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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四十度》可以被视作一部高烧不退的历史大书，文化大书。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长城一线，借长城从西往东多个朝代的不断修接与延宕，说长城内外不同民族间的反复冲突与融合。用文学的笔法，用史学的眼光，给出了这条线以社会制度和文化意义上的深度解析。

——《北纬四十度》读札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浩浩汤汤，一路激起过无数浪花。这些“浪花”，每一朵都闪耀着光芒，都藏满了故事，都诉说着幽情。面对这样一张巨大巨厚巨硬的中华“大饼”，历史“饥饿者”和文化“饥饿者”虽众，但真正下起口来时却难。面对浩瀚体量，“编年”照样会陷入大海，不得头绪，“断代”则又难以呈现全貌，容易上下割裂。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福民先生很聪明，他以主题作切口从容进入，通过繁中取简，率先提溜出了一条线，这便是北纬四十度。

经他这么一提溜，北纬四十度这条线一下活了，不仅丰满了起来，而且也热络了起来，千年低冷的长城一线，瞬间发热到了四十度的高烧。

因此，《北纬四十度》可以被视作一部高烧不退的历史大书，文化大书。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长城一线，借长城从西往东多个朝代的不断修接与延宕，说长城内外不同民族间的反复冲突与融合，虽然是用文学的笔法，但却是用史的眼光，给出了这条线以社会制度和文化意义上的深度解析。

北纬40度，既是地理概念、区位概念，也是气候概念、生态概念，更是族群概念、文化概念，甚至是一个王朝的兴衰概念。《北纬四十度》无疑是一位文学家一脚踏进历史后的越界写作，更是作者对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考古学、社会学的一次集中冒犯和自我检视。关于这本书的特点和立意，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借三说”。

借长城，说历史。历史上，长城也曾有过叫堑、塞、围、障、壕的时候，但最标准和最统一通用的叫法当然还是长城，这在《史记·楚世家》“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中就已经被确定下来。至秦灭六国，对战国纷争时期遗留的长城，进一步连接和修缮之后，再说到“长城”时，前面便有再也去不掉的量词缀语“万里”了。那为什么不叫长墙而叫长城呢？显然长城并不单纯是一道墙，而是在高墙内外当然是以内为主还建有众多城堡，诸如卫城、千户所城、关城、瓮城、翼城等等。各个王朝并不是建起一道墙后就万事大吉，而是常年驻有兵力。如果只是一道墙，历时两千多年修筑，总长十万里以上，也绝对配得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但不会被称作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道墙，而是数个中原朝廷集国力民力不断打造而成的一道重要防御体系。随便点几个长城关口，比如嘉峪关、山海关、居庸关、娘子关、雁门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就足以看出它军事上的重要性了。沿长城一线，这样大大小小的关口不下一千个。

从西周开始出现长城雏形，到早期的北长城、南长城之分，一直到大明王朝的大规模新建，再到清代康熙并未完全落实到行动上的“不修边墙”令，这一路算下来，历时至少在二千四五百年以上，穿越了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朝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长城史就是大半个中国史。而长城一线，基本与北纬四十度重合。这就给了作者通过牵动这条“线”，而重新“缝补”历史的机会。

借冲突，说融合。既然长城这么重要，既然长城一线基本与北纬四十度重合，那作者何不干脆把书名定为《长城》而是另叫《北纬四十度》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长城是一道防御工程，它的主要功能是“阻挡”，而作者想说的却并不是“被分开”“被隔离”或说“被割裂”的族群乱象，而只不过是想借此表达多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和“共同成长”。显然作者的心气很高，他试图站在“北纬四十度”这样一个高度上，去重新打量社会历史的进程，从与这条线相关的海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撷取为我所用者，不仅“顶出”还要“顶住”自己的社会立场和史学观点。

本来，北纬四十度可能也不过是一条很普通的线，但因地质地貌和气候的原因，却使线南线北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线北的人们，大漠边关，长河落日；威武挥鞭，纵马驰骋；寒风劲雪，自由奔放；一方面铺满无限的诗意，一方面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却相对匮乏。线南的人们，男耕女织，五谷杂粮；山河壮丽，土地肥沃；安居乐业，家国天下；但相比性格，却是多出了些许温顺。仅这两种“不对称”，便足以引发足够的变化和想象。

