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吴文莉的“西安城三部曲”《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以1899—2019年河南、山东移民在西安生存发展的经历为题材，意图书写“中国平民百年生存史”，因此也就与传统中国迈向现代的进程形成共振与互文。小说着力塑造的商人形象呈现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食货志”，三位现代商人形象的异同也道出传统中国本身对于“商业”的复杂态度。在这一经济生活史背后，作者刻画出的女性群像并不依附于“商人大传”，而是在冷静陈述“男性凝视”事实的基础上，将“烈女”还原为“列女”，完成了女性身份的自我确证。“移民史”书写是对现代早期知识分子“救世”探索的历史回应和文学表征，这一路径体现出中国“自发现代化”的资源与实践的历程。

关键词：“西安城三部曲” “食货志” “列女传” 移民史 乡土性 现代性

当作家吴文莉的小说以“三部曲”形式重新出版之后，“叶落系列”就变成了“西安城”系列，从1899到2019年的时间跨度既是小说真实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作者以“西安城”写“中国故事”这一深层文本内涵的表征。这并非读者的“附会”，而是作家的自觉意识，在《叶落长安》与《黄金城》共同的后记《从西安城到黄金城》中，吴文莉坦陈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创作动机正是“站在这西安城里，书写着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回视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未来”。①当这一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作者的创作自觉，“西安城”的文学表征也就实质上建构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大地—长安—黄金城”的空间隐喻既打破了“乡村—都市”的二分法，也将“传统—现代”的进程抽离出“礼赞—批判”的叙事态度。

尽管按照写作和出版时间，《叶落长安》先于《叶落大地》与《黄金城》，倘若以“三部曲”的统一调性来看，从《叶落大地》到《叶落长安》再到最新出版的《黄金城》才是120年“现代史”的“顺序”。不过，在文学普遍的“现代性”研究框架下，“西安城”系列与其说体现了“线性”的历史进程，不如说以“线性叙事”将“时间”“空间”与“人”共同置于“混沌”的文学场，向读者呈现出“乡土性”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流变以及复杂的缠绕，孕育出中国的原发“现代性”。与此同时，以画家作家双重身份进入文学创作的吴文莉，也用独特的细节写实展现了属于当代文学的独特审美，缔造了一个动静相适、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黄金城”。

“食货志”

在三部小说“终曲”的《黄金城》封底，作家直言其创作野心——要将毕成功塑造成“绝不雷同于任何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商人”，并通过“他”刻画一个属于时代的商人群体，而“黄金城”正是这一群体竞相追逐的成功和财富的象征。吴文莉写道：“在这座城里，他们毫不掩饰想要当一个阔人的欲望，为了温饱而下海，为了财富而奋斗，为了爱情而疯狂，终于在这残酷的商业战场上或成了烈士，或成了富翁。”②小说主人公毕成功便是幸运的后者，他“从平民到亿万富豪”的故事，正是一部改革开放史。无独有偶，《叶落长安》中的梁长安也在这一大时代的背景下征战商场，却最终差一点成为“烈士”。倘若将三部小说状写的1899—2019年这一个多世纪纳入考量，19世纪以降的“淘金梦”所代表的“移民文化”似乎成为了“黄金城”的隐喻，暗示着“个人—国家”的现代神话。

在《黄金城》的腰封推荐语中，他（毕成功）和“他们”是1979到2019年间的中国商人代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每一座城里都有这样的财富和积累故事”，由此称作品为“一部惊心动魄的创业史”。然而，一个更为关键的“主体”问题被作者继续在封底的话中提出，这一“创业史”不仅仅是“中国商人”的历史，在最后一段吴文莉写道：“而这个时代的我们，都生存在这样耀目的黄金城里。”正因此，尽管毕成功的故事拒绝“雷同”，欲望叙事却恰恰是小说更为普适的底色。作家丝毫没有避讳“第一桶金”的原罪，非但如此，当“勾兑假汽水”以及“炒辣面‘智取’门面房”成为富翁毕成功津津乐道的个人奋斗史，一个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奸商”形象跃然纸上。这些毫无“技术”含量，仅靠投机和小把戏敛财的商人大多会被时代淘汰，而毕成功显然在时代浪潮中把握住更多的机会，终成时代弄潮儿。小说借秦教授与沈天两代知识分子之口说出毕成功商道的两面性：

