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一年我八岁，或者九岁，也许上学了，也许没上。按照年龄来说，应该是上了的，但是农村的孩子普遍上学晚，这个年纪没上学也算正常。但这都不是重点，我要说的是我爷爷和一头骡子的故事。头一天爷爷还牵着骡子下地，回来之后气色就有点不对，整张脸蜡黄。他把骡子牵进棚，拴好，出来坐在院子的枣树下抽烟。初夏的季节，枣花开了，有一片花瓣被风扯下来，落在爷爷的头顶。我就站在他的跟前，帮他取下花瓣，他的头发很浓密，也很黑。他把烟头按在一只路过的蚂蚁身上，我仿佛听到一声哀嚎，随后闻到焦煳的味道。

他问我，你爸几点下工？我说五点半。他点点头，又抽了一支烟，再次问，你爸几点下工？我说五点半，你刚问过了。他说，我知道问过了，还要你说？我不再说话，又有两朵枣花飘落在他的头顶，这次我选择袖手。

爷爷没有等到父亲回来。他站起身迈出一步，大概腿麻了，有点踉跄。我去扶他，他摆摆手，抖了抖腿，一瘸一拐出去了。我问他去干吗，他说去找老憨。老憨是他的老哥们儿，光棍儿，年近六十，背早早驼了，弯成一个直角。老憨自己种了两亩地，养了一匹马，够吃够喝，驼背以后无法继续农事，就把地租出去，马也卖了。说到这匹马，应该插一句，它是我家骡子的妈，我家骡子的爸则是外村的一头驴。爷爷经常去找老憨。家里收了粮食，磨成面，爷爷装满一个蛇皮口袋，用骡子驮着带去给老憨，顺手兜里还要揣瓶酒，路过小卖铺时称半斤花生米或者买一只烧鸡。回来时身上携带着淡淡的酒气和烟草味，一张脸通红。爷爷这次回来得很晚，父亲和母亲坐在客厅的方桌旁不安地等待着。父亲说，都怪你，提前跟咱爹通通气也好。母亲说，告诉他一样发顿火，不告诉他没准儿自己就慢慢想通了。父亲说，反正都是你的理。母亲说，那有啥办法，咱爹脾气那么大。

快到半夜了，大门吱呀吱呀响起来，父亲母亲一起转头看向窗外。爷爷硬硬的身影戳在黑暗里，手扶枣树，垂着头喘气。母亲拍了父亲一把，父亲一激灵。母亲说，可能是喝多了吧，快去看看啊。我跑出去，一只胳膊伸到爷爷的腋下，酒味混杂着一股酸臭味，呛得我鼻子发痒。爷爷大概在外面吐过，胸前沾着一块污渍。我把爷爷搀到他的房间，他四仰八叉躺在炕上，父亲杵在门口说，问你爷爷喝水不。我还没问，爷爷说不喝，你们去吧，我睡了。父亲把鞋给他脱了，抻过被子盖在他身上。不一会儿，鼾声从他鼻腔深处滚出来，在屋子里回荡。我和父亲刚要走，爷爷突然嘟囔起来：“谁也别想抢我的地！”随后鼾声又响起来。

平时习惯早起的爷爷在第二天一反常态，等早饭摆上桌，他还没从房间出来。母亲差我去叫他，我走到他房前，耳朵贴在门上，里面静悄悄的，鼾声都没有。我推开门看见爷爷躺在炕上，还是昨天的姿势，只是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嘴角也歪向一边，一串口水从勺口漏出来。看到我，他睁着的那只眼睛眨了一下，嘴角扯动，呜呜囔囔地说：“我好像被捆住了。”我吓了一跳，忙叫爸妈，他们跑过来，爷爷又把刚才的话艰难地重复了一遍：“我好像被捆住了。”父亲和母亲把爷爷架到三轮车上，急急去了医院，临走时爷爷还嘱咐我，把骡子喂了。

