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说

父亲是那种“不成器”的人，不会干农活，说得了大鼓书，在家中挑不起大梁，母亲看不起他，孩子们也不尊重他。年轻的时候喜欢从家中出走，年纪大了，又从养老院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只有女儿执意地“寻找”他，多少年过去了，按常识他可能不在人世了，但“寻找”变成她的一种习惯，在“寻找”里，她感受到父亲的性情，也意识到自我。

会飞的父亲

尹学芸

1

父亲有一米七五的身高，你如果在他身后叫一声“老王”，他会欢喜地拉着你半天不放，好像这世界只有他一个老王，好像人家叫他老王就是对他最高的奖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人也叫他老王，儿子或儿媳，“老王”两个字顺嘴就会溜出来。开始他接受这个称呼并不那么自如，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云丫，你也叫我老王。”他笑眯眯地说。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梦见他。奇怪的是，他总是影像模糊飘忽不定。我觉得，连我这种存了一百种想法的人，也不能想象他到底活成了什么样。

王永利和王永全已经很多年不提他了。他们不提，我也不提。我不提不是不想提，是怕不合时宜。我有过教训。父亲走失后的某一天，王永利破天荒地把王永全一家招呼过来吃了顿团圆饭。这顿团圆饭，是父亲梦寐以求的。父亲总在老大身后嘀咕：把老二一家叫过来，吃个团圆饭吧。他满面羞赧，像个明知是错也非说不可的孩子。老大置若罔闻。在老二家，父亲也这样说，老二也置若罔闻。两家没啥大矛盾，就是彼此不亲近。两个媳妇与生俱来的斗鸡眼，不可调和。母亲活过了七十二岁生日，她每天像受难的耶稣一样躺在床上。她的病我不忍细说，有一种痛叫生不如死，就是母亲这样。母亲去世后，父亲在两个儿子家轮换住，一个月搬一次家。有一次他悄悄问我：我能一直住在王永全家么？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搬出老宅是王永利和张圣文两口子的主意，为防父亲搬回去，他们把房子卖了。他们是老大，家里的事他们说了算。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村里的空房越来越多，不会总有买主，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把王永全和刘厚英两口子气得不行，他们说老大两口子没安好心。这样的日子过了五个月，父亲去了镇上的养老院。是他自己要求去的，他夹了铺盖自己走了去，去了就不回来。三个月以后，在一个午夜自行消失了。我隐隐觉得这是父亲的阴谋，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屋里的一块门板。大家都说，他是骑着门板飞走了。父亲走失最初的那段时间，大家都觉得他早晚能回来。尤其到年节，院子里有响动，就有人跑出去看究竟。后来这种信心就殆尽了。他好不容易出去，大概不想回来了。我们都这样想。即使他走时已经年过八旬，我们依然这样想。从不想他已经不在了，或如何如何。也许就是因为父亲暂时缺位，王永利才有了责任和担当。王永全是铁道兵，退伍以后在村委找了事做。为了这顿饭，我特意从埙城买了肉肠回家。新蒸的肉肠热气腾腾，一家人都爱吃，父亲也爱吃。饭桌上容易触景生情，我说，这一家只有双星跟爷爷是一个属相。双星是王永利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这话我已经很委婉了，张圣文还是撂下了脸：“我们家的虎跟老爷子的虎是一回事么？他是啥年头的虎，我们是啥年头的虎，天壤之别！”这成语用得真对。我沉默了。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我受不了这个氛围，起身出去了。后来张圣文跟我解释，说她心里一直不好受。父亲是从她家去的养老院，倒好像是他们故意把老爷子弄丢的。我一提，她就觉得是罪过。她花说柳说，我一直没吭气。

我对小深说，如果有一天我从这个家里消失，你们谁也别去找我。

“你消失不了。”他头也不回地盯着电视，他是我儿子，那年上高一，“你又不属虎。”

“这跟属相没关系。”

“咋没关系。”荧屏一闪，他把电视关了，想是觉得我是在隐晦提醒他，“老虎才想回归山林，耗子的任务是打洞。”

“啥意思？”

“没啥意思。”

