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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自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生活在东方古国的这样一群汉语诗人，可能是最为奇特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几乎所有人，自幼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不管他们是否情愿，都被迫拥挤在同一条狭窄又崎岖的道路上，做着同一个梦，最终都面临着大同小异的人生结局。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无诗才，但为了前程和生计，不得不自幼就习诗作赋；同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不一定有经天纬地之能，但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沉浮宦海，期期艾艾地度过了一生。这实在是非常奇葩的一桩事情。然而，在以“士农工商”为社会等级序列的古代中国，若非你幸运地生长在贵族豪门之家，坐拥门荫之利，要想迎来人生的腾达之期，惟有读书入仕这一条路可走。似乎生就如此，人人便习以为常，时日一久，荒谬便成了常态，显得再寻常不过了。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论语》中，这句话是子夏对孔子思想的简略转述，意在表明，儒家思想中学习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入仕，为了出相入将，报效国家，济世救民。然而，一般来讲，人生的目标越是清晰明确，实现的路径就越是坎坷崎岖，这是因为，当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信念坚定的时候，目标反而会因趋之若鹜而越来越迷离、渺茫。由“士”而“仕”，从来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体制严苛、壁垒森严的古代，无论哪一位士人，要想从江湖步入庙堂，都必得“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白居易《与元九书》）。十年寒窗，乃至数十年寒窗，只为一朝金榜题名，而至于题名之后究竟能否实现先前的抱负，暂时不在考虑之列。

由选官制度所造成的这种人生进阶秩序，随着时代的变迁愈演愈烈，其罗网也越织越繁琐密实。粗略看来，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从隋唐绵延至清代的科举考试制。不同的选官制度，一方面塑造着国家不同的政治面貌、社会结构、阶层分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古代文人的创作风貌，迫使文士们因循体制的变化，来适时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以便迎合当时的社会政治风尚，获取朝堂的青睐，改变现实生活的处境。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李商隐。“五年诵诗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李商隐很早就有了文学启蒙，由于十岁丧父，未及成年，生活就陷入到了“傭书贩舂”的困顿之中，经常靠给人抄书或服役为生，小小年纪便体味到了生活中的各种艰辛。十八岁时他被颇具慧眼的令狐楚召至幕下，担任巡官，令狐楚亲授今文，待其如子。李商隐早期尤擅古文，其作品深受杜甫的影响，多有感时伤乱的干时之作，如《重有感》《行次西郊一百韵》等，文风也比较沉雄明丽。但后来，因仕途屡次受挫，在令狐楚的调教下，他开始训练骈文写作，以适应官场流行的文风，逐渐由一位风格化的诗人，变成了一位极受欢迎的骈体文专家。李商隐游幕一生，曾先后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这种应酬文字和官样文章，日后也自然成了他的主要谋生手段。作为晚唐最富魅力的大诗人，李商隐似乎视诗写为生活的夹带之物，而且后来越写越隐晦难解，而他自己非常看重的，并非这些独具魅力的诗篇，而是那些用于谋生的应用文字。李商隐生前先后自编过两本集子：《樊南四六》和《樊南四六乙》，都只专收其骈文，并不见收录诗赋。由此可见，这位自视甚高的诗人最终也接受了体制的驯化，将自己的创作纳入进了社会所需要的工具箱内。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士人要想步入仕途，首先必须获得声名，让世人有机会充分见识到他们的才能，这样才会获得贵人的举荐和揄扬。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名声呢？游历和干谒就成了最便捷有效的办法。“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今夜良宴会》），说的就是，士人们四处奔波在功名之路上的无奈与艰辛。乐府诗尤其是在《古诗十九首》中，有许多表达相思之情的“怨闺诗”，大多借女子之口，诉说夫妻生离、朋友死别等相思乱离的情感，除却一部分是因为战乱流离所造成的苦痛外，相当多的篇什其实都是士子们有感于“行”于仕途之艰，所生发出来的人生困苦和疑惑，即所谓“男子作女声”，用女性口吻抒发思念之情，从而使情感显得更为真挚细腻。