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燕燕，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成都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员。发表作品近70篇，出版专著2部，2015年获解放军总后勤部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

光荣的中师生

听妹妹说有“作家”要来拜访她，杨大萍早一天便做起了准备。

她从旧柜子抽屉里，翻找出1991年考取川西某中等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毕业证、毕业合影，以及那个颁发于1995年，壳面微微破损的教师资格证——这是国家第一批发放的教师资格证。自打1998年结婚时置下这个柜子，杨大萍便把这些重要物件统一放进一个大信封里，又拿一个铁皮糖果盒装好，再搁进柜子里。她是一个“75后”，这番收藏东西的手法倒颇像上了年纪的人，妹妹杨小萍喜欢笑话她，她却说：“你是半道就跑了，我们这些一直当老师的就是做事严谨，这是职业习惯。”二十多年来，杨大萍搬了三次家，但这个一人多高的浅黄色小衣柜一直跟着她。眼见如今屋里的家具都是深色，杨大萍卧室靠墙的那一方浅黄色便显得不大协调，丈夫女儿都说干脆把这个旧柜子卖掉，另外置个新的，但这样的提议遭到杨大萍的拒绝。她很念旧。

第二天受访，她把那一大堆资料证书摊在我面前，自豪地说，“那个时候能考上中师的，就和今天考上985、211一样，很不容易。”我点点头，表示相信。在拜访杨大萍之前，我已经从各种渠道知晓多年前“中师生”的“光辉岁月”。何况，只比她小四岁的我，也还保留着一些儿时记忆：当年老厂筒子楼里的小孩考上了位于省城郊区的中等师范学校，一层楼的人好几天都分享着邻居家考学成功的喜悦——大家都得到了他们馈赠的水果糖和瓜子。这样的阵仗，堪比谁家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大学生。

中师，算得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若要追溯起来，上世纪初就有了——据说，师范院校本是中国所特有，早期由私塾改制而来。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革命家都与“中师”结下过渊源，他们都曾在湖南第一师范（现已升为本科院校）学习或工作。长沙师范学校培养出田汉、许光达，宁乡师范学校走出了谢觉哉、徐特立、刘少奇等知名校友。若要论起来，湖南绝对是当年的“中师重镇”。

新中国成立后，曾建立初级师范、中等师范、师范专科和师范学院四级师范体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取消了初级师范，形成了三级师范体系。198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办好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中等师范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几乎全国各省份的每个地区都有一所中师学校。从1983年到1999年，为了缓解农村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对小学教师的需求，国家开始专门从初中毕业生中进行中等师范招生，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城乡小学任教。1988年全国中师学校数量达到1065所。16年间，全国近400万学习成绩优异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师范学校学生，他们的入学年龄普遍在14-15岁，经过3-4年的专业学习，17-18岁毕业就被分配到各个小学任教，只有极少部分会进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他们被社会上称作“中师生”。虽然流向不一，但大部分流入乡村的中小学，成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坚固基石。

杨大萍的家族，中师生很多。据说祖父解放前从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又留校，教书先生的十年薪水积攒起来，竟也给乡下的家人置了几亩薄田，修了一座院子。可惜杨大萍两岁时祖父就已经去世，那座大院子有好几户人居住，看不出原先的样子。杨大萍没有老院子的照片，跟我说话时，便朝我比划着那院子的大小，“嗨，放在今天，院坝中间足够修一个大游泳池……”杨大萍的表哥是1984年入学的中师生，毕业后在镇里的中心校教小学数学，表哥属于“国家干部”领着工资，但表嫂在村子务农，他们的家也安在村里。周末或节假日回到乡下，表哥和其他普通村民一样，挽起裤脚忙活在水稻田或者菜地里。插秧时节，村人行过稻田边，看那忙碌的一众庄稼汉低头干活，瞧不见面目，按说很难分辨谁是谁，但人家还是很快认出了表哥——他穿着一件显眼的红色汗衫，留心点，还能看到背后印有几个黄色文字。汗衫是表哥在县里的授课比赛获得的奖品之一，背后那几个字是“争当人民好教师”。

“哎，徐老师！”村人立时热情招呼，“辛苦呀，下午您要回学校的话，我叫屋头老二来田里帮忙！”表哥连连摆手。虽说拒绝，村人的热情却在他那晒得黝黑的脸膛上催开了一朵向阳花。

