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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艺术上,才能找回荣光
来源:解放日报 | 喻军  2022年12月22日08:24

年方26岁的赵孟頫,于宋元之交失去了官职,赋闲在家。如果他坚守士节,倒也可以过上闲居吴兴(今湖州)、悠然自牧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并不甘于坎廪踬困、无闻终老。这或许与他母亲丘夫人从小对他寄予的厚望有关。母亲在其年幼失怙时曾教导说“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到了南宋灭后,又常劝勉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所以,元朝行台御史程钜夫为新朝搜访江南贤才时,“自力于学”的赵孟頫才会被说服出山。刚开始,他“屡辞征召”,但很快便收拢姿态,头也不回地迈出了“仕元”的第一步。

也许,赵孟頫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步着实踩在了人生“紧要”处。后来他仕元五朝,官居一品,虽名满天下、推恩三代,但内心却一直处于纠结自讼之中,可谓“富贵已极,痛苦已极”。这种情绪,在其诗文中不乏流露:“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

两年前我曾游访位于湖州的赵孟頫故居,发现门头一块牌匾写着“鸥波无尽”四字,其中寓意想必由诗而来。这种一咏三叹、自怨自艾的声调在赵孟頫的诗作中反复出现。既然如此,你何不舍弃富贵、重回林下?并没人逼着你非得担任那朝中重臣。由此便可看出,赵孟頫性格中有患得患失的一面。坦白讲,他的这类诗我并不乐意读,更不愿在文中多加引用,只因太过优柔而无骏发之气。

“仕元”给赵孟頫带来的荣华富贵,并不能抵消伴随他终生的有关“失节”的拷问。直到他66岁才得以卸篆还家,但仅隔3年便撒手命终。他身谢之后,当时的书画圈仍秉持师道,尊其为“托古改制”的书画领袖而大加推崇,但其后数百年,不光是他的人格广受诟病,甚而由人及书、就人论书的斥责也随之而来。

明代书法家项穆曾评价:“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之禄也。”前褒后贬,着力于“贬”,然所贬者,却明显和书法无关了。近人康有为也因瞧不起赵孟頫身为帝胄而入元为官,称其书法为“流靡之辈”。就连清初学问渊博的草书大家傅山,虽早年学赵孟頫书法几可乱真,却也很快转变立场:“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无骨。”

后来对于赵孟頫书法的品评,“由人及书”渐渐不占上风,“就书论书”成主流意识。对于赵孟頫书法的审美,在明末清初即已步入正轨。甚至一些对于赵书向来持负面态度的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修正自己的观点,最终表现出对于赵书心悦诚服的态度。

比如与赵孟頫并称“赵董”的董其昌,作为赵孟頫之后被清代“官方推崇”的书法家,他一辈子不服赵孟頫,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好一副自信满满的口吻。然而到了晚年,董其昌好似幡然醒悟,终于心平气和地说出以下这句话:“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高手过招,承认不如别人,确实不易,但最终能放下执念,正视差距,反倒显出恢恢的大家气象来。

有意思的是,傅山也在晚年转变了对赵孟頫的看法。他在诗歌《秉烛》中说:“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在一个秉烛独坐的夜晚,傅山突然想起赵孟頫这个“奇人”,竟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甚而想他都“想断肠”。被自己骂了一辈子、未肯稍降辞色的“赵厮”,现在看来还真是“异于常人”的大才子啊!甚至还连带夸赞了赵孟頫的另一半,所谓“赵管风流”的管道升。一生高洁自傲、学富五车的傅山,在他生命的老境,能对赵孟頫发出这样的一番感叹,已然进入超脱和冲淡的境界。他的这种转变,和董其昌“始知吴兴之不可及”的情形可谓殊途同归,是大师间循厥源流、身老道彰以及内心的袒露。

可以说,赵孟頫的书法虽因他的“仕元”而受到某种“株连”式的差评,但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书艺本身时,还是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赵孟頫33岁那年曾北上大都晋见元仁宗,这事若不作其他解读的话,至少可以看出元仁宗在识才知人方面的慧眼。经与赵孟頫一番交谈后,仁宗曾对身边臣子说,人所不及赵孟頫者有七:“一为帝王苗裔;二为状貌昳丽;三为博学多闻;四为操履纯正;五为文词高古;六为书画绝伦;七为旁通佛老。”如此高评,实可谓“惊为天人”。赵孟頫并未因此而洋洋自得、裘马自阻,甚而还长期保持一种谨慎低调的处世作风。因为他心里明白,失去的已然失去了,而唯有在艺术上,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