秦教授摇头说……要是所有商人都目光短浅唯利是图，还有啥希望？中国几千年来都是按士、农、工、商的顺序排人呢，为啥呢？商人重利轻义，商业产生贫富差距，就会出现矛盾冲突。古人都知道。社会的价值体系咋能把商人搁在前面？

……

沈天却说，可是老师，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开篇就否定了老子设想的理想社会！司马迁也说不能光靠教化，得要发展经济呀。③

毕成功正像是那只会捉老鼠的“黑猫”，分享着时代的光芒。作为一个从河南的沙村“逃”往西安城的移民，原本就生于这座城市的毕成功并非刘兰草、郝玉兰那样的“生存型移民”，而是传统社会鲜有的“发展型移民”，童年时代所经历的政治浪潮将他们一家席卷回河南老家，西安城的丰盛与繁荣又将他“召唤”回都市。在乡村野蛮生长的七年间，一辆费尽心思得来的自行车成就了毕成功最初的“淘金梦”。作为交通工具，自行车远胜过脚力，因此也成为“商品流动”的货殖符号，骑车贩卖冰棍攒下的三十块钱是毕成功沿铁路“回到”西安的本钱。相较于传统社会小生产者以及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方式，毕成功的从商之路更符合近代“货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的“商品交换论”，不过，提出这一商道概念的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同时也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④这一诞生于19世纪末的“工商”思想将《叶落长安》中的“商人”梁长安与毕成功区别开来。

尽管增订本对梁长安后半部分的故事改动较大，增添了许多关于身世和认亲的情节，但其个人奋斗史仍保留了初版的原貌。鑫鑫皮件厂的大火烧掉了梁长安前半生的心血，甚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如果将这场“人祸”轻易定性为“劳资冲突”，恐怕不足以呈现小说的丰富性。作者借岳母郝玉兰之口训诫“做生意别总想着把人挤死”，这句话既道出了梁长安与方俊翔商业竞争的暗流，也埋下了“苛待”工人的伏笔。如果说前者不仅是供不应求又须按时交货的现代契约精神，更意味着梁长安在个人出身以及情路历程上跟“都市之子”的较量，后者当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剥削”。作为一个技术超群的前国企工人，梁长安对配件使用的严苛以及次品率的要求首先来自于他将“技术”作为商业核心的自信，即便技术可以复制，对质量和成本的把控也是他的商业优势——如果说“商”仅仅是“运已成货”，“造未成之货”的“工”才是商道之根本。不过，比起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梁长安更接近于传统社会手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商贾”，与近现代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尚且有一定距离。正因此，梁长安的“创业史”始终伴随着义利之辨，比起毕成功心梗倒下之后仍对“黄金城”兴致盎然，梁长安烧伤垂危之际更多的是绝望与悔过，这与其说是“贵义贱利”到“不齿言利”的时代转变，不如说本身就呈现出传统中国对“商”的混杂态度。

相较《黄金城》中毕成功白手起家的个体户“创业史”，以及《叶落长安》中梁长安的国企技术工人下海沉浮史，《叶落大地》则更为自觉地将个人“创业史”与一个村庄乃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这部在故事时间上最早的小说，直到接近尾声的部分才引入了“现代工商史”，谭彦章与谭守东两代人引领谭家堡子这个山东移民村完成了由农耕向工业的转型。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创业史”的“业”做出了现代注脚，以文学叙述构筑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转换机制。尽管《叶落大地》的叙述方式更偏向于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小说上部与下部叙事节奏的变化还是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有着更为精妙的构思。从1899年讲起的刘冬莲的故事将山东移民在关中平原艰难扎根的历程缓缓道来，母一辈土里刨食的小农经济孕育了第二代移民，谭守东的坚韧不屈与锐意进取正是在对土地的拓荒与深耕中获取的。及至“下部”以“西安解围”作为大历史背景，小说仍以家庭伦理娓娓道来血缘、亲情、爱情等传统故事，叙述加速是从最后1/5处开始的，谭家堡子为防土匪修寨墙的情节紧接着就是1928—1930年间的“关中大旱”，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遇见了第一重打击，小说写道：

