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批评何为”论坛发言
“新时代•文学批评何为”论坛发言
时间：2022年8月26日
地点：中国作家协会10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白烨、吴俊、洪治纲、贺仲明、杨扬、陈汉萍、张洁宇、丛治辰、南帆、郜元宝、谢有顺、汪政、张燕玲、韩春燕、王春林、杨青、杨庆祥、岳雯、房伟、傅逸尘、曾攀、王金胜、陈培浩、杨辉
（本次会议部分专家发言已在《文艺报》及“文学新批评”公众号上发表）
以古为师 拓新批评
□吴 俊
研讨会的主题和我近年的一些思考有很大的关联。其中一义就是如何以古为师创新新时代的文学批评。
在我个人，以古为师的批评观念正式形成文字还是在《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那次我有过一个简单的发言稿。后来几年，我逐渐就把以古为师的一些想法落实在了有关文学史、批评史以及具体批评案例的实践中。
我之所谓以古为师，含基本四义，涉及作品品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格修为四个层次。首先是作品品评，即当代文学的作品价值评估应借鉴古典文学经验，以古典作品为价值镜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由历史承传而来，古典也由“古代的当代文学”经历史凝练精粹而成，由此成为后世文学的楷模、示范、参照和坐标。当代文学如果违背、抛弃自己的历史来路，不仅会丧失自己的生命之源、生命之本，而且定会陷入价值空虚混乱的无主困境，堕落为边缘化的附属物，不能建立自身的精神主体性。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的品评经验足以给当代文学批评提供、灌注巨大的审美营养和动力。最简单、浅显地说，我们应该把古典的文论、诗词曲小说论、艺术论（包括书论、画论、乐论等）、文史撰述中的审美论等，无论感性经验之论，还是理论专著作品，都尽可能地充分复活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方法、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才是在文学审美的经验传承层面上真正打通、融通了中国古今文学史和批评史。否则今天的文学批评很可能首先就会迷失自己的生命本真认知。迷失自家生命渊源的文学批评能走得远吗？
更进一步，复活、光大、创新古典文学及批评资源的当代价值，在学术上必须依赖可靠的知识传承、专业规范、理论阐释的合理性等，即必须依赖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换言之，当代文学批评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保障，有赖于对于古典学术经验的借鉴、利用、仿效与 “拿来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专业的刚性或规定性路径。古典学术的规范和治学经验可以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性依托。直白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应该更多地向古代文献学、古代文学（史）这些相邻且历史悠久的成熟专业、体现了高水平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专业好好学习。以古代学术为师，有助于全面有效地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含金量。否则，雨打浮萍任意飘，表面咋咋呼呼而身架骨实为赢弱的当代批评总不免要被人瞧不起。这是强调治学经验上的以古为师之义。
提出学科建设上的以古为师，基本理由在于历来的文学批评人力资源，大多数是大学工作的职业教师。教师的地位或专长当然首先建立在个人的学术成果上，不过了解“高校权利政治”的人会明白，决定利益分配的因素有很多，也有通则，不会因为个别学者个人的地位和成就而发生明显变化。强势的院系会有更大、更多的发言权，这个发言权的背后就附带了具体的利益分配。支撑院系强势的支柱则是学科的整体力量。所以，做强学科才有强势院系的鹤立鸡群。中国自有大学以来，在传统综合性大学、也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毋庸说最强势的人文学科一定是古典学科，罕见或没有例外。在中文系或文学院，当然就是两古或三古（古文献、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可称强大，属于少数出类拔萃的学科，但和同院系的两古相比，我得承认：两古的整体实力明显就在现当代之上。这不是论文著作之类数量化标准的比较能得出的结论。原因何在？我不做全面解释，就个人认知而言，根底就在两古的学术传承和学科建设的底蕴更为深厚坚实，学术生态和学科要素的分布构造更为合理且健康。简言之，按照目前学科建设的水平，文学批评专业的学科建设应该充分借鉴更为成熟的古代学科建设经验。萧规曹随，没必要专营创新。常识上说，古代学科既已有了百多年历史经验积淀，虽有保守负担，但无论如何总该比半生不熟的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要正经严肃许多。一是名门正派，一是江湖新人。如果规矩门槛还没清晰的后者竟然压倒了前者，我可以断言，这个中文系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多半是没有前途的，夭折就会在眼前。这些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错误难免。但我意在强调，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在大学里的学科建设应该、必须向古代学科的经验学习。学科建设做好了，大学里的批评人力资源才有更加强大的后盾来支撑宏观面的文学批评。在此意义上，学科建设对文学批评具有全局影响，而关键路径就是学习古典经验。当然，其中不讳言我潜台词还有，因为专业学术训练的持久性和规范化，大学（社科院是个特色制度，但只限于中国社科院）里的批评家多数、整体上要比其他机构单位的批评家更出色。