一方面是茫茫前途无止境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对过往亲情的无限眷念和驻望，两相撕扯，不得和解，促使这群为前程奔波的人，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主动离开自己的生养之地，奔赴于生活现场里的人，他们与那些被官府征召、被迫离开故土服兵役的士卒一样，人生战场上同样充满了凶险，被不可测度的人性之善或恶反复测试，惟一的区别在于，士卒们是被动的，而士子们是主动的。因此，我们读到了某种耿耿于怀的虚无感：“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当这种主动性人生选择被生活中的无常所笼罩时，某种消极、放纵、及时行乐的气息，就弥漫在了他们的诗文中。然而，由于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切身贴己的心灵体验，倒也能给人以真诚实意的情感审美享受。这一点，是我们在此前的《诗经》和“楚辞”里都很难见到的。

公元220年，曹丕取代了汉献帝，自立为魏文帝。曹丕上台后，对汉代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确立九品中正制，俗称九品官人法。自此，这种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的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四百来年。“中正”是品评人才的官员名称，朝廷设大小中正，负责将流落散轶在全国各地的士人进行登记，造册，依“家世”和“德才”两大标准，品评推荐官员。“家世”即门阀，而“德才”的品评却有高低优劣之分，由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譬如，陶渊明的祖父陶侃虽贵为东晋开国功臣，曾经身居高位，巅峰时不仅担任过太尉一职，执掌重兵，甚至还都督八个州的军事并兼任荆江两州的刺史；但是，由于陶侃当年是以“举孝廉”身份进入官场，因军功显赫才得以出入朝堂的，所以他死后，其功勋却难以荫庇后人。陶渊明并没有从祖父手上继承到爵位，只承继了家族日渐衰敝的晚景。而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谢灵运命运则完全不同了，其祖父谢玄同为东晋名将，但因生于名门望族，其爵位自然就可以荫庇后世。谢灵运十八岁就承袭了“康乐公”爵号，食邑两千户，世称“谢康乐”。这种出生的不平等所造就出来的人生不平等，在魏晋时期极为突出。在门阀制度下，更为消极的人生态度在士人群体里普遍流行起来。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东汉末年至南朝刘宋初年，近三百年间六百多个人物的言行逸事，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等三十六个门类，上达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面貌，生动描写了发生在魏晋名士们生活里的风流趣事，刻画了这些人物的风韵神貌，是后世了解魏晋士人的必读之书。从《世说新语》里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风，而玄学是以庄子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所谓“魏晋名士风度”的影响下，士人们的文学创作体貌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六朝时期盛行玄言清谈，擅长者更容易赢得社会青睐，由此走上仕途，因此，士人们几乎无一不是玄学高手。玄学家推崇老庄的志趣，即清静无为、回归自然。他们提倡隐逸，偏重山水，于是，山水风景、飞鸟虫鱼，等等，这类无关社会痛痒的谈资，在日常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和位置。六朝士人几乎把所有的审美热情和冲动，都贯注在了山水之间，他们的人生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于此间得到了释放。由于有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的存在，山水田园诗便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了。无论是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还是谢灵运的“中山不知醉，饮德方觉饱。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拟魏天子邺中诗八首·平原侯植》），都深刻体现出此间文士们醉心于山水的自然心境。在九品中正制下，文人们的命运总是在“仕”与“隐”之间来回游弋，要么如陶渊明一般，迫于生计，断断续续地在仕途上辗转迁移，最后在明白了“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后，干脆离群索居；要么如谢灵运这般，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顺利地进入仕途，却因心性孤傲而纵情于山水之间，发出林中长啸或悲歌一曲。体制所给出的既定路径，迫使这个时期的文人大多如“竹林七贤”，或隐或现，对自我的人生和命运难以把握，闲散、怪诞、放浪、荒谬，异常集中地呈现在了这个群体的集体性格和行为举止中。