关中自古都是皇天后土，是埋了多少皇帝的地方，这样的灾难使过惯了旱涝保收安稳日子的关中人们都惊慌了，总期盼着兴许哪天就下雨了，一切都好了。可这雨竟然盼了三年！谁家的家底再殷实，也经不得这样三四年的绝收，渐渐所有人都成了饥苦的样子。⑤

经历了这场“天灾”，“农事”受到的仍然是传统社会所常见的打击，到了1932年的陕西霍乱，作家对历史背景的描述已经做了弱化，然而财富的锐减乃至人口的减少给这个山东移民村已经造成了重创。转机是在1934年到来的，谭守东与“铁织布机”的相遇是小说的高潮情节，从技术角度说，这架很晚才在小说中出场的铁家伙并非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产新式自动力织布机，上海的大隆机器铁厂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才宣传农业及小工业用的最高不超过“十二马力”“柴油引擎”等仿制国外机器的产品，所以小说借洋布厂师傅之口，说出其“洋机器”属性。作为“现代化进程”最为重要的一环，生产方式的转变直接将一个村庄推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一天能织30米洋布，相当于三百斤麦子”的实写不仅震撼了刘冬莲们，也给近代以来新崛起的“政商”群体做了注脚。从“四民之末”到“四民之纲”的变化在史实中应对的是现代性的挑战，在小说情节中则叙述为由“生产”到“销售”的重心偏移。

伴随铁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出现了土织布几乎从未有过的“供需”问题，“洋布”因其价格高昂，在平民那里很难有市场。谭守东因为兄弟谭兴在国民党军需局工作的缘故，开拓了销路，并以提供回扣的方式笼络了专管军装的刘处长。当守东以“不过是个买卖”掩饰自己“卖到陕北”的“失言”时，“卖给谁”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把整个谭家堡子整个村子都带起来，让大家来织布，都过好日子！”⑥的“创业史”，“工商业”与“现代革命”的共振由此初现端倪。到1935年大华纺织厂的创立，电力纺织机的生产力再次挑战了谭家堡子的铁织机，先前半农半工的生产方式“自然地从耕地转成工业生产”，谭守东也第一次意识到“卖布比织布重要得多”，幸而“大华”并未成为垄断市场的寡头，傍着“军需”，鲁秦织布厂的生意一直做到1938年。“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河南灾民顺着陇海铁路也来到关中平原，接收流民做工最初是出于慈善，不过对织布厂来说，这些彻底失去土地的流民比当地扎根的农民更适合工业生产，“不需要在农忙时请假”也解答了《叶落长安》中梁长安与农村雇工大保之间矛盾的焦点。“工人阶级”的雏形以及现代工商业与民族国家命运与共的现实逻辑，再一次显现出“现代性”与“道义中国”的交融。

从“抑商”到“重商”的转变倒也并非20世纪现代革命一蹴而就的，事实上无论抑制还是重视，对“商”的不同态度多少都是在国家治理的逻辑层面展开的，西汉晁错在《论贵疏粟》中提醒汉文帝“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⑦。“行商”约等于“流民”的隐患直接关乎“国家安定”，从这一的角度来看，近现代受“外力”影响而展开的“洋务运动”以及“实业救国”的底层逻辑似乎原本就包含在“食货志”中。在“商鞅变法”之前，尚且没有形成强大的“抑商”传统，《货殖列传》中所载的子贡正是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从商鞅的“事本禁末”到汉刘邦时期颁布的《贱商令》，商人地位乃至人身权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重农抑商的儒家文化在中唐时期发生转折，生产力的发展与庶族地主阶级的崛起让士商之间的严重对立产生了松动，此时，儒释道合流的过程、天下通衢的经济基础以及崇尚奢华享受的社会风气无一不催生出“商”的力量。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农商并重，并重申先秦时期“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思想，商人亦尊亦卑的地位以及自重与自贱并存的矛盾品格渐成主流。及至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传统四民分层体系第一次受到质疑，士商关系开始不断调整，“重商”逐渐浮出水面。明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将两宋以降的“绅商”通过行会行使权力的社会结构进一步稀释为普遍的商业以及消费文化，直至近代“绅商学军”替代“士农工商”。