北边的时不时地想南下，不断地进行袭扰或劫掠。南边的极力进行阻止，被动迎战或妥协安抚。赵武灵王的英名，是他从邯郸出发，第一次将长城向西修筑到了乌拉特后旗的高阙塞，号令“胡服骑射”。燕昭王的功绩，是把北方边境提高两个纬度，让燕长城坐落在了北纬四十二度上。刘邦虽然能赢得楚汉之争，但却在与匈奴人的对决中陷入到了尴尬的“白登之围”，差点被活捉，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成就了娄敬首提的“和亲”政策。要不大老粗出身的刘邦也不会那么感叹，“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武帝的霸业，是建立在他的雄才大略和出动出击上。当西晋在蹒跚衰落中步入灭亡，公元307年的永嘉南渡，便成为一个永远的历史心结和一个永远的版图痛点。从幽州到兰亭，长城不再长，黄河不再黄。长也好，黄也罢，南朝四百八十寺，已经一片楼台烟雨中。至北魏孝文帝，直接迁都洛阳，鲜卑人入主中原。后来李隆基的盛世大唐，不可思议地被从右北平一路发迹的安禄山凿出了一个惊天大窟窿，反唐自立的石敬瑭，甘愿向辽称臣，把幽云十六州拱手让给了契丹，使得辽国疆域一下扩展到了长城沿线，成为后来长期威胁北宋政权的巨大隐患，直至徽钦二帝共同演绎完成了“靖康之耻”。太监王振的出场，成为了“土木之变”的关键人物，也是他一手把明英宗的身份，改写成了瓦剌人的俘虏。

御驾亲征的皇帝、来回冲杀的将领、络绎不绝的使者、通关贩卖的商人、浩大的和亲队伍，他们都见证过遍布北纬四十度上的累累白骨。再长的历史用“兴衰”两个字足可以概括，但再多的战争也难以用“胜负”去简单地定论。汉代不过仅仅打开了西域，而元朝的施政已经深入到了青藏，满族入关同样让长城真正成为了“内城”，卸下了它原有的辉煌但却也沉重的防御作用，让它更多以人类文明和人文景观的面貌开始呈现。长城以北的主人，无论犬戎、西戎、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满，他们的身份如何变换，终究都与缔造了鼎盛中原文化的汉人一起，共同擦亮了中华民族的天空。历史的战场总是被岁月打扫得无比干净，留下来的只能是文化、文明和谁也无法抵挡得住的历史前进脚步。围绕北纬四十度，的确有太多的人付出了生命、热血甚至信仰，但他们也都毫无疑问地在有意或无意中改写着历史，创造着历史。若以史学的眼光去看，冲突吹响的或许并不全然是厮杀，而也可能正是融合开始的号角。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这样，拓跋宏锐意进行的汉化改革也是这样。每一次的冲突，都意外促成了彼此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只是这种以冲突方式进行的融合，不仅惨烈，而且成本和代价都实在过大而已。然而，历史又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历史从来都是带着血迹不停地前进。这也说明，历史跟人一样，也是一个繁杂和痛苦的矛盾体。

借史学，说文学。文学是历史的附着体，甚至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寄生虫。文学必定会闯入历史，历史也必然会进入文学。文学闯入历史，能够给文学带来深邃和开阔。但历史进入文学，却很难再保持住历史本来的面目。我始终以为，至少有四种历史是平行存在的，一种是原生的历史，也或说是历史本来的历史，也即历史自身，一种是史学家的历史，一种是文学家的历史，一种是区别于正史的民间野史。对于历史本来的历史，理论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真正抵达。相对来说，史学家的历史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但每一个史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放进去自己的主观观点，也就是说，历史在史学家那里，在取舍和遮蔽之间，实际上已经被作过“手脚”。民间野史则一向是毫不讲究章法和体系，它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进行铺陈演绎，甚至无限八卦，它只需符合大众口味即算大功告成。民间野史大多已经具备文学功能，滑向文学的部分，是谓民间文学。而文学家的历史则介于史学家的历史和民间野史之间，它不会那么低俗和重口味，而是按作家自行理解的历史逻辑，把既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重置到历史背景中去，甚至是创造出更多史书上根本不曾记载也未曾有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让他们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中，欢乐悲伤，爱恨情仇。让他们在十足的烟火气中，活过一次，再活过一次。说到底，文学家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它只是文学。对历史气息的所有描绘，都不过是实现对现实“人性”和“道德”的一次次诘问和激荡。设若没有史学家的历史罩着，以文学强劲的穿透力和巨大的传播力，历史很容易会被文学彻底掏空。当然，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没有史学家的历史，文学家的历史也会无所附着，无可生发。