作品品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上的“以古为师”均可从技术手段、专门路径上取法，多算是器，不是道。何谓道？最高价值标准谓之道。这就是批评家、文学批评包括作家、学者的精神人格内涵底色。以古为师的根本要义是要学习中国古典所标识、高举的人格风骨楷范。对此，我不想多做阐释，以免歧义，还有点危险。但路径仍不出其外，你在古代典籍中读到的、看到的正面人格形象事迹，先秦诸子以下，就是我所说的人格风骨楷范。学到了、领会到了这一层，古典风骨或曰道，就在你的精神世界中了。我是个俗人，现在也就只会一点儿纸上谈兵。
再换个角度说，学术面上的以古为师，关联到三个关键词。一是传统，主流传统，即文学史主流\流变支持的文学观；二是经典，即有文学史定评的作家作品，包括古典批评理论著述；三是经验，这是需要或琢磨或直觉的能力抵达会心的文化本能悟解。所谓心领神会如审美感性的呼应、诗文论的理论洞察、思维方式和逻辑范式的直观把握等。经验的领域极为广阔没有边界，极为细微几乎无法言说，但其中一定有着文化的共识认同、心理定势在起着标准和凝聚的作用。不可言传，但可以心证。传统和经典，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也是经验的产物和结晶。
毕竟去古已远，文学批评的近代传统伏源于现代新文学。我有文章专门论及新文学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策略，那就是以古证新、由古出新、借古创新。新学术都从旧学问中来。对于古典学术古代文学而言，新文学以来的古典经验，就是古典重释重识和再造更生的路径拓展；新文学也就同时获得了古典资源的强大支持。你只要看下胡适鲁迅辈最初的治学门径和批评理论领域，就能理解古今之辨、古今之变的真相。表面相争的都是泡沫，骨子里才是真货。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中认识、再创古典经验及其价值实现的方式。现代语境既是中外互通互动的跨文化生态，也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从传统走进现代、开创自己和世界未来的人类共同体构建/历史过程。新文学传统中的古典经验视阈，也可谓以今视古（晚清民初-五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一种古典发扬期待。
概言之，中国现当代语境中的以古为师观念，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可以为我们现在所借鉴利用。一是中外融通的生态（开放而非封闭的制度机制），二是推陈出新的路径（有别于批判、破坏、颠覆倾向的“破旧立新”的创新策略），三是改良维新的过程（渐进主义而非激进革命的历史发展逻辑），四是旧体新传的结果 （与其说新传统的创建，不如强调历史传统的文化更续和新生）。在这样一种看上去相对保守的文化姿态中，实现以古为师、以我为主的当代文化拓新建构。
我认为宏观上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特别是，广义的世界文学构建也需要我们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参与和贡献。以古为师的最终目的是在拓新当代批评，加持助力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进而为世界文学提供中国经验的资源支持——源自中国古典的文学经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克服批评的焦虑与难度
□郜元宝
近来文学研究界流行一种说法：“要以治古典文学之法治现代文学，以治现代文学之法治当代文学。”逐级下降的“学科鄙视链”毫无遮掩。如果只看学科历史、研究对象与成熟度，这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古代文学学科历史最久远、研究对象体量最大、学科成熟度最高、学术评价标准也更加稳定。现代文学处在几千年难得一遇的古今中外交汇点上（刘勇教授有“一点难求”之说），这一“点”只属现代文学，不仅当代文学无法望其项背，古代文学任何一个阶段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所以现代文学学科在上述“鄙视链”中的地位还可以再提高一点。古代文学与“去古未远”的现代文学具有天然亲缘关系。古代文学学科转型完成于现代，基本学术范式也大抵成熟于现代。现代文学逐渐脱离本来与之“分形同气”的当代文学，后者以其似乎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的独特时间性，逐渐将现代文学三十年“推到三代以上”，使之更加远离当代，靠近古代。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令现代文学在研究方法上更接近古代文学，不妨称之为“治古（现）代文学之法”。
面对古（现）代文学的学科优势，当代文学除了立足当下，仿佛不再有别的优势，因此当代文学理应学习借鉴更加成熟的“治古（现）代文学之法”，比如应该更加注重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强调研究主体与客体要拉开情感距离以确保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而古（现）代文学则要努力避免当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主观任意之类的弊病。实际上，目前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像模像样地构造学术研究的历史化标准，努力向“治古（现）代文学之法”看齐，希望最终消除上述“学科鄙视链”了。
文学批评通常隶属于“当代文学学科”，它甚至还没有资格进入上述“学科鄙视链”。上述当代文学研究者纷纷追求“治古（现）代文学之法”，一般就并不包括文学批评。这还只是在文学史的古代、现代、当代三段论中看问题。如果再考虑到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它们对三段论文学史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那么压在文学批评头上的就不止三座大山了。文学批评的地位何其卑下，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讨论文学批评的地位，不能仅仅考虑它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归属性，更不必过多考虑当代文学学科与古（现）代文学学科现实地位的悬殊。从中外文学史经验来看，文学批评完全可以被进一步抽离出来，使之与作为连续性整体的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相对而立。文学批评在现行学科体系中固然归属于当代文学，但批评并不局限于当代文学，正如它虽然会不时涉及古代、现代、比较/世界文学、文艺理论的基本话题与知识谱系，却并不隶属于这些学科。批评完全可以自由穿行于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甚至比较/世界文学、文学理论之间，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
