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界历史发展难以预料。就像十年、五年，甚至三年之前，谁都没有想过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会有现在这样的变化。全球疫情、国际冲突、地域纷争、公共事件……以及充斥于这些周遭的喧嚷、分歧和试图解释这一切、抚平这一切，然而每每却似乎事与愿违的努力……所有这些，除了证明人类社会和文明在当下遇到的困境之外，似乎并不能让我们认识到更多。渊源流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并不鲜见危及人类全体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也似乎总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文明嬗变甚至新生，那么今天的危机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这是所有关切人类前途命运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危机，总是伴随着冲突，或者说本就起源于冲突——利益的、观念的……而危机的化解，势必需要共识的达成。人文社会科学，恰是一种有着某种共同性的价值理念甚至精神信仰的“知识”，这种致力于关心人、了解人、服务人的“知识”，以其“人”的基点，成为实现人类精神对话的基础。而这其中的人文之学，更是因其与“人”有更直接和更紧密的关联，从而在融合差异、形成共识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理性主义和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得人文之学在近世以来面临窘境，但在共同的精神困顿面前，对于人文乃至社会科学自身来说，显然有无法推卸的使命和责任。而在这其中，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子体，既有着化解人类危机的共同使命，也在危机面前显现着自己的特性、价值，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回答着历史的考验与问询。肇始于“五四”的中国新文学，其百年的发展主要回应的是现代性的历史召唤，而及至眼下，随着世界性变局和困局的出现，它是否也面临自己新的使命？

一、近三十年“现实主义”文学重振

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将文学放置于和社会历史互动的场域中去审视的，而当我们从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角度去审视和要求文学的时候，往往会觉出文学的有限。在韦勒克看来，文学作品有着想象性、虚构性、创造性等特质，自然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 但忧患和入世的作家却自会以积极的姿态去观照现实，甚至介入现实——“文以载道”“为人生”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人称道的文学传统，而“启蒙”“救亡”“革命”的召唤，确实也带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新生。但是这些外部性的召唤和吁求，在某些时候也导致了歧路和偏向，有时甚至触目惊心，代价惨重。而每每于歧途末路之际爆发出来的反思和反拨中，“向内转”“为文学松绑”这样的缓和甚至拆解文学与社会历史关联的呼声，又总是成为拨乱反正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当然，“为人生”还是“为艺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这样的分歧并不为中国文学史所独有，而是古往今来世界文学艺术发展领域永恒的角力。

纵观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新时期（1976—）之后的文学反思，是内在于整个国家层面的拨乱反正运动当中的，这种反思的一个最直接或直观的结果，便是19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切呼唤与追求。然而，这种追求并不持久，大概从1980年代末开始，对纯文学的批评和反思便开始了。联想到纯文学焦虑下的1980年代文学发展——从现代派到拟现代派，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这股现代主义文学的热潮仅仅持续了数年时间便偃旗息鼓，确实让人有些意想不到。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大概以“先锋转向”为标志，文学与社会历史和时代现实的关联重新被突出和强调，写实的、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遂成为文坛主潮——如果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只是打着“写实”的旗号，骨子里仍然浸透着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那么大约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等为代表的文学潮流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文学风貌。

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以现实主义文学重振进行概括和描述当不为过。不过这种“重振”，如果只是针对于1980年代短暂的纯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热潮，未免有点不太对应。所谓“重振”，当需结合更久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建国后渐趋非常态化的发展，正是这种非常态化的发展，使得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遭到排斥和抑制，以致于新时期之后，伴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得以复苏和抬头。而如果再将目光拉长至现代文学时期，以1930年代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在当时也只是众多文学思潮之一脉，尽管当时它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地域也许有过壮大和发展，但应该说直到新时期之后，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以来，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逐渐有了一种较为持久且覆盖弥广的发展态势。

