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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长篇小说《离觞》中，杨怡芬对家乡舟山群岛的恋地情结升华为家国情怀的抒发，同时她对于中国抒情传统、叙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家乡岛屿叙事的文化意义，并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和民族风格。《离觞》在现代宏大历史背景中讲述中国故事，在现代生活图景中展示中国美学的魅力，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潮流中可贵的探索和重要收获。

关键词：杨怡芬 《离觞》 家国情怀 文学传统 本土化

相对于常见的内陆乡土和大都市的当代书写，杨怡芬有关舟山群岛的小说显得别具一格，不仅是当代文学地理的补缺，而且与岛屿叙事相伴而生的思绪、情感和审美也分外灵动，含蓄和隽永。她从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走上一条漫长的严肃文学成长道路，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2009年）和《追鱼》（2012年）。其后，历经十年之久的构思，收集资料和写作，杨怡芬才推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力作《离觞》（2021年）。一方面，长篇小说《离觞》延续了作者创作的优长之处。女性视角叙述的细腻绵长和女性人物心灵刻画的精细生动，一如吴义勤对她早期作品的品评，“她对主人公心灵困境与情感困境的展现，细腻而生动，平静而从容，读来常令人心有戚戚”1。另一方面，杨怡芬还在《离觞》创作中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和成长。她从现实生活中的心灵刻画突入历史风云中的世情描摹，把对家乡岛屿的眷恋升华为家国情怀的抒发。而且，她对于文学传统资源的大量汲取和创造性转化，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家乡岛屿叙事的文化意义，以及中国现代历史反思性书写的审美价值。

一、从恋地情结到家国情怀

在早期小说中，除了描摹城市女性的情感困境，杨怡芬常常表现家乡的地理特征以及随之而生的民风民俗。其一，写出了渔民生活中的悲哀和独特的岛屿民风。岛屿上渔民居多，丈夫们出海打渔，常常几月不归，甚至遇到风暴葬身大海。《儿孙满堂》中的方寸婆婆，丈夫和儿子都葬身大海，她甘愿住在被大家遗弃的峙岛上。一天小岛迎来许多游玩的青年人，方寸婆婆仿佛感受了一番儿孙满堂的喜悦。这篇小说笼罩着凄惨、阴森的氛围，青年人的欢乐也无法冲淡。由于渔民生活的无常，妻子出轨、寡妇傍人成了海岛上屡见不鲜的事情，虽不免成为家长里短的丑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岛民宽容和理解。《棋牌室》中的潘老太年青时，“暗地里也有几个相好，他们家后门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袋子鱼啊一袋子米啊”2。《带鱼和枫树叶》中的渔家婆婆香翠守寡“熬住了”，但二儿媳小桂却在“二毛”出海时，让一帮老头摸，挣零用钱。最后香翠发现了真相，反被小桂和其他老人鄙夷和孤立，显示了小岛民风的奇特。其二，杨怡芬的一些小说凸显了小岛居民由于封闭环境和传统观念所造就的自私、狭隘等精神缺陷。《财神到》中的韩蚕处长，回故乡小岛“暖促”，一开始被故乡人看作“财神”，其后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发抗议，陷入“受贿”风波。《含糊道》中的林英，一直未婚，在外地做服装生意，发财后回小岛盖房子，却被岛民谣传在外“做鸡”。《你怎么还不来找我》中的云彩，从小双腿瘫痪，成年后产生了生个小孩的念头，但哥嫂为了自身利益防范着她，妇女主任只满足于给她捐了个轮椅，岛民们也纷纷用传统观念劝阻她，她自己看中的对象小六也退缩了，最终云彩决定逃离小岛，去外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云彩走了，我们的生活在继续，我们忙着去捕鱼忙着去种地忙着养育孩子，人生中各种各样的事，让我们怎么忙都忙不够。”3云彩的人之常情的愿望得不到故乡人的同情和援助，她的出走也只是小岛生活中的死水微澜。其三，杨怡芬的小说还描写了小岛对于逃离者的心灵魔咒。许多人物逃离了小岛，却难以割舍对小岛的情感，对故乡岛屿魂牵梦绕，依然被小岛影响命运。《棋牌室》中潘老太的孙女潘多拉，嫁到城里富裕人家，因为沉迷赌博，欠下赌债，最终仍用了奶奶当年的方法，找了个“相好”范先生，还上赌债，换取家庭的风平浪静。潘多拉独自忍受着羞愧和屈辱，也理解了奶奶的艰难人生，在奶奶的葬礼上放声痛哭。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只要缺乏经济独立，离开小岛、融入城市的现代女性，依然无法摆脱依附男性的命运。《追鱼》中的刘小毛，二十年前与初恋女友小素有了私生子，却不负责任地逃出小岛，二十年后带着新女友回到故乡，却无法面对一直等待他的小素母子，再次逃离。但小岛上的信仰、民俗和传统观念还会一直萦绕在逃离者心中。