他起身离了座位，门帘一闪，在我面前消失了。

2

我经常随处去漫游，一年消耗在路上的时间超过了我所有正经做事的时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正经，或不那么正经。这种感觉偷偷地、小心地不让任何人知道。只要油箱加满油，我的小腿就开始绷紧，一脚油门踩到底的冲动我得百般遏制。这种感觉过去没有。十几年前，我骑木兰小摩托，再早蹬一辆凤凰大链套，开始是转周遭村庄，后来是转周遭的城镇。转周遭城镇的时候我喜欢在街头的小饭馆吃饭，隔窗看着某几个人围观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那些启事有些是我贴的，有些是别人贴的。每个后来者，都自觉不遮挡前人的招贴。所以，电线杆就像纸糊的。不注意电线杆，不知道丢了那样多的人。也许他们早就自成了一个世界，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我经常这样想。蹬车的时候会觉得很飒。春或秋的季节，有风又不是很大，空气中有浓郁的栗花或节节草的气味。我为啥对它们印象深刻呢？为啥要忽略山刺玫、野菊花、野百合、格桑花的气味呢？是因为我曾在栗树底下乘凉，坐在节节草上歇脚。那时我这样想：我要是朵栗花就好了，我要是棵节节草就好了——兀自开花，兀自凋零，不为人知。我觉得，父亲就是这样想的。这种感觉后来越来越强烈。遭遇很陡的一个上坡然后再下坡，从坡上俯冲时胁下自然就生出了翅膀。我梦见身上长出了洁白的羽毛，摸上去像骨骼一样润滑光凉，从一棵树梢飞到另一棵树梢，只在须臾之间。鸟除了觅食没有别的好想，谈情说爱除外。我有一个很好的网友在新疆，那里的沙漠很吸引我。当然，没有后来。我们不是鸟儿，飞不出固有的生活场域，估计他也这样想。再后来我突然想起自己是有驾驶本的人，然后又有了一辆二手车。开车的路上，看见哪里有老人聚堆我都过去坐一坐，从包里拿出父亲的照片：“你们见过这个人么？”

“见过。”一个清瘦的老人说，“十几年前的电线杆子上都是他的照片，电视里经常播寻找他的广告。我记得他那张脸，眼睛像长在额头上。”父亲不过是有些吊眉吊眼，像上了妆的演员。也许他知道这副面孔不随众，我们兄妹三人都没能遗传。

其他老人也说见过。他们都坐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膝盖抱在怀里，各色帽子遮住眉眼，只留出褐色的嘴唇和干瘪的两腮，像一组雕塑。

“你们喜欢远走么？”

他们都摇头。我就知道他们这辈子都不会丢。他们的儿女也不会满世界去找。

“我认识你。”一个老人的脖子上显眼地有块白癜风，手背和胳膊也斑驳地呈耀眼的银白色，“当年你就来过，也是在这里，跟我们聊了半天。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叫老王？”

电视台的寻人广告就是这样播报的。当时他们也问起父亲的全名，我说，他只记得自己叫老王，还有，他属虎。

我惶惶地左右看了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失忆了。这个石坝底下，左手是一条下坡道，通往农田。路基下一米深的地方是一处房舍，我恍惚记起当年这家在给孩子办满月酒，是这位老人的孙子。

“您孙子多大了？”

“总有十多岁了。我记不清了。那年村里一共出生了六个孩子，只有他抽羊角风，没有活下来。”

我一惊。

老人朝向天空呢喃：“老天收了我也好啊，可收的是一个孩子。”

“都是寿命。”清瘦的老人安慰说。

其他人一起点头。

我站起了身。我原本是蹲在老人跟前的。我习惯一条腿蹲下去，另一条腿的膝盖竖起来。我第一张照片就是这样的造型，十二岁，是小学毕业的合影照，我在第一排。这一排只有我是这样的蹲姿，英姿飒爽。这是父亲说的。我的那些女同学都撇着两条腿，做拉屎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词，而且热爱了很多年。

“十几年前都找不到，现在根本不用找了。”长白癜风的老人说，为了表示轻飘，他特意扭了下头，一副云淡风轻样。

“该是去了他想去的地方。”清瘦的老人又说。

我蓦然记起他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说的。这话缓解了我内心不少焦虑。那时我经常整宿睡不好觉，人枯干得就像一把干柴。还不仅仅因为父亲走失，有天我上班的中途回家取东西，发现钟仁杰把一个女人带回了家。大红的高跟鞋放在玄关处，客厅却空无一人。后来我离开了那座房子，而且再没回去过。