然而，这样一种概括，仍然是笼统的。“现实主义”在当下语境中往往是很含混地被使用的，它时而指一种文学风格，时而指一种历史实在——文学思潮，时而又指向一种热切的精神姿态。而观察近三十年来当代文学的发展风貌，如果确实要用“现实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这里的“现实主义”可能更多地还是侧重于一种主体性的精神立场和精神姿态，即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关切态度。至于这种关切是否使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以传达，倒在其次。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纯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真的还存在吗？今天的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否会按照发生、发展、高潮、结局、起因、经过、结果这样老套的模式去讲？这些新时代的写作者在构绘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是否会效仿列夫•托尔斯泰描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所做的——精心为她布场、铺垫，设计好应有的心理与表情，甚至为她挑选好合适的头饰与围巾？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1980年代那样的现代主义文学冲击和洗礼后，新一代写作者——哪怕是“现实主义”的拥趸——是否还会青睐19世纪欧美经典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确实是让人怀疑的。1990年代的《高老庄》《白鹿原》《马桥词典》《丰乳肥臀》，其现实情怀不容否认，但它们显然不是纯粹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风格；新世纪的《秦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一句顶一万句》《太平风物》《望春风》等，如果仅从语言和形式外观来看，可能更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但其内在的情感和观念却似乎更倾向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所以，在经过了社会历史——包括文学史——复杂发展变化之后，今天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可能早已无法保持其原本的那种单纯性和纯粹性。也就是说，近三十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呼声其实并不能太较真，它更多地只是在热切召唤一种关注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姿态罢了。

这样热切召唤当然其来有自，那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急剧的发展变化，这是这种热切召唤之所以产生的背景，也是它的指向。这一点毋庸更多解释，所需强调的只是，这种社会历史和当代生活的变化是猛烈而巨大的，以致于身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包括作家）都无法对它无动于衷。然而让人尴尬的是，文学在这样一个时代来临后的边缘化处境。当然，被边缘化的不是所有文学，而只是传统的以启蒙为鹄的纯文学（严肃文学）。而代替纯文学进入人们视听，并迅速俘获众心的是网络文学等通俗文学。是的，正如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文学自身的变化和内部分化，更进一步加剧了纯文学的边缘化。

想到这种边缘化境地竟然是近三十年来作家热切拥抱这个时代之际出现的，确实让人有些尴尬。究竟是边缘化的文学因为感到了自身边缘化，所以才要热切地拥抱时代现实，还是因为要拥抱时代现实而不可得，所以才日渐被边缘化的？这里面的情形比较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长时间以来，针对于此的讨论和反思也不绝如缕，而现实主义文学重振其实原本就内在于这一反思，或者说是它的结果。只是这种得以“重振”的现实主义文学，尽管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纯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那种凌空蹈虚的“不及物”状态，但自身仍然问题重重。

二、“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与根源

近三十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问题，在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思潮有关的批评中，能概略观之。这些批评，涉及作家的情感、观念、写作立场，也涉及作家的语言和形式创造能力。简而言之，即作家是否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令人满意地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现实以及更广阔的社会历史。

在这些批评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有这样几点。第一，社会转型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作家是否有相应的生活经验摄取能力？这是切中要害的批评。因为说一千道一万，文学源于生活，这是创作的铁律。如果你从未体验过某种生活，那么要表现这种生活，要描写这种生活中的生命个体，根本无从谈起。而当今的社会发展之迅疾程度、复杂程度，是远超太多人的认知力和想象力的，作家的生活又相对单纯，尤其是职业化的当代中国作家，能突破自身相对狭窄的生活半径，对社会生活有更广泛涉猎的，恐怕更寥寥可数。近读老作家田中禾发表在十年前的长篇小说《十七岁》，里面写“40后”的青春成长时谈到了“E-mail”“网友”，这些在当年还颇觉新鲜的词汇和事物，今天读来已分明有了一种时光荏苒的陈旧感。今天的生活形态多样、构成万方，一般须有特定的专业身份，方能对特定生活有一份发言权。站在讲台上宣读着十年前便使用着的教材的老师，对台下学生手机里的网游世界可能一无所知；写字楼里的白领，对外卖小哥的生活和心理世界一定也非常陌生。十年前的底层文学，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写乡下人进城的，但今天在城市苦苦打拼的，却不再仅仅是进城农民和一般城市底层，还更加进了很多大学毕业生。而在农村，近些年的生活变化，也是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如果作家对这些陌生的和新型的社会生活变化没有了解，文学创作势必会出问题。今天很多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论是官方倡导“深入生活，扎根群众”，还是个体有意识的追求，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努力，但效果如何还需更仔细地考察。