牲口棚在院子的西面，正对着谷仓，一到夏天会飘荡出难闻的气味，结结实实堵满院子。母亲有几次背着爷爷向父亲提议，把骡子卖了，牲口棚拆掉，种些花草。父亲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使不得，骡子是咱爹的心头肉。母亲阴沉了脸说，你看全村谁家还养牲口？干农活又用不上它。父亲说，你就当它是个小猫小狗吧，咱爹喜欢，有啥办法？母亲说，这是指望着骡子给他养老送终还是他给骡子养老送终？父亲瞪了母亲一眼，骂道：放屁！

我走进牲口棚，里面光线不太好，天气回暖后，爷爷在墙壁掏了个窟窿，安上了排风扇，此时排风扇悠悠转动，阳光细碎地打在骡子身上，使得骡子的皮毛看上去闪烁不定。骡子原本是棕红色的，现在看起来有点褪色，接近深灰。它卧在槽前，槽里堆积着结块的草。我蹲下来看着它，它眼皮耷拉着，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

我从大门口拔了一把青草，拧成一股凑到骡子的嘴边，它耳朵扑棱了两下，把头扭向一侧，看来它的心情受到了爷爷的影响。我的手搭到它的脖颈上，捋它的鬃毛，它的鬃毛修剪得很整齐，这都是爷爷的功劳。爷爷以后可能再也不能给它剪鬃毛了，或许我可以代劳。但遗憾的是，爷爷并没有把这门技艺传授给我。不知过了多久，骡子突然站起身，用力挣着缰绳，啾啾打着响鼻，我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只能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后来我就听到门外传来熟悉的三轮车发动机的声音，是爷爷回来了。骡子的举动使我感到惭愧，骡子比我更加关心爷爷，或许它是世界上最关心爷爷的动物。

爷爷的病情比我们想象中来得轻，这得益于他平时的锻炼。他几乎每天都会牵着骡子下地，哪怕农闲，哪怕在冬天。地里没有活儿，他就在岸边走上一圈儿，观察麦苗的长势，或者防止不长眼的绵羊来践踏麦地。

得了病的爷爷只是嘴巴有点歪，眼睛有点斜，右手不再像之前那么灵活。他夹菜的时候我能看出他在努力克制着右手的抖动，即便如此，还是经常会有饭菜从他的两根筷子之间逃逸。刚开始他好像有些沮丧，常常饭吃到一半，就摔下筷子回房间了。父亲母亲目送着他的背影，互相交流下情绪复杂的眼神。

爷爷还是每天牵上日渐老迈的骡子出门，一出去就是大半天。有一次，我在父亲的吩咐下跟踪爷爷，看他究竟去了哪里。我看着爷爷和骡子一前一后出了门，缰绳垂在两者之间，几乎拖到地面。爷爷和骡子走得都很缓慢，像是在淤泥里跋涉。他们出了村口，沿着环村路一直往前走，和一些对向的拖拉机或者货车擦肩而过，尾气喷吐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的身影看起来支离破碎。路两边是成片的蔬菜大棚，一垄垄拱形的白色长龙向着天边伸展。我听父亲说过，村里这片地已经承包给了山东的菜农，他们架起大棚，在里面种大葱。再往前走，大棚消失了，换成一道道没完工的红砖矮墙，仿佛给田地披了一层铠甲。我也听父亲说过，这片地要建成什么工厂，是县里招商引资的大项目。爷爷终于在一堵矮墙前停下，坐在路边开始抽烟，烟雾在他头顶盘旋，少顷消散。骡子也匍匐下身子，头低垂着，一口一口喘着粗气。不久之后，爷爷抽完了一盒烟，他翻了翻口袋，确定里面再也搜寻不出供他吞云吐雾的东西后，缓缓站起身，拍打着屁股后面的尘土，牵上骡子往回走。他回头看见了我，说，那就是咱家的地，往年这时候，玉米秧已经没过脚脖子了。我点点头，欣慰地确认疾病没有让爷爷变成哑巴。

我们回家后，父亲和母亲已经出门了，他们一个在玛钢厂上班，生产建筑用的扣件；一个在织袋厂上班，生产装蔬菜的编织袋。爷爷拴好骡子，从牲口棚里取出了一把铁镐，他站在院当中，抡起铁镐向下挥去。铁镐尖尖的嘴巴啄击着地面，发出哒哒的脆响，迸射出灰绿色的碎屑。地上的青砖被爷爷一块块刨出来，散落在地上，像是一群落魄的尸体。爷爷命令我把青砖都摞放在墙角，他自己则继续挥舞着铁镐。