文学批评必须解脱其固化的学科归属。文学批评不仅是“运动中的美学”（基于它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可以是灵活展开的“文学史”（基于它和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的关系）。文学批评不必完成上述各学科的规定性动作，它可以更加自由地与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学科结缘，而不怕为其拘限和缠累。
倘若能这样看待文学批评，或许就可以克服批评的焦虑。批评者们可以不卑不亢，坦然介入一个又一个文学批评的现场。批评的现场正是批评者的主场。批评者在这里可以得心应手，得其所哉。批评者对于同时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一些不可重复的感受与妙悟、判断与剖析，看似刹那间灵感爆发，却往往要凝固为永恒，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绕过的史实。出于对这种有效的文学批评的企慕与敬重，有些文学史家（譬如夏志清）也宣称他们首先就是一个批评家（一个不具备批评家素养的文学史家绝不是好的文学史家）。有些文学理论家也要在他们的论著中迫不及待地展示其批评的才具，甚至他们的理论最初就是具体的文学批评，因为写得好，后来就被推崇为理论史或文论史上的丰碑了，比如《汉堡剧评》，“别、车、杜”许多批评名文，罗兰•巴特《S/Z》，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部分章节。
文学批评可以解脱学科归属，却不能漠视任何学科的知识规范。批评者为了精确定位批评对象所属的文学史脉络，为了从批评对象引出某种普遍的理论启迪，为了论证批评对象在“跨学科”领域的普遍价值，或者只是为了给批评的操作建立临时性脚手架，经常不得不频繁穿行于不同学科的壁垒之间，以获取更多合用的思想援助。然而在这过程中，批评者是很容易“碰伤”的。如果你犯了这些学科的知识性和常识性错误，那是“硬伤”（许多批评者往往因此被人轻视）。如果你从其他学科借来案例、经验、规则、方法论、话语或花絮趣闻之类来助力批评，作家和读者便都有理由询问这些知识的细节与碎片跟正在讨论的批评对象究竟有何关系？倘若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满足你旁征博引、炫耀学问的癖好，只是为了缓解你面对其他优势学科时的自卑与焦虑，那就可谓“软伤”（有时读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也不免有此困惑）。
避免“硬伤”“软伤”，是批评必须克服的最起码的难度。
有过实际批评经验而又不惮于反思的批评者都会明白，批评绝非自来水，一拧龙头便汩汩而出；更非喷泉，一按开关，就狂泻不止。这样的批评一定是廉价的。固然有过美好的邂逅。你并不熟悉某个作家，偶尔读到其作品，再略微了解其创作经纬，不知不觉便有了批评的冲动，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也。可惜这样的邂逅并不多。对职业批评者来说，批评实践往往都是勉为其难。
譬如你也熟悉某作家（甚至写过评论），但面对其后来的创作，即使一读再读，也提不起劲儿。随着视野与心性的改变，或者受到批评界同行的影响与刺激，有些作家作品本来还可以说上两句，但冲动并不十分强烈，稍不留神，就意兴阑珊了。更多的情况是僧多粥少，即创作固然相当“繁荣”，但真正优秀作品或者自己觉得可以一说佳作的并不多。批评界同行又总是那么勤奋，你稍微慢半拍，他（她）们就占得先机，很快便不止一个“崔颢题诗在上头”了。
或者水涨船高。当你尽心竭力，自以为准备充足、可以发力了，猛然发现已经有太多崇论弘议。除非你后来居上，后出转精，不仅能说出大家已经说出的，更能说出大家未曾说出或虽然说出但尚未画龙点睛的内容。这又谈何容易。
对于那些被许多批评者掘地三尺、精耕细作的名家名篇，你就更容易望而生畏，望洋兴叹了。必须承认，你绝不能批评一切。尤其当你发现自己已经过了频频出手的年龄，已经不再拥有批评所必须的饥不择食的吞噬性阅读、似乎无坚不摧的爆发力与穿透力、令人目不暇接的想象力（你状态良好时无惧“硬伤”“软伤”）、对谁都恨不得“说个不够”的倾吐欲的时候，你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大家都向批评要求速度、力度（烈度）、深度、广度、高度、温度，却少有人体察批评的难度。久矣夫，批评被大家看得太容易，门槛太低，地位太卑微，但其实不然。“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此言真的太夸张吗？
信乎，“音实难知”，批评对象的隐微确实很难得到批评者曲尽其妙的阐释。
信乎，“知实难逢”，各种因缘凑在一起、洵为“不二之选”的够格的批评者，千载之下，难得一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语言的失效与整体性的难度
□谢有顺
文学正在发生巨变，与之相随的批评数量和批评从业人口也越来越多，但批评似乎正在失效，至少达不到我们所期盼的理想状态，无法影响我们想影响的人，这确实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次会议主题里也专门提到了一个问题，关于批评的有效性的问题。但我并不赞成把批评衰微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社会舆论和文学环境的变化，我们这些评论工作者也需自我反省。与会的很多是教授，在大学每年都指导很多论文，可我们都知道，很多论文其实都是无效繁殖，意义不大，同类问题研究的人很多，大同小异，学术变成了圈子内的游戏，自得其乐而已。