“以诗取士”制度虽说始于隋唐，但事实上，“以诗取士”这一理念，此前早已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人才选拔的意识和标准中了。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首次将诗提高到了语言之母的地位。他特意指出，诸侯、卿大夫在社交场合需要借助诗歌语言形式来进行表达，诗的凝练和装饰性特征，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语言美感和文化品味。这样一来，诗赋这种文体就逐渐成了当官从政的必备技能，是官场经常使用的工具。科举制度萌发于隋朝，至唐朝而大备。科举考试的项目繁多，唐初大概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多以时务与经书的策论为主。其实，在唐初也没有考诗的规定，科举考诗是从唐高宗时才开始的。武则天上台后，时常出题命群臣赋诗，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都是她的近臣和宫廷诗人，应诏诗和奉酬诗于是盛行，致使官员作诗风气日昌。后来的唐玄宗自己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即位后，对进士科加考诗赋尤其重视，常常亲临试场监考。从此，进士科考试加考诗赋便成为定制。这一科考体制的出现，对唐诗的推动和发展作用不言自明，唐朝因此最终成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士人必须经历如下阶段，完成下面几个规定动作：首先是苦读期，此间必须大量阅读“六经”，还有《昭明文选》等，创作出大量的诗歌，精心打磨作品；然后是漫游，士人携带各自的优秀作品，到各大城市或名山大川游历，寻找行卷的对象；第三是拜谒，也就是行卷了，士人把自己创作的优秀诗作书于卷轴内，呈献给达官贵人们品鉴指点；第四才是科举考试。如果把前面的工夫做足做到位了，通过科举考试就差不多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有纳卷、行卷制，与此相应，就出现了“公荐”和“通榜”等做法，在科举考试前，主考官可以公开推荐考生，甚至先行决定名次顺序。王维当年入京就曾随歧王李范拜见过玉真公主，得到过公主的力荐。他还入宁王府，作《息夫人》一诗，向权贵们展示过自己出口成章的才华。这样的例子在科举史上实在太多了，最有名的要数朱庆余请托张籍的故事。公元826年，朱庆余写了一首题为《近试上张水部》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以此行卷时为水部郎中的张籍。张籍当时以擅长文学又乐于推荐后进而著称，朱庆余想通过他在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那里得到揄扬或优待。在这首精巧的小诗里，朱庆余以新妇自喻，将张籍比作新郎，将考官比作公婆，试探自己的前程如何。后来，他得到了张籍的回赠诗《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张籍在诗中将朱庆余比作“越女”，明艳动人，非他人可比。果然，在张籍的推荐下，朱庆余那年顺利登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诗歌在唐朝被统治者十分看重，但在唐代进士科的考试中，它也只是附加的试题，进士及第与否，主要还是取决于时务和经书的策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里抒发着自己的满腹牢骚，他无疑是当世优秀诗人，但终究耻于献赋求仕，因此科考失败。而另有一些诗人自幼饱读诗书，怀有经世报国的理想，特别擅长作策论文章。譬如杜牧，二十二岁就写出了脍炙人口、流布天下的《阿房宫赋》，其雄辩的才华和条理明晰的思维能力，确非常人所能及，所以，他极其顺利地通过了由唐文宗亲自主持的殿试，开始了体面的仕途生涯。杜牧的才华还体现在他对军事经略的钻研上，他曾著《孙子注》一书，算得上是继曹操之后，第二位对《孙子兵法》进行解注的大注家，史称该书“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多有个人的发明创造”。欧阳修亦称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只可惜，杜牧一入仕途便卷入了牛李党争的漩涡中，一再被外放，身心俱疲，没有机会和精力去发挥他在经世治国方面的才能，只能将创造热情全部投入进他的诗歌里。

另外一位有策论才华的重要诗人是苏轼。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已经建立了比唐朝更为规范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其一是，建立起了密封、誊录、编排、锁院等制度，确保以考试卷面成绩为录取依据，最大程度保证了考场公平公正原则的落实；其二是，考试内容由重诗赋转向重策论，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问的写作上，最终形成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色。公元1057年，苏轼与苏辙一道参加礼部的考试，那年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用六百余字的篇幅，阐明了他一生所要遵循的以仁治国的理念，指出为政者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既要赏罚分明，又要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体现出“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此论深得欧阳修好评，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放眼天下，相信除了自己的学生曾巩外，应该不会再有他人具有如此老道犀利的文笔。