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继《朱雀》《北鸢》之后，时隔7年，葛亮推出了“中国三部曲”第三部，继续以长篇小说的体量来呈现时代、社会与人的命运流变。与《朱雀》《北鸢》有所不同，《燕食记》主角是作者近几年持续关注的“匠人”序列中的一种：厨师。小说分上下两阕，分别以荣贻生、五举山伯这对师徒的各自家世生平与厨师生涯为重心，背景从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变迁辗转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在一方小小的庖案之间，写尽一对师徒在时代变迁中的恒常与持守，展现了“大抵中国小说，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风采，文笔生动也。”的中国式小说况味。

一

《燕食记》主角荣贻生作为在同钦楼掌勺70余年的一代名厨，其出生与成长背景富有传奇色彩：父亲是“阿烟大帅”陈炯明的堂弟陈赫明，母亲是般若庵的才女月傅，养母是月傅亲如姐妹的近侍慧生，也正是她亲手打造了著名的般若素宴。母子俩藏于广东太史第近十年，尔后又逃亡流落至湛江安铺，靠慧生在码头挑担卖力气为生。因缘际会，慧生与叶凤驰相遇并结合，叶收下荣贻生作关门弟子，教他得月阁的烧菜技法。无论是出生前史所包含的时代风云，还是自小在太史第中所闻所见，荣贻生成长在二十世纪，换言之，一个因革命、变革、战争而注定波澜壮阔的世纪。有意味的是，与小名“阿响”相反，荣贻生的成长是非常寂静的、老成持重的，与时代有强烈的间离感。这种间离感也体现在他与周遭人关系之中，比如他与向太史见面时的慢镜头特写，以及与神采飞扬的同代人——七少爷锡堃、司徒云重的交往故事等。这种“与时代有强烈的间离感”是小说人物最重要的特质，在《燕食记》中由两方面塑成。一方面，是匠人本身性格使然。葛亮在走访多位非遗匠人、积累下大量非虚构资料之际观察到，匠人多半朴讷、不善言辞。这种“拙”建造了和喧嚣尘世之间的一线壁垒，他们在面对所热爱并沉浸于斯的事情，有一种强大的信念，“便甘心暮鼓晨钟，兀兀穷年”。“‘匠’字的根本，多半关乎传承，抑或持守”，从《瓦猫》到《燕食记》，葛亮笔下的修书匠、瓦匠、理发师、厨师，无不是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技艺本身，在时代变迁中保持着超然物外的独立精神和自我的创造性。庄子认为，匠人的“技艺”来自经年累月实践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审美价值。出神入化的技艺来自于“非钩无察”“指与物化”的精神状态，这才能让“技”得以抵达至高的“道”。其次，《燕食记》以各色人物塑造，将儒家的仁者风骨、道家的出世哲学以及佛教的菩提之心交融于一体，体现了葛亮一以贯之的文化关怀。《燕食记》中，少年阿响身上这种温润质朴但又有操守的拙气——它既是儒家的，所谓“仁者爱人”；也是道家的，所谓“抱朴守拙”；再加上母亲的缘故，他性格中有佛家的慈悲与不争。荣贻生在五举山伯身上看到了相似的性格特征，所以选择他作为接班人。来自于文化的浸润熏陶，再辅之以匠人出神入化的技艺水平与专注独立的精神品质，“技中见道”，既是一种艺术与审美精神，更是一种道德精神。

文人亦或匠人，殊途而同归。葛亮的初心在于寻找传统文化的文学表现形式，因此在长篇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依然是不同人物序列身上一脉相承的中国古典伦理道德精神。陈平原在《北鸢》序言中谈到，葛亮的小说写出了独属于中国人的风骨。那种对信仰的确认是对有尊严的生活的确信。相比前两部长篇小说的文人风骨，《燕食记》更突出体现起于微末之中的平凡普通劳动者的“脊梁”，如“扎脚尼”慧生、“入赘女婿”五举山伯、陪酒女郎露露。慧生守信重诺又安于本分，对待月傅、对待颂瑛，都是赤诚、仁义和忠信的——“那种纯净而世故的东西，曾也存在于另一个人身上，想让她保护，看顾。安下心扎下跟来，彼此厮守，成为岁月的同盟。”她既有“仁”的风骨，也有不屈的骄傲脊梁，在面对任何困境时都能保持自身的尊严。五举山伯“背叛”师傅入赘戴家后，面对妻子的意外死亡，他也没有再回师门，而是咬牙依然把“十八行”撑起来了——“脸庞上留着滚热的水，心里倒一片笃定，觉得脊梁里的筋骨，一点点地硬起来了。”露露在香港移民潮时代中经历许多底层人的心酸苦难，但依然可以做到了自尊自爱、不卑不亢，而且勇于尝试和创新。《朱雀》中的程忆楚、《北鸢》中的孟昭如，再到《燕食记》中慧生、颂瑛、露露，她们对古典道德伦理有不同面向的继承。可以说，由小说的“敷衍”来探寻文化的深沉密码，葛亮始终不断挖掘藏匿在历史深处的、根本性的民族精神气质，并在小说中复现从古典精神而来、符合现代社会逻辑、遍布各个行业各个工种的那种“信仰价值”。