“我今天打从这里路过。”站起来后我对那些老人笑笑，为自己的记性差不好意思，“你们多保重啊！”

过了腊月二十三，张圣文几乎一天一个电话。有时我会故意让电话打不通，她就打给弥落，“告诉她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都多久没回来了……啥也别买，家里啥也不缺。跟小深一起回来就行……要不，弥落你也来？”

我隔三差五回家过年，弥落跟我回去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不喜欢张圣文，当然，张圣文也不喜欢她。弥落是我捡来的半截孩子，只有不足一米的身高。有一段，她总在花店外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偶尔也找到一朵花戴在头上。那天我去丢垃圾，弥落把洒落在外的残枝败叶用手捧着收进了垃圾箱。

我把她带到了鲜花店，在隔壁的饭店给她买了几个热腾腾的猪肉馅包子。我以为她神经有问题，或痴呆苶傻，但通过交谈我发现她不是。她逃婚从河北的山里跑了出来，是在领结婚证的路上跑掉的。

家里是后娘，从十三岁就张罗把她嫁出去。有两次都差点嫁成了，她装傻，被人退了货。男人娶她这样的女人是为了繁衍后代，如果后代没了指望，他们自然就灰心了。弥落对我说，她第一次去那人家里吃饭把一碗鸡块倒进了口袋里，说要带回家去给后娘吃。另一回进人家里就翻柜子，看他们把钱藏在哪里。后娘知道她是故意的，但那两户人家不知道。后娘恨得要死。

“为啥不嫁？”

“他们都好大年龄，第一个是个瘸子，第二个是瞎子。”

我从没跟她形成雇佣关系，她是一点一点浸润进来的。开始只在外边找点事做，扫地，收垃圾，给顾客打帘子。帮客人搬花时也偶尔进到门里，但从不在店里多停留。后来就不行了，我缺帮手，而我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那时小深刚上幼儿园，我每周必须出去两天找父亲。

“这一年这么快就过去了。”她叹息着说，“明年你还要去找么？”

我站在那幅地图前，这是她花一块钱从小贩手里买来的，是省内地图。每次我给她发工资，她都会买各种零碎装饰到店里。她说老王肯定就在这个地图的某个角落，化装成了我不认识的模样，跟我捉迷藏。我同意她的观点。父亲就是一个玩心盛大的人，一辈子都活得心不在焉。想到他也许在哪里撞见了我，却破帽遮颜假装不认识，我悲从中来后又莞尔一笑。跑过的地方我都用铅笔画上记号，看见那些遍布的蝌蚪在上面浮游，我就想宣告：这些地方我都走过。

“过了年再说吧。”我隐忍地说。

我把电话打给张姐，跟她预订几斤肉肠。她家的肉肠是手工制作，我们已经吃了几十年。张姐说，节前的货已经订完了，只能等节后了。我说：“不行，你得想想办法。”张姐家门前的电线杆我每年都去贴广告，很多跑102国道的大货车司机能看到。张姐说：“你话说得太晚了，做完这一批工人就放假了，毕竟人家也得过年。”“你想想办法。”我恳求，“你比我有办法。”“那好吧。”张姐终于松了口，她大概想到了我常年在路上奔波，有特殊用项，“我拆兑一下试试。”

节前的几天都很忙，祭奠亲人买束白菊花，成了越来越盛行的事。我也扎了一把，想顺便去看母亲。夏天，我带了一束紫菊，插了几棵在坟土上，万没想到的是，我秋天再去，那些紫菊都活了，开出了盛大的花朵，艳艳的，朝向我。那一瞬间泪水滂沱，觉得那些花都转世了，在向我传递什么。

“那个人又来了。”弥落朝我努了下嘴，我没有朝那里看。最近他来得有点勤，有时候买束花，有时什么也不买，只是这里那里看看。

弥落响亮地说：“钟先生，这里有新来的小葵花和四季梅，您买一束回家过年吧！”

……

(选读完，全文见《收获》2022年第6期）

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遍地都是野芹菜》，长篇小说《菜根谣》、《岁月风尘》，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青霉素》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多种文字。多部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和各类年选。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