首要的问题，批评的失效主要是语言的失效。我们对这些语言，对这一套话语系统缺少一种亲近的愿望，有些甚至还到了不忍卒读的地步。语言的效率问题，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界的首要问题。由此我想到小说，我们现在读巴尔扎克的小说、雨果的小说，仍然会觉得他们很伟大，但我们绝对不会容忍现在的人像他们那样写小说。原因是19世纪的小说，在叙事上的总体特征是添砖加瓦、添枝加叶，非常繁复、非常冗长。以现在的眼光看，它对于表现现代生活而言，叙事的效率和语言的有效性是非常低的。而现代小说为什么篇幅短且更深刻，其实就是动用了心理分析、个人内省、故事流动性等元素，让叙事变得更简约、更有效了。海明威的写作就非常典型，他的小说被称之为“板斧写作”，那些枝枝蔓蔓的东西被截断了，留下枝干，留下故事的骨架。这样的讲述不同于雨果他们的写作。包括鲁迅的写作，也是概括性的，无论是风景描写还是人物塑造，都是概括性的。他的人物描写，一个人背后就站着一种类型的人。
现代小说革命包含着叙事的有效性和语言的有效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批评也应该面对。刚才郜元宝老师、吴俊老师的观点中，都提到了向古典文学学习，其实无论哪一种方法，哪一种论文，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古典文学的论文我也看了不少，但很多古典文学研究可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明。南京大学有个周勋初教授，他在一个访谈里说，其实很多的老先生并不会写文章，为什么？因为古典论文里，原来他们只有归纳法，往往自己说一个观点，下面排一堆材料，他们还不太会演绎、推论和假设。所以周勋初号召他的学生，要做王国维式的学问，做陈寅恪式的学问，当然也要做胡适这样的学问，引进现代学问的方法，除了归纳以外，还要有演绎和推论，让文章变得更复杂、更有论证的逻辑层次。什么是王国维式、陈寅恪式的学问？指的是他们不但有学术能力，还有文化情怀贯注其中，所以经常有人讨论他们的文化人格。但这样一种现代学术同样也有一个学术语言的有效性问题，比如胡适就说，陈寅恪的学问很好，但文章不行，陈先生的文章非常烦琐、滞涩，甚至还有世家子弟那种炫耀的东西。当年钱穆指导余英时写论文，也特别指出这一点，也说到陈寅恪的文章过于摇曳多姿，过于繁复了，以至于没有办法把文章写得比较清通。这方面，同样是世家子弟的钱钟书就要好很多，他真正的学术论文其实不是很多，其中有几篇很长的论文，引用论证也很烦琐，但我觉得钱先生的文章还是写得比较明快且不乏风趣的。也就是说，即便堆砌了很多知识、很多材料，只要语言和叙事是有效的，让人读了明白，有意思，仍然不失是一种好的写作方式。现在的文学批评慢慢被边缘化，相反，朋友圈或微博甚至网民的一些议论反而具有了引领性，这就得力于他们的语言明快、自由、生动、直抒胸臆、击中要害。因此，语言的有效性问题，关乎批评的有效性，这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第二，批评还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对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把握。现在一些文章，文本分析很好，文章也做得很仔细，但是读完之后总觉得作者缺少对文学整体性把握的能力。这种整体性视野的匮乏，使得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里定位一个作品和一个作家。刚才郜元宝老师也提到了，有一些考据是不是过于仔细了，看起来很有学问，但是在当下就做过于贴身的考证，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是深表怀疑的。比如，有人专门考证某个作家究竟哪一年、哪一月读的《百年孤独》和《喧哗与骚动》，考证得井井有条，可是你就这问题问作家本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接受三次访谈，说了三个时间，不是故意说错，是这个真的记不清楚了。这种考证有什么意义？作家随口说，研究者反而当真了。还有引证当下作家发表的日记和书信，我觉得意义也不大。因为现在媒介这么发达，作家们的自我包装意识如此浓，多少作家是在写一种为发表而写的日记，多少作家是在写为发表而写的信？鲁迅、胡适他们日记的那种真实感没有了，因为现在的作家写日记、书信时就知道这些是研究材料了，难免有伪饰的成分。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庸俗的微观史学”，就是你知道1789年法国面包的价格，但你不知道这一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就是庸俗的微观史学。文学研究也要避免落到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在非常繁冗的细小问题上纠结，而缺少对主体性的把握，缺少对文学整体趋势的观察。当然，我这不是说细部研究、文本分析不重要，而是说，没有整体性的把握，可能会造成对一个作家和作品作出荒谬的判断，既夸大小问题的意义，也无视一个作家写作史的总体贡献，而总是徘徊在细枝末节上，没有开新、创新的气魄，也没有对整个文学现状和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的勇气。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文学批评的难度与可能性
□张燕玲
提高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已成了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当讨论如何提高如何有效时，我们其实是在讨论：身处新时代，文学批评在参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图景的重新构建时，如何为中国文学贡献出自己独特的定义？如何以自己有效的批评提升文学的影响力，并为自身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是文学批评的难度，也是繁荣文学批评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和文论期刊工作者，我特别关注时代对文学批评和阵地建设的要求。我们知道，去年中央对文艺评论工作以及社科学术期刊要求的强度、力度是从未有过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到中宣部等五部委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以及十一次文代会、十次作代会的相关论述，我们深感新的时代文学理论与评论任重道远。因为新时代倡导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立足新时代中国的巨大变革，立足新时代文学的丰富实践，立足文艺发展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评论话语体系，着力推动、研究和阐释中国的文学实践和作品，从而担当起文学理论和批评新的时代使命。
