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长安》：西安城市精神的文学拼图
内容提要：《叶落长安》是吴文莉以小说形式完成的“西安传”。《叶落长安》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城的一批“意外”的闯入者、异乡人，叙写相应个体、家庭与西安这座古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此期间显现出的“变”与“不变”。在《叶落长安》里，依循历史脉络而来的“古”与新时期以改革精神为主基调的“新”，构成了西安城市精神的两条脉络向度，而“人”与“人”的生存方式则是关乎西安城市精神的核心。借由《叶落长安》可看到，吴文莉晚近的小说创作试图积极拓展当代文学史之于西安城市书写的新维度。
关键词：吴文莉 《叶落长安》 西安城 西安城市精神 改革开放时代
吴文莉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写的是1949年以来西安城内一隅的悲喜世相，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以将《叶落长安》视为吴文莉以小说文体形式完成的“西安传”。吴文莉写郝玉兰如何从瘦弱的姑娘成长为支撑整个家庭生计的可敬的母亲，写梁长安从身世成谜、孤独窘迫的少年至之后有雄心有才能的企业管理者，写一个始于贫瘠的家庭怎样扎根西安、开枝散叶，写锦华巷从1949年前后作为暂居西安的省外逃荒者的栖息地到改革开放阶段的变迁……这些个体、家庭与地域的生长与延展，其实体现出西安城在进入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非同寻常的演变轨迹，而演变轨迹背后则是一座城市自有的温度与气度。
从小说主要人物的身份类型角度来看，《叶落长安》同其他以西安本土人情为题材展开的小说作品有着区别之处。郝玉兰、老梁木匠、梁长安、老蔫媳妇等人，他们在千年西安所形成的的城市传统、社群结构、习俗风尚等面前，都是“意外”的闯入者、异乡人。如郝玉兰一家，就是因河南省内大范围的饥荒而逃难至西安讨生活。她们在仓促之中来到这座城市，因此相较于其他以西安本地人日常生活为聚焦点的小说创作，《叶落长安》还需要细致地处理那些闯入者、异乡人如何与陌生（甚至在最初具有对抗关系）的城市空间彼此凝视而又相互联系，最终将自我与家庭内化为西安城市精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曾经在一篇谈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的文章里①，引用了汪曾祺的一句话，“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②。现在重新来看待这句话，还应注意到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趋于定势的板块格局，反而可能戕害“这样的地方”与“这样的生活”。以当代文学史而论，写西安，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陈彦都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面向，而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层面的经典化论证，却恰恰使现今部分研究者涉对及文学维度的西安与文学维度的西安城市精神的认知观念逐渐狭隘化、扁平化，西安的复杂面目也屡屡被收束在有限的概念词汇或文学作品里。而《叶落长安》所描写的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环境场景，如在苦难岁月里接纳了郝玉兰、白老四一家，老梁木匠与梁长安祖孙俩的西安小东门锦华巷，则是种种关乎西安书写的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异常独特的文学空间。锦华巷不仅是从省外逃荒而来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场所，其也以超乎想象的包容姿态承载着源于现实与历史双重作用的那些难以言说的沉痛记忆与坎坷命运。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锦华巷“这样的地方”，才会有郝玉兰、白老四、梁长安、白莲花、白牡丹等人的“这样的生活”。锦华巷外在结构形式之逼仄崎岖（在老梁木匠眼中，锦华巷是西安城这一“旧绸袄”的“补丁的中间”③），却在另一个层面拓展了当代文学史中西安城市书写的时空维度。
我对于《叶落长安》的在意，一方面是吴文莉有充分愿景要写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城的气象格局，除此之外，《叶落长安》也以颇具深意的角度重新解读半个世纪以来一座城市与城中相关人群之间的缠绕关系。千年古都在这部小说里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叙事背景板”，而是人们可彼此依存的另一种生命体。因了这座城，从不同地域而来的幸存者们有了遮风挡雨之地，也有了将望不见尽头的艰难日子坦荡过下去的念头与勇气。吴文莉在《叶落长安》的“后记”《从西安城到黄金城》里谈到：“从河南省到西安城，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他们每个人本来都有一百个死法的，可他们愣是从死人堆里走了出来！居然都微笑着活下去了！”④而如郝玉兰、梁长安等人，西安城自1949年以来的变迁也同时影响着他们演绎出自己新的人生理路、新的百态生活。他们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仓促来客，而今却是凭着赤手空拳打拼的城市英雄。