第二，社会生活在今天变得如此复杂，作家是否有能力勘破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这种怀疑主要针对的是作家的理性能力，关于这一点的质疑和批评，早已屡见不鲜。近三十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便是对于社会转型的表现。这类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文学，它主要聚焦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表现这种转型所带来的中国城乡巨变以及人的情感和心理变迁。而近三十年来，对于这种社会转型的书写，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缺乏深度的，作家们更善于描写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表象，而对于表象背后的深层肌理却缺乏有力的探触。在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中，作家对于社会负面现象的表现是用力最多的，也是具有相当的批判力的，但常常也是表象化的，缺乏深度思考和追问的，作家更多地只是在展示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但是这一切缘何会发生，会如何演变，该如何改良和救治等，却明显思考不足。这样也就导致了此类写作过于感性化和浮面化的弊病。高涨的道德激情，因为理性思考不足甚至缺位，从而流于空乏和偏激。这些年来像贾平凹的《秦腔》《带灯》等这样的比较优秀的书写社会转型的作品，整体还是以情感抒发和描摹社会现实表象见长，其情绪感染力、艺术审美价值不容否定，但思想力却明显欠缺。这些所反映的，正是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不足。

第三，是艺术表现力或审美创造力不足。关于这一点，论述者众多，兹不赘述。然而窃以为，这却是最具争议性的一点。因为审美具有主观性，所谓“艺术表现力”或“创造力”，其实很多时候都很难有效地界定和衡量。当然，首先须承认的是，近三十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艺术上比较粗糙、水平较为低下的作品，但是哪一个文学思潮或浪潮中没有低劣之作和末流之作呢？这些低劣和末流之作并不代表全部。如果仅仅是片面性地将它们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创造力不足的证据，显然不能服众。比如《秦腔》《带灯》《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些直击社会转型之作，公允来看，其艺术创造力是比较显见的；而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同样也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最慢的是活着》这样的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其实，讲究“理性”地描写世界，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主观性和抒情性更强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精心于语言和形式实验的现代主义文学，似乎先天性地便缺少一种艺术上的飞扬和自由属性，然而这种以理性见长的文学，或许有其特有的一种艺术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可能不是纯形式的、语言的，而是与其理性特质相应的一种艺术上的特性和魅力。详细描述这种艺术上的特性和魅力，不是此文所能胜任的，我们只能以简单的举例方式，对其进行或许不够精准的描述——比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罗曼•罗兰，比如鲁迅、茅盾、巴金、陈映真、路遥等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那种宏伟开阔的表现社会历史的气魄，那种尖锐、执拗而又坦率、质朴的笔触，那种苍茫、深沉、热烈的情感……都显现着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多不具备的一种个性和魅力。

有这些经典作家的创作在前，也许就不难对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进行把脉诊断。近三十年的现实主义文学，虽不像有人批评的那么不堪，但它确实有一定的欠缺和不足。这种欠缺和不足有多种表现，最主要的一点，也是这种缺陷和不足最主要的根源，便是作家理性之不足。理性，决定着作家对生活经验的摄取、观察、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活和经验不断变迁、繁增的时代，作家摄取生活资源并不容易。作为生活中的个体，他们当然是先天地占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但如何观察、理解这生活，并对其进行恰当的艺术表现，这才是关键。这其中，理性的作用是支配性的。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能再也无法本质性地想象、描述和评价这个世界，而只能认真地观察、体验、分析和思考，然后才能有相对权威和有力的发言。艺术反映生活的方式当然是多样的，但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最关键的首先还是作家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能力。近三十年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不足，理性欠缺可谓是最突出的表现。

