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季节已入初秋，天气依然燠热。年过八十的母亲独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穿着宽松而薄的坎袖衬衫面向窗外，不说话，也没有什么表情。我虽然就站在很近的门口望着她，却很难判断出她的目光所指，凝聚何处。看似散淡、虚无，又如无限深远。皮肉从母亲的脸上、手臂上，松垂下来。如今，它们看起来很像一些不愿意恋战又没有纪律约束和信念支撑的士兵，纷纷呈现出溃败或转身逃跑的姿态。

夏初，母亲20年前得过的脑血栓病复发，大病痊愈之后，就经常是这个样子。一个人躲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上长时间地望着窗外。不知道母亲那些时候在想些什么，她的感觉是什么，我感觉，那是一种浓重的孤独与落寞。她曾经深深地沉浸于生活，柴米油盐，全家老小，事事操劳，如今却把全部的身心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在生活和世界的交界处，看似无朋也无伴地逗留或守望。

母亲的状态让我想起了记忆中的那个稻草人。它也曾在村庄和原野之间的麦田里那么孤单单地伫立着，守望着。

从前，我家的麦田和守望着麦田的稻草人，就在家与学校之间的路边。在我心中，它们既然属于这个家，自然也是家的一部分。我每天上学和放学路过麦田，都会有意无意地扫上几眼，不是故作姿态，是牵着心。天高高的、阔阔的，麦田也仿佛无边无际，把稻草人衬托得很渺小。有时，当乌云和风雨涌来，那个小小的稻草人便显得更加羸弱和孤单。往往，因为这样的情景，我内心便会无端地生出浓浓的恻隐。

夏日的雨总是来得又急又猛。那日，我逃雨从学校往家奔跑时，一到麦田边，就被那个孤零零的稻草人绊住了脚步。我开始为它在风雨中的处境担忧，便情不自禁地对它呼喊了一声。我知道普天下的稻草人都没有单独的名字，我只能叫它“诶”。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可能是想告诉它这么大的一片麦田，就它自己在这里守望本来就毫无意义，更何况下这么大的雨，它也可以和我一起躲避一下风雨的摧残。

我小时候受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始终对稻草人没有情感和灵魂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传说中，连一个扫把都能因为吸收日精月华而修炼成精，更何况被赋予人形、人意的稻草人。当我对它呼喊时，它似乎并没有听懂或没有听清我在喊它，但我也仿佛看到在最初那声呼喊发出时它激灵地抖动了一下。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瞬之后，它依旧和原来一样，凝然不动。既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一丝表情，头昂着，似乎不仅整片麦田，就连远天，就连整个世界都在它的眺望之中。稻草人身上的衣服已经朽坏，困在树枝骨架上的麦秸也越过破衣的束缚，从几个部位往下松垂，眼泪一样的雨水从它的头顶、脸上纷纷流淌下来。我觉得稻草人的执着或固执有点可怜，有点让人心疼，内心遂升起了雨雾般的感伤。

是谁突发奇想创造了稻草人呢？

当然，就我们家来说，母亲正是那个始作俑者。多年之前的北方，特别是北方的旱作区，没有人会种水稻，也自然没有稻草人。当时村子里的人是否听说过稻草人我没有考证，只是母亲嫁过来之后，便主张要在麦田里放一个稻草人。开始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爷爷、父亲以及村里的很多人都十分不解，个个睁大了怀疑的眼睛表示不可思议。母亲也不过多地争辩，她只说了一句“要有”，便亲自动手开始了她的创造。

按理说，母亲做出的稻草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稻草人。村里没有稻草，母亲便就地取材，用杨树的枝杈做骨架，用麦秸代替稻草做稻草人的身躯，一日日悉心捆扎。第一日，母亲用麻绳和带杈的树枝捆扎了稻草人的骨架；第二日，她用麦秸捆扎了稻草人的头颅；之后的日子，她又逐一按照真人的样式捆扎了手臂、腰身和手脚。最后一天，她找来了几条旧纱巾为稻草人做了一件飘逸的衣服，又找来笔墨为稻草人画上了眉眼口鼻，又用红油彩为稻草人画上了漂亮的嘴唇。母亲说“可以了”，父亲就扛着稻草人把它立在了我家的麦田边。于是，稻草人就有了自己的家园和所谓的使命。风来，稻草人纱衣飘飘，长袖曼舞，很像是在抒发着自己满足、愉悦的心情。路过的牛羊和天空飞过的鸟类，也都明白这片麦田有了相属的领主，徘徊片刻，便转身离去。