杨怡芬对于舟山群岛的执着书写体现了深沉的恋地情结。段义孚认为，地理环境与人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恋地情结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4。恋地情结是普遍存在的人类情感，作家也不例外，而且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对于故乡地理的书写，产生了自足、隽永的审美价值，使得某些地区成为了著名的文化地理或想象空间。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有鲁迅的鲁镇（未庄）、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杨怡芬显然有意把舟山群岛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这是她对家乡的依恋和自我认同的需要，也体现了其文学雄心，即有志于观察和书写“那邮票般大小的故乡”，从而表现独特的本土生活和深邃复杂的人性。然而，地方性对于文学是一把双刃剑。过于强调本土生活的独特性，虽然体现了作者对于家乡的自豪感和自我认同，但只能满足读者的猎奇之心，达不到心灵的共鸣。不可否认，杨怡芬的早期小说凸显了岛民生活的奇异性，幸好她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则一定程度上抵达小说的普遍意义。其后，杨怡芬开始在中国现代史的宏大视野中重新书写故乡岛屿。最早在《你怎么还不来找我》中出现了中国现代史印记，从台湾回故乡小岛居住的七阿公，是当年国民党败退时从舟山抓走的壮丁。《地狱航船》讲述了二战中英国战俘被日本军队从香港运往日本时的翻船事件，许多人被舟山渔民救起，但第二天又被日本人抓走。然而，在舟山渔民家中的一天，让他们终身难忘。“不，不，曾经有那么一天，我是在人间的，就那么一天！”5历史视野让杨怡芬笔下的家乡岛屿逐渐具有了民族国家的隐喻意义，她的恋地情结也升华为家国情怀，这一创作转变尤其体现在长篇小说《离觞》中。

首先，杨怡芬以长篇小说《离觞》打捞有关家乡舟山的历史片段，折射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离觞》从1949年的清明节写起，结束于1950年春天舟山岛解放前夕。小说着眼于舟山岛上的日常生活，而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如国共和谈、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宁波解放、上海解放等，往往只从小说人物的交谈中透露。而且，这部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故事，却只从侧面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没有直接呈现充满血与火的战争场面。主人公李丽云与男友郑景润，曾无意中看到国军伤兵员的惨状。国民党为了粉饰太平，掩盖自己的失败，把伤病员藏着岛上道观中，“殿堂里黑压压地住满了人，都是些伤病员，绑腿布长长地散开拖到地上，浸了血的纱布黑乎乎的东一块西一块，苍蝇嗡嗡响，空气里一股血腥味和消毒水味”6。瞥见如此可怕、悲惨的景象，李丽云和郑景润慌忙逃离。小说又写到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们，轰炸了宁波、上海等地回舟山后，要么情绪低落，要么“喝大酒求醉”。而李丽云的新恋人、飞行员刘仲瑞坠机后不知所踪。最后，师范学校的两位同学李丽云、潘琦珍，在历史转折点上作出了不同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出现了国民党败退时抓壮丁的情景，这是作者的家族记忆和创伤，也是作者书写这段历史的缘起，与《你怎么还不来找我》遥相呼应。“我奶奶只要听闻有老兵回来，就跑去打听她的弟弟，他叫柴连忠，十多岁时被抓壮丁，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我亲眼看到奶奶的失落和心疼，成为我的一个心结。”7历史意识在家族记忆中生发，并与当代现实相互纠缠。