这种理性欠缺，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具体而微观的表现。比如历史叙事的萎缩，以及相应的现实书写的过度泛滥。近三十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绝大部分都是书写现实，较少历史书写。从2021年这最近一年的《人民文学》来看，现实题材的小说共计约有50篇，历史题材的约有18篇；2021年度《小说选刊》转载的作品中，现实题材的小说约有140篇，历史题材的只有31篇。这些年来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等——都是直击时代现实的创作；这些年来在创作上有着突出成绩的作家，如贾平凹、李佩甫、格非、李洱、邵丽、孙惠芬、陈应松、徐则臣、弋舟、石一枫、乔叶、鲁敏等，他们也基本上都是以现实题材的创作为主。而历史题材创作，不论就量还是质而言，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现实书写更多地仰赖于社会生活经验，历史书写则离不开知识积累。 大致而言，后者比前者门槛更高，创作难度更大。当然，任何题材的创作想要写好都不容易，但相对来说历史题材写作需要突破现实的壁垒，了解、掌握从前的生活，并将这种完结和消逝的生活加以“复活”，并且还要让人信服，这其中的难度似乎是要更大。它不像现实书写一样，只需调动自我既有生活经验就有米下炊了，它需要先开荒、下种、浇灌、施肥，才能收获下炊要用的“米”。

近三十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在题材方面的这种不均衡发展，或许和作家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有关。如果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那么很显然，描写现实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的，而符合“现实主义”艺术规范和创作特征的历史题材作品，自然也应在现实主义之列。其实，不管是1990年代批判现代主义文学，还是新世纪反思“纯文学”，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鼓吹所谓“现实主义”，而只是试图让日益陷入“形式主义”和“观念革命”窠臼的作家们关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让“不及物”的文学变得“及物”，让“纯文学”变得不“纯”。真正使得这种关注社会历史和时代现实的文学呼声窄化为比较单面的现实题材书写的，大约有两种力量：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对关注“时代”和“现实”的倡导，这一点不再展开；第二，是当代文学内部的变化，尤其是以“7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这批中青年作家是在1990年代以来这三十年间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长和这三十年社会急剧转型是同步的甚至一体的，自我的梦想与挣扎，生命的沉浮与激荡，使得他们无法忽略这样的现实，由此也就在创作上无比贴近着这一现实。这也许是这些年现实题材创作蓬勃兴盛的主要原因所在。

关于理性欠缺，还可再举一例，即知识分子题材创作问题。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近三十年间也是比较发达的，然而这些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却有很多问题，最突出的便是知识分子形象刻画的简单化和粗鄙化。这里无法详细列举和分析，姑且只举部分描写高校知识分子的作品为例——如《沧浪之水》《沙床》《桃李》《风雅颂》《应物兄》等。这些作品中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基本都是一种颓唐、消沉甚至堕落的存在，他们在时代转型中感到失落、迷惘和痛苦，这并不虚假，然而他们对待这失落、迷惘和痛苦的方式却不是积极的、反抗的，甚至不是洁身自好的，而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在这些作品中，放浪形骸者多，道貌岸然者多，追名逐利者多，甚至更不乏大量沉湎声色、肮脏龌龊、寡廉鲜耻之徒。知识分子在当今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并不容易保持清白和纯洁，但这并不代表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格存在；他们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确实处境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抵抗的努力。我们当然并不希望作家只是一味地正面描绘知识分子，甚至为了宣扬所谓“正能量”而粉饰和涂抹，但作家们作为知识分子之一员，至少应该更广泛地观察，更深入地了解，更诚实地面对，从而将心比心地塑造和刻画。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粗鄙化和低俗化，根本而言还是源于作家自身的精神危机，其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更多地是他们自身精神状态的投射罢了，那种普遍性的颓废、迷惘、堕落和不堪，显现着对环境和自我的不满，但真正有忧患和担当意识的作家，应该更深切地关怀、思索——包括自我反思——而不是一味宣泄、恶戏和调侃。

三、怎么办？

基于上述问题，似乎也能很容易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增强作家理性等。但这样的解答未免过于空疏，而且可能没有抓住关键。文学到底该如何更好地表现这个时代？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思考。

