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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宪:虚构的乌龙山成为真实存在
来源:天津日报 | 何玉新  2022年12月27日08:40

《乌龙山剿匪记》

水运宪,祖籍湖北,生于湖南常德。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乌龙山剿匪记》《祸起萧墙》《天下归心》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

印 象

将湘西的民间传奇

注入主流文化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轰动全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经典。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水运宪的原著小说《乌龙山剿匪记》。对于很多没读过原著,并且对电视剧的记忆已经模糊的读者来说,无异于一次全新的体验。

《乌龙山剿匪记》开篇一段叙述质感十足,读来如身临其境:“乌龙山脉横跨三省边界。莽莽苍苍、气势雄浑的崇山峻岭之中,流淌着一条小河。这小河,千回百转,丝带一般缠绕着乌龙山的身躯。这便是乌龙河。乌龙河是山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交通要道。乌龙山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都靠这乌龙河养育着。乌龙山区大大小小的土匪杆子,世世代代都在扼守着这条乌龙河,就像守着一个聚宝盆。河水的颜色十分奇特,蓝幽幽地透出一些暗红色。那种色调让人看得心里沉甸甸的,堵得慌……”

这部小说重构了现实与历史的新型关系,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同时展示了湘西古老的传说、美丽的风景、淳朴的风俗,将民间传奇注入主流文化之中。这部作品也成为水运宪无法避开的人生标签,人们只要一见到他,就必然把他和《乌龙山剿匪记》联系起来。

年轻时,水运宪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初期又前往珠海、深圳闯荡,在商海里沉沉浮浮,感受社会的巨变。然而,无论在哪个位置,文学创作始终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他说:“我喜欢到处跑,虽然没有读完上万卷书,好歹也行走过百万里路,常常忽略了身边风景。但最终发现,文学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以作品说话,以人品立身。对水运宪而言,文学创作是带有深切生命感受的人生体察,是对文学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灵魂叙事,是聚焦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追问。他的人生也是一本书。

【采访】

深入湘西大山采访七个月

写出《乌龙山剿匪记》

记者:创作《乌龙山剿匪记》的初衷是什么?

水运宪:1985年,我的老领导、时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梅幼先希望我写一部《湘西剿匪记》。他是部队转业的高级干部,湘西历代匪患就是被他所在的部队彻底剿除的。他特别感慨那段悲壮辉煌的岁月,一直梦想为自己的部队树碑立传。我对湘西剿匪并不了解,但敬重这样的领导,于是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去了湘西大山。在当时,湘西剿匪已过去三十多年了,采访很困难。湘西人不善言谈,有些事也不愿分享,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我就先和他们喝苞谷烧交朋友。前后七个月的时间,我跋山涉水,走烂了好几双解放鞋,胃出血还差点把胃割掉,收集到很多创作素材,写下了大量笔记,对湘西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记者:回去以后就开始写了吗?

水运宪:我先去了老领导家汇报心得。老人家为我泡茶时手有点发抖,似乎担心我会畏难而退。其实我已经被那几个月的体验深深打动,从内心来讲,也希望借助这部作品表现自己更多的人生感悟。我告诉他,困难有,决心也有,我会写好这部作品,但最好改个书名,别叫“湘西剿匪记”行吗?老领导问为什么?我说,当年剿匪部队二十多岁的战士现在才五十多岁,当地土匪还活着的人也有不少,我不可能写得很像,所以心里不踏实。老领导有点犹豫,问我改什么名字好。

记者:那是怎么确定叫《乌龙山剿匪记》的,当地有这座山吗?

水运宪:我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只茶叶罐,写着“冻顶乌龙”,受到启发,顺口说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地名,就叫《乌龙山剿匪记》吧!老领导喃喃自语念了几遍,回答说,这个名字上口,就这么定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老领导其实更担心我在找理由不接受这项使命。随后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播出后极为轰动,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知,给您带来哪些影响?

