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还能记起，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我们词与物无间焉地用过“亲爱的”这个词？对谁？是怎么的语气？或者只是默然在心里念着；或者像笛安一样在写下来，纪念一段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生命过往。《亲爱的蜂蜜》，是“我”写给蜂蜜的一封信，写给未来的、大人的蜂蜜的一封信。善良、聪明、苹果脸的蜂蜜与熊漠北之间的日常，总让人想起笛安微博文字出现的“小女孩”。故而，这篇小说的主角不是母亲，或者不只是两个各自婚姻失败的成年人，接受彼此创伤遗产，重新爱和婚姻。笛安不是人生导师和婚姻专家，她是一个小说家，她更关心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照耀：“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的一次自我启蒙。事实上，在代际的垂直关系上，我们很少愿意平等谦逊地向孩子学习，也很少注意到孩子对大人的启蒙。

《亲爱的蜂蜜》，是熊漠北（大熊），小说的叙述者“我”在说，就像街角咖啡馆安静的午后，慢慢地说，面对面说，对可以将心比心的人说。但其实还是笛安自己的叙述，只是这次她将她的故事托付给一个三十六岁，稀里糊涂就离过两次婚的男人。所以，读《亲爱的蜂蜜》，那视线追随的蜂蜜和大熊的笛安，那个赋予小说调性和节奏的笛安藏身在哪里？小说中的“我”在“而立”与“不惑”之间，正是生命豁然开朗开朗的盛大时刻。叙述者“我”即大熊，即笛安，即所有愿意蹲下身子和蜂蜜相处的成年人们。

蜂蜜和大熊，一个是涉世之初的稚子，一个是不知自己墓碑上会刻写什么的大人，因为崔莲一，他们相遇了，“幼儿是洪水猛兽，我们文明人在他们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生命对生命的提问，蜂蜜的降临在不经意间唤醒了熊漠北已然忘记的童年时代，那些怕过的、恐惧的。笛安的《景恒街》《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还有更早的“龙城三部曲”，童年往往是一个人的创伤之年。而《亲爱的蜂蜜》，大熊则从蜂蜜的童年眺望自己的童年，由此大熊重新思考了“我”，重新思考了“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的人生计量。深埋在大熊童年里的那些疑问和恐惧，终于在他与蜂蜜的相处中获得了新的解答。“一个人的童年会有很多经历和感受，许多让人无以忘怀，甚至陪伴人的整个一生。但是，对后来成长产生影响并留下烙印的只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恰是这部分需要去辨识。这些部分虽然没有完整体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但却展现了个人生活道路的内在关联”（本雅明：《柏林童年》），即便大熊对童年的回忆甚至无法被称为“事件”，但正是童年的蜂蜜对大熊童年的激活和照亮，大熊建立了“个人生活道路的内在关联”——”我“之为“我”所来之径。如果说笛安在《景恒街》里写了想要逃离芸芸众生怀抱不甘的“我”，那么《亲爱的蜂蜜》中写的则是归于芸芸众生甘愿平凡的“我”。

“80后”，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计划生育”之“计划”的结果，但完整参与并深刻体验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一代人。从计划转到市场，不仅是社会转型和剧变，也在再造着中国的精神生活，比如 “自我”和“家庭”的想象,比如亲密关系——独生女兄弟姐妹之间互看的缺失。大熊的抉择，要么是“一片混沌”，要么是默认自己的工作第一重要。“我”，不仅是大地上的“异乡人”（“我已经没有一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可以回去”），并且在从小接受的关于“体面”的教育中逐渐成为一个自私的成功者，“价格”的评估似乎是永远正确的存在，如小说的大熊所说：“只要我还活着，漫长岁月中，我有的是时间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做过的所有选择都合理化，实在不合理的就用‘当时还年轻’一带而过。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暗自忏悔的，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疏漏——这种忏悔类似于健身，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制造一些绝对能够克服的困难；而真正可怕的错误，就慢慢忘记——忘记有谁曾真正剥夺过我们，忘记我们曾深刻辜负过谁，忘记你曾对心知肚明的灾难视而不见，忘记你曾如何毁灭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获得幸福获得改变获得新生的机会……真正实现‘忘记’，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曲解’，将剥夺曲解为爱，将辜负曲解为骄傲，将冷漠和怯懦曲解为隐忍，将愚蠢残酷曲解为不得已——到这一刻，我就活成了一个豁达的老年人，开始宽容而愉悦地欣赏年轻人们把这个过程从头再来一遍，一点都不难。”在认识崔莲一和成蜂蜜之后，面对外派工作的机会，大熊终于意识到“这十五年，我真的拥有了什么吗？没错，买醉的时候，至少拿得出比当初贵几倍的酒，仅此而已”。这生命中这顿悟的时刻，是蜂蜜带给大熊的。