太阳升到头顶时，院子里一半青砖已经被掀起，爷爷擦把汗，瞥了眼身后的碎屑，满意地点了点头，嘴角翘起来抽动了两下（得病之后，他说话之前总要抽两下嘴角，以此来启动嘴巴），说，这边种玉米，又指了指另一侧，那边种点啥呢？我说，种花生，地瓜也行。那是我儿时最爱吃的两种食物，它们可以煮着吃、烤着吃、炒着吃，当然也可以生吃。爷爷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背心揉成一团，在两边腋下各抹了一把，搭在肩头，他的背上呈现一个背心印子，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在印子里攒动。

揭完青砖，爷爷围着院子正中的枣树转了三圈儿，看样子有点踌躇。我看透了他的心思，我说爷爷，我爱吃枣子，枣树不能刨。爷爷说，那好，不刨，碍点事就碍点事吧。

晚上母亲回家比父亲早一点，她一进院我就观察她的反应，她脸上的肌肉像是被什么重物坠着，明显下沉了几分。她扫了爷爷一眼，爷爷此时正坐在屋门口抽烟，背心也穿回了身上（前胸有一坨褐色的污渍）。她小心翼翼地询问，爹，你这是干啥？爷爷说，地没了，总得让我种庄稼。

吃过饭后，爷爷回了自己屋，父亲和母亲一个坐在凳子上，一个坐在炕头上。母亲眼睛里长出了刀子，一下一下在父亲身上剜。父亲可能感觉到了痛，他抹了抹胳膊，瞄向母亲说，爹的性子你也知道……母亲打断他，绝望地说，造吧，可劲儿造吧。

清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骑着骡子，在玉米田里穿梭，玉米秆没过我的头顶，枯黄的叶子全都蔫下来，垂在秆子两侧，每根秆子上结着一两个玉米，裹在绸缎一般的玉米衣里，显得身材臃肿笨拙。走着走着，玉米秆突然拔地而起，纷纷拖着两只泥脚向我们身后跑去，骡子受了惊，扬起四蹄飞奔，我去抓它的鬃毛，它的鬃毛才剪了，很短，抓不住。我摔下来，骡子自顾自向前奔跑，我叫它，它不理我。正当我束手无策时，我听到爷爷的声音传来，吁，吁——

吁，吁——尾音拉得长长的，漫成爬山虎，在四面墙壁上攀爬，回荡。我睁开眼睛，窗外还黑着，爷爷已经起来了，他在赶骡子。我自己在一间屋，和父母的房间隔着一道木板墙，我隐约能听到父母的对话。

咱爹在折腾啥？

种地。

真让他在院子种庄稼？

不然咋办？

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间，黑暗里爷爷一手扶着犁，一手挥舞着鞭子，骡子仿佛一夜之间返老还童，浑身上下蒸腾着精气神儿。我坐在门槛上，静静看着爷爷和骡子，院子空间狭窄，走不了多远骡子的脑袋就顶了墙。爷爷往一侧拉动缰绳，骡子艰难地转过身，爷爷抬着犁，随骡子转过一百八十度，再把犁头戳进地里，嘴里呼喝着，骡子俯下头，前腿用力，艰难行进。院里的土跟地里的土不一样，硬，里面还埋了一些历史的印记。爷爷一边犁着地，一边从犁头上择下意外的收获。刚才是一只小鞋，他把鞋凑到眼前端详，对我说，这是你爸小时候的，大脚趾破了个洞，还以为让老鼠叼走了。手臂一甩，把鞋扔到了墙根。不一会儿又犁出一块红色的烂布头，爷爷抖了抖上面的土，在晨光里观摩了一阵，什么都没说，把布头揉成一团，塞进了裤兜里。我说，爷爷，那是你的裤衩吗？爷爷说，胡说八道。

