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康岩，一九九〇年生于安徽铜陵，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学历。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担任要闻版编辑。有散文及评论作品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

一

景山东街2号的“亢慕义斋”。

字面意义读解，“亢慕义”是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思是“共产主义”。关于“斋”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称：斋，戒洁也。言下之意，“斋”乃清心洁净之地。在“斋”里读经典、研学理、思人生，清净雅致，避尘绝俗，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这正是读书为人的极致之境。

“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室”，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室所在地。此地研习的，不是孔孟之道，不是南华真经，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门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如何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和读书人，喜欢给书房或居室取斋名，此俗似起于北宋。司马光给读书藏书地取名“读书堂”，在今河南洛阳城南独乐园里。园内清塘垂柳，假山嶙峋，藏书万余卷。司马温公于此钓鱼种竹，侍弄花草，调素琴，阅金经，奉受敕命，编纂史书……恰如陶渊明所谓“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陆游晚年蛰居故乡浙江绍兴，在八百里鉴湖之滨“老学庵”，一面乘长风登玉笥，一面读书写作。《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老学庵诗》自注云：“取‘师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英雄暗老，陆放翁南窗独望，漫卷诗书里消磨残年，看透每一个破晓和黄昏。

到了明朝，斋名盛行。归有光“项脊轩”、袁宗道“白苏斋”、唐伯虎“梦墨堂”、张溥“七录斋”……清朝一代，应科举乡试犯规被黜的蒲松龄，在老家山东蒲家庄一座砖石土坯砌筑的农家四合小院“聊斋”旁，设一简易茶棚，坐商行贾、贩夫走卒南来北往，络绎于途，进来讨口茶吃。蒲松龄清茶奉上，不收茶钱，专门打探奇闻异事，加工润色，辅以瑰丽想象，成就《聊斋志异》。

亢慕义斋，与这些都不一样。它隐藏在今天北京市东城区的沙滩后街55号院，像一位向晚老人，静默不语，肚腹之中尽是沧桑。走进院门，正中悬挂马克思像，两边贴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宋天放的墨宝。上联是“出研究室入监狱”，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源自陈独秀一篇文章。一九一九年六月初，北京大学等校七百余名五四运动游行学生，被北洋政府军警逮捕，北京城风声鹤唳。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写下不满百字的战斗檄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经历多次牢狱之灾，通缉被捕更是家常便饭。这篇小文，像是写给自己的人生预言，在近代中国革命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刻下苍劲一笔。

下联出自李大钊。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南方和北方辈出强者，共谋救国救民之道。两联成为后来研究会座右铭，给青年一代指明方向。当时有人赞誉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两联陈李携手，为后来二人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南北相约”建党，埋下伏笔。

民国时期，沙滩后街还叫景山东街。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上撰写了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其中提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将开办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措施之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第一个近代主管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衙署，旋即成立。校址很有来头。乾隆帝和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下嫁给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次子福隆安后，御赐驸马府，京师大学堂就开在这里。《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赐于乾隆十四年的一等忠勇公府邸“面积之广、建筑之壮丽，当年为北京第宅之冠”。这里原是明代的马神庙，御马监在此祭祀马神。可惜的是，维新变法遭到顽固派抵制，光绪的“新政”宏图化为梦幻泡影。慈禧废止一切变法措施，独留下京师大学堂。

公主府里三百余间房屋鳞次栉比，三路五进的院落格局，很是气派。学校建成，公主梳妆起居的闺阁，辟为藏书楼。昔日妖娆粉黛、镂金镶翠，换作今日墨香缕缕、书香盈盈。府邸内的公主正殿，被改为礼堂，用作集会演讲，不少名流在此舒展抱负，慷慨陈词。西路加盖十五排平房，作为学生宿舍，称“西斋”。东路新建三座西式楼房，自南向北依次是文科楼、数学系楼、工字楼。后来，次第又建几栋中西合璧式教学楼、实验室、阶梯教室。

最气派的，算公主府那座三扇并列的朱红大门，两尊硕大石狮门前把守，气势威严。进门穿过甬道，就是花园，一派明丽风景。花园建造用尽了“圆”与“方”的对峙机巧。外层植一人多高的柏树，围成规整方形。柏树圈内，青砖铺就圆形甬道，两三米宽。