水运宪:《乌龙山剿匪记》最终拍成18集电视连续剧,1987年播放。我拿到了一万元稿费,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湖南省文艺界最早的“万元户”。那个时代搞文学的人还是很受优待的,我调离了原单位,成为专业作家。当时很多单位都有某个老职工被冠以“榜爷”的外号,名牌大学都有人把某个帅哥称为“钻山豹”,把某某妩媚的女生唤作“四丫头”。于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大好事,却一度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还发表过很多部文学作品,平心而论,那些作品的文学质量都在《乌龙山剿匪记》之上,但是没有办法,我的其他作品都被“乌龙山”屏蔽掉了,成了作茧自缚。

“乌龙山”成为真正的地名

文学影视作品首度创造IP价值

记者:听说乌龙山后来成了真正的地名,当地人拿这个地名做足了文章。

水运宪:当年我要改个名字的初衷,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偶然得到“乌龙山”三个字,我还认真查阅了地理资料,没发现重名。殊不知没过多久,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复热播,“乌龙山”这个莫须有的地名居然名扬天下。多少年后,湘西的父老乡亲都豪气地称自己是“乌龙山人”。湘西龙山县有道很长的峡谷,原名叫“皮渡河”,索性改成了“乌龙山大峡谷”。湘西的烟厂出品过乌龙山牌香烟,酒厂生产过乌龙山牌苞谷酒,有一家餐饮企业取名“乌龙山寨”,在省城开了连锁店,门厅正中屏风上一幅“乌龙山剿匪记”浮雕,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还听人说过,《乌龙山剿匪记》摄制组当年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后来那个招待所改了名字,叫“乌龙山宾馆”。申军谊住过的房间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钻山豹旧居。

记者: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IP价值,您的一部文学作品让当地复制和创造了旅游资源,带来了品牌效应。

水运宪:有一次我陪外地亲戚去张家界天子山游览,导游妹指着路边一个小山洞说:“你们一定看过《乌龙山剿匪记》吧?那我告诉你们,榜爷就是在这个洞子里被抓获的。”还有一次,我到湘西某县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县领导陪我们参观游览。穿过一个山洞出来时,导游小姐指着对面的悬崖说:“上头有几间木屋子,就是榜爷的故居。湘西剿匪之前,钻山豹、四丫头他们经常聚在那里开会。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珍贵得很,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县领导知道我在场,不免有些尴尬,赶紧打断她说:“那只是作家创作的。”那位导游小姐却非常执着,还跟领导争辩:“领导您可能不知道吧?写《乌龙山剿匪记》的作家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的故居,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同行的朋友们居然没有发笑,而是用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不夸张地说,当时我还真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记者: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文学的伟大之处,比如贾宝玉、孙悟空,他们都是虚构的,但是在人们看来,他们比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还要真实。

水运宪:是的。文艺作品产生的后续效应往往也是作家本人始料未及的。《乌龙山剿匪记》起初给人的印象只是以假乱真,时间长了,以假乱真发展为弄假成真,连我都有点百口莫辩了。虽然啼笑皆非,但内心深处时不时也颇感得意。

将现实中人性的光辉

转化为文学的真实画面

记者:在我印象中,《乌龙山剿匪记》这部作品最大的受益者是申军谊。

水运宪:最早剧组想让申军谊演正面人物东北虎,但他本人对钻山豹更感兴趣,就去找湖南台电视剧部的主任康健民,说不行的话他就不演东北虎了。康健民一看这个人吊儿郎当,什么都不在乎,觉得他可以演土匪。1988年,申军谊因出演这个角色获得了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在影视界声名鹊起。到了2011年,他在浙江长城影视公司担任策划,提出翻拍《乌龙山剿匪记》的想法,获得公司的认可。他又多次与我联络、沟通,拿到了小说改编权。应该说,申军谊对这部戏是很有贡献的。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是一部建立在真实采访基础上的小说,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水运宪: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与想象。真实性并不可靠,所见所闻未必是一切真实的标准。真实性是科学层面的定义,真实感是文学层面的定义。功力不足的作家,把生活中的事情写得不伦不类,无法令人信服。但另一方面,将真实感无限扩大,也会造成读者的不信任。真实性在先,才能悟到真实感。文学不必照搬生活,只表达对生活的感受。有的小说即使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但深刻反映了真实生活,因而让人们产生了真实感。我觉得真实感必须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但它不是复制生活表象。生活真实性是文学的源头,艺术的真实感才是文学的生命。