太阳升起来了，月亮还没落下，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一片天空看到太阳和月亮。

父亲和母亲陆续上班去了，母亲临走前还对爷爷说，爹，饭菜在锅里，语气像这清晨的空气一样寡淡清冷。爷爷犁完地，卸下套在骡子身上的犁，扛进牲口棚，他的两条胳膊在微微颤抖。我说爷爷，吃饭吧。爷爷点上一支烟，看着院里的土地，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吃过饭，我问爷爷，现在可以种玉米和花生了吗？爷爷说，还不行，土太干了，得先浇水。我们一人拎着一只铁桶，舀满水，往地里泼洒，爷爷手上忙活着，还不忘指导我，水要洒匀，就像下雨一样。我领会了精神，却总也洒不好，水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水洼，好久渗不下去。爷爷夺过我手里的瓢，说你一边待着去吧，净添乱。

洒完水，又晾了小半天，直到爷爷把一只脚踩进土里，拔出来鞋底，看到上面沾泥，他才说现在可以种了。他提着锄头，从南到北在地里耙出一道道排列整齐的地垄沟。耙完，住了锄头，他说，以枣树为界，左边种玉米，右边种花生，怎么样？我说好。

种好玉米和花生，爷爷从中间堆起一条地垄，用脚踩实，说，现在路也有了，你爸妈就不会挑毛病了。我说，爷爷，你想得真周到。

我和爷爷每天坐在门槛上，等着玉米或者花生的嫩芽钻出地面。我们等了三天，种子还在沉睡。爷爷坐不住了，他背了箩筐出门，不久后背了一筐鸡粪回来。鸡粪是干的，爷爷捧起一把鸡粪，在掌心里揉碎，一把一把撒进地里。阳光很好，鸡粪的味道在院子里游荡，它们捋着门缝登堂入室，甚至在饭桌上撒野。母亲终于忍不了了，她把半碗凉面蹾在桌上，对父亲怒目而视，父亲用筷子敲了敲桌沿，以示提醒，但这完全没起到作用。母亲端起碗，起身把面条倒进了泔水桶。她说，我吃饱了。父亲脸色有点难看，他小声说，爹，确实太臭了，好像在吃鸡屎味的面条。爷爷没理他，噗噜噗噜吃得畅快。

在鸡粪的召唤下，小嫩芽们纷纷拱出地面，绿汪汪地铺了一层。爷爷的嘴角绽开笑意，虽然因为中风的缘故，那笑容看起来有点战战兢兢。随后几天里，爷爷的话多了起来，常常一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探讨玉米品种的优劣，还会有意无意夸赞几句饭菜可口。这时候母亲的神情也缓和了许多。我打着一家人和和睦睦等待丰收的算盘，可是好景不长，家里来了一帮不速之客——那些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蝗虫有着惊人破坏力和食量，小嫩苗很快被咬得遍体鳞伤。酒足饭饱的蝗虫们有的趴在墙上午休，有的大摇大摆进了房间，它们对爷爷的胶皮鞋底子毫无惧意，哪怕上面沾着四分五裂的同伴尸体。

爷爷急忙买来农药，在蝗虫的包围里将药倒进喷雾器，兑好水，对着蝗虫一顿狂喷。爷爷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不过损失也很惨重，三分之一的玉米和花生遭到致命性伤害，剩下的也都挂了彩。爷爷只好唉声叹气地重新补苗。但这都是小事，不知怎么的，有可能是中了毒的蝗虫逃进了锅里又挣扎着爬了出去，反正吃过一顿饭后，我们全家人都出现中毒的迹象。爷爷因为去找老憨喝酒而躲过一劫；母亲躺在地上不停抽搐，嘴角的白沫咕嘟咕嘟冒个不停；父亲上吐下泻，往厕所折腾了几次；我只是有点肚子疼，放了几个屁后屁事没有了。父亲吩咐我去老憨家叫爷爷，可是我认为应该先叫医生。

爷爷和医生差不多一起进门的。医生问诊期间，爷爷蹲在地头抽烟，直到医生步出房间，他站起身，迎上去，询问情况严不严重。医生说，食物中毒，没什么大问题，吃了药多喝水，明天就好了。爷爷这才舒了一口气，脸上阴云散去，现出皱纹里盘结着的丝丝缕缕的愧疚。但是爷爷嘴巴上绝对不会服软的，这我清楚，我们全家都清楚。他还是我行我素，每天照顾那些小秧苗。随着玉米和花生逐渐长大，母亲对爷爷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了，一天到晚都说不上一句话。