二

葛亮惯于处理历史、城市与人的相对关系，换言之，即时间、空间以及人物上的“小大之辩”：如果短篇小说集《瓦猫》将“大写”的人嵌合于“微小”的日常起居空间、将“大”的知识空间寄居于“小”的物理空间，那么《朱雀》《北鸢》是将“大”的城市命运象征性寄托于“具体而微”的物之中，将二十世纪的历史流变隐含于个体的成长之中，而《燕食记》将二十世纪风云历史在粤港澳地区的投射，以及岭南的饮食物质文化变迁浓缩于一道道具体的肴馔之中。而且可以说，葛亮在《燕食记》中以完整、绵延而纯熟的时空叙事和借鉴融合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的技法将其历史观、文化观铆合在一起，构造出了独属于葛亮的“时空体”诗学特征。巴赫金认为，“时空体”应当作为整部小说具体描写的核心。小说中一切抽象元素，哲学的和社会普遍性的、思想和原因结构的分析等，都受到时空体的影响，并通过时空体承载须肉灵骨，参与到艺术形象性之中。在巴赫金看来，这种具有完整性与完成性的时间与空间机制，彼此浸润交织，展现出作者独特的艺术世界图景，表现出文学作品日常生活的哲学与诗学意义。

《燕食记》中的菜肴，分别在时间意义（从民国到世纪末）、空间（岭南饮食风俗）意义与文化价值（由古典至当代、从传统到创新）上都构成了完整自洽的闭环。《燕食记》中的菜肴大体分两类：或精致典雅充满文人风致，或改良融合、具有市民气息与移民特色。前者如“鹤舞白川”“熔金煮玉”“九大簋”“三白素会”等，后者如本帮红烧肉、水晶生煎、冲爆羊肉、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等。稍加细数，就能看出这些菜肴与其所在时代的对应关系：得月阁（光绪十五年开张的广州老店）的招牌“莲蓉月饼”满足了满清遗老遗少们饕餮保守的胃；般若庵的“般若素宴”是民国政坛风云中另类的风月旖旎与儿女情长；“蛇宴”见证了太史公第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来去匆匆的是民国革命时期粉墨登场的各色政要商贾、三教九流；荔枝宴既是太史公第由盛转衰的隐喻，也暗喻了民国经济的崩坏时刻，虽然有隐逸的山林之气与亲近自然的劳作之美，但内里透露的是“幽深的凉”；上世纪四十年代战场间隙，青年阿响念念不忘与当地农民一起月下秋田捉禾虫的经历，禾虫肥美、富含高蛋白，“有用它焗蛋的，有用它煲眉豆汤的......也有做成禾虫酱留待日后的。”禾虫这种乡野美味让阿响领悟到“在乱世中，它形成了一种安慰。仿佛过去、当下及某个不可预见的未来，终有某种让人信任的不变”。下阕中，戴明义夫妇在“文革”年间从广州乘船到澳门再偷渡到香港寻找法子谋生，“虹口面馆”惊艳街坊邻里的红烧肉带来了上海本帮菜的酱香滋味，“十八行”在本帮菜的基础上更显兼容并包，既凸显着香港市民社会彼此的包容与温暖，也展现一波波移民浪潮中“香港味道”的变与不变，而后的“十八行”观塘店以外卖为生则是香港制造业式微的见证。故而，菜肴是《燕食记》本质意义上的主角，而书中的厨师不过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人。

三

“把历史作为方法”是葛亮的创作之法，而小说作为一种装置，如同始终带有文化倾角的、能够将整体而宏阔的历史折射成为五彩斑斓的微观史世界的显微镜。葛亮坦言自己的历史观深受《奶酪与蛆虫》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卡洛•金茨堡曾谈到，“微观史”中“微观”这个前缀是对显微镜的暗喻，指向一种对历史的分析方法：关注微不足道的边缘问题，强调独特的、带有浓厚私人经验的个人视角。葛亮在“中国三部曲”中保持了某种视角的一致性，如他所说，要最大化地体验生活，寻找写作的可能性，尝试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呈现“常情”在历史逻辑中的巨大力量。学者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分析认为，视角是语言的透视镜、文字的过滤网，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经验世界转化为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视角并非细枝末节，它展开了一种独特的视镜，比如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新的审美趣味、描写色彩和文体形态。具体到《燕食记》，全书将客观的第三人称作为主线视角，辅之以“我”——青年教授“毛生”的“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研究项目”同步调查的限制视角，将“我”置身于历史之中，既在风云传奇之中引入追寻、考证与实录，也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的时空中保持对话性，让这种“凝神注视”穿越时间与空间，从而提升小说的叙事复杂性与美学诗学意蕴。

从《朱雀》《北鸢》到《瓦猫》《燕食记》，葛亮始终在探寻前消费主义时代“物的世界”如何“以空前亲密的方式深入人的内在空间”并且“与人形成亲密的纠缠”。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拜物教”理论之外，葛亮的作品更多在民俗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维度中思考物质文化的历史，打捞、重现古典时代的“物”与“人”的亲密关系：“物”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功能有着决定功能，与人类更内在的因素如记忆、情感等非经济性因素有更紧密关系。因此“物”可以成为记忆、历史、生命意味的负荷者与承载者。在古典时代，饮食作为个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构成了一个民族永恒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在此向度上，《燕食记》通过写美食、厨艺、厨师，写下的是这背后数千年如一日的匠造精神、古典伦理道德的现代坚守，写出了一部别致的中国饮食物质文化史。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康春华，青年评论家，现供职于文艺报社。有评论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新文学评论》《媒介批评》《芒种》等期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