大地》的叙事视点也始终是悲悯的自上而下的全知俯视。

《叶落大地》呈现出一种轴心式结构，小说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以冬莲等山东移民来到关中土地作为开篇，讲述山东村的人们艰难地开荒、种地、收割谷子、拉扯孩子、盖地窑、起风波的一系列故事，因此，上部的主题一直围绕冬莲母子在乡村能否生存下去而展开。从某种角度来看，《叶落大地》的上部与《叶落长安》主人公们的境遇以及论述的主题是相似的，这也是作为系列作品对于《叶落长安》的延续。而伴随《叶落大地》中部开篇处描写谭守东逃离农村进入西安城开始，小说中守东学木匠学医的生活，被卖戏班子的女儿青女在西安城成为秦腔名伶的生活，与冬莲的山东村生活故事交错展开，而在中部的结尾篇章中，处处尽是兵荒马乱危机的铺垫。《叶落大地》的下部以“西安围城”事件作为开篇，“西安围城”是百年西安城经历的最后一次战争，1926年刘镇华率镇嵩军围攻西安城，杨虎城、李虎臣等陕军与城内百姓誓死保卫西安城，由此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围城与守卫。在10月中旬以后，西安发生严重粮荒，城内居民数万人被活活饿死。至11月28日，保卫成功，西安解围，而城内军民死于战火及饿毙者有5万人之多，惨烈不已。12吴文莉将“西安围城”这个极少在文学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为整个《叶落大地》的核心事件，用来表达这个时期中国平民的境遇，这决定了《叶落大地》的情怀与笔调。

而“西安围城”对于《叶落大地》而言，恰恰起着轴心意义。如果说《叶落大地》的上部、中部像一条宏阔的大河在静静流淌，有坡有滩看不到两岸，吴文莉以平静绵延的文字，叙说着一百年前关中农民的生活细节。那么当小说行至“西安围城”时，叙事节奏却顿时加快，叙事语言则更为深沉冷静。从“西安围城”向过往审视，一切人物线索和故事情节的缓缓展开都是在铺垫，而在西安城被围困后，所有的人物都被裹挟于这惨烈的历史事件中，无一幸免。城外的守东和谭兴想要进城救人，城里的人们想要出城，怀孕的青女在养母饿死之后面对着饥饿和毒瘾的折磨，城外的冬莲为儿子提心吊胆……如果没有关于“围城”的七万字，《叶落大地》是一个静态的小说，注重对乡土生活以及冬莲们个人命运的书写，虽然题材不同，但主题与《叶落长安》的探索近乎相同。但有了围城这部分，《叶落大地》从静态转为了动态——封闭在狭隘的山东村里的人物们终于跟这个时代有了矛盾冲突，传统的农耕文明被迫接受面对近现代的种种暴力挑战。以青女为人物中心，其在西安城里与谭兴、宝娃、养母老吴媳妇产生了一系列故事，使围城时期的西安城有了全面描述。

自“西安围城”起，作者用大半本书苦心营造的铺垫终于生效，开篇起平静又自然犹如大河流淌般的讲述，终于让西安围城的悲壮达到了极致的震撼。在这样的困境里，极度的饥饿和城里数万人的死亡使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巨大煎熬，每个人的心灵承受都超过了极限，每个人的人性都展露无遗。所有的秩序都被矛盾和冲突打破，前文一直在埋伏笔的青女和谭兴、宝娃之间的爱情也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中。

而围城事件叙述的收尾，更是最终决定了这部作品的胸怀与笔调。书中用大量笔墨渲染围城时的众生相，在描写西安城解围时文字却十分节制，语言简炼而凝重，使宏阔的史诗般的战争灾难，以特殊的节奏，没有停歇便进入对下一场灾难的叙述里。小说在此处挑战了平民视角的历史叙事，描述被围困中的男女老少，将悲悯同情与深刻的思考传达于文字之中。作者用充满时代气息的语言叙述使人沉浸在人物坎坷的命运中，在她笔下，民国时期的长年动荡和围城时的死亡饥饿，使城里的平民都疲于承受，只能麻木面对了，除了忍受，还是忍受，而这也是近代中国与中国平民的真实写照。暂时的围城战争结束了，西安城的人们既没有喜悦，也没有庆幸，依旧是苦痛麻木的，因为痛苦远没有停止。作家有着对当时动荡时局的洞悉，才能准确对中国平民的忍耐作出如此真实的描写。

而《叶落大地》在“西安围城”之后的叙事则更加快节奏与高强度，大饥馑、抗日战争与革命接踵而至，守东、谭兴、青女、宝娃、振国等人的命运接连发生戏剧性的波折与转变。也是在“西安围城”之后，《叶落大地》几乎再也没有任何一处沉下来慢写细节的叙事，与本书的上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的变奏叙事也塑造出了民国时期普通民众地狱般的遭遇、不得不仓皇失措地抉择与始终坚定救国的信念。总体而言，《叶落大地》的轴心式结构与叙事模式是独具匠心且十分成功的，轴心之前与之后的叙述方法的强烈对比，也推动了二者彼此之间相得益彰，形成了对乡土中国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下的生存绝境更深层次地探究。