这一过程甚至不用费心思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在乡土中国，“食货志”历史转变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义利之辨”。从“仓廪实而知礼节”到“消灭剥削”的现代革命话语，一定程度上共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体系。刘兰草给儿子毕成功说的那句“恁的心丢了”，是在富贵迷人眼的“黄金城”里“正心诚意而后修身”的警训，而在“个人”与“国家”之间，作为中介物的“家庭”则以女性为核心重构“时间”“空间”以及“人”的关系。

“列女传”

在普遍的期待视野中，人们似乎总是期望女性作家专注同性别人物的塑造，并对其倾注更多的同情或赞美。不同于男性作家“凝视”的结果，女作家抒发女性之美、同情女性之苦更具天然的正当性，从“烈女”回归“列女”的写作是对传统社会父权结构的反驳，但同时也在消解现代文明所创造的“母性神话”。在“西安城”的故事中，相比谭守东、梁长安和毕成功们的“商人大传”，作家吴文莉似乎更擅长塑造女性群像，在男性角色与“历史时刻”相遇的叙述前景下，女性则不动声色地承担了历史的过程。譬如“前商业时代”的积累，多少都有“母亲”的身影，几位男性商人“创业史”的源头无一例外都来自母辈的农耕或小手工业生产，甚至在其商业经营的背后，是真正料理生产的女性，她们参与了那个商业的过程，但却并不分享“商人”的身份，她们仍旧是母亲、妻子甚或情人。

刘冬莲、郝玉兰、刘兰草对应着谭守东、梁长安、毕成功，三部小说每一部都刻画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们承受了百年现代化进程的绝大多数“苦难”，其中“生殖”之苦正是所有女性共同面对的负累。在以“生殖”本身为目的的传统文化中，“母亲”与“孩子”之间具有相互保障的关系，波伏娃指出：“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不过她同时强调“人类社会从来不听任自然的摆布，特别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生育职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学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⑧。《叶落大地》开篇就是身怀六甲的刘冬莲在黄河边丧夫忍痛卖女的情节，紧接着是逃荒途中龙游寺产子的情节。生产过程的凶险自不必说，现代军医与传统稳婆联手救回母子两条性命，惊险的情节之下，是生于晚清的刘冬莲抛弃传统节烈观的“现代”意志。小说写道：

冬莲心里乱七八糟定不下神，女人的名声比命大呀！一时间，她又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她要是死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也得死了？她的命比不过贞洁重要，孩子的命可比天大！想着，冬莲的鼻子就酸了，大滴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⑨

这一滴时代之交的眼泪是女性求生的本能，这个逃难途中丧夫的弱女子，此后每每以“为了儿子”之名坚韧地活下去，编锅顶排谋生、买地开荒、挖窑盖房、料理织布厂，全心全意履行“母亲”的职责。“母性职责”通过家庭中的代际传承，又成为儿子谭守东与孙子谭振国“治国平天下”的“家传”。刘冬莲把自己从双林媳妇活成了守东他娘、振国他奶，也活成了鲁秦织布厂的主事、河南灾民的活菩萨。从弱女子到女强人再到女菩萨，很难说是传统伦理还是现代意识在起作用。

事实上“现代婚姻制度”在“母性神话”的创造方面并未超越传统女性生殖功能的节烈观，只不过现代社会用“爱”来掩饰“母殖”的本质，更为现实的目的是用制度替代传统节烈观，来保证血统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仅仅服务于男性，女性则因更大的道德要求，要为“子女”付出更多的“母爱”。《列女传》中所列七个部分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也是七种评价女性的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其中“母仪”排在首位。魏芒慈母的故事在《叶落长安》中得到呼应，郝玉兰不仅自己生了四个闺女两个儿子，还要抚养两个继子，同时因为同情邻居家的“孤儿”梁长安，又将他视为自家孩子，直到成为梁长安的岳母。比起早生半个世纪的刘冬莲，郝玉兰的苦难是日常的，除了不停生孩子，就是因丈夫破产而不停劳作补贴家用。作者在初版后记中，用“老可怜”这句老辈移民的自述，徐徐道来“没吃、没穿、没住、也没文化，拉扯孩儿们的不易”。而这些“艰难”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属于“过去”的共同生活。