那时，母亲已经下嫁为农家妇很多年，但依然鲜活、富有生机。稻草人扎好画妥之后，她粲然一笑，竟然把稻草人照耀得如同有血有肉的美少女，以至于父亲边扛着稻草人往田里走，心里边打着鼓。

我说母亲下嫁为农家妇并非虚张声势。用贫富的价值观去判断，当时的母亲的确是下嫁。

论身世，母亲的出身并不平凡。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家乾安一带，没有人不知道臧字井的高家。那是个远近知名的大地主，骡马成群，良田千顷，一个大院就是一个村庄，主仆家丁百十号。母亲就是高家主人高万湖最小的女儿。而当时的父亲家却是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纯然贫农。母亲天生命苦，正赶上东北地区的大鼠疫，三岁娘死，四岁父亡，偌大的一个家族顷刻间土崩瓦解，如某一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尾。高家最后只剩下一群失去了父母、亲人和家财的孩子。母亲在瘟疫中剩下的几个哥哥的将养之下，勉强度过了几年缺吃少穿的艰苦日子，直至最后无法维系，她只能穿着乞丐一样的衣服做了她姨母的养女。

母亲的姨母姓崔，夫家姓冷。在母亲的讲述中，她的这个姨母一直被习惯地称为“冷家三姨”。“冷家三姨”在县城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她在刚刚成立的县妇联里当一个有一点地位的小头头。养母家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一方面让母亲的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让母亲的精神层面里又多了几分敏感和自卑。因为潜在的自卑、刚强相伴生的性格在内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又让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得不同凡响。这是她证明自己存在和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

应该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没有去上学，她参加了妇联组织开办的扫盲班。扫盲班的目标定得并不是很高，就是教当时不识字的文盲学会一些常用的词汇，要认识自己的名字和家人的名字，要认识一些常设机构的名字和领导的职务、名字以及一些日常生活、政治用语……总之是为了方便以文字的方式沟通信息。但母亲却下了狠劲儿，一跃，跳出了日常应用，进入了阅读领域。因为识字量比共同学习的人多出数倍，便开始担任小范围的领读，之后发展为读报、读文件和读一些故事类的书。阅读，一旦从应用进入到对文字内涵的捕捉和欣赏，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境界。母亲开始到处去寻找一些可读的读物，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古典文学著作等等。她以她并不轻松的阅读，为自己打开了另一道生活之门。从此，差不多大半生的时间她都以一个农家主妇的身份执着地保持着艰难的阅读，直到后来她得了脑血栓，彻底失去阅读能力。

也因为母亲自己说的“识文断字”这个本事，在一位乡村干部的鼓动下，她毅然告别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到了她自己的出生地，和贫穷的乡村、贫穷的长兄们一同生活。十八岁那年，她开始在村里担任妇女主任，参加乡里和县里的各种会议，带领家乡妇女开展识字运动和农业生产。那是她的春天，春风得意马蹄疾，春天可以把一棵卑微的草成全为一朵花。母亲对自己的得意时光一般不怎么提及，偶尔的自鸣得意也往往闪烁其词。但我能从她并不连贯的叙述细节和深深感慨中，揣测出一些当年的情景。

大约古今中外所有的女孩都是一种心性，迷恋并陶醉于自己一路如彩蝶般飞舞张扬，一路招惹，一路逃避，即便自己最心仪的意中人也不会让他轻易靠近，就如黛玉之于宝玉，投入着也质疑着，热烈着也哀怨着，她们是要充分体验一下春天虚无缥缈的幻想和浪漫。但她们往往会忽略春天的实际长度和脆弱程度，以为这个好季节轻易不会过去。她们哪里知道，在北方，不知道哪天就突然降临的风暴，会彻底终结正在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春天。