长城一线注定是有故事的一条线，在长城正式出现之前，在类似长城的建筑上，周幽王就已经上演了“烽火戏诸侯”的要命戏码，以“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昏庸，成功抢了先秦的镜，这出大戏直接导致了周朝的一断两半。始皇帝赢政大修长城上万里，但他的雄心却并未得到子民的赞美，相反，民间祭出的却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悲凉故事。在王昭君正式出场之前，至少已有十个“和亲”女远行，但她们都寂寂无名，而唯有她这个出身荆地的女人，一下烧红了天空。在掖庭，并不受待见的她，从不曾想过，有人需要用她的两只手，牵起两个民族。需要用她的肩膀，扛起一个国家，需要用她年轻的怀抱，把长达二百年的战争，包裹起来。她北出长安，翻越赵北长城，穿越戈壁大漠。曾经的长弓短箭，曾经的战马嘶鸣，曾经的杀戮封侯，全踩在了她一个弱女子的脚下。她先嫁的那个男人叫呼韩邪，后来又嫁的那个男人叫复株累，只听名字就知道她的悲苦，更不肖说这两个父子关系的男人，给过她多少恩尊。她必须适应羊奶，习惯毡帐，懂得骑射，会说胡语。当然，她也得学会如何不情愿地生下孩子，比如儿子伊屠智牙师，比如两个女儿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既然她做出了这么大的事，后世史学家赶紧补给她一个出色的容颜，说什么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文学家赶紧递给她一只琵琶，让她弹奏漫天黄沙，抒发千古幽思，并告诉天边大雁，一定要忘记飞翔，先别管沉鱼的事，先制造出“平沙落雁”的景况之后再说。民间更是赶紧行动，将她不伦不类地与西施貂蝉和杨贵妃并列到一起，作为美女资源，不停地进行世俗消费。公元前33 年的那一天，一队人马北出长安，然后长河落日，然后大漠孤烟，然后……再也没有然后，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回来。曾经的“文景之治”，如果只简单说是用女人换来的，肯定大失偏颇，但这其中女人的贡献又怎么能抹杀和忽视呢！蔡文姬也很有名气，而且也是有名的才女，但她不是“和亲”女，而是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去的。因为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赎回，所以民间便粗俗地把她解读为曹操暗恋的女人，这也显示了民间故事和民间文学喜欢“吃瓜”和“八卦”的特点。再到下一个有名气的“和亲”女出现，距离王昭君已经是六百多年后的贞观十五年，而且已经不是向北，而是向西，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然后是说不完的杨家将，读不够的金庸，演绎不尽的乾隆下江南。杨家将故事已经走得远离了史实，金庸的武侠更是开启了鸿蒙想象。乾隆下江南看似与长城无关，但恰恰是清兵入关长城成为“内城”的另一种写照。因此，作者在书中由衷感叹，“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有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来研究去，最终却不得不通过文学途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倒作家，很容易喜欢上历史，冷不丁会写出历史学家才有可能去完成的专著。

没有一个好的作家是不深钻历史的，哪怕它“瀚海横绝，关山难越”，作者的这次“闯入”、“跨界”和重新打捞出的思考，是成功和蕴含价值的。

张世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学期刊社总编辑、《时代文学》主编。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小说界》等文学期刊。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诗选刊》《小品文选刊》等选载，或入选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爱若微火》、诗集《旧时光》等多部。曾获泰山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