我们知道时代对文艺评论的高度重视，是文艺走向自觉与成熟、走向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如何奉献更多与时代匹配的，并充满活力的文学理论和评论，真正抵达创作与批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互砥砺、相互启迪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以为主管部门应强化文学批评的引领功能和人才建设，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营造学术民主，鼓励文艺争鸣，倡导批评的担当精神（如剜烂苹果精神），讲真话，更讲道理。同时，促进批评与新媒体的有效融合。如此等等，提升批评的有效性才有可能。
由于种种功利、误解或屈从语境，不少批评家不再忠于自己的艺术观感和阅读感受，出现一些不良现象，以至于批评失效。如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又如缺乏善意和理性的偏激、意气用事或求全责备的批评，都不是良好的批评生态和批评伦理。其实，讲真话，更要讲道理，在学术民主中真诚交流与争鸣，这是一种批评的能力。只有保持对文学的真诚执着，遵循艺术规律，坚持艺术理想，批评的有效性才成为可能。所以，有效的批评是今天有难度的文学批评，也是批评家是否有艺术良知与担当精神的一个标识。
我想，具体到《南方文坛》，就需在坚持学术理想和学术规范的同时，还要拥有和时代和历史共振的情怀和能力，并具体落实在期刊内容的时代表达，以及表达方式的时代性上。比如，以品质为上的文论期刊，没有新媒体支撑，好内容未必不能传播，但缺乏更大的传播力。然而如何辩证地以内容为王、融媒为体达到深度融合，以多样化实现文学评论和文论期刊的时代表达，以及创新发展，有效提升评论的力量，我们还面临着难度和可能性，以及寻找新路。比如《南方文坛》品牌栏目“今日批评家”，这两年再经中国作家网联手新华网推陈出新，每周以公众号重新推送，每位批评家点击率都在10万＋以上（甚至20万）。而不少作品研讨会的报道，在新华社客户端阅读量高达90万＋，还有“学习强国”平台等，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可见，文学批评，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需要在推动传承、发展与创新，以及文学精品创作与传播、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等话题中展开跨界交流，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文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既然我们以文学批评为志业，就应该坚持艺术理想、忠于这份志业，以自己有效的批评提升文学的影响力和创造力。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
回归大众的文学批评
□汪 政
对于文学来讲，对于文艺来讲，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八十周年。1940年代的时候，文艺批评所面对的现状是什么？文艺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应该是面对大众，引领大众。现在文艺批评跟大众脱节的问题非常严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不是人民不需要批评，而是人民自己就能够批评。现在的国民教育程度跟毛泽东当年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20世纪40年代，人民不识字，所以只能听批评家去谈，因此批评家们如何讲，毛泽东就很重视，所以要整风，所以要反对党八股，所以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现在人民大众自己就能够批评。去年和今年热播的电视剧，专业媒体包括新闻来评价时，很少引用专业批评家的观点，他们看重的是收视率，是点击率。现在的国民教育就很重视文艺评论，课程标准里面提出要提高学生审美教育水平，在写作里面要求写作文学评论和文艺评论。当整个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民群众已经有了自己鉴赏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将自己的鉴赏经验语文化，不管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只要一个作品出来，人们可以在豆瓣上看评分，可以看各种排行榜，可以看各种评奖。在公共空间里，我们随时可以听到广大人民群众在谈文艺。不是不需要文学批评，不是不需要文艺评论方法的革新，也不是不需要评论方向的调整，只是在考虑这些革新与调整的时候，要把大众的文学批评能力，把国民教育程度，把国家体现国家教育意志的课程标准，把各种各样的、能够表达公众意志的审美评价、审美需要的这样一些符号、指数等等纳入到我们的文艺批评的视野当中。一旦纳入了之后，对文艺批评、文学批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了。总之，文艺批评可能不只是为了未来而写作，也不仅仅是为了学术研究，或者为文艺史写作，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文艺作品的经典化做前期的筛选的工作，而是要在场，要与文艺创作、文艺接受、文艺传播构成关系。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文学批评的公共性、敏感性和创造性
□杨庆祥