笛安曾在《景恒街》的后记里写下过：“四年来，人生经历过很大变化，可是，剧变之后，世界运转如常，往日内心深处的台风海啸，不过是种不高明的修辞。我像是恍了神，置身事外地站在阳台上，像凝视日出一样凝视自己的人生，没有感情也毫无感慨，只是当最绚烂的霞光消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刚刚消散的，是我的青春。太阳自然会照常升起，可是明天此时，站在这里看日出的那个生命体，已经不会是我。天道如此，无须多言。”彼时，即使我们不去深究生命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也隐隐约约感觉这是笛安的重要时刻。正是蜂蜜让大熊相信了，“一个人在百分之百表达惊喜与‘羡慕’的时候，能够没有丝毫卑微，没有丝毫自惭形秽”，原来在一个人最初的生命阶段“脑子里并不总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着那个‘我’”。佩索阿的《惶然录》有一篇《童年不再》：“我突然记起了后来再没有见到过的情景，即儿时所见的城市破晓。当时的太阳不是为我而升起，因为我（一直无所意识）是生命，太阳是为所有的生命而升起。当时的我看见了早晨，于是快乐；今天的我也看见了早晨，我先是快乐，却转而悲伤。我内在的童心依旧，却已经陷入沉默。我见到了自己的曾经所见，心中的另一对眼睛，却使我看见了自己事实上的所见：太阳是黑暗的，绿树是沉闷的，鲜花甚至在它们开放之前便已经枯萎。是的，我曾经住在这里，今天无论怎样新异的景观向我展现，在我全部的所见所闻面前，最初的视象都会使我转而成为一个外来者，一个访问者，一个新奇者，一个陌生者。我已经垂垂衰老。”故而，《亲爱的蜂蜜》是写未来的、大人的蜂蜜，也是写给“童年不再”笛安的写给“童年的笛安”。一个人生命的幼稚之书和启蒙之书就这么在神奇地《亲爱的蜂蜜》相遇。

大概从《景恒街》，笛安的小说地理从灰色的北方城市“龙城”转场到北京。《亲爱的蜂蜜》也是北京的“异乡人”故事。他们虽然也曾有过一个可以被称之为故乡的地方，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北京虽不是他们的“旧乡”，但对于那被可称之为故乡的地方来说，他们也不过是“游客”，是“客人”。不久前笛安的《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获得汪曾祺文学奖，我给小说写的授奖词说：“作为新世纪新北京人之渺小的一个，笛安有为这浩大群体命名的雄心，让其中籍籍无名者有名，让他们有个人的命运史和心灵史。橘南、章志童和洪澄，虽为房东和租客，却属于同一个阶层，故而他们可以成为暂时的精神共同体而相依为命、守望相助。小说的当下时间是他们在北京这座世界大城边缘的安营扎寨的那一刻。也许最终我们无法用成功学的标准去定义他们，但他们维护的小人物的自尊和体面使人动容。不唯如此，小说的每一个青年人都有他们的小地方往事，这些往事关乎小地方的世道人心，是北京接通地方辽阔的中国故事。 ”

《景恒街》“与以往作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强调了故事发生的时效性”，并且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发生在一个场景里，而这个场景能让所有的读者心知肚明是发生在此刻的”。（戚轩瑜、唐杨：《青年作家笛安：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写出当下》）自“龙城三部曲”，笛安的小说个人时间被安置在更为浩大的时间，比如重要历史时刻，比如与生命时间对应的流行风物。事实上，个体生命确实是自足的，在《东霓》里笛安就曾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了她写作想要抵达的彼岸：“无论如何，国家的名义，向一些没名没姓的人致哀，是好事情”，“历史是谁造的，我说不准，但是说到底，都是靠我们这么卑微的人生生不息，才能把它延续下来”。为卑微者写史是笛安一直在做的事情。故事的“时效性”和“此刻”在《亲爱的蜂蜜》，熊漠北与成蜂蜜相遇和相处的2018年到2021年。这四年，恰恰半是静好，半是忧惧。而且，笛安小说的发表和出版的此时此刻依然是“在瘟疫之年”。无论是熊漠北和崔莲一，抑或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尚在幼儿园的蜂蜜，感同身受着此时此刻生命的仓皇、渺小和脆弱。如此，卑微如我们，能够爱与被爱者是幸福。《在学童中间》是我们熟悉的叶芝的一首诗。叶芝的诗在生命的垂暮之年眺望：“我冥想一个丽达那样的身影/俯就奄奄的炉火，她讲起童年/一次受严厉的责备或一件小事情/竟然在童心上造成悲剧的一天——”大熊和蜂蜜相处，则是在生命盛大的时刻即可见去之未远的童年。蜂蜜是大熊曾经有过如斯童年的证词，有过的忧惧，也有过的被爱。或者盛大，或者垂暮，我们在孩童中间，对成人来说是一次反观生命来路的契机，经由这条道路，我们让已成过往的童年可以不断复现、复活。因为，我们曾经如蜂蜜这样也懵懂，也清澈地认识一个陌生人。蜂蜜是从无知到有知，大熊则是温习、修正和反思。对大熊而言，正是盛大非垂暮，一切都还来得及，可以爱人，也可以被爱。

真该感谢亲爱的蜂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