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2年第12期｜王雨：千里帖（节选）
王雨：本名王志刚，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市文史馆馆员。在《人民文学》《新华文摘》《中国作家》《光明日报》《小说界》《红岩》《长江文艺》《四川文学》《滇池》《四川戏剧》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多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飞越太平洋》等八部。《填四川》《开埠》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曾获田汉戏剧奖，重庆市文学奖、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等。长篇小说《填四川》《开埠》《碑》已出英文版。《填四川》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电影《年轻的朋友》《产房》已公映。
千里帖（节选）
王 雨
在成都，目光无限延伸，向西，群山莽莽，便有了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远景。
时间定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原成都军区大院、军区卫校教室、某部队医院、后勤部宣传队，以及川藏线。一切都已久远，像相册里的一大摞黑白相片。
那时我们很年轻，女孩子像刚刚烘焙出来的面包，光鲜、饱满、丰盈，小伙子像一棵棵白杨，朝气、活泛、结实。当年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即不厌其烦、不厌其细地记录着每天的事情，大事与琐事、好事与耍事，以一个生活的亲历者、观察者、书写者的身份忠实地记录着，哪怕是片言只语或一地鸡毛。
现在日记一打开，往事居然全部复活，历历在目。
一九六一年，我每天都渴望能吃一顿饱饭，即便是一锅生米，相信也可以将它放进我十五岁的肠胃里迅速粉碎。
初中毕业，很偶然有了一个能吃上饱饭的机遇——我与另一同学被军区体工队招去。同学被招去有一百个理由，个儿高，身体素质好，能够打篮球、排球或参与其他运动；我被选中则没有一个理由，是偶然被叫去参选的。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个头不高，无体育细胞，既无先天优势，又无任何关系。我的出生地是重庆，当时随工作调动的父母去了遂宁，遂宁武装部安排我俩随招生的军区卫校学员一起去了成都。匪夷所思的是，我俩到成都，在军区卫校暂时安顿后，又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军区体工队叫我们去面试，当时我在街上买碗，高个子同学独自去面试，却不理想。我们的选择有二：要么回家，要么留在军区卫校。
人体解剖图、五脏六腑、关节与肌肉韧带、二百零六块骨头，好吧，我开始每天不断记忆、重复记忆，厚厚的医学书，一大堆陌生的医学专业术语。坐在教室里，眼前的一个人，无论男生或女生，在某一时间，幻觉一般，我的目光进入其身体，穿透其皮肉，看到心脏、肺叶等一系列的器官……我渴望有一双能“穿透”薄厚不一的皮肤、脂肪与纵横阡陌般的骨骼的锐利眼睛，能洞悉一切，在五脏六腑之间自由行走。我对此深感迷恋，没有办法，正在就读的学员太需要这样犀利的“眼睛”了。毕业后，我涉足不同科别，去军医大学，到部队和地方医院，从心内科到心脏超声，最终喜欢上了可以无创穿透皮肤、显像诊治疾病的超声波，以至于到今日，如果说我最有学术成就和发言权的，还是这一亩三分地。
在卫校，转眼间成为军人，领章、帽徽、军装，至今我仍然对六五式军服最为迷恋与喜欢——朴素大方，看不出具体军衔与级别，干部四个口袋，战士两个兜。在影视作品中，只要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背景，只要是六五式军装，我看着就格外入眼与亲切。当年，军装宽大，尤其是两条裤腿，撑开如帆，走路裹挟着风。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军装一上身，扎上腰带，顿时不言自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军区陆军医院，白大褂里是军装，穿行在各个科室，从门诊到住院部——至今回想起来都很不真实，梦幻一般，我真有过这样的医学履历吗？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有了转折，意想不到的是，之后我被抽调到医院政治处，当上了一名宣传干事。芝麻官，烦琐事，也许是凭借着我的质朴、热情、韧性，以及喜欢文学，写过新闻与宣传稿；此外，吹拉弹唱方面，虽然不精，但还都会。