嗨，老百姓那里，教书先生就是受尊敬，别看也一样弓着腰干农活，可你在人家眼里，周身上下就是有一道光环。

杨大萍还记得，那时有外村的学生家长找表哥，在村口一报出表哥名字，就有人大声应道：“哦，您要找的是中心校的徐老师吧，他家就住在前面那片竹林旁边。一直走，末了右拐。”表嫂生孩子，十里八乡都有往家送鸡蛋的。

当老师好，老师受人尊敬。这是杨大萍自表哥那里得到的直观印象。这种尊敬与名利关系不大，发自人们质朴的内心认知。至于祖父教书置产的说法，杨大萍并未从同为“教书先生”的表哥那里得到印证。听说，表哥带着老婆孩子进到城里会缩手缩脚，比如，中午看到饭馆里五元一份的红烧蹄髈就咋舌，然后不顾孩子哭闹，一家三口到旁边的小店吃面条米线。在物质生活上，表哥比一般村人强的是有一份国家发给的工资，算个“国家干部”。是的，不宽裕，但起码不会看天吃饭，属于“旱涝保收”。

和表哥一样，杨大萍收到中等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全村人都向她表达了最热烈的祝贺——村支书带着一众人敲锣打鼓到她家送喜报，晚上又托人请来县里放映队在坝子里放了一场电影，“好像是一部国产武侠片，叫做《游侠黑蝴蝶》。”

在我的认知里，农村里这样的热闹劲儿，一般在村里出现一个大学生以后。“不不不”，杨大萍朝我连连摆手，“你不知道，我们那会考大学非常非常不容易，纯粹就是凤毛麟角，一个县顶多能出一两个大学生。村子里考出一个中师生，就已经是全村人的骄傲，大家都要庆贺。”

在杨大萍的回忆叙事中，那群满脸稚气却早早了解生活艰难的初中生，一方面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想早日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成为一名中师生，荣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上中师就代表自己吃上了“公家饭”。表哥如此，杨大萍也是如此。在农村，杨大萍的家庭很艰难。她13岁上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靠种地拉扯着她和妹妹。家里没有男丁撑腰，她们在乡里活得小心翼翼，也幸亏与表哥一家走得近，才免于很多欺负。杨大萍告诉我，在那个升学率极低的年代，考上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个个都非常优秀——一旦考上中等师范学校，便可以上城市户口，毕业分配工作，纳入干部编制，对农村孩子来说，短短三年时间，一口气完成“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吃公家饭”的转变，这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比之“难于上青天”的考大学，显然更加现实且实惠。所以，杨大萍从来没有想过考大学。从母亲排除万难让她读完小学又继续念初中开始，她一门心思就是努力考取中师。

1991年的春天，15岁的杨大萍为“预考”做着准备——2019年的春天，当她在重点中学念高三的女儿为一次次诊断考试痛苦抱怨的时候，她告诉女儿，自己虽然未曾上过大学，但她也经历过如此这般备考的煎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无论是地市还是不知名的小县城，各个学校初三年级的前二十名几乎都报考了中等专科学校，而其中的中等师范学校因为其教书育人的特殊属性，还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资料表明，上世纪八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四川，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如果有上万名考生，那么能被录取读中师的大约就是“前五十名”。确如杨大萍所言，三十多年前，要考上中等师范学校，其难度不亚于考取今天的“985”“211”大学。杨大萍所经历的预考，是当年考取中师所要经历的一个必要关口，在预考中名列前茅的才有资格继续向中师“冲击”。如果不能通过预考，要继续求学，只剩下读普通高中的路——发源于大型国企的“职高”或“技校”在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发展。这样的情形，跟如今初中毕业“五五分流”大趋势之下，考取“普高”如打硬仗一般的情势截然相反。

“当年，中专文凭完全可以处于所有学历鄙视链的顶端。”杨大萍说。

预考通过，杨大萍和几个同学到县城参加考试。那是她第一次到县城，过去她最多也就能在赶场天跟着母亲到镇上去卖点农副产品。县城什么样，只在表哥和几个发达的亲戚那里听说过。虽然，和绝大多数川西小城一样，县城只有一条主街和由此生发出的几条巷子。楼房陆续建设中，街面上最常见的还是穿斗结构的老房，潮气笼罩着这条步行约莫半小时就能贯穿全城的老街。县里鼎鼎大名的实验小学紧邻着县委县政府，在大街旁很显眼，颇有气势的大门，从外可以窥见内里的宽阔敞亮。考场设在远一点的县中学。赴考的过程中，杨大萍看到了这所人们口中的“重点小学”，“我要是考上中师，将来分到这里教书该多好！”杨大萍憧憬着。等到考试结束，她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再次路过时她驻足停留了两分钟。1991年9月，她正式成为一名中师生。