果然，一场奇怪的病突如其来，将张开了翅膀的母亲从天空吹落至尘埃。她的鼻子开始定期不定期莫名其妙地流血，一次甚于一次。原本面色红润的人，从此苍白羸弱。直到多年之后，父亲和村子里的人提到母亲的病，还忍不住惊叹：“一出就是一盆子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只是犯病时鼻子出血就要用脸盆接着，以冷水清洗、止血，渐渐清洗，水渐渐多，血色也渐渐浓，旁观的人一看就已经是满满一盆子了。开始，家人们都藏了几分心思，怕病情张扬出去影响将来的婚嫁，便由母亲的哥哥嫂子陪着她悄悄往乡里和县里一趟趟跑，去找乡医、巫医、赤脚医生等各类医生诊治。无果，便打听到了几个深藏于穷乡僻壤的老中医，实施“死马当做活马医”的策略，胡乱地吃着来自于正方和偏方的各种中药。药汤喝了无数，仍毫无收效，病情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

后来，干脆放弃了寻医问药，一任病情自然发展吧！舅舅们害怕了，怕这个没有出嫁的妹妹夭折在家里。看看病情已经无法控制，便只能着手考虑“后事”了。过去的农村有一个迷信的风俗，就是未出嫁的姑娘如果死在家里，不能入祖坟，只能单独埋在远离祖坟的野地。想一想将要埋葬妹妹的那座孤坟，几个舅舅心里就难过得不行。他们在想自己苦命的妹妹，活着时，从小父母早亡，已经是一个孤儿，死后再没有亲人陪伴，不又是一个孤魂野鬼嘛！

在亲情面前，舅舅们顾不上人格高尚，他们要给自己的妹妹迅速地找一个接手的下家。父亲因为家境贫穷，又不知底细，就成了那个被蒙在鼓里，接手一个濒死之人的倒霉蛋。父母的婚姻，实际上是一个两不情愿的婚姻。结婚时，两人心里都另有意中人，两人对对方都不满意，但两人又都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

放下家庭中种种的摩擦和细节暂且不表，单说母亲。自从嫁到夫家之后，鼻子流血的病竟然莫名其妙地好了。身上的病好了，心上的病却做成了。但一生的一切似乎已如蒸熟的窝头一样在一个跳不出去的热锅里定了型。那就只有期望和期盼了，期待着平凡又平庸的日子里出现些令人惊喜的亮光。日子是个什么东西，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正因为所谓的日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说不清楚和无法描述，才会有无限的可能，才让人不得不一天天地盼望。

如果一个人在夜里盼望着下一个日子的来临，而第二天到底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充满阴霾或夹杂着灾害的更加可怕的日子根本无法判断。那么，他将会如何选择呢？会放弃盼望吗？毫无疑问，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渺茫希望，就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还会选择盼望。母亲心里清楚，当初自己差不多已经是坟墓里的人了，从两米深的地下都能走出人生的地平线，怎么能说生活没有盼头呢？

终于，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那就是我。从此，她的生活不再空洞虚无，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有了盼望，同时也多了一重守望，因为已经有了守望的资本。她开始像墙上的挂钟守望着时间一样，像一棵无法在大地上自由移动的树守望自己开出的花结出的果一样，安下了心在一个低矮的农舍里守望着自己的孩子和未来的日子。对于母亲来说，一个孩子就是一线未来的希望，也有可能是一条人生的出路。事实上，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正是照亮她生命里的五道阳光。

秋天来了，麦田里的麦子尽被收走，大地一片空空荡荡，只有低矮的麦茬在阳光下铺展，提醒路过的人们，这里曾生长过大片麦子。此时，稻草人依然保持着春天时那个守望的姿态。在风雨的侵蚀下，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变得破旧不堪，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裂开长长的口子；曾经鲜艳清晰的五官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并呈现出一道道皱纹般的裂痕。我跑去问母亲：“田里的麦子已经收走了，稻草人还放在那里干嘛？”母亲回答：“是呀！可是不把它放在那里，它又能干嘛呢？”于是，稻草人依然立在原地，无人问津。即便是冬天，风雪弥漫，稻草人还是要以那个不变的姿态独自站立于大雪之中。