如果将“书写苦难”放在女性人物命运下考察，便会发现一种超越“道德叙事”的路径——“苦难叙事”往往被置于“道德叙事”的框架下，“礼赞苦难”却恰恰是不道德的，作家不应当把苦难与正义相混淆，把悲惨当坚韧来布道，尤其是苦难并不加诸己身。正因此，《黄金城》里的母亲就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刘兰草在被迫返乡与离婚之后彻底改了性子，成为一个被时代和环境塑造的泼妇，对四个儿子也有了不同的态度。毕成功的“创业史”离不开老娘的支持，炒辣子面“巧取”门面房的事就是刘兰草为儿子进军房地产攻下至关重要的一环。不过毕成功造假汽水是“违法”，刘兰草“取门面房”则是“背德”，后者甚至让人挑不出毛病，更何况“炒辣面”的行为原是因毕成功用一个谎言激起了母亲的正义感，让她“教训”两边国营商店的店员来达到他兼并门面的目的。相比男性作者“母性神话”的塑造，“生育之苦”在女作家笔下具有两面性，“孩子”不再只是来世上讨债的小冤家，而是母亲的继承者，即便毕成功这样的投机商人，还是会看重“孝子”身份，再刚愎自用，也得听老娘训诫。

增订版《叶落长安》增加了梁长安生母刘玉纯的故事，这一角色体现的不仅仅是女性苦难史，也是时代之苦和人类命运之累。不同于刘兰草在政治时代的“荒谬”返乡，刘玉纯不仅仅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悲剧，更是人性恶的牺牲品。夫妻离散、母子分离、母家难回、被骗婚、被家暴、被子女厌弃直至发疯，表面上看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一生，实际上是财富、知识、血缘以及爱与美都无法与时代洪流和人性恶抗衡的草芥人生。《列女传》中的母仪、贞顺、节义等被冠以“美德”，不过是女性面对“苦难”无可逃避的磨砺。“母殖”本应是天性、是人性，而非男性“凝视”的结果，刘冬莲在死亡与生育之间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活”，从“活着”到“活法”，“西安城”的母亲们可以是慈爱的、泼辣的、弱小的、坚韧的，是道德的化身，也能离经叛道。在“成为母亲”这件事上，即便没有血缘关系、即便已经疯癫，更为重要的是拥有“选择”的意识和权利。

“母亲”总会有一个最像她的女儿，或者像关中方言说的那样“门背后立灰耙，娶个媳妇像阿家（婆婆）”，白莲花、青女、香绣、方美丽们的故事虽然不像母辈那样波澜起伏，但也堪称“列女传”中多种“美德”的化身。倘若以红白玫瑰论，“妻子”与“情人/初恋”的设置却并非卡尔•G•罗琳在《女性情怀》中描述的男性理想——“女性的肉体很美妙，但更是圣洁的灵魂驻扎之所”⑩。《叶落长安》中的白莲花与江小小，《黄金城》中的方美丽与孟寒雨不是“贞顺”与“孽嬖”的二分法，也不仅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当她们都成为男性“创业史”的支撑力量，“列女传”的现代意义才终于展开。西汉刘向著《列女传》作为讽劝呈献汉成帝，其中六种“妇德”都是为了反讽“孽嬖传”，然而汉成帝的反应着实出乎刘向的意料，《列女传》虽频受嘉勉，皇帝却对“孽嬖”赵飞燕毫无动作。历史以反讽的反讽将刘向原本意图讽谏的女性记录下来，留给现代人想象历史的空间以及为历史人物翻案的可能，后人将“列女”作“烈女”，实在是一种倒退。

现代女性主义正是要还“烈女”以“列女”的本来面目，女性并非“象牙纪念碑”，试图塑造出没有黑暗面的“女性特质”对女性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无论是在道德上、行为上还是情感的体验上，取消女性的“选择权”无异于对女性的抹除，在面对诱惑或做出道德和情感选择时，女性并不比男人更轻松，她们有权利表达愤怒、焦虑、抑郁，也有能力抛弃、背叛和自立。好在吴文莉笔下更年轻的女性们比母辈走得更远，尽管她们最终都“选择”了回归“道德”，在那个可能会成为“依附”的“创业史”中，女性仍然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

“天演论”