杨大萍和她的同学们——这些品学兼优的初中生，考入师范后，为了适应小学教育，被要求全面发展，体育、舞蹈、音乐、绘画、三笔字（钢笔、粉笔、毛笔）、普通话、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都有所涉及，多才多艺也成为中师生的一大特点。毕业后的中师生，接受了国家的分配，无论留在县城还是回到乡村，都很快适应了自己的岗位。杨大萍先是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里教小学，因为屡次在赛课中夺冠，21岁便如愿调到县里的实验小学做班主任，几年后又被引进到地级市的重点小学。虽然，后来杨大萍也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可她对自己的核心身份定位一直还是“中师生”。

过去的数年间，杨大萍曾经无数次在各种场合作为教师先进典型发言。但她觉得，反复修改后的发言稿并没能真正阐释她的内心，那份敬业与责任心，来自一个农村女子好不容易捧到铁饭碗之后发自内心地珍惜，以及，对与她一般曾在艰难生活中挣扎的学生的将心比心。上班后的第一个月，杨大萍拿着225元钱的工资，干了三件事：带着腿痛数年的母亲到地级市的中心医院看病治疗，给妹妹买了一件她几年间一直心心念念的牛仔裙，替两个顿顿都吃咸菜馒头的学生买了一些食堂饭票——至少让他们能吃上几顿荤菜。直到25岁结婚，杨大萍都几乎没有存款。

“这个跟我一个学校教书，教美术，那个在县里教书，这个在市教委当领导，那个呀，在文联工作呢，你看，她人那么高挑漂亮，性格好，中师学的是美术，舞也跳得好……这个男生是我们班长，毕业时分配到城关镇教小学，城关镇紧挨县城，算条件很好的，他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年纪轻轻当了副校长，他2001年辞职下海了，旁边那个男生跟他一起出去的。”杨大萍拿着略微有些发黄的中师毕业合影向我介绍她的同学们。

——到大城市当领导的，咱们自然来往就少了，毕竟久而久之不在一个圈层。就像我的一个学长，读书的时候连续三年的“三笔字”冠军，一直是学校的一块金字招牌。后来从政一路顺达，2005年高升去了省城，他忙啦，同学有事去找他也老是找不到，关系渐渐淡了。前两年得了一场大病，从领导岗位上早早病退下来，他爱人时不时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有空就到家里玩，说是平日里就见钟点工在家里晃来晃去，娃儿也只有周末能陪他们，特别想念老同学。

——那两个辞职下海的男同学，他们的辞职既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考进中师的人，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早有认识，很少有人无缘无故便耐不住寂寞。虽然，相隔不到30公里的地级市在建的二十多层电梯商品房，一套房子的价格，是县里的教书匠大半辈子不吃不喝也未必买得起的。那个辞职的城关镇小学副校长，有一对双生子，可惜孩子们在出生三个月后双双被查出患有先天心脏畸形，此后便是县城到北京的漫漫求医路，还有如流水般不能停歇的医药费。要治好这样复杂的先心病，十年间前前后后需要三次大手术，小学老师那有限的收入远远不能支撑这笔巨额花费。2001年外贸生意正蓬勃兴起，他的亲戚中刚好有人在沿海有路子。他辞职下海的那天，在县里工作的同学聚在一起给他开欢送会，我也专门从市里赶回来给他送行。那天，他喝醉了，手里举着一根从野地扯的蒲公英，一吹，那些伞状绒毛飘荡着散落席间，他大喊着：“将来我们不管落在哪里，我们的根子是不会变的，我们永远是光荣的中师生！”有人大声唱起了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有人在一旁悄悄地抹着眼泪，也有人在动情的氛围里突然说要跟着他一起闯荡——对了，就是旁边这个男生，他在一个镇中心校教书，老婆去了广东两年，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两个男生从做外贸开始，发展到做连锁酒店，生意很大。他们为人仗义，听见哪个同学有难，立马解囊相助。