按照当时的考试法，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考生试卷收齐后，先由办事人员登记，重抄誊录一遍，再隐去考生姓名和笔迹，提交考官审读。欧阳修为了避师生之嫌，把本来应成为第一名的苏轼的考卷，忍痛割爱划到了第二名，事后才发现自己多虑了。接着在礼部复试中，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名。四年之后，苏轼再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因为按惯例，一、二等形同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了，这个等级整个宋朝也只有两人获得过（另外一位是吴育）。苏轼的策论水平，在当时天下无出其右者，其博古通今的雄辩能力，严谨缜密的思维和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立意，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连神宗每每在朝堂读到他的奏章，都忍不住击掌称赞，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不仅如此，苏轼进入仕途后政绩显赫，他辗转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登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多地任上，赈饥、抗旱、治水、防洪、治蝗、止乱、防疫等均有不凡的建树。这种将济世理想化为行动的能力，在诗人官员这个特殊的群体里，是非常罕见的。

有的诗人有机会当官却当不好官；有的诗人想当官却没有机会；还有的诗人，浑浑噩噩在任上当了一辈子官，却根本没有留下过任何能让后人记住的政绩。考察士人这一群体在各自仕途上的各种表现，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譬如说杜甫，他或许是古代士人群体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濡染，一生都以忠君报国、济世为民为人生信念，尽管科考失败，没有能够顺利地进入仕途，但后来他还是有机会当官的，毕竟他祖上与官场过从甚密。为了得到朝堂的任用，杜甫在长安盘桓了十年之久，东奔西走，四处求告，最后，他不得不向唐明皇献上了“三大礼赋”。在杜甫执拗的不懈努力下，天宝十四载（755年），朝廷终于任命他为河西尉（正九品下），但他不愿意担任这个缉盗催赋的职务，因为这个工作的主要的职责是鞭笞逃避服役和拖欠赋税的老百姓，这显然有违诗人的本心，他曾作诗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官定后戏赠》），以明心志。好在唐代官制允许一个被任命者，拒绝接受一项他不情愿的职务。后来，朝廷又将杜甫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看管兵甲器械的小吏，由于当时家里已经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杜甫只得硬着头皮前往距离长安二百里开外的奉先就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他写道：“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虽然是怀着悲观落寞的情绪走马上任的，但他骨子里仍然对朝廷对皇上充满了感激。同样是在这首重要的诗篇里，“杜陵布衣”怀揣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济世之情，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慨和控诉。这显然是一首充满了矛盾的诗，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凸显出了杜甫真诚的人格和品性，让我们领略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按照唐制，杜甫在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个任上，每月可获得二千五百文铜钱，此外，每年还可以领取六十石米（折合为九千文铜钱），收入虽不算高，但尚可解决一家温饱。可惜杜甫刚到奉先不久，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唐明皇仓皇逃往蜀郡，留下太子李亨收拾残局。这年八月，李亨在灵武登上帝位（唐肃宗），而叛军长驱直入进入了长安。杜甫当机立断，决定去寻找流亡朝廷，他从白水出发，带着家眷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前往灵武，半路上被叛军俘获，随后被带到了长安。好在当时杜甫的官阶名望都不足以吸引叛军的注意力，他趁乱化妆成挑夫，从长安城内逃了出来。公元727年，杜甫赶到了流亡朝廷所在地凤翔，诗人的忠诚吸引了朝堂的关注，他旋即被任命为左拾遗。左拾遗属于谏官，从第八品上。杜甫本人对这个头衔非常重视，因为这毕竟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比较正式的、也符合他个人气质与素养的职务。杜甫谨遵这个职务的传统操守，工作勤勉，在任上不断向皇帝谏言，却不曾想，因为朝廷要罢免宰相房琯，而杜甫不识时务，极力疏救房琯这件事，冒犯了早已焦头烂额的皇帝的颜面。