其次，《离觞》把历史风云中的舟山作为文化标本，寄托着作者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旧和美好家园的想象。段义孚认为，“似乎岛屿与人类的想象力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并枚举了世界各地的乌托邦岛屿想象。8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也有许多例证。比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孔子畅想自己主张行不通，就乘着木筏去海外。《水浒后传》《镜花缘》等小说中有主人公到海外寻找理想之地的情节。然而，《离觞》中的岛屿日常生活描写虽不无诗意，却无乌托邦之寓意，而是符合历史史实和现实政治。一方面，《离觞》表达了岛屿和海疆终究会归属祖国的爱国情怀。国民党据守舟山群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时偏安。除了李丽云，小说另一个主人公宋以文，也作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他是国民党海军中一艘驱逐舰的舰长，曾指挥军舰从舟山往返上海、台湾，也曾北上封锁港口，去广州执行任务。“过南澳、东山、金门诸岛海域之后，又是一组岛屿：南日、海坛、马祖，此后，就是他每回经过都要心酸的南麂列岛，过了之后，逶迤一列渔山列岛和六横、桃花诸岛，舟山到了。”9游弋在祖国海疆，记挂着温州故乡的亲人，宋以文最终率部起义了。另一方面，作者不再强调舟山岛民生活的独特之处，而且极力渲染传统生活方式及生活日常的美好之处。潘绮云家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作为长女，她先后协助父母经营布店、饭店。李丽云与

郑景润恋爱时常漫步于舟山的街巷、小桥和亭台，看芙蓉洲上莲叶田田，俨然一番典型的江南风景，显示其对美好家园的理解和想象。

另外，长篇小说《离觞》延续了杨怡芬一贯的女性视角，着重演绎家国兴亡中女性的命运、婚恋和抉择。小说把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家庭日常生活的描绘，以及家国兴亡的慨叹融为一炉。而结尾李丽云的抉择颇有深意，她最终留在舟山，既是对恋人刘仲瑞平安归来的守候，也是秉持自己的初心，即读完师范，获得女性独立的资格。

二、文学传统的创化

现实中杨怡芬并未远离家乡，她对于旧时生活图景的描绘和家国情怀的抒发，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的乡愁。文化身份的自觉，也表现为她在小说艺术上有意识地借鉴文学传统。

杨怡芬喜欢运用互文方式引入经典作品。中篇小说《别怕》写“我”带着一本《牡丹亭》，参加“爱书者俱乐部”组织的小岛旅行。小说中多次出现《牡丹亭》片段，而且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纯情，无疑是都市男女滥情的反讽。短篇小说《有凤来仪》的互文本是《红楼梦》。小说中，“我”初遇董小如时，正在看《红楼梦》。当年“我”差点被闺蜜胡姐欺骗，此时却利用聚会，让老同学兼上司汪局成功勾引了董小如。最后，“我”和董小如双双升职，却友情不再。“我”变得更爱读《红楼梦》了，“《红楼梦》被我翻来翻去，聚会啊看戏啊，这样的章节，我看得最投入，它们是戏中的戏，虚中的虚，能把我忽忽地吸进去”10。曹霞认为，“小说的表面文本是‘我’和两个闺蜜之间的因缘际会，而实际上，‘我’对《红楼梦》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才是真正的叙事本意，它婉转迂回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思，完成了对现实的呼应和反讽”11。确实如此，《红楼梦》烛照了现实人生，原来现实中的聚会也是“戏中的戏”，“我”曾被闺蜜背叛，也背叛了新的闺蜜，无疑体会到“虚中的虚”。长篇小说《离觞》中涉及的文学经典非常多，包括小说题目和章节题目都化用了古诗词。小说中，师范学堂的宋安华老师，给潘琦珍、李丽云们讲《诗经》中的《四月》，又跳出去讲柔石的《二月》，让她们体味“在异乡的苦闷”。《四月》在小说中全文引用，实际上预示着许多人物将要离开家乡舟山，品尝诗中“逐臣南迁”同样的痛苦。小说中还有一些轻描淡写却饶有意味的“互文”，如李不言送给女儿一幢房子，说是用她娘留下的翡翠镯子换的，而且前主人留下许多衣服鞋子，也适合她穿，李丽云恍惚觉得这是《聊斋志异》里的事。李丽云在等待刘仲瑞归来时，读了他的英文书。“她读的是《小妇人》，美国南北战争的背景，19世纪的事了，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这里，还在继续。”12作品中的互文运用，不仅符合潘琦珍、李丽云等主人公的女学生身份，而且拓展了文本空间，衍生出丰富的意蕴。

杨怡芬在小说中提及一些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但她最心仪的还是古代文学经典。“那些让我仰慕的小说，是保持我叙述欲望的燃料。《红楼梦》我读了二十遍，但还要读，不拘翻到哪里，前后读上几页。曹雪芹看似日常却可以被千般解读的文字，我百读不厌。我把《红楼梦》当充电宝用，其对语言的处理，是我的小说非常想接近的。”13杨怡芬有意识地向中国文学传统学习，汲取艺术营养，锻造自己作品的民族风格。

