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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的读法
来源:文汇报 | 陈晓伟  2022年12月15日08:52

《金史》是元末纂修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全书共135卷,附《国语解》1卷。从体量来看,它在宋辽金三史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在编纂质量方面素有“良史”之称,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云,“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与之相对的,便是《金史》纂修所展现问题的空间亦比较有限。不过,随着清代以来学者的接续努力,问题逐步浮现。系统校勘《金史》工作,始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成于清末施国祁耗毕生之功著成《金史详校》(10卷),是为校勘学的杰作。施国祁总结了《金史》“总裁失检”“颠倒年月”“附传非例”等十八种问题。迨至民国时期张元济百衲本《金史校勘记》再度提升品质。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修订本(2020年)遵循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全面校史,最终形成了今天最便于利用的《金史》版本。

有了这些杰出的成果,是否就究极完备了呢?我想说,目前,关于《金史》最基本的取材、版本流传、整理校勘等关键性问题,尚有值得反思与探讨之处。而对于过往“校勘记”的检视,正是切入以上问题的关键角度。

先举两个例子,至正初刻本《金史》卷一二八《循吏传》中“河津縣鼎臣”被点校者误改作“河津孫鼎臣”,他们根据的其实是南监本,是因该版本不识“县”这个罕见姓氏而妄自改字。《金史·地理志》“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之辨,点校本直接采用施国祁的意见,径改正文,这些都是校勘记的失误。

我在标题里给“金史”打引号,也是为了提醒大家,于史文之外,还要多关注校勘记,要认识到你读的这个史实际上不是一部单纯的文献著作,书中含有很多极精细的研究,凝聚了历代学者的心血。

“单线发展”的《金史》版本

现代古籍整理的规范,一般遵循陈垣先生“校法四例”的原则: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工作流程遵循选择底本(工作本),选出数种参校本,再结合本校、他校等方法展开。

我们先来谈谈版本的问题。一部著作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版本多元,也就是有不止一个来源,如《圣武亲征录》《南村辍耕录》等。遇到这样类型的古籍,就应在坚持底本原则的前提下,互校诸本异文,虽然要取最优者,但是他本讹字仍有体现版本流传线索与分化系统的价值。

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一本祖本和其他衍生版本,如《金史》《辽史》等。也就是说,其版本情况是一种单线流程,需要充分尊重初刻本或最早期版本,而对后期诸本谨慎利用。

学界以往对于《金史》版本传承关系的认知是:至正初刻本→嘉靖南监本→万历北监本→乾隆殿本→道光殿本→江苏书局本。南监本流传很广,但这个版本到底好不好呢?和初刻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呢?

日本学者尾崎康认为两者是直接传承,而傅乐焕先生则认为,南、北监本为至正本的间接翻刻本,惜其未展开讨论。直到2016年任文彪博士对《金史》的版本进行全面调查,提出“南监本的异文大部分是雕刊时新出现的,而非源自其底本”,由此指向了洪武覆刻本,且该本有前印本和后印本的线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又是和姓氏有关。《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西夏栏谓大定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罔荣忠、枢密直学士严立本等谢横赐。”修订本新校第十九条:“罔荣忠。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西夏书事》卷三八并作‘周荣忠’。”我们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此卷百衲本影印至正初刻本“罔”字版刻极清晰,国图丙本覆刻本上这个字仍能辨认一二,再到补刻甲本、乙本的时候,字形已经模糊不堪,而南监本依据后者翻刻,结果却将这个字辨识成了“周”。

实际上,“罔”是西夏常见姓氏,检本书《交聘表》大定二十年三月癸丑条“罔进忠”及十二月丙午条“罔永德”、明昌三年(1192)八月丁卯条“罔敦信”、泰和六年(1206)正月乙丑“罔佐执中”均可参证。

还有不少事例可以证明,洪武覆刻本是一个“高仿”,其版本价值非常重要,它的位置当在初刻本和南监本之间。

《金史》的这种单线传递形式,决定了校勘此书时须最大力度遵从祖本原貌、纠正版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而对于各种衍生版本和初刻本间所见异文,则要审慎对待。在《金史》点校过程中,傅乐焕先生的校勘尺度总体较为允当,以百衲本作为底本亦妥帖。但百衲本影印时候的描润问题比较严重,若把影印本与其所据底本覆核比堪,就能看出描润所造成的弊病。