前面已述，近三十年来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已然边缘化。而时至今日，纯文学写作者首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可能还是自我和外部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纯文学写作者如何面对边缘化处境曾有很多讨论，其中有一个得到很多人认可的观点，即边缘化是纯文学在商业化时代必然的命运，而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多元的环境中，边缘化其实更能够让写作者保持清醒和独立。理论上，这当然是说得过去的。如果说“边缘化”是一种主动的精神选择，那当然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有多少人能真正甘于寂寞，固守清冷？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从事纯文学创作的“自由写作者”，生存就是个严峻的考验——脱离开体制或商业化支撑能生存下去的纯文学作家恐怕是极少数的。而作家一旦从事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写作，便不自觉地加入了中国新文学的叙事传统，这个传统自诞生以来便是先天背负着家国情怀和社会使命的（正如“五四”新文学虽流脉众多，但共同的核心的追求是“人”的发现这个启蒙主义诉求一样），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包括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也并没有完结，在这个大背景下，即使最遗世独立的作家，即便“为艺术而艺术”最忠实的拥趸，其创作也都脱不开民族和国家现代化这个总命题。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变，但这个渗透在骨子里的纯文学的精神传统却并未断绝，而只要有这个现代性的外向诉求在，那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便不可能甘于向隅自守。“边缘化合理论”者试图为纯文学营造自由的生存环境这没有问题，但如果让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因此而丧失了与外部世界对话的冲动，这显然是有些得不偿失的，甚至也难于实现的。

其实，“边缘化”的判断主要是从接受和传播角度来看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纯文学倒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景气。根据2017—2018年的《中国文情报告》数据分析，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长篇小说出版已经从年产千部向万部迈进。报告称，就2017年12月中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物数据中心提供的图书CIP数据来看，“2017年的长篇小说条目为8925条”。加之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到的2017年长篇小说条目是8514条，这组数据与前面的CIP数据相当，考虑到不可避免的遗漏，可以推断“这两组数据似乎足以坐实2017年长篇小说‘破万’的说法”。 在这年产近万的长篇小说中，“属于严肃文学领域的原创小说，可能占三分之一左右” ，这对纯文学出版来说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纯文学的这种生产上的繁荣，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体制的有力支撑。如果没有这种支撑，单靠作家自发的力量或商业市场的推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能保持这样的产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下一个粗略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新世纪以来（1990年代如果说尚不明显的话）体制几乎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发展最具主导性的推动力量——只要对近年来文学体制在推动当代文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政策制定、项目管理、出版发行、评奖和研讨等）有些许了解，可能就不会对上面这句话有所怀疑。这种情形迥异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那时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发展虽也有体制力量推动，但似乎更多地还是得益于文学自身的活力，或社会商业化转型的刺激。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复杂化和多样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一步变迁，纯文学危机日甚，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已然成了纯文学最后的——似乎也是最坚实的——屏障与支撑。然而，体制的支撑对纯文学来说又是意味复杂的，它既提供支撑，又不是无条件的。

一方面是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一方面是体制的并非无条件的支撑，同时又身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在今天究竟该如何自处？这样的提问有些宏观，而有关于此的思考和讨论，这些年来也一直未息。这些思考和讨论，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默认着严肃文学的价值，甚至命运。然而，无论价值，还是命运，在今天似乎都越来越难于让人保持乐观和信心。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更严肃而认真的探讨，绝非寥寥数语能辩清。所以，我们在此只能不无虚妄地延续着我们残存的乐观和信心来讨论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命运——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写作者到底该如何面对和书写这个时代，完成自己可能无法推卸的使命？对此，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然而可能也不免虚妄的思考。