这年雨水勤，进入七月后，三天两头下雨，一下就是半天。爷爷披着雨衣穿上胶鞋在地里视察，发现被雨冲倒的秧苗就小心翼翼扶起来，然后用两只手在秧苗下面拢起一座堡垒，以防它再次倒下。可是雨越下越大，水漫过了爷爷的脚面，秧苗们半截身子被淹没，仰着脖子向爷爷求救。爷爷跑去牲口棚，取了一把铁锹出来，随后快步出了院子。母亲在屋里隔着玻璃看着爷爷，对父亲说，咱爹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父亲说，你才出问题了。母亲说，他出去干啥了，你快去看看。父亲从凳子上跳起来，抄起门口的雨伞跑了出去。

院子里的水突然向着院门口奔涌，不一会儿流了个干净。父亲回来了，爷爷回来了。父亲在门口抖着伞上的雨水，说，下水道口被堵住了。母亲说，捅开了？父亲悄悄看了看爷爷——爷爷正在脱雨衣，把下水道掘了。我仿佛听到啪嗒一声，母亲的面皮沉到地上。

酷暑时节，玉米齐了我的腰，我穿梭其间，它们伸出墨绿的叶子搔我的痒。花生一汪一汪的，神气活现的叶片昭示着隐藏于地下的果实正在蓬勃生长。爷爷戴着草帽，赤着膊，给玉米和花生锄草，他黝黑的脊背被不识相的玉米叶子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

这段时间骡子赋闲，它偶尔会表现出焦躁，四只蹄子跳舞一样跺踏，头颅甩动，把鼻涕或者口水喷射到墙上。这时候爷爷就会解开它的缰绳，任由它在院子里撒欢。它一个猛子扎进一片肆意的绿色生机里，玉米秧颤抖出不规则的波浪。很快它从另一头冒出头，又一个猛子扎进去。我担心它会把庄稼糟蹋了。爷爷说，不会，它精着呢。果然，事后我验证，一棵玉米都没倒，一株花生都没有被践踏。

父母好像也适应了这样的环境，有时抱怨蚊子多，不过多点上一根蚊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们大概在盼望着秋天快点到来，不论收成如何，这些业障都会被铲除。而我盼着能多结一些花生，我不关心玉米。

事情发生得有点突然，那天爷爷正在午睡，我热得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滚浪头。这时候我听到院里有动静，我骨碌起来，趴在窗台上，隔着玻璃和黏稠的空气看到一只羊。它正伏在花生秧上大快朵颐。

显然，羊不会有好果子吃。它死了。晚上，邻居豌豆婶子坐在我家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我和爷爷闭门不出，直到父母下工归来。母亲把豌豆婶子让进屋。豌豆婶子脸上浮现着鄙夷的神色，她说，你公公真能折腾。母亲撇了撇嘴，没有回应她。母亲沏好茶，倒上一杯，用手背在杯壁上试着水温，直到确保豌豆婶子不会被烫到，才把水端到豌豆婶子面前说，喝茶。豌豆婶子并没有接，她说，你家还挺讲究，大夏天喝什么茶，我都是直接从瓮里舀凉水喝，痛快。母亲脸色不太好看，但还是赔着笑。母亲说，豌豆嫂子，别说了，不就一只羊吗？我赔你。豌豆婶子说，本来那羊养了是留着过年给我儿子吃的，你们知道，他在外地当兵，一年才回来一次。母亲说，我知道，你就说多少钱吧。豌豆婶子说，看在这么多年邻居的分上，一千吧。

母亲把豌豆婶子打发走，坐在炕上生闷气，父亲喝着凉掉的茶水，一口一口啐着茶叶碎渣。爷爷说，我出去了，晚上不在家吃。我说，我也跟你去。伸手去拽爷爷的袖子。母亲瞪了我一眼，说，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爷爷瞅了瞅母亲，嘴角抽动，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他喂了骡子，背着手走了。我知道他去找老憨喝酒了，他开心了要找老憨，不开心了也要找老憨。