在《离觞》中，最显豁的是中国抒情传统的创化。从《诗经》《楚辞》开始，诗歌一直处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心地位。陈世骧在比较文学视野中指出，“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诗的传统里”14。普实克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时，重视文学传统内在脉络的延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抒情文学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文人学者，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将抒情文学的意象和语言当做一笔丰富的财产”15。王德威在前人“抒情传统”理论基础上，讨论了20世纪中期中国文艺中的“抒情声音”，“‘抒情’之为物，来自诗性自我与历史世变最惊心动魄的碰撞，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维度亦因此而显现”16。中国现代文学因为抒情传统而彰显独特的现代性，当代文学中的抒情传统也有迹可循，有所发扬。比如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借用白居易的诗歌名，以及原诗中的世变与爱情、女性命运等母题，在历史叙述中不乏“抒情声音”。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化用诗句做书名，小说语言也具有古典韵味和气息。杨怡芬延续前辈作家的文体实验，大量化用古诗词，赋予了长篇小说《离觞》更为浓郁的抒情气息。小说原名《潮音》，经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之手改为现名，典出苏东坡词《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不得不说，“离觞”比“潮音”更能概括小说主题，历史变迁中的主人公们面临生死离别，满怀离愁别绪；而且化用古诗词，也符合这部小说章节命名的通例。比如第一章名“乱离瘼矣”和最后一章名“爰其适归”出自《诗经•小雅•四月》，第二章名“天地一沙鸥”出自杜甫《旅夜书怀》，第三章名“愿作鸳鸯不羡仙”出自卢照邻《长安古意》，第四章名“尽是经商买卖人”出自释智愚《颂古一百首其四十一》，等等。其中也有现代人所写古诗词，第六章名“鸡鸣故国天将小”出自于右任《基隆道中》，第七章名“六代绮罗成旧梦”出自鲁迅《无题（大江日夜向东流）》。杨怡芬化用古诗词作为小说标题和章节名，既是家国主题的提炼，也是诗意氛围的营造，表达出中国人绵长的家国情思。

在《离觞》中，杨怡芬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创化更加全面。其一，世情描写。明代兴起“世情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命名为“人情小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17。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影响深远。杨怡芬酷爱《红楼梦》，在《离觞》中也花费了许多笔墨来描摹世态人情。小说开头，由于担心家中空房被国民党军队征用，潘琦珍邀请同学李丽云来家中居住。而李丽云家道中落，犹如林黛玉，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其后，李丽云与郑景润的恋爱、订婚与分手，也充满“离合悲欢”，能够“见其炎凉”。其二，空间书写。明清白话小说中存在许多节庆、宴饮、宅院的描写，而此时情节舒缓，在空间书写中表现人物。浦安迪认为，中国叙事传统中，“空间感往往优先于时间感。从上古神话到明清章回小说，大都如此”18。在《离觞》第二章，宋以文舰长一家住进潘家。作者通过宋以文的视角对潘家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前后三进房屋进行了仔细刻画，之后对宋安华家的宅院、李不言所买小院也有所描写。小说中还精细地呈现节日、饮食等日常生活场景。这些空间书写有助于小说的抒情气息、民族风格的营造。其三，古代白话小说惯用表现手法。比如人物塑造上的映衬，女主公李丽云与潘琦珍之间，从相貌、性格、家境、婚姻、观念到命运的抉择，存在许多映衬。又如情节上的误会与巧合，刘仲瑞曾误认的“秋香绿旗袍”，后来果然变成李丽云的衣服。关于“秋香绿旗袍”的误会与巧合，对于小说情节的推动作用，虽然比不上“三言二拍”的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珍珠衫”，但也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李丽云与刘仲瑞两人的爱情。其四，古代白话小说式的语言。比如小说中用了好几次“端的”，这是古代白话小说的常用词。又如，“两个人说着话，李丽云待要问他那镯子的事情，偏听得门环被扣响，李不言去应门，领了提着一大篮子红红黄黄水果的刘仲瑞进来”19。这样明快而有韵味的语句，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杨怡芬对于中国抒情传统、叙事传统的创化，使长篇小说《离觞》呈现出浓郁的诗意和民族风格。但从其本土生活表现力和世界文学视野来看，她的文学企望显然并非小说艺术上的“复古”，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美学。