不久，一纸令下，组织把我抽调到军区后勤部宣传队，行走千里川藏线，去慰问沿线每个兵站的官兵。
这是为期两个多月的艰难之旅，二十多名队员是从整个军区后勤部挑选的。我们这支临时组成的后勤宣传队，远没有电影里的那么专业、那么有规模。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官兵多数来自部队医院，匆忙组织的人马，匆忙进行的排练。
即便如此，我相信宣传队的年轻队员出现在川藏线上的每一个兵站时，哪怕仅仅是一个笑靥，也会让官兵们热血沸腾。
终于出发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千里走单骑，宣传队从成都出发，没有同行的浩浩荡荡的车队。二十多人挤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大家亢奋激动，坐在驾驶室的冯队长回头敲了几次后窗，示意安静，也无济于事。我坐在车尾，双臂环抱大提琴，冯队长指示我和大提琴手必须轮流保护好宣传队这个最大块头的乐器。
川藏线是西藏的生命线与大动脉，有个形象的说法，进入西藏的每个士兵，每年需要运送一卡车的补给。
第一站是雅安兵站，雅安在川西有雨城之称。在如此重要的运输线上，我原以为每个兵站会派一个团或一个连驻守，也许有连片的住房和众多的客房，每天过往的军车如过江之鲫。可没想到，眼前的雅安兵站很不起眼，偌大的院落居然是开放式的，干打垒盖的住房与库房，仅有三十来名官兵驻守。
第二站是二郎山下的滥池子兵站。听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川藏线刚修通时，几个战士在这个地方搭起窝棚支起大锅，建起了川藏线上的第一个兵站。
设立兵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要靠近公路，二要有空地停车。兵站与兵站之间一般相距七八十公里，短的五六十公里，长的将近一百公里。在雅江兵站与理塘兵站之间，相距一百二十九公里，太长，其间标注“135公里”的公里桩处是个荒无人烟的山坳，适合建停车场，大家就在此驻扎，把此地取名为135兵站——这是川藏线上唯一以公里桩命名的兵站。
每个兵站都是川藏高原上的一棵草，普通、简陋，甚至卑微——其实川藏线上很多地方寸草不生，草也经受不住高原的严寒、缺氧和强烈的紫外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川藏线刚开通十余年，兵站四周多是荒无人烟，十几个或几十个官兵长年驻守，天高地偏，闲暇时，你望着我，我看着你，没有娱乐，不能洗澡，睡觉是大通铺，中间是通道，一间屋可以睡几十个兵。兵站没有院门，自由进出，牦牛可以在此躲避风雪。最早是窝棚，后来是土房、干打垒、砖房，如果没有军人、没有军车，这里就像是个普通的货栈。
噫吁嚱，危乎高哉，川藏线之难，难于上青天。从成都到西藏昌都，有众多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山，第一座是二郎山。这是一座“阴阳山”，阳面高寒干燥，阳光灿烂，阴面寒冷潮湿，阴雨连绵。
在二郎山下，一辆回成都的军车，因大雾不幸掉到了两百多米深的山谷。军车上的战友前一晚还看过我们演出，现在却生死未卜。
宣传队里半数是军医和护士，为救援，赶紧驱车奔向事故现场。谷底很深，看不见车辆，腰系绳子放下去，放到一半，有滚石落下，战友惊呼报警。还有松动的巨石随时会滚落，一个小战士用肩头顶住。我抓绳子的双手疼痛难忍，但不敢放手，必须咬牙坚持。下到谷底，一片狼藉，一片惨状，车上十人，七人负重伤，三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目睹如此惨烈的场面，再次上路，心中凄然，车内沉寂。
当年，十八军的将士修建二郎山路段时，每公里就有七名军人献出生命。汽车兵留下一段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如过鬼门关，庆幸不翻车，也得冻三天。”翻越二郎山，从山脚到山顶，军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沿途山峰林立，曲折险要。听兵站官兵说，要是早晨上山，浓雾蔽日，司机大多手脚发软。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哪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哪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在心里为川藏线上每一辆过往的兵车祈祷，也会向每一位付出生命的烈士致敬。
终于下山了，进入泸定县，心情骤然放松，参观泸定桥，领略脱缰野马一般的大渡河。再顺大渡河上行，来到康定城——这是一个斜躺在几座大山脚下的汉藏等多民族杂居的小城。大渡河绕城流过，房屋低矮，街道狭小，天空瓦蓝，顺山沟刮来的风会带走军帽，人可以靠着风走。