吴文莉关注西安的“城”与“人”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演变与互动，但她聚焦的并非仅仅是短暂出现尔后消失的“变”，而更多的是变迁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不变”，以及“不变”为何能够经年累月地传承下去。所谓“不变”者，亦如白家“掌舵人”郝玉兰在为人处世方面长久的坚守。以此而言，《叶落长安》提供的是一种关于西安城的“执拗的低音”。“执拗的低音”并不因时代浪潮漫卷而来就轻易地被抹去或随波逐流。其不易被发现，却安稳地隐于西安城，映照着西安城的日与夜，这也构成了“西安之为西安”的城市精神底蕴之一种。“执拗的低音”又联系着小说《叶落长安》里相关人物所遵循的“活法”（即使其中的若干“活法”未必能被现世所认可、所接受），这些“活法”是属于西安城的涌动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也因为形形色色人物各不相同的“活法”，使得《叶落长安》这部有意为西安作传的长篇小说生出了多样的烟火气息。
还是在《叶落长安》的“后记”里，吴文莉谈到写作《叶落长安》的一个主要初衷，源于外婆向自己坦诚的过往：“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婆曾和我诉说了整整一天又大半个晚上，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时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令我痛彻骨髓。”⑤《叶落长安》是以小说形式为半个世纪以来的西安作传，也是作者本人为一个因时代因素辗转至西安且定居下来的家族作传。祖辈与父辈的切身经历与复杂情感交织成为小说的基底。这些沿着家族脉络而来的“声音”以特殊的方式汇聚于吴文莉处，但吴文莉在这部小说里的叙事任务不只是道出这些“震惊和悲痛”的过往，她同时也要从“个体”与“自我”的视角出发，梳理沉潜的记忆碎片，以此为内核再建一座“我的西安城”。
值得注意的是，从大致年岁、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等方面进行对照，吴文莉与《叶落长安》里梁长安与白莲花的女儿文文应处于相似的角色位置。文文的少年时代，正是其父亲梁长安脱离公职，“下海”创办鑫鑫皮件厂的时期阶段。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对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趋势与潮流风尚，每个有志者都在铆足劲勘探着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而文文，包括塑造了文文的吴文莉，都无疑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她们依据具体的视角路径去为亲人、家族、城市作传，而她们笔下创造的天地也以意味深长的途径方式显现出改革开放时代浪潮的发展逻辑轨迹，讲述着改革开放背景下充满热力的人事风景。郝玉兰开办胡辣汤的经过，梁长安、白莲花夫妇在创业中的起起伏伏（包括这一过程中梁长安与方俊翔等人的商场“斗法”），白牡丹与吕方夫妇从事“不足为外人道”的营生的前后变化，都是改革开放时代当中西安城内相应群体对象的精神结构的体现。《叶落长安》没有忽视西安承接千年古城而来的“古”的特质，也没有抹去西安城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新”的因子。依循历史脉络而来的“古”与新时期以改革精神为主基调的“新”，构成了西安城市精神的两个考察向度，这也是吴文莉创作《叶落长安》的落脚点。
考量《叶落长安》的西安城市精神，“人”与“人”的生存方式依旧是不可忽视的重心。梁长安对白莲花说“西安人嘛，只要有馍，啥不能泡着吃？”⑥这是一句戏谑之言，指涉西安人在饮食习惯上的众所周知的偏好，同时却也包含着西安城经年累月所形成的独特气质与包容胸怀，能容一切之所不能容，而又能将“所容”化为城市主体的内在肌理。来自五湖四海的男女因各自隐秘的经历情感来到此，并最终坦然地“叶落长安”。而时间，是《叶落长安》里“人”与“城”的催化剂，《叶落长安》写的是时间潜流下的西安，写的是时间与人、时间与城市之间悠悠长长的你来我往。时间，让西安城有了积淀，有形的，无形的，热烈的，恬淡的，皆是西安城之源流、血脉、风尚。从这个角度讲，吴文莉的《叶落长安》可看作西安城市精神的一块文学拼图，而西安城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新的城市精神，因这块独特的文学拼图显出格外开阔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何平：《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
②汪曾祺：《代跋：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曹乃谦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③⑥吴文莉：《叶落长安（增订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版，第3、356页。
④⑤吴文莉：《从西安城到黄金城》，《叶落长安（增订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版，第423、421—422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