大概是在2014年，《文艺报》曾经组织过一次关于文学批评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发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我就此话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文学批评的有效和无效》，其中有些看法今天看来还没有“过时”，且引一段如下：“严肃意义上的批评今天面临着两难之境，一方面它必须保持开放的姿态，接纳各种技术和不断增长的知识对它的挑战，它必须不断放弃既有的规范，投身到媒体所制造出来的话语泡沫中去，并力争在这个‘泡沫’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或者先锋或者保守的姿态（总之是与众不同的态度），去刺破那些虚假的批评泡沫，为自己在知识、道德、信用和效果等方面作全盘的辩护。”文学批评，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艾略特说：“文学批评当随时代而转变”，大概指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当代文学批评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因而也是具有高度历史性的命题。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墨守一些教科书式的范式和陈规，努力发现并反思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和可能。
我第一个想谈的问题是文学批评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主要是受到一个学生的启发。这个学生是“90后”的青年批评家，在最近的一次见面中她向我讲述了她的困惑。她的批评文章以当代作家作品论居多，每写完一篇，作家们都很喜欢，因为她的艺术感知能力很好，文字也很好，能够贴住作品的问题写，既使是批评也批评得很得体、委婉，让作家很舒服。于是每评论一个作家，作家就成了她的好朋友。但是她的困惑也在于此，她怀疑这种批评文章的有效性究竟何在？我觉得她意识到了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其现场性，有时候会沦为社交的工具。批评家当然会因为友谊写文章，福斯特就曾经说过友谊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美学。但问题在于批评除了跟朋友交流，诗酒唱酬等私人性的功能外，还有它作为整个文化遴选机制的一部分的功能，这是批评所具有的的公共性面向，在很多时候，我们谈论文学批评的“失语”“无力”“无效”等等，其实都是在担心批评公共性面向的丧失。
文学批评公共性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又跟文学批评工业化没有必然的关系。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今天文学批评从产量上看并不衰弱，恰恰相反，今天的文学批评，因为大学体制的要求，因为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的需求，因为普通民众对于阅读的热情，文学批评和小说、诗歌写作一样，已经开始越来越工业化，越来越商业化。我去年在“《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上作了一个关于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发言，其中就谈到文学已经变成了工业生产，长篇小说属于这一规划中的“重工业”。但是文学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文学得到了提高，文学批评同理。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否提出真正的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假问题。文学批评对于一般的作品、普通的作品很有效，但是面对一部杰作的时候，往往就会犯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部很好的作品经过批评家一解读，怎么变得这么普通了？批评让一般的作品升维，却让优秀的作品降维——这是批评对我们的反讽。我想究其根本，在于批评家的工具箱、理论武器、生命经验、思想能力、文字表达都出现了问题。因此，文学批评公共性的建构，不在于产量和点击率，而在于批评能否真正提出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詹姆逊的《六十年代》那篇长文，如果放到网站上去估计也不会有太多人去阅读，但这是真正提出问题的文学批评，要理解1960年代的文化，这一篇文章无法绕过。批评的公共性在此就凸显出来了，它解决的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它通过发现真正的问题为时代把脉、立心。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文学批评的敏感性。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每一个文学批评家都应该是一个诗人。这一敏感性包括很多层面，对语言的敏感、对题材的敏感，对作品形式的敏感，甚至是对作家作为一个具体生命的敏感：当你第一眼看到某位作家，能够意识到他究竟能走多远——这也是一种敏感。但我觉得目前文学批评最缺失的是一种抽象的敏感，当批评家看到某部作品，能否意识到这部作品所包含的时代情绪，并能够通过一种“共情”，将作家表达的时代情绪通过批评的方式予以建构，如果没有这种敏感性和共情力，批评往往就很难找到切身感。这么说可能比较缠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批评界对“90后”青年作家陈春成的反应。他的作品最早是在豆瓣上发表，我第一次读《音乐家》的时候，对他本人完全不了解，但意识到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作品，其对历史结构的把握得非常准确，又以丰富的想象力将历史当下化。后来又读到他的《夜晚的潜水艇》等一系列作品，很惊艳，这些作品太敏感了，是一种对时代情绪的敏感，他表达的正是青年一代的时代情绪，与“50后”“60后”热爱世俗生活，理想主义甚至是功利主义相比，这一代年轻人普遍厌倦，不是追求更高、更好、更强，而是放弃、躺平甚至逃逸。《夜晚的潜水艇》是陈春成的第一部短篇集，不声不响就卖了十多万册。