三、本土化与世界性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作为新文学重要文体，初始阶段的发展并不如人意，“起步迟、起点低、成就平”，“作家们缺乏自觉的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多将长篇作为篇幅长的小说来创作，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长篇小说才开始走向定型与成熟”20。这一局面与长篇小说文体本身的创作难度有关，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学革命伊始主要提倡学习西方文学，激进地批判文学传统。幸而五四作家很快就进行了重建文学传统的工作，确立《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贺仲明认为这一方面影响深远，“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客观上避免了五四文学发展走向全盘西化的可能，它既让读者认识到新文学并非外来之物，对它有了更多的认同和接纳，也让作家增加了与民族、传统文学关联的自觉”21。正因为新文学接续了与传统文学、文化的内在关联，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才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成熟，并在其后的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1990年代以来等不同发展阶段出现新的高潮。张清华指出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中“传统的复活”，“在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模型上，在语言与美感神韵上，甚至在人物的气质性格上，都出现了某种向着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向着本土经验切近的趋势”22。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潮小说的形式革命之后，新世纪长篇小说出现强劲的本土化叙事趋势是十分可喜的，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体现中国作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和自信。

杨怡芬的《离觞》在现代宏大历史背景中讲述中国故事，在现代生活图景中展示中国美学的魅力，无疑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叙事的重要收获。首先，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的战争反思。一方面，杨怡芬坚持革命历史观，表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残暴。小说中，国民党军政要人无一不谋私利，找退路。比如江苏省国民政府要人们从上海撤退时，通过军舰搬运了无数箱财物，可他们递给舰长宋以文的名片上还印着上海市的电话号码，这一幕充满讽刺意味。国民党不顾兵败如山倒的事实，通过媒体哄骗国统区人民，而且用“连坐”的方式控制学生思想。最后败退时，国民党军队为了填补兵员空缺，遮盖军官们长期吃空饷的腐败行为，紧急从舟山岛上拉壮丁带走，又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剧。另一方面，杨怡芬反思战争本身的残酷，尤其反思作为内战的悲剧性，而她的人道主义带有中国传统伦理色彩。儒家有“仁者爱人”“恻隐之心”等人道、人性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从儒家“仁义”角度，作者批判国民党军队自恃空军强大，对解放区城市的狂轰滥炸。小说中，当潘琦珍家人看见国民党空军飞机出发，担忧起上海和宁波的亲戚。潘琦珍觉得难以置信，“难道这飞机是去炸宁波？这不可能的，那不是炸自己人吗？不可能的。比如，像那王天赐，他就下得了手？”确认是炸宁波灵桥后，潘琦珍十分气愤：“我姑婆家就住在那附近。灵桥上好多人吧？怎么炸得下手？”23作者通过潘琦珍的心理活动和言语明确地表明，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施暴和徒劳，而且是毫无仁爱之心和恻隐之心的罪行。从中国人最珍视的家族亲情出发，这种罪行尤其不可理喻、不可饶恕。同样的传统伦理也使舰长宋以文逐渐形成反战思想，最后同意起义。宋以文本来一直惦记温州老家的亲人，后来又听到老兵讲起大家不愿与自己弟兄打仗的本心。“没听过两兄弟对阵的。就是那杨四郎，也是要回杨家军的。”24老兵唱起《四郎探母》，宋以文对起义也有了新的认识。杨怡芬从传统“仁义”伦理、家族亲情角度反思内战，深入人物内心揭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