《金史》是依据《金史稿》纂修的吗

那么,文献整理与正史探源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研究,才能开始整理点校呢?这其实还是要因书而异。你如果整理的是大型文献,要把它彻底研究透了然后再点校的话,那可能就要退休了。

而对于书部头很小的辽金元史,则可以做全面的史源研究,这于点校极有裨益。实践证明,厘清史源和编纂思路,有助于我们拿捏好文献校勘的尺度与标准,真正解释文献的问题所在。具体到《金史》,其诸表、志、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据此钩沉出文献传承的脉络,重新审查元朝史官的纂修工作,可以进一步整合出多条线索,从而深入了解《金史》成书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学界历来主张,《金史》纂修是以元世祖时王鹗所修《金史稿》为底本,其根据是《玉堂嘉话》所载王鹗《金史大略》和元初王鹗的修史活动。不过,王鹗是否真的做了这项工作呢?

实际上,从当下对《金史》各部分的史源梳理来看,元末修史最便于利用的就是“金实录”,经过加工整合,分门别类,只需要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即成;若中间经历一道王鹗《金史稿》二次改编,则颇为周折。当然这一问题远不是定论,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王鹗《金史稿》为元修《金史》蓝本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天然前提,而应视为有待验证的假说,需要拿出过硬的证据。

仅就目前我们所作工作来看,可以对《金史》底本来源做出这样的判断:本纪、《世纪补》《天文志》《五行志》《河渠志》《兵志》《刑志》《食货志》《宗室表》《交聘表》及列传等均以实录为基础修成,其余《地理志》《礼志》《选举志》《百官志》等内容除了采摭专题典志文献外,也大量摘编了实录内容,“金实录”应是《金史》纂修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时时抬头看,心中有蓝图”

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开展,在对史料渊源的探求中,诸家都在实践中逐步总结经验与教训,校勘理念日渐成熟与深化,其中“同源校勘”成为一种共识观念。

孟彦弘以修订本《隋书》为例,提出“本校、他校的前提,是所校者确系同一史源。切忌用本校、他校的手段,将不同的记载‘统一’成为相同的记载。倘如此,那无异于校书而书亡了”。就《金史》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各类文献进入《金史》系统的条条路径,特别是经过史官编纂之后文本信息的讹变,揭示问题之症结,知其然且有能力解释其所以然。

我们今天通过大量案例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编纂《金史》人物本传及取材,可能有以下三类模式:通检金朝实录,从中于诸臣薨年条下单独摘出附传,大致按时间编排;与此同时,根据专题分门别类,部分作成正史类传(如《世戚传》《逆臣传》《文艺传》等)和父子从传;此详细爬梳实录过程中,分条签出见于书中拟设立本传的人物诸条目,再与原有小传糅合,最后编进传文记载中。对于那些无附传且事迹较多者,同样也是诸条拼合史料,根据时间次序,最后整合出新的篇什。

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史官从同一种实录条目摘抄史料时,把同名者不加辨析地分别写进本传,结果出现《金史》不同卷内容大段重复的情况。这就是在探求史料渊源中的一个发现。

另外,我们在做正史校勘的时候,心中要有文献系统的意识。以《交聘表》为例,宋的《三朝北盟会编》是不宜拿来校证《金史》载双方使节情况的。因为,《金史》所本的《太祖实录》记交聘事是采据宋、金两朝文移改编,此为金朝外交文书体系;而《会编》的相关纪事是根据宋使行程录编写,史料来源和权威性值得推敲。从根本上说,这是两套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历史叙事,两个不同文献系统的史料,是不能相互勘正的。

最后从文本年代的角度来看,《金史》文献的组合方式是很多元的,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很有可能被压缩,在还原祖本面貌之前,我们还要面临《金史》编纂的错位问题。

总之,文献整理这类基础工作虽然是“搬砖头”的“体力活儿”,但是也要“时时抬头看,心中有蓝图”,这样才能从文本细节出发,解决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甚至对一些重大传统议题展开重新检讨。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