“我们大多数人安安心心做了一辈子教书匠。我教过的学生，国外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国内清华北大，一抓一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础教育，中师生绝对算得上顶梁柱。”末了，杨大萍说。

转折

时代的转折悄然在发生。

1992年，国家积极鼓励年轻学子考大学，原本千军万马闯的那根窄窄的独木桥，渐渐加宽。教育政策的细微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考中专考中师的难度骤然下降。那一年，杨大萍就读的地区中师涌入了资质不一的初中生。这些少年，有的是杨大萍初中时的学弟学妹，甚至包括让班主任老师伤透脑筋的“问题学生”。这是杨大萍考进中师的第二年，村子里一下子考出4个中专生中师生，村支书都有些懵了，孩子们一下子都这么能干了？那是统一庆贺还是一家家祝贺？一旁的妇女主任拉过村支书，悄悄道：“我听说隔壁村有一个女娃儿考起了省城的大学。”

杨大萍的妹妹杨小萍是1996年考上的中师。那时，地区中师招收的初中生，已经几乎全是“中等生”。杨小萍与姐姐不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都在母亲和姐姐的全力庇护下成长。所以，与年少老成的姐姐相比，杨小萍有着开朗活泼、无忧无虑的性格。就像杨大萍买衣服都考虑买大一个码子，这样后面身高体重变化都有余地，而杨小萍则仅仅考虑怎样才能更合身。所以，当杨大萍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妹妹买牛仔裙的时候，原准备买170的码子，因为妹妹刚刚进入青春期，还要继续长高；但杨小萍坚决不干，她要最合身的165，穿上刚刚合适，不长不短不大不小。杨大萍初中时期门门功课拔尖，那时如果考“普高”，一定能考上地级市最好的高中；杨小萍朗诵舞蹈唱歌样样能干，偏偏数理化拉后腿。杨小萍初中快毕业时，同学们最好的选择已经是考重点中学继而考大学，但杨小萍的成绩顶多也就能考到一般的高中，比如县一中这样的，未来考大学基本是奢望，与其白白浪费三年时间，还不如读完书先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所以，杨小萍也成了一个中师生。

命运却给了中师生杨小萍一个难得的机会。1999年夏天，大学开始扩招，一直担任中师学生会主席的杨小萍被保送到省城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实际上，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为了全年级仅有的一个保送名额，杨小萍从中师第二年便做足了功课。功课不仅包括专业，还包括如何与校领导、班主任老师以及身边同学相处的技巧。

杨小萍告诉杨大萍：“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一个人说你一句坏话。这样才能在保送中拔得头筹。”杨大萍很佩服妹妹的志向。杨大萍就读中师的时候，几乎没有保送高等师范院校的渠道，所有人一门心思想的是学好本领教小学。但杨大萍也听说，往后师范毕业不会再包分配了。对这个说法，她当时半信半疑。

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力争使小学和初中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在《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中，教育部就师范教育的体系改革作出部署：积极推进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和布局调整，形成以高等师范教育为主体，其他高等教育学校共同参与的具有开放性的教师教育体系。兴盛了一个时代的中师，就在看似平常的一年悄无声息地转型了。拿着一叠上级文件，某中等师范学校校长哀叹道：“以前为小学教育服务的中师，没有生存的政策依据了。”是的，持续了很多年的情况是，幼儿园阿姨的学历是幼师毕业，小学教师标配是中师学历，初中教师多为师专毕业，高中教师则是师大本科学历。从1999年开始，这样的情况被迅速改变。

在杨小萍的记忆中，她踏进大学校门不久，就听说中文系好几个优秀的本科应届毕业生留在省城教小学，并且，她们是自己前去应聘的——这所省属师范大学，近两年已经不再为毕业生分配安排工作了。四年后，杨小萍排着队，在院系设立的用人单位招聘点位上投简历，对表情严肃的招聘方做着简短的自我介绍。宽敞的大学露天运动场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摊点，看起来就像一个由买方和卖方借着不等的需求构筑起来的市场。2003年春夏之交，针对本科生的入校招聘方兴未艾。

（注：师范生，指大中专院校师范类专业学生和毕业生，所修专业属于教育方向，将来的就业目标比较明确，即到各级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是未来教师的预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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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3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