其次，中国经典故事的现代重述。经典作品常常携带民族集体记忆，具有原型意味，也常常成为后世作品不断演绎的母题。中外文学史上不乏经典故事的成功改编和重述，延续其中民族心理和审美倾向，激发读者广泛共鸣，也赋予其现代意义，使之获得新生。《离觞》主要重述了三个传统故事。一是逐臣南迁。小说全文引用了《诗经•小雅•四月》，而且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名称化用其中诗句。因为许多小说人物即将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中南迁的“逐臣”，小说笼罩着逐臣式的愁苦和悲伤。作者以“逐臣南迁”的故事模型来讲述国民党败退台湾的中国现代历史，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愿望，也就是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我们依然处于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南迁的逐臣只有回归，才能慰藉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的悲伤。二是亲友送别。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大量的送别诗文，戏曲和小说也常常讲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离觞》描写了许多离别场景，李丽云送别未婚夫郑景润、送别友人潘琦珍夫妇、宋以文送走妻女、再送走情人宋安华一家……小说定名《离觞》，点明了小说中复沓的送别情节，也深化了小说主题。大部分诗文、戏曲小说中的送别，以离愁别绪为主调，同时隐含对未来的希冀。苏轼的词句“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也是如此，在离别时慰藉对方，彰显乐观和豁达。《离觞》在现代史视野中重述送别故事，实际上确认送行人和远行人依然是亲友，是一家人，并且给予更光明的前景，起义后的宋以文在组织安排下将要跟妻女在香港团圆，而李丽云留在舟山，等待恋人刘仲瑞的消息，迎接她曾隐隐期盼的“新世界”的到来。三是浪子回头。中外文学中皆有许多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重要文学原型。尤其是重视家族伦理的中国人，一方面痛恨逆子、败家子、纨绔子弟，另一方面又对改过自新者无比宽容和欣喜，认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离觞》中李丽云之父李不言的故事，显然属于这个原型。李不言曾经败光家产，而且不负家庭责任，造成儿子夭折、妻子病逝的悲剧，他后来痛改前非，为女儿李丽云的幸福奔波。“我好不容易有儿子女儿都在家里的感觉，好不容易觉得自己是个还不错的爹爹。你不知道这感觉有多好！”25他不顾女儿的劝阻，决定冒死到上海去打听刘仲瑞的下落。李不言的“浪子回头”，与潘琦珍之父潘培基对长房责任的恪守，都能够拨动中国人的心弦。

再次，中国生活美学的全面展现。如前所述，《离觞》描写了大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饮食、器物、服饰、礼仪、节庆等。比如，着墨比较多的潘巧珍家的庭院和宴饮、李丽云和潘巧珍的衣着、李丽云家的“谢年”等，都显示出中国人对安稳、富足和幸福的追求，以及中国生活美学的实用、精致、优雅的倾向。由于现世色彩的人生价值观，中国人品味着日常生活的幸福和欣喜，自然而然地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现世安慰和日常生活的重视，也使得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平，反对破坏这一切的战争。而且小说写出了中国审美的开放性、现代性。比如舟山女性追捧大城市的新潮服饰，而潘琦珍修出凯瑟琳•赫本的眉，做同样的短鬈发。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离觞》的日常生活书写更能够展现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魅力。

总之，长篇小说的本土化，不仅要求真实而深刻地书写本土生活和社会历史，以及在艺术上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学传统，而且应当凸显中国故事、中国美学的世界性意义。应该说，这对于中国长篇小说而言是一个高标准，比单纯运用西方小说方法进行创作更困难、更艰辛，需要融合中外文学传统，达到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平衡和贯通。王宏图指出格非近期小说创作的“迷津”，“还没有提供有震撼力量的新时代的中国审美经验——而这正是提升中国文学地位的关键之所在”26。对照本土化的高标准，毋庸讳言，杨怡芬的长篇小说《离觞》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新女性宋安华甘心做宋以文的外宅情人，还让张妈喊他“老爷”，宋以文也以妻子秦怡莲不能生子来原谅自己，甚至为拥有两位女性而自得。这显示出作者对于旧式家族生活的沉湎，对于“旧道德”的暧昧态度。当然，瑕不掩瑜，杨怡芬的《离觞》称得上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潮流中可贵的探索和重要收获。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当代小说青春叙事的流变史”（项目编号：19CZWJ1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吴义勤：《在生活细节中敞开时代的情与欲——读杨怡芬的小说》，《文学港》2005年第5期。

2杨怡芬：《披肩》，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杨怡芬：《追鱼》，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4 8[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176页。

5杨怡芬：《地狱航船》，《人民文学》2016年第8期。

6 8 9 12 19 23 24 25杨怡芬：《离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1、303、349、187、112—114、302、346页。

7 13 杨怡芬：《写故乡舟山那段离散的历史》，《天津日报》2021年11月23日。

10杨怡芬：《有凤来仪》，《作品》2016年第6期。

11曹霞：《凤来，栖何处？——评杨怡芬的〈有凤来仪〉》，《文学教育》2017年第1期。

14[美]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5[捷克]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5页。

16[美]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页。

17鲁迅：《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18[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20陈思广：《导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与演进轨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上）》，武汉出版社2021年版。

21贺仲明：《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22张清华等：《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传统的复活》，《长城》2009年第1期。

26王宏图：《中国传统审美资源的回归、化用与价值——从格非近作看其新古典主义风格》，《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