皇帝下令逮捕杜甫，诏三司推问，幸有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等人出面说情，最后才被赦免。事已至此，杜甫只得告假离开了一段时间。此后，杜甫还一度被左迁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是一次降职，但官阶却升为第七品下，这或许也是他退而求其次，接受这个职务的主要原因。“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在这首题为《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的诗中，我们看出了诗人落魄酸楚的心境，他好不容易才谋到左拾遗职位，本以为能够为朝廷分忧，现在却不得不放弃，杜甫实在心有不甘，但又能怎样呢？杜甫在华州任上的工作很繁杂，司功参军负责管理教育、庙宇、考试、典礼等等，还要帮刺史起草表奏书简，记录官员们的考勤。一年之后，杜甫实在无心继续在华州碌碌无为地待下去了，索性辞去了职务，前往秦州，从此，卸下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沉重的仕途梦。

杜甫的入仕经历，几乎可以涵盖古代士人们对仕途的各种幻觉。从早期的迷狂，到日后的厌倦，其间还夹杂对日常生计的掂量，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林林总总，这些极为复杂的情感体验，结结实实地塑造着士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情态。与杜甫同期在朝为官的诗人文人，在安史之乱到来时，表现出了南辕北辙的情貌。譬如写过：“银钥开香阁，金台照夜灯。长征君自惯，独卧妾何曾”（《闺情》）的诗人郑虔，在被叛军俘获后来到东都洛阳，被叛军任为兵部郎中和国子司业。安史之乱被平定后，郑虔因陷伪而被贬台州，最后客死他乡。而苏预则以生病为由，断然拒绝出任安禄山的伪职，杜甫后来作《怀旧》一诗，以示感念其德操：“地下苏司业，情亲独有君。那因丧乱后，便有死生分。老罢知明镜，悲来望白云。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而当李白在混乱中六神无主，前去追随永王李璘，后来深陷牢狱之灾时，高适则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加入了讨伐李璘叛乱的大军，随后又讨伐安史叛军，解救睢阳之围，历任太子詹事、彭蜀二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诗人王维呢，在被安禄山俘获后，吃药“佯喑”，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给事中的官职……相比之下，惟有杜甫保持了一位士人入仕时的真实初心，贫也罢，困也好，他始终如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早年的理想，尽管在朝为官时，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建树，但他依然维护了作为一位士大夫最后的一点自尊。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或“贫穷出诗人”，这些说法都是基于中国古代诗人们集体的生命表征而言的。而且，似乎只有在古代中国，在这群辗转于得意与失意之间的诗人中间，我们才看到，愤怒、贫顿、痛苦、挫折，等等，这些生活经验，附着在诗歌肌体之上的旺盛生命力。几乎所有杰出的诗人都经受过各种生活的磨难，当济世报国的理想与残酷粗糙的官场现实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首先遭受折辱的无疑是理想。问题在于，士人们一旦选择了仕途生活，就被逼上了这样一条漫漫窄道，聪明如王维者，选择了“半隐”；圆滑如白居易者，选择了“中隐”；世故如贺知章者，有幸全身而退……然而，绝大多数士人，尤其是他们中那些始终执迷于诗学之境的诗人，既受困于理想的破灭，又受制于个人狷狂的心性，难以摆脱被困受缚的人生结局。贬谪，流放，贫穷，疾病，落魄……，几乎成了诗人的专用代名词，种种苦厄伴随了他们一生。仕途上的打击和磨难，也许会动摇他们早年的理想和抱负，却重新开启了另外一扇智慧之门，即，通过淬炼诗学艺术而非平庸官场的道路，而获得了永生，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拯救呢？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公元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反对唐宪宗过于铺张的佛事做派，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这不过是尽了一个臣子的本分，劝谏唐宪宗，勤俭治国，却引得龙颜大怒。虽有裴度等人说情，最后韩愈还是被贬为潮州刺史，并被责令其即日上道。诗人沉浮宦海，蹉跎半世，五十岁才好不容易爬到了这个任上，却又遭此厄运，不禁写下了上面这首令人心碎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一直心怀经天纬地的宏愿，却始终没有机会施展抱负的李白，在安史之乱中错投“明主”李璘，结果差点被流放到了夜郎：“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李白本来是在听到好友王昌龄被贬往龙标的消息后，写下了这首情深义重的诗，谁知日后，这谶言竟然要在自己身上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