实际上，批评界对陈春成的反应是滞后的，而且有些反应是无效的反应，比如批评陈春成的作品不够“现实主义”，或者认为其过于追求形式感。这些反应都是缺乏足够“共情”和“敏感”的反应，是从一种陈规思路出发的判断。批评家如果自身都没有感知到时代的生命意志已经发生了变化，厌倦和失望已经构成了主要的“情绪共同体”，那么，对陈春成这样的作家只可能作出误判。这种误判同时就会让批评的公共性丧失，作家和读者都会因此对批评充满失望甚至不屑，一个事实是，当下很多文学批评就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顺便说一句，我最近还关注一位叫蛇从革的网络作家——当然在我的观念中，只有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的区别，没有网络作家（文学）和传统作家（文学）的区别。他的几部作品《三铜》《南宋四大道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从批评的敏感性这一点来谈，就是我作为一个批评家意识到了道教这一题材将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类型。据我的观察，大量的年轻人正重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其中尤其对于道教、阴阳、五行等等兴趣浓烈，这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一种自救，如果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会有很多理论发现。但是文学的敏感性就在于它直接就用作品和阅读作出了最快的呈现。我觉得蛇从革的道教系列可以跟
杰克•罗琳的魔法师系列媲美，即使从文化工业的角度看，我们也一直缺少这样的产品和产品线。当代文学充满各种可能，这也要求当代文学批评能够保持足够的敏感和活力，这样写作和批评才能够比翼齐飞，相向而行。
第三点，无论是公共性还是敏感性，最终都要落实到创造性。文学批评的创造性也是一个老话题，创造性取决于方方面面：知识、视野、经验等等。从操作的层面上看，知识的更新是第一位的。这两年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比如最近我读了一部长篇小说《暗子》，作者是一位“90后”的工科生。里面使用了很多理工科的知识和思维，如果我们还是用传统诸如人物形象，主题，语言去进行分析可能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文学批评不能固守传统，也不能以“研究”为托词躲进故纸堆。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无定法，无常态，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恰好是它的变化和变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在时代变化中把握世道人心，文学批评的公共性、敏感性、创造性才能够形成一个既自洽又开放的圆环，文学批评也才能赢得它自己的位置和尊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发现新质的文学要素
□韩春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新的文学形式以及新的叙事方式会不断出现，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谈到了资源问题，我觉得无论是面向古典文学文论，还是西方文论，要做的是对其整合，而且要在整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因为今天的文学跟过去的文学不一样，我们的理论如果完全停留在过的阶段，肯定跟不上当前文学的发展。所以，在面对当下文学现场的时候，无论是个人的文学批评还是集体性的文学批评，比如说文学研讨、文学评奖、文学排行榜等等，其实更多的是要发现一些新质的文学要素，丰富和发展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批评应该能够真正的面对文学现象有话要说、有话能说，并说得清楚明白。有一大批文学批评从业人员，他们的文学素养，文学感受力、领悟力这方面确实跟作家比要差很多，有很多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评判比文学批评家还准确。作家本身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理论资源储备，他们在写作上又有天份，所以他们可能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有所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批评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的文学能力。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无法影响天才的写作者，但是经过努力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天才作家给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些新鲜的文学经验，那么文学批评其实要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负责。当一些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批评家面对新的文学形式、新的叙事方式和新的文学质素的出现，如何做出反应，如何把它当作文学批评的生长点，让整个文学批评的场域能够更加适应文学的发展？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作为文学期刊，我们也确实要担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要发现新的文学经验，培养文学新的生力军。我们杂志有一个栏目，原来叫“聚焦新锐”，现在我们的封三和封底也都是在推新人，就是关注一些新出现的年轻作家和批评家，尤其将一些年轻作家纳入我们批评视野，发现他们的文学创作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确实，文学批评跟创作差不多，可能会有框住我们的一些东西，这个没办法，但在这样一个有限制的情形下，我们应按能够更多地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当下文学批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