记者:《乌龙山剿匪记》更接近于通俗文学,您怎么评价自己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

水运宪:搞文学的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文学的潮流时刻都在变化,很多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影响的作品往往被贬损为大俗浅陋之作。大众化的作品似乎不如小众化的东西有品位,登不了大雅之堂。时至今日天地轮回,搞小众文化的先生们终于把自己也挤到了文化边缘,坐在冷板凳上开始反思。我得以从三十多年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再度审视《乌龙山剿匪记》这部大俗之作。无论如何,一部作品能够持续热播几十年,一个虚拟的地名能够这样被人熟记,一群塑造出来的人物多少年后还能让人耳熟能详、如数家珍,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孰俗孰雅还重要吗?所以这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这本书,我的心态很坦然,相信能获得更多新老读者的认可。

记者:您认为当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和观众?

水运宪:我们总希望写得很有力量,很有思想,很有深度,但老是没有记住一件事,就是这个作品要给读者、给观众看。我认为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故事写得更精彩,把人物写得更鲜活。一句话,把心交付读者,把情给予观众,怎么好看怎么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哪怕立意再好,没人看就没意义了。

水运宪自述

以情动人的叙述,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1966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家庭原因没能上高中,我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当学徒工,学过制氧、翻砂、机械操作,还当过电工。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很平静也很单调,闲暇之余我便用写作填充精神的空虚。1975年,我开始发表一些小作品。

1978年,我创作了剧本《为了幸福,干杯!》。不久剧本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自然来稿中发现,通知我去北京编排话剧。由于有众多国家级艺术名家出演这部戏,北京观众争先恐后地观看,媒体好评如潮,不久便以榜首的位置夺下了当年的国家剧本大奖。与此同时,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

1980年,我将14万字的小说《祸起萧墙》寄到《收获》杂志社,那时巴金先生是《收获》的主编。我接到通知赶到上海,责任编辑李小林针对我的小说提了十多条意见,让我修改。

有一天,李小林两口子请我去红房子吃西餐,然后请我去他们家坐坐。进到他们家,突然见到了文坛泰斗巴金老先生。我当时孤陋寡闻,还以为巴老姓巴,绝没料到李小林就是巴老的女儿。跟巴老聊天的时候,我谈到了即将修改的十多条意见,巴老竟然直截了当地说:“你这篇小说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他们又没有你的生活感受。你不用都听他们的,自己想改的地方就改,觉得不用改就不改。”

后来,我有机会陪同巴金先生在浙江莫干山参加《收获》举办的笔会。在那一个月时间里,他很喜欢听我讲工厂的一些故事,听得津津有味。笔会结束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与张辛欣、巴老坐在一起。途中我讲了一些我家人的故事,他们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动。张辛欣问巴老:“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故事呢?”巴老答道:“你听得感不感动?如果感动了,这就是结构。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这番话非常朴实,却让我突然悟到了文学创作的真谛──叙述出来能够以情动人,这样的结构就是最好的。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感动读者。巴老不善言谈,也不愿意指导别人如何写作,更不喜欢干涉他人的创作。恰好他这些朴实的语言,更能够影响到作者和读者。

我至今保存着许多与巴金先生的合影,还有很多他亲笔签名送给我的著作。他最真诚的一句名言“把心交给读者”,深刻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

巴金先生是一位文学巨匠,晚年出版的《随想录》是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一位达到了炉火纯青、物我两忘境界的文学巨匠,巴老毕生都没有停止过自我完善。对我们这些后学而言,巴金先生如泰山北斗立于心中,直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