最里一片绿草如茵，草坪中间有荷花池，微风拂过，清波粼粼。池子由汉白玉砌成，直径七八米，中央竖方形石碑，顶部装饰日晷。四角树丛里繁花怒放，应季应时。石径路面红白黑三色石子铺成，三种颜色交替繁衍出多般变化。整座院落，白天荷香四溢，夜晚睡莲卧于水面，红白相间，清冷月光下时隐时现，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

亢慕义斋的设立，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信仰确立紧密相关。

事情还要从李大钊一九一三年留学日本说起。

二

一九一三年夏，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的李大钊，得到政界重要人物汤化龙、孙洪伊的支持，为“深研政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学习。有感于国内政局混乱、民生凋敝，百姓有倒悬之危，国家有累卵之急，先进知识分子都把求解救国救民良策的目光，投向西洋和东洋。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以匡扶天下振兴中华为己任的李大钊，不能例外。

赴日航船上，李大钊举目四望。海面浩瀚无垠，海风轻轻拂掠，海波层层荡漾。海鸥成群结队，翩跹而来，时而盘旋，时而振翅，时而掠水，时而静立于船舷，悠闲又自在。李大钊知道，平静只是表面平静，安宁只是一时安宁，海底的漩涡和激流裹挟着强大势能，正在奔突游走，就像万马齐喑的时代，亟待一团烈火熊熊燃起，烧毁腐恶败坏的旧势力、旧制度、旧伦理、旧道德。

李大钊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不由想起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的情形。落日余晖给甲板镀上一层耀眼的金黄，眼前一碧万顷，耳畔汽笛声声。流水一去不返，英灵不能复生。这海潮声里，分明藏着军士的呜咽、家小的号哭，还有亿万生民无路可走的哀叹。李大钊是这亿万分之一。从小饱读诗书，皇皇经书史传，每个字都在告诉自己，中华帝国物阜民丰、万国来朝，怎落得如今这步田地？海风吹来，李大钊有些微冷，他收回飘远的思绪，叹了口气，往船舱里走。这口气里，既有倭奴趾高气扬于中华领土之恨，也有国不复国、怎当富强的壮志难酬。

到了日本，李大钊化愤懑为勤苦，发奋研习政治经济学。早稻田大学保存的李大钊学籍卡和成绩单显示，一九一四年三月九日，李大钊通过早稻田大学免试，被编入“大政一科”（当时日本年号是“大正”）。李大钊来日本之前已经学过日文，水平不错才能免试。一九一三年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李大钊已显示出翻译才能，他将日本人中里弥之助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纲领》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自己创办的杂志《言治》。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学习。

功课安排相当紧凑，第一学年课程就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近代政治史以及英文练习、日语作文等。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有几位是日本政治界、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人物。

学校图书馆小院内，有一尊半身铜雕像，面带笑容，安详亲和。铜像背面写着：早稻田大学棒球部创始人——安部矶雄。安部矶雄不仅是学校棒球部创始人，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安部矶雄一八九八年在日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扬社会主义，反对日俄战争，宣扬“女性解放”。两年后，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运动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协会。

安部矶雄对社会主义的弘扬，引起李大钊关注，他对安部的思想很钦佩。那时候，李大钊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一定可以救中国，社会主义一定不会辜负中国。但安部的实际行动已经让他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力量，于是，他选修了安部矶雄开设的“都市问题”课程。课上聆听远不够，关于社会主义，李大钊还有许多困惑待解。正当他冥思苦想之际，安部矶雄来到学生宿舍“信爱学舍”，给学生们解疑答惑。

安部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描绘，同他思想深处扎根已深的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托尔斯泰“忏悔”意识，既发生激烈碰撞，也产生和谐共鸣。李大钊抬头望向宿舍窗外，夜已静谧，灯光下，樱树丛丛叠叠，樱花满树烂漫，花瓣鲜艳亮丽，枝叶繁茂旺盛，像是夜空中绽放的粉红色烟花。清淡的花香飘窗而入，伴着思绪起起伏伏。那晚，安部矶雄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开始撩动李大钊的心弦。