编辑即批评
□曾 攀
我首先是个编辑，这是我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前提，或说准备。编辑是做嫁衣者，是提衣人，是批评成型与呈现的中介；但更是一种志业、一个视阈、一重方法，以及对于批评的构想和实践的事功。作为编辑，尤其是当代文论期刊的编辑，我对批评的理解，常常为前沿的文本和学术的观念所影响，有时意味着牵引、提领，有时则是有待降解、消化的过程；然也取决于内在的批评伦理，包括杂志的与个人的品味、格调，以及立场、取径。不同的声音是相互激荡的，时而能达成高度的契合，但在碰撞、周旋和抵忤中，更能呈现批评自身的复杂与完整。
好的编辑与作者是如影随形的，简单说是同行，精神相契便成同路人，形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环。我此前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客座研究员的聘任仪式。如李敬泽在会上所言：“我们要永远充满活力，绝不僵化，我们也要永远充满责任感和使命，绝不猥琐和苟且，我们也要永远锐利，绝不油腻，我们要永远向着新的广阔的生活、精神和知识的天地敞开，绝不懈怠。”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我所供职的《南方文坛》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今日批评家”栏目，迄今也推介了近140位批评家，他们大多活跃于当代文学的现场，不少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坚。在“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中，“催生了中国新生代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和成熟”。从“凝聚”到“互启”，这是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独异而共鸣。张燕玲认为，这是一种“名家同道间相携而行的文学传统”，“这个栏目既提升了刊物的品位和文化影响力，又通过对新锐批评家的关注，推动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推进一步说，好的编辑，是引导者甚或引领者，能为文学及其批评提供一种场域、一个阵地。当然这里面除了少数的学派显明或具既定理论立场的刊物——事实上“同人”之间也常常充满差异性乃至对抗性——更多的不是异“口”同“声”，而是汇聚共名与喧哗，是兼容并包。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只有一重视点、一种声音，缺乏内部的对话，起码如此不可持久。
我一直相信编学相长，编辑与学术的结合能够使得学者型编辑、或说编辑型评论家站在学术前沿，了解知悉学人、作家的动向，清楚学术研究、文艺评论的洞见与盲视；而且好的编辑对当代文艺政策、国家文化战略等意识形态有着自然的敏感，循此策划选题，或可引导方向。也就是说，编辑是旁观者，也是在场者。不消说，编辑与学术和批评相融合、相激荡、相促进的关系有着自身的传统，近现代以来的众多作家、评论家和学者都编过刊物，如此甚至构成了重要的学术谱系。
说得具体些，编辑是一个接收、判断、选择，以及修订、综合和呈现的过程，其中表征的是行业的共识，同时渗透个体的意志。不单如此，编辑的理念和识见，决定了一本杂志的方向与高度，以及得到外界认同的可能，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每一个字词、句子、段落、篇章，都意味着职责和操守，他们堆叠起来，就是刊物的品位。批评的呈现方式，代表着编辑的价值观念和学术理路，其中所包孕的定位和倾向本身，就意味着对自我及世界的辨认，是价值输出得以最终实现的精神操持。
编辑的过程，也须经历不断修改和扬弃，因而编辑通常又是尖锐而苛刻的，始终在改弦更张中舍弃与发扬。我一直觉得，批评的文风是讲究气韵的，作为文论期刊的编辑，我读过不少评论文章，有的满是锋芒锐气，有的却是暮气沉沉，这无关乎年龄，却考验的是写作者的心气、才情。评论很容易写，却很容易写不好。好与不好，编辑能一眼读出来，这是长久的修炼，也是本能的直觉。
值得一提的是，编辑的工作非常细碎，因而亟待一种整体性的提升，这便需要不断地爬梳、凝聚，走进去，又跳出来。文论期刊编辑在约稿与拒稿、校对与删改、判断和取舍以及最后的排列和呈示中，通过不同开本的期刊，营造或决绝、或协商、或冲突的场域。而正是经由这样的周旋和挪移，往往意味着意义的构筑、价值的形塑。
因而，不得不提到同时作为批评现象与批评主体的编辑自身。作者可以有倦怠之时，编辑则往往无退却之路。时时需要统筹兼顾，又要运筹帷幄，甚至乎每一个编辑都是完美主义者；而且围绕其间的还有种种的研讨、出版等活动，处处事事都得劳心劳力。对于编辑的批评实践而言，趣味和调性何其重要自不必说，与此相对的，则是他的批评永远处于危机之中，其不仅要时时刻刻追着不用涌现的文本、现象和理论跑，而且还不得不应对自身内部的革变，以及来自于他者的不可回避的“影响的焦虑”，如果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批评，那么无疑将遭受失语和崩解。
谈了这么多，这里有一个共识便是，文学批评需要立于历史的前端，当然不一定是指新的作者和理论，但思想应有开新，更遑论在面对那些前卫的与先锋的文本，没有创造性的读法，显然是把捉不到其中精义的，也谈不上剜烂苹果式的批评。而且文学批评还不得不去回应关乎时代与前沿的命题，在具有发散性和生产力的装置中，催促价值的成型。
从这个意义而言，在当代文学与批评的实验场中，好的编辑的职责在于树立专业的标准与标杆，呈现学术规范和新义，凝聚批评的共识及共同体，在一个侧面或反面排斥那些臃余的乏味的批评，开放尽可能多维度的疆界，以不断试探新的可能。依此可见，编辑既站在后台，也立于中心。
末了，还想说的是，编辑兼具温情与冷峻，他们极可亲可爱，但有时又近乎严苛而显得面目可憎。然而，一篇好的批评文章遭遇一个好的编辑的过程，必将是一个奇妙的旅途，自我及他者，以及异见与同心，包括道术和常变，都终将穿越偏见和时间的壁垒，寻求思想的碰撞和理念的激荡，最终相互点染、照亮。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