宣传队在这里休整一天，我们去逛街，阳光下的跑马山金灿灿地晃人眼睛。行至半途，老天突然变脸，狂风呼啸，飞沙走石，仿佛一个巨人拿着一把大笤帚在清扫天地。大家慌忙奔向一棵大树，紧抱树干。风暴过去，我们成了泥人，一身一脸都是土。一个女队员额头被碎石击中，砸出一包，气得她咬牙切齿：下辈子再也不来了。
下一站是新都桥兵站，这是一个大站，但要翻越海拔四千两百多米的折多山。
折多山没有二郎山险要，山势平缓，树木不多，长着一层爬地草，藏族牧民可以在这里放牦牛。上山后，下车歇息，前面的山峦被白雪覆盖，非常壮观，我们兴奋地朝雪山奔去，跑得过猛，呼吸急促，胸腔憋闷。一名队员有心脏病，还没有走几步，已经面色青紫、呼吸困难，惊慌中他竟想留下遗言。冯队长说，你瞎扯啥呀，正常的高原反应。给他送上氧气袋，吸上一阵，才慢慢缓解。
继续赶路，快到新都桥兵站时，一大团黑云滚来，遮天蔽日，接着就是一阵暴风雪。没有防备，众人目瞪口呆，大家都穿得少，一个个冷得直哆嗦，挤作一团，相互取暖。十多分钟后，天空骤然大亮，水洗一般，清爽澄澈，不禁远眺，新都桥兵站已经在望。
川藏线总是惊险不断，半个月后，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东达山时，又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那天下着细雨，行至一个连接两座小山的下行弯道处。这段路又窄又陡，两边是万丈悬崖，泥泞的路面很滑。司机跟冯队长说，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全部下车步行，由他一人驾车。队长同意了。队员们诅咒着这段险路，步行到山下，回首一望，冯队长正指挥军车缓缓下行。这段路太窄，车轮稍一打偏，便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大家都为司机捏了把汗。快要驶过那段险路时，突然有女兵惊呼，危险！只见汽车前轮向左边一滑，冯队长狠命向右打手势纠正，车身却继续向左倾斜。顷刻之间，司机反应极快，果断地朝右适度打了一把方向盘，军车终于脱离了危险。
再次上车，大家为司机欢呼鼓掌，竖大拇指。
行走在高原，最难适应的是缺氧。
这一趟兵车行，走走停停，不断经过各个兵站，整个行程是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按理我们一行人对高原性缺氧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但是这一路，在车上，在兵站，每天都有人难以适应，痛苦不堪。
我们返回海棠兵站时，原以为一个多月了，我们已经基本适应了高原，于是面对兵站官兵的挑战，我们答应与他们进行一场篮球比赛。海棠兵站海拔约三千七百米，这场高原篮球赛让我们真正领教了缺氧之下心脏不堪重负的狼狈，没有人能打完半场，大家似乎是背着一个无形的沉重麻袋，动作变形或迟缓，即使频繁换人，也无法扭转乾坤。
在高原，每一次演出，冯队长总要在节目的出场顺序上花不少心思——先上耗氧量低的诗朗诵、快板书、三句半，把气氛调动起来，然后穿插二胡独奏、唱歌；跳舞是最耗费氧气的体力活儿，有单人舞、双人舞，但还远远不够。冯队长与舞蹈组长商量，排练了最受欢迎的《洗衣歌》——此舞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运用了锅庄舞的长袖挥洒与双脚踢踏等舞蹈语言，表现的是藏族姑娘与子弟兵的鱼水之情。此舞通常用来压轴，让激情、体能与氧气都在这一刻彻底释放。同时，这是那些曼妙翩跹的女兵们的高光时刻，大伙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她们身上。
掌声经久不息。
我们的演出常常会惊动当地的百姓，加演一场两场是常事。在理塘兵站，演出刚结束，还没有卸妆，兵站门口就响起了锣鼓声。县城来人恳请我们宣传队去县里演出，盛情难却，马不停蹄，在浓重的夜色中，宣传队立即驱车向县城出发。
在义登兵站，当地的藏族同胞过节般高兴，纷纷赶来看演出。附近的筑路工人得知后，要求我们也去演出。这些质朴的工人放弃了三个月的休假，来此抢修公路，住的是帐篷，伴随的是风霜雨雪。露天演出，天降大雨，工人们却在雨中一动不动。演出继续，似乎感动了上苍，抬头一看，雨过天净，星光满天。
在昌都，我们在大广场演出，观众爆满。舞蹈《洗衣歌》正在进行时，赶上了大雨，夹杂着颗粒不小的冰雹。没有观众离去。乐队头顶没有遮挡物，人与乐器均在雨水与冰雹里。我手中的月琴依旧不断拨动，跟其他乐器和雨水冰雹一起，淅淅沥沥，叮叮咚咚，嘈嘈切切。
印象深刻的是在巴塘，这是个大站。五一之夜，巴塘军民联欢，载歌载舞。我第一次领略藏族的锅庄舞，在夕阳斜照的金沙江畔，一群藏族男女围成圆圈，自右而左，有节奏地长久跳着，绝对质朴，绝对原生态。
必须说说兵站的款待。
兵站里都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而宣传队的女孩子善舞、能歌，婀娜、端庄，正是花儿绽放的年龄。每到一个兵站，官兵们通常会夹道欢迎。