李大钊此时躁动的思想，就如同学校里的生活，无法安宁。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内阁政府秘密向中国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日本，在日留学生三千余人，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众人推举李大钊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文章很快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散发，并被带往国内传播，传遍全中国：

天发杀机……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纵然李大钊挥动凌云笔，也改变不了江河日下、已至穷途末路的国内政局。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满足日本政府要求的复文。二十五日，“中日条约”有关换文在北京签字。时局急转而下，是留在安静的教室里伏案苦读，还是回到饱经磨难的祖国投入革命？李大钊内心有些纠结，他想起童年时被祖父李如珍屡次带去大黑坨村华严寺门前看碑文的一幕。

李大钊父母早逝，由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祖父的言传身教对他早期性格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确立，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想当年，祖父不甘困守在河北乐亭大黑坨村的贫瘠土地，趁着年轻，外出“闯关东”，到长春、万宝山一带经商，赚到钱后回乡。除了买地造宅，李如珍还做了一件村民眼中的“大事”。

大黑坨村有个风俗，每年夏天都要搭台请戏班子唱上几场，一来娱乐乡里，二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唱戏得有地方，村里一直没个场地，李如珍便把这事儿揽下来。他四处募集，加上自家捐献，用了六七年时间，终于建起了戏台，就在村子华严寺门前的十亩地上。华严寺是村里的主庙，戏台建在寺庙旁，村民也好来此给庙里的四大金刚和十八罗汉烧香上供。

村里乡亲高兴坏了。为了感谢李如珍，他们邀请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给李如珍写下一块“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立在华严寺前“福地”上。碑文由当时尚在世的李大钊的父亲，亲自誊写。小时候，李大钊不止一次跟着祖父来到碑前，听着祖父的耳提面命，看看那从未谋面的父亲留在世上的笔迹。当时的李大钊不知道碑文的分量，但从同村人歆羡的目光中，他能读出这块碑在祖父心中的特殊地位。

大黑坨村在滦河右岸、渤海之滨，每当海风吹拂，村南口那棵六百多岁的老槐树就摇动枝叶，簌簌作响。家乡的海风，此时仿佛吹进早稻田大学的宿舍楼，一同吹来的，还有祖父的教诲和吁叹。碑文落款，更是闪电般掠过李大钊眼前：“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从九品”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属最末流。李大钊明白祖父对官职官品的向往，知道他为何会把科考取仕的担子压在自己肩上。

一转念，李大钊又想，就算拿到学位又如何？这国将不国的情形能改变吗？这生灵涂炭的惨象能有救吗？中国人受欺侮、被压制、被操纵的局面，能结束吗？在高等学府深研政理，不是为了皓首穷经，读死书、死读书，学好一身本事不还是应该投身革命、改造社会，挽国之将倾、救民于水火吗？世上的书读不完，世上的字写不尽，但国家危亡就在眼前，眼不见耳不闻、不伸手不踏足，如何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祖父、对得起往圣先贤和亿万黎民？躺在床上，窗外凉风吹打窗棂，也吹拂着李大钊的心。路如何走，他已有答案。

早稻田大学校史资料中心，还保存有记录当年学生学费缴纳情况的《政治经济科大正四年度学费领收簿》，其中有两张领收书与李大钊相关。第一张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一五年八月，钢笔字迹书写：

李大钊，9月9日缴纳学费5日元、10月26日缴纳4.5日元、11月9日缴纳4.5日元……

第二张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六年八月，名下缴费记录空空如也。上面加盖一方印章：

大正五年（1916年）二月二日除名，除名事项：长期欠席。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被学校除名后的那个春天，李大钊提笔写下气贯长虹的《青春》一文。一九一六年五月，他踏上归国的轮船。

三

回国后的李大钊接受章士钊邀请，到北京创办《甲寅》日刊，和自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编译委员的高一涵同时担任主笔。章士钊为《甲寅》定下调子：“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李大钊与高一涵起初写文章是以“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为主，后来遭到章士钊反对，改为“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