首先，作家还是应该更充分地思考：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长期以来，总是不乏呼唤作家“关注时代现实”的呼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如此丰富和跌宕，而作家似乎一直没能展现出与之匹配的认识能力、表现能力。其实这样的判断，首先是很笼统的。我们需要首先承认一个事实：近三十年来，在描写今天最醒目的时代现实——社会转型——方面，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的（如前所述）。它们也许欠缺了丰富和复杂，但却也真挚而动人；它们艺术上也许并不完美（其实有谁能做到完美？），但也尝试着语言和形式上的创新。其实还须明白，即便近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太过短暂的一瞬，能有一两部真正的经典留存后世，已是莫大的幸运。所以，对待眼下，应该更多一点耐心。另外，批评作家表现时代乏力，似乎是埋怨他们辜负了时代，其实时代现实即便再火热，作家也没有必要一哄而上。文学经典的创造和产生是个长线过程（尤其是对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来说），写二战的经典作品并非战时即出现的，新中国初期的历史至今也仍有人在写……所以，如果今天的时代确实像我们言之凿凿的足够特别，我们应该有耐心等来它的“书记官”。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今天的作家推卸责任，而只是说，寄望作家“直面时代”并非一定要他们写新冠疫情、扶贫攻坚、老龄化、大学生就业、医疗体制改革……而是真正让作家找到一种恰当地处理自我和时代的关系，科学地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尊重其创作的自由和个性，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鼓励和帮助其找到契合自身的写作方式。这应该是保证创作质量的前提。找到契合自身的方式，而不是闻风而动、人云亦云。作家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生活，“深扎”确实是必须的，但如果不是与自己的这种个性、生活结合在一起，恐怕也很难结出让人满意的果子。

另外，如前所述，近年来当代文学的发展，体制是无法忽视的力量。所以恰当处理和体制的关系，也是作家需要面对的。文学体制近些年的影响力，从文学思潮的衍变也能看出一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思潮的衍变主要是由文学自身的力量推动的，而到了新世纪，情形慢慢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体现是“非虚构”文学的兴起。2010年兴起的这股兴盛至今的写作潮流，最初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人民文学》杂志社发起的，它通过成立专栏、征集项目、设置奖项（“非虚构作品”奖）、提供奖金等一系列措施“吁请海内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 也正是它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和“吁请”，清楚显现着体制的力量。体制带来了生机，但“非虚构”的“指示”和“引导”，也让当代文学更趋单面化和平面化地沿着写实的方向发展。体制的力量对创作者来说常常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提供支持，又是一种诱惑和操控。那些经费、计划、项目，那些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奖项，那些看似光鲜靓丽实际上往往形式大于内容的发布会、研讨会……作家日渐变得实利化、商业化和明星化，而创作质量却似乎每况愈下。作家也是社会中人，需要生存，有寻常人的虚荣心，这都能理解，但是如何在喧嚣中保持定力，恰当处理好体制和自我的关系，保持个性和锐气，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巨大考验。当代作家的中坚力量，是以“70后”为代表的中生代，但这批作家的创作实绩似乎一直与文坛和批评界的期望存在距离，这不能不说与当下这种时代环境、体制，以及他们对自我和社会及体制关系的处理有关。

上面谈到的这两点，关乎当代文学发展比较宏观的两个问题。而在具体的层面，倒是可以谈一点感性的希望。近三十年来的文学主潮是关注时代现实的现实主义，正如前面所谈到的，这股现实主义文学是由背后多种力量所促成——既有文学思潮本身的衍变（对于1980年代纯文学的反拨），又有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倡导。然而，实际上，作家却是应该有更多的艺术选择。比如，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它们在表现时代现实方面，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比现实主义乏力，其面对现实的批判立场很多时候是同样的，作家为现实所搅动的不安的内心也是同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和方法有异罢了。我们固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现代主义那种虚无和神经质的独语与叫喊，但却可以欣赏其反抗的姿态和艺术创造的激情。尤其是在面临某种无以解脱的精神性的困境或者外部性的钳制的时候，现代主义往往会展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和美学启示。浪漫主义也是如此，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浪漫主义其实是有着深厚的生存土壤的——那种怀旧的情感，那种难以抑制的家园消逝的悲怆，那种对于真挚的人性和人情的深切眷恋，随着旧文明的解体、旧时代的落幕，其实也一再冲击和激荡着我们的心胸。所以《白鹿原》《额尔古纳河右岸》那样的作品，也才会引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新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而新的这一切，仍在一往无前地更新着、变化着。往昔曾享有无上荣光的中国新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到底命运如何？谁都无法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至少在那些仍然和它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人那里，它仍然被寄寓着深情和期待。有这份深情和期待，人们就难免会报之以关切，费之以唇舌，并不为抱怨什么、说服什么，而只是倾诉这份深情和期待，并期望某种未来或许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