母亲还在生着气，她生起气来饭也不给我们做了。我小声嘟囔，我饿了。母亲说，饿了自己做！她则直接躺在炕上，随手抓过一个枕头垫在了脑袋下面。父亲喝完了茶，说，我来做。母亲好像才发现父亲的存在，她说，你怎么摊上这么个爹？父亲说，咋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我也附和，没什么不好，爷爷还给我种花生呢。母亲突然爆发了，她从炕上弹起来，向屋外射去。我和父亲追出去，母亲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镰刀，她挥舞着镰刀，像一个癫狂的刽子手，残忍处决着那些玉米和花生。我们口头上制止着母亲，可我们谁都不敢上前，母亲手里的镰刀没有一刻犹疑。玉米断肢横飞，花生残尸遍野。我听到它们在痛喊，在哀嚎。骡子也在牲口棚里不安嘶鸣。

天黑下来了，夜色仿佛是玉米和花生的血，淌满整个院子。没有一棵玉米或者花生幸免。母亲停下来，扔掉镰刀，呆立在一片庄稼的尸首堆里。父亲突然说，你惹麻烦了。母亲没有理他，她谁都没理，她走进屋躺回到炕上。我这才发现她没有穿鞋，两只脚板沾满泥土和叶片。

我和父亲，还有骡子，我们静静等待着爷爷归来。爷爷是在一个小时后回来的。他走进院子里，面对一地狼藉，他的身子震了一下，他的喉咙里发出咕的一声，不，应该说是半声，另外半声被什么堵在嗓子里了。他的身子在夜色里搅动了两下，然后颓然倒塌，轰的一声，倒在被砍倒的玉米和花生里。

爷爷就这样死了，父亲和母亲急忙把院子铲平，铺上青砖，搭起灵棚，招待来吊唁的乡亲。我懵懵懂懂地过了五天，爷爷终于下葬了，我单纯地想，我以后可能再也吃不到花生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正了正我头上的孝帽，说，傻孩子，想吃花生还不简单？小卖部里有五香花生、煮花生，还有裹了白糖的花生。我说，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

可爷爷再也回不来了。几天里，因为一直在忙爷爷的丧事，我们都忘了骡子的存在，等爷爷下葬后，我走进牲口棚，发现骡子安静地卧在地上，身上落了成群的苍蝇，我把苍蝇轰走，骡子抬了抬眼皮，我这才放下心来，它并没有死。我把草料填进它的槽里，它都没有看一眼。我想它可能还沉浸在悲伤里，等它接受了爷爷的死，就会吃饭了。于是我不再管它。

第二天，母亲向父亲提议，现在地也没了，爹也走了，留着牲口没用，而且你看它皮包骨头，只怕要死了，趁它还有口气，抓紧卖吧。父亲点点头。

晚上，等到父母房间里传来一高一低两缕鼾声，我悄悄走出门，来到牲口棚。骡子还在卧着，槽里的草料一动没动。它一定知道我来了。我看到它的耳朵幅度很小地转动了一下，但它并没有做出其他反应。我解开它的缰绳，嘴巴伏在它的耳朵上，说，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它听懂了，艰难站起身，四条腿微微抖动。

我们走在混浊的夜色里，走在一片空旷里，走在红砖绿瓦的壁垒里。我想起死去的那只羊，是我一脚将它踹倒，而后骡子发疯一样挣断缰绳，两只前蹄高高跃起，重重落在羊的肚皮上。这是爷爷和我以及骡子之间的秘密。骡子在我的身后，它越走越慢，我感觉到缰绳上的分量越来越轻。我回头看了一眼，它的身子软下去，软下去，倒在宽阔的柏油路上，倒在月光的河流里。我惊奇地发现，它在慢慢消融、分解，化成一颗颗荧光，向天空飞去，向月亮飞去。

我想，秘密终将成为我自己的秘密。N

【作者简介：李浩然，80后，河北沧州人。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都市》《短篇小说》《躬耕》《作家天地》《佛山文艺》《当代小说》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