可是，恫瘝在抱的李大钊，笔头哪能不为搅动时局而发声？他什么领域都要涉及。在《甲寅》日刊工作的四个多月，李大钊总共发表了六十余篇文章。笔触所及关涉国内政治、外交、社会、个人修养、学理阐发、世界大战影响、战争中各国政治状况诸方面。在对战争形势和各国政局动向的观察中，李大钊把目光投向俄国“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俄罗斯帝国爆发革命，沙皇统治的末代王朝——罗曼诺夫王朝，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革命前夕，俄国各地出现大规模工人示威和罢工，首都彼得格勒三十多万人联合总罢工。工人们高喊：“打倒战争！”“面包与和平！”革命风暴吓坏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下令逮捕游行中的积极分子，企图恢复城市秩序。可是，箭在弦上的工人们革命热情势不可挡，在沙皇政府野蛮镇压下，他们更愤怒、更勇猛。他们行动起来，攻占政府军军火库，抢夺枪支弹药，筑起人墙街垒，跟军警殊死搏斗。

在工人感召下，有几万名士兵公开站在革命者一边。他们同工人一起，占领沙皇巢穴——冬宫，还有政府机要部门，逮捕沙皇大臣和将军。尼古拉二世不甘心，从前线调集军队，企图夺回首都和政权，但沙皇军队在革命影响下哗变。此时，尼古拉二世终觉大势已去，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被迫引退，让位给弟弟米哈伊尔。第二天，米哈伊尔宣布退位，统治俄国三百零四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轰然垮塌。

“二月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李大钊听闻激动不已，连续写下文章《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探讨革命对世界、中国的影响。

就在李大钊为《甲寅》日刊奋笔疾书时，历史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个错步上位的小丑：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北京。

黎元洪在张勋逼迫下，发布解散国会命令，宣传民主的出版物同时受到威胁，章士钊避走天津，并发表与《甲寅》日刊脱离关系的声明。《甲寅》日刊由高一涵勉强支撑，但也难以为继。李大钊觉得，继续留在北京也无意义，便赶往上海。

四

在上海避难几月，等再回北京、被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时，李大钊的人生终于迎来关键时期。

回北京前，身在南京的好友白坚武，赠给李大钊一首小诗：

海内儒冠尽，

神州已陆沉。

文章千古事，

赤血铸丹心。

白坚武是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在校时二人被誉为“北洋二杰”。毕业后，做过直隶都督署秘书、自治筹办所课程长、国务院内务部佥事。这首作为临别赠言的“小诗”，对李大钊而言确是“知己之言”。李大钊带着赤血丹心、好友祝福，回到北京，入职北京大学。

此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治校理念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尤其教员聘任，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他任校长期间，各路英杰都能在北大讲台上发挥才情，一时间各种学说、思潮在北大校园里彼此争锋、交相辉映，犹如旋律繁复、华彩熠熠的文化交响。这期间，既有新派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也有复古保守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既有儒林耆老或蜚声海内外的留洋博士，也有没考上大学但有一技之长的自学青年。

此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园内外，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拥护，对新道德、新文学的提倡，宛如一枚巨石投入深潭死水，唤醒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沐浴在新思想阳光下，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思想的闸门被新文化的涌流冲荡，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呈现一派生气勃勃、新芽初放的胜景。

李大钊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一员猛将。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李大钊就曾为之撰稿，他将文章的着眼点锚定在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精神上：“要以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等到《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九月出版到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新青年》，并将编辑部迁往北京，李大钊已经同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一样，成为主要撰稿人。

加上蔡元培鼎力支持，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已成新文化运动主阵地。打倒孔家店、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青年》与当时社会上一波波流行思潮形影不离、寸步不分，只要是鞭挞旧礼教旧道德，《新青年》便倡导；只要是弘扬科学民主思想，《新青年》便支持。

当时，政治观点、学术思潮、伦理道德都朝着“新”的方向进展，北京大学又像磁石一样，将进步知识分子牢牢吸引，可以说，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京大学实际上成为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惟其如此，没有在早稻田大学拿到学位的李大钊，才能不被旧规矩挡在门外，有机会在北大任职。

后来，章士钊回忆道：

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李大钊字）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正式接替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教授经济学、历史学。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北大任教期间，李大钊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点燃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点星火。

“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三股政治势力相互牵制：一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共同执政的苏维埃政权，一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组织农民、士兵力量，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到一九二二年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成立，是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后来，毛泽东分析：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

实际上，中国驻俄使