男性的“创业史”与女性的“身份认同”终归是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达成的，物质层面的现代性首先是以空间的“流动”来席卷“现代人”的。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论及“时间/空间”，认为公共空间可以划分到两个宽泛的类别中去，每一类都在两个相对的地方又是相互补充的方向上背离了“文明空间”的理想类型。“公共但不文明的地方”人们“谋求同质性的压力”与“消除差异的努力”越有效，其紧张和焦虑便越强烈，便越需要“集体同一性、单调性和重复性的掩护”11。如果仅从这一描述来看，是否能够明确区分出究竟是“乡土中国”抑或“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西安城三部曲”的故事首先是从“乡村—城市”的流动展开的，有评论者将其称为“一部移民族群的秘史”，这当然不错。然而倘若以“地方化”“个人化”解读，不会超越《地之子》中所写的现代文学传统，当台静农、沈从文等新文学者自命“地之子”或自称“乡下人”时，多少是出于某种文化骄傲，“站在都市批判乡村”与“站在乡村批判城市”恰恰证明“时代精神”与传统渊源的汇流，“也证明着城市化进程的迟滞，与传统价值意识的尚未经受近代冲击”12。文学研究者和理论家们不止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多样的城市与多样的农村”13，但“多样”且无序，或者“多样”但彼此并不发生关联，并不能构成实践层面的“现代性”，当人们沿着一条铁路或者一条河流开始移动，才有了“从西安城到黄金城”的故事。在这里，“移民史”的核心不再是“乡村—城市”的二分法，也不是现当代作家的“双城记”。“原乡”与“西安”亦不构成“推力”与“拉力”的移民动因，《叶落长安》中梁长安与竞争对手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对话：

那我讲个故事，是我师傅讲的：他是西安人，一次在火车站听见火车说：我从河南往西安开，刚开始就想，我去西安‘坑谁？——坑谁？坑谁？’这么一路想着，快到西安时，火车想好了‘见谁坑谁、见谁坑谁、见谁坑谁……’”

长安跟着赵厂长笑起来，知道他想说自己是河南人爱坑人，却并不说自己其实是河北人：“那我也讲一个：那年我去深圳，人家酒店给我办住宿，我说我是西安来的，服务员头也没抬说：‘哦，是兵马俑！’”我说我是西安人，她才抬头看看我说：‘西安人？咋不在家守着老婆坐床头看孩子？’”14

考察“地域污名”与其说是“历史问题”，不如说是近现代以来人口流动的结果，从封闭的“地域文学”到“地方性路径”的提出，文学研究的理论流变恰好提供了一种理解现实的思路，从“河南”到“西安”（再加上《叶落大地》中的山东），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地域却产生了不同的特质，这足以证明只有“流动”才能看清“乡土中国”的全貌。“地域”与“地方”的差别更重要在于“路径”，既是空间连接的路径，也是“地方”与现代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连接的路径，更是“空间”自身的发展路径。《叶落大地》中可以用“寨墙”圈住谭家堡子的乡土性，但却无法抵挡现代革命的原发力量，《叶落长安》的锦华巷与《黄金城》中的皂角巷在都市化改造中也无法继续熟人社区的空间形态，历史轨迹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缓慢都市化”进程中从“村庄”到“都市”的迁移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展开的“落后-进步”发展论。“大地—长安—黄金城”的流变是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而再版的《叶落长安》虽增添了许多情节，却非常遗憾地删去了初版中作者亲自配的四幅插图，“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在这些“有形诗”中，欣赏者很容易读到那个混沌中的“西安城”，插画所透露出的首先是作者在形式上以“传统”为资源进行的“创新”，而《黄金城》在叙事时间上的尝试也打破了“线性叙事”惯常的手法，从“常规线性叙事”到“蒙太奇线性叙事”，对建筑术语的借用是作者文学创作从“自觉”到“自主”的精进，“形式动力”往往也被描绘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不过在“审美现代性”之下，关于“现代”的更为宏大的命题在文学创作之初就成为作者有意识靠近的主题。当“食货志”中的“中国商人”以“适者生存”的姿态在“黄金城”立足的时候，“天理”与“人欲”的存灭就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共同文化，严复在1897年翻译《天演论》时或许并未想到这一举动会给未来的中国与国人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现代中国的头顶，至今仍是许多人理解社会乃至生活实践的重要准则，也成为当代社会许多“顽疾”的根源。