135兵站海拔四千一百米，百里无人，荒无人烟，只因从新都桥兵站到这里正好一百三十五公里，且又需要为汽车兵建个休息点，就在此建了这个小站。这里条件差，汽车兵只是路过吃午饭，兵站官兵最渴望的是有车队住宿，这样他们就不再冷清，有了人气。每当有车队住宿，兵站就像过年一样。我们的军车还在一公里外，战士们就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来迎接，孩子一般兴高采烈。
见到宣传队，战士们心花怒放。
这个时期，部队生活已经相当不错。各兵站的主食通常是大米饭、面条和馒头，可以管饱；副食有新鲜蔬菜、咸菜、猪肉罐头或牦牛肉，油水相当充足。唯一的不足是高原气候，没有一百度的开水，米饭始终不熟，夹生，吃不惯，我们的肠胃难以适应。
没有想到的是，在川藏线上，我们居然吃了两次新鲜的河鱼。
新都桥兵站在四川甘孜康定，兵站战士到此地的立曲河打来鲜鱼，让我们喜出望外。这是难得一见的美食，在那个年代，鱼是饭桌上的奢侈品。
没想到，在西藏青泥洞兵站，这里却盛产鲜鱼，七八月份是鱼季，一个战士一个早晨便可轻易钓上几十斤。兵站官兵每年要钓五千多斤鲜鱼供过往人员食用。晨风拂面，我跟随两个战士到河边垂钓，水很清，看得见鱼儿游动。我跟他们学，寻找沙粒包裹的小虫子做鱼饵，鱼儿很快上钩，只可惜没有到鱼季，钓上来的鱼只有巴掌大小。
吃，其实乏善可陈，真正值得提及的是温泉。
理塘在四川甘孜，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海拔四千余米，是网红小伙丁真的故乡。理塘让我非常意外，它不像一座高原之城，而是一片一望无垠的草原。一条很长的天际线闪着亮光，远处是绵亘不断的雪峰，瑰丽壮观，脚下是绿色的草原、悠闲的马群。马群的右前方是理塘小城，房屋多是石头垒砌。其中有两座较高的建筑，冯队长说是理塘的地标——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
甘孜意为洁白美丽的地方，当年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在这里召开了甘孜会议，实现了红军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与北上。
我们抽空转了理塘县城，街上的百货公司、新华书店开门晚，仅上午开两个小时。
在理塘，同其他兵站一样，官兵如同紧急演练一般，飞快地抬出大锣大鼓。一时间，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四野。
住下的第一件事是躺在大通铺上，伸展四肢，长舒一口气。大家累坏了，高原反应太大，此时是天底下最舒适最奇妙的享受。有队员说，这里有温泉。冯队长笑说，兵站早为我们做了安排，吃了饭就去泡个痛快。
高山温泉很简陋，几堵板墙隔出几个池子，池子很大，男女分开。泉水很清、很热，同内地温泉没有两样。大家忙不迭地脱去军服，扑通跃进水里，裹着团团热气，泡在温泉中，不断感叹，天造地设，多好的水啊。
女队员那边阵阵欢笑，她们更喜欢水。
我把整个身子浸泡在温泉里，身心放松。进山这些天，一路尘土一身汗水，早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听说这温泉是圣水，早先当地人不常来，一年才洗一次，洗澡对他们而言不仅是净身，更是一种宗教仪式，去除身上污垢，求得吉祥如意。
在理塘那天是我们在川藏线上最温暖、最惬意的一天。邦达兵站则让我们不寒而栗——海拔很高，四千三百米，仅次于最高的卡集拉兵站；气温很低，平均气温零下十五度，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冰雪覆盖期最长，一年有六个月；含氧量很低，仅有内地一半。
演出时，大家气喘吁吁，反应强烈。我很敬佩常年驻守在这荒原高山上的官兵们，他们以高原为家，甚至不无风趣地说已在这儿选好了坟地。要是换了自己，真不知该怎么度过这三百六十多个日夜。
继续西行，终于到了终点站西藏昌都。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此流过，是当年四川通往拉萨的必经之地。昌都兵站是大站，某陆军医院在此，慰问演出之际，见到了曾在军区卫校一起就读的多位女同学。时间如白驹过隙，似乎须臾之间，她们已在高原工作了六年。当年，我们年级的女同学几乎全都分进了西藏——没有哭泣，没有拒绝，即便弱不禁风，依然打起背包，告别省城。
我记得她们的姓名，久别相逢，她们热情似火，笑靥如花。还来不及问候，她们反倒关心起我——
“刚来，不适应吧？”
“王干事，你留在这里别走了！”
“辛苦你们了，演出很累吧？”
此一时彼一时，她们令我刮目相看。粗粝的寒风、强烈的紫外线，她们的脸已经打上了高原的印记——粗糙、黝黑，脸蛋两坨高原红。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