《黄金城》显然是吴文莉三部作品中叙述方式变换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讲述一位少年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创业故事，娓娓道来毕成功从到了沙村赚到的第一笔钱——三分钱，至他五十岁时拥有的数十亿“黄金城”的财富积累故事。不可否认，小说《黄金城》的叙事方式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作者用插叙、倒叙讲述过去与现在两个时代的故事，并在两个时代不断地反复中，运用多维度、多视角的讲述方法，将跨时50年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又令人叹服。

《黄金城》的第一个情节便是1969年6岁的毕成功一家被从西安遣返回河南农村“沙村”的故事，这是主人公毕成功人生中第一个记忆。然而作者在下一个情节便话锋一转，来到了2019年，毕成功因为梦到了已去世的母亲刘兰草，专门开车从西安回到沙村给母亲上坟。作者在此处慢下笔来，细细描写毕成功所做的准备，暗示出这才是小说叙述的现在时与主体。上一个情节里还未写到沙村的一人一景，千字之内，沙村的男女老少都在她笔下尘归尘土归土地躺在了各自的墓碑之下：

从这个躺满了沙村人的墓园往下看，毕成功觉得自己正从死里看活，胸口就越发鼓得满满的。他遗憾心里想的很多很多，却一句像样的话也说不出来……他好几次站在这里，就会想起这些死人过去活着的时候，正忙忙碌碌走来走去、挑水做饭、扛锨上工的那个沙村，想起这家娶媳妇那家挨批斗，这家死了人那家刚生下孙子的那个沙村。现在就像电影散场了，电影院空了，人都走了，都躺到这片墓园里，不管过去是打架骂仗还是亲亲热热，是老少爷们儿还是阶级敌人，全都一样躺在这里，一人顶一块石碑，再没话说……13

作家开篇写毕成功从公墓的坡上俯视村庄，有着站在城市成功人士的角度，回望、审视被割裂的狭隘封闭乡土文化的精神意义。也通过毕成功的视点充满戏谑地讨论生死与人性的哲学命题，把主要人物毕成功、刘兰草的性格塑造得淋漓尽致。而在毕成功回忆的间隔，作家让毕成功一家又回到了初到沙村的故事中，却又再次“按下不表”，并迅速回到更久远以前的西安，讲述刘兰草为何会背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导致全家被遣返。小说至此尚未结束一个章节，已经数次借助古代章回体小说常见的“按下不表”与“话锋一转”实现时空的转换。

而融入这一叙事风格的，是作者多维度、多视角的罗生门式讲述方式。《黄金城》中有三个层面的讲述人：一者，作家是整部小说的讲述人，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如同先验智者般不动声色地调动着书中人物的时空；二者，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财富积累故事都是由主人公毕成功的视点呈现的，这部分看似是第三人称叙述，但实际全是毕成功的所想所做所感，通过他讲述出来；三者，每个财富积累故事中的其他当事人，却对同一事件有着与毕成功完全不同的看法，则借母亲刘兰草、妻子方美丽、初恋孟寒雨、儿子毕继承、哥哥毕成才、侄子毕庆勇、朋友老秦、老高等不同人物的视角来还原事实。即在毕成功的视点之外，将同一故事以另一视角呈现出来，两个时代分别和讲述故事的当下相互穿插，互相映衬。

罗生门式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结构几乎贯彻于小说的每一个角落，使读者幡然醒悟小说前半部分皆是毕成功视点的故事，而后半部分视点已经发生了转换。当我们不再把这些故事当做毕成功完整、真实的人生经历后，便会发现讲述的视点不同了，叙事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细节与质感，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外表与他内心精神世界的巨大分裂。

纵然《黄金城》是一部描写当代中国商人的作品，然而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小说背景涉及河南农村和西安市，故事整体也非时尚光鲜的都市商战，吴文莉为什么要在相当结实的现实主义笔法与厚实深刻的题材中运用这样变化多样的结构与叙事？两者之间是否会出现“隔层”？作者是为了炫技，还是想在新作中凸显结构的巧思？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解读《黄金城》里结构与叙事的文本意义的关键所在。而答案的关键在于人物和时代两个方面的表达。

首先，人物的塑造层面。《黄金城》中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将这样充满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毕成功塑造到了极致，换句话说，唯有这样的结构才能表现出真实的毕成功。小说的主体是毕成功视角中自己的创业发家史，作者不加评判，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他的得意吹嘘。而借助他的妻子方美丽、儿子毕继承、侄子毕庆勇、朋友老秦等人的视角，我们重新反思他的经历，才会意识到，之前令读者激动振奋的财富积累故事，近乎都是擦着法律边缘或有悖道德才得以成功的，毕成功偷牙膏皮、做假汽水、说假话骗合作伙伴、骗方美丽怀孕、对孟寒雨隐婚……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使一个自私、冷酷、唯利是图的毕成功真正立体了。更讽刺的是，书中隐藏的大众视角里，这样的毕成功却是当下人们心中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优秀人士。