《天演论》原作是19世纪英国学者赫胥黎的演讲集《进化论和伦理学》，原文是针对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反思、评价和发展。今人很容易知晓《天演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根本旨趣上南辕北辙，严复当年何尝不知？若非“世变之亟”，这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的晚清思想家又怎会张其第二义“启蒙”民众以达“救国”之目的。“新民”的逻辑等同于“救世”，尽管晚清思想家提供了无数设想，“社达主义”与“金铁主义”还是在个人与民族国家层面以其“效率”而生出许多诱惑。然而赫胥黎对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进入社会学领域存有巨大的疑虑，他在演讲中明确区分了建立在互动行为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具有与自然演变不同的逻辑，他始终认为“人际伦理”才是“人本”。然而严复的经世致用以及翻译中“求达”的目的，让这一“误会”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最终成为毕成功们的信条。

“移民史”“食货志”“列女传”都是作者的题材，“中国故事”“现代化历程”作为主题仍然缺失许多信息。如果从后两者的角度考察吴文莉的创作，“传统中国的新生”是作家有意透露给读者的主调。清末民初有严复的《天演论》，亦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有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也有章士钊的《农国辨》，在这些看起来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主张中，中国就拥有了“原发现代性”的资源，不过正如梁启超在《释革》（1902）中所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前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后者则“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15。出于除旧布新的渴望，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进行的。然而社会革命照进文学革命却并不那么顺利，蔡翔在《革命/叙述》一书中引用马克思•韦伯的话，将当代文学形容为“战场”，“如果决定赞成某一立场，你就将侍奉这个神”，同时“必得罪所有其他神”16。

富有意味的是，作为画家的吴文莉在绘画上常以“宝相庄严”与“逸品莲华”作为题材和主题，前者在当代都市佛教题材绘画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尤其是创作于2020年的“地藏菩萨来迎图”，“皮纸矿物色”让这幅画呈现出独特的质感，在简洁与繁复之间给观者以宁静的美感。在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里，地藏菩萨以大愿著称，“大愿救度众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是一段大众所熟知的文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而言，晚清“佛学复兴”与“天演论”共享着同样的历史动机，蔡元培的《佛教护国论》、梁启超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无一不是出于“救世”的考虑。欧阳渐在《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中阐明了“此阶段所需”“人类始终所需”“西方学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以及“佛法也并不排斥哲学、宗教”，这种站在“宇宙”更高层面的思想虽然在经世致用层面上失落，却因与“大同”以及“乌托邦”想象的契合，成为“不断革命”的资源。不过，作为实践的社会革命和作为“内自省”的佛教思想，映射到“西安城”的文学表征上，体现为作者更为深刻的创作意图，她不仅写苦难与善，也写苦难与恶，但同时却并不刻意礼赞或批判，甚至在面对“出身底层”的“恶”时，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与宽容。吴文莉的“宽容”并不是《悲惨世界》式的浪漫主义，那些或悲惨或作恶的人物是在作者“渡人渡己”的叙述中鲜活起来的。在“西安城”的文学空间里，一切先进的、落后的、贫瘠的、富有的、善的、恶的区分都不再重要，“时代的更迭”并非“自然”，一切都是“人”的“选择”与信念的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安城三部曲”正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史”，也是“现代中国”与“流动的乡土性”的互文与共振。

[本文为西安外国语大学2021年度校级科研项目“媒介视域下陕西作家代际连接与转化”（项目编号：21XWC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吴文莉：《从西安城到黄金城》，《黄金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第457页。

②吴文莉：《黄金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版，封底。

③吴文莉：《黄金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21年版，第196页。

④郑观应：《商战上》，《盛世危言》，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4页。

⑤⑥⑨吴文莉：《叶落大地》，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年版，第371、386、14页。

⑦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历代食货志注释》（第1册），王雷鸣编注，农业出版社 1984年版，第59页。

⑧[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版，第303页。

⑩[瑞典]奥维•洛夫伦格、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85页。

1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169、184页。

12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自序第9页。

13[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第393页。

14吴文莉：《叶落长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15梁启超：《释革》，《饮冰室全集》（卷３），文化书局 1934年版，第95页。

1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