转眼，几十年过去，自从我们兄弟几人陆续离开老家到城里工作，家也告别了曾经熟悉的村庄。从前的麦田和稻草人，早已经隐藏在我的记忆深处，近于遗忘，如同那些事物从未曾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

举家迁入大安之后，父亲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我们弟兄几人因为工作，也因为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不能和母亲共同生活在一起。从前的家或母亲心里的那个家，自然变得空落。当然，我们会定期或不定期从另外的城市回到大安去看望母亲。早些年，母亲还年轻，她表现得也比较“刚强”。平时，只是等着我们给她打电话问安，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给我们。当我们回家，想什么时候走，可以抽身就走，她从来也不过多挽留。临出门，她每每会捎上一句：“走吧，那么多事情要做，不用惦记我。我也不惦记你。”说完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没有道别，也没有不舍的目光相送。那些年，我真以为她拿得起放得下，不牵挂我们。那次闲聊，妹妹告诉我，每次我离开家，母亲都悄悄趴在窗口目送很久。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不得不承认，做子女的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懂得母亲的心。

随着年龄的增大，母亲变得脆弱了，多日没有我的信息，她就会要求陪在身边的妹妹给我打电话。特别是脑血栓病第二次发作之后，她小脑萎缩的迹象明显。行走艰难，食欲大减，血压反复升高，经常闹情绪，经常想到死，虽然行动不便，也经常闹着要去看她在外地工作的几个儿子。但不管情绪闹得有多大，只要我回到她身边，她的情绪就立即好转起来。情绪好转，也不再有以前的机敏和灵动，整个人变得迟钝、呆滞，经常一个人毫无表情地望着窗外不说一句话。有几次，我从外地回到她身边，都已经开门进屋走到了她的面前，她也不抬头看我一眼。妹妹说，母亲正在快速进入老年痴呆状态。

果然是痴呆了吗？整整一天我都在揣度着，一个脑萎缩患者意识里还能剩余多少记忆、理智和情感。晚上，要去宾馆住宿时，母亲突然开口说话了。她不要我去宾馆里住，说那里又花钱又不方便，还不如就在她的床上和她一起住，又宽敞又凉快。那好吧，我也很多年没有陪伴她了，也许那是年迈母亲的一个心愿呢。

夜里，我刚刚要睡着，母亲下了床，在我所盖的薄被上又加了一层她平时铺床用的毯子。边往上盖，边自言自语：“这孩子，两条胳膊都露在外边，也不怕着凉！”可那正是大热天呢！入眠不久，我又被突然惊醒。原来，她正在床下给我掖被子，掖完了肩头又去掖两脚。大概，在她正在下降的智商里，我依然是一个不知冷热的婴儿吧。如此，一夜下来，我几乎没怎么睡着，她反复为我掖了好几次被子。

第二天，我以不习惯和另外一个人睡为借口要求去宾馆住，母亲还是不同意。她说：“如果你不习惯和我在一个床上住，就在沙发上住吧，大沙发那么宽敞呢！”我理解她是舍不得我离她太远。吃过晚饭，她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大家都很奇怪她在那里做什么。妹妹便忍不住问她。她缓缓回过头：“我在琢磨，你大哥睡觉时，头冲哪边好！”我在她旁边，只轻轻叫了一声妈，就没再往下说什么了。

我还是要走了。一个时期以来，我每一次离开她，在心里都暗暗地担忧，下一次是否还能再看到她，因为她十分糟糕的健康状况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

这一次，我出家门时她坐在沙发上没有抬头，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在窗口看我离去了。突然想起她从前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唉，等我将来要走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明白啦！”那时，她的身心强健，光景还好，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十分肯定，仿佛她就握有人生的某些秘密或真相。可是，时至今日我却一直不太明了，自己究竟应该明白或已经明白了一些什么呢？

任林举，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个人著作20余部，代表性作品《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瑞雪丰年》《此心此念》《出泥淖记》《虎啸》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