第二，大时代的表达层面。《黄金城》的转折与悬念布满了全书，但当读者从复杂的时间轴与人物线索中，只提取现在时（2019年）的故事后，我们会发现，《黄金城》表面写了毕成功从平凡少年到亿万富豪、从六岁到五十多岁间的励志创业故事。但真正的主线，却是毕成功在一个月左右的现在时里发生的故事，毕成功上坟、遇到老高、老高借钱、被老高骗、住院、看到转机这一系列踏入商业陷阱的故事。《黄金城》环形扣一样的结构，使现在时的主线隐晦不明，读者不读完小说都不会发现，《黄金城》其实写了一位成功商人受骗的全过程。至此，小说的最后一层主题被点明了，作者要表现的是一个虚妄而耀目的“黄金城”，是虚妄的财富与时代，它们哗啦啦迅速来了，哗啦啦又迅速去了，如此艰难真实的奋斗，又如此虚妄不真实地消散。

全书的结尾，是被骗了一大笔钱后，一辈子从没吃过亏的毕成功犯了心脏病住院做手术，方美丽看到他失了神一样“仿佛是一个吹得很大很大的气球，突然被小针扎了一个眼，那气就漏了，他就完全塌了”；而有戏剧性的是，当老马告诉他有机会可能拿到拍卖款止损时，他又神奇般地满血复活“仿佛瘪了的气球又重新充满了气，连声音也是饱满清脆的”。这样神来开放的结尾，把毕成功的性格，以及财富的虚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毕成功又重新充满希望与激情的描述里，竟又无言地营造出一种悲凉、恍惚、戏谑的氛围，留给读者久久回味。

《黄金城》在小说的叙述层面，也大量使用了河南与陕西方言，并尤其将河南方言的神韵取用于叙事中，但却与《叶落长安》的叙事风格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比之《叶落长安》的简洁生动、短句短段，《黄金城》的叙述与对话中选取了河南方言中幽默生动，尤其是毕成功擅长“糊弄”的一面，形成了灵巧的语感特征，并与时尚复杂的叙事结构相结合，在叙事方面完成了又一次对毕成功财富积累过程中“忽悠”的隐喻。

总之，《黄金城》的叙事方式，即借助古代章回体小说常见的“按下不表”“话锋一转”实现的时空转换与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与河南方言特征的叙述，并不是独立于文本之外而用功的，而是为表达好文本的核心主题而量身定做的。小说的主体叙事是对“毕成功的黄金城筑建史”的历数，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平民商业生活的现代史描写，而小说的叙事结构则是作家对大时代下财富积累过程中道德渐失的批判。因此，这一讲述方式本身就是小说主题的暗喻。

结语：“西安城”系列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的意义

回望百年，历史的车轮是沉重而缓慢地碾压过中国大地的，在有些时期，时代发展又是冰消雪化般迅速且了无痕迹的。在中国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里，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几乎记录了所有历史大事件。而吴文莉以三部长篇小说写一座城的120年变迁发展，写这城里城外工、农、商、学各阶层的平民，在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生存真相和心灵承受，把三十年来所有的创作力量凝聚于“西安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与写作，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是并不多见的。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于《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三部小说叙事模式的一切讨论都是建立在“系列作品”的意义之上的。也是因此，当本文进入“结语”部分之时，一切讨论的结果也应该推导向“西安城”系列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的意义。

“西安城”系列小说书写历史与时代的方式是实证又考究的，虽然三本书中对于历史大事件的写法不同，有时十分明确，有时又刻意模糊处理以表达平民视角，但仔细对比三部小说中的时间节点、人物年龄等信息，我们会发现“西安城”系列对历史的处理几乎没有遗漏任何平民体验下的西安城大事件，是绝对精细而准确的。这种写法的难度远大于偏向于戏剧冲突与想象性的写作，但却为小说的一切叙事奠定了可考证的叙事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系列作品概念下的“西安城”系列小说，为无限的文学主题提供了可探讨的时间、空间坐标。即每当小说中的人物处于相同或者有相似性的时间节点与城市空间时，读者就会不自觉地在系列小说中进行比对，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在系列作品中具有延续性与比对价值的设置，在独立的单本小说中是符合时代、符合文学规律的情节，而在系列作品中则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西安城”系列小说用近百位生动的人物形象，大量可信的生活细节，让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真正意义地从笼统的概念里进入文学的领域，而“西安城”系列作为一种叙事模式的意义，必将伴随吴文莉写作历程的前进，成为一个值得继续关注与探寻的命题。

注释：

①②吴文莉：《叶落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版，第1、3页。

③吴文莉：《叶落大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08—309页。

④⑤⑥⑧⑨⑩13吴文莉：《黄金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6、1、16—17、26、44、107、4、6页。

⑦实际上《黄金城》中刘兰草讲到的西安美食多数都只是她听说、想象的，以小说前文的交代，这些美食并不是刘兰草购买得起的。

11[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藏》（第7册），玄奘译，第771页。

12袁武振：《论1926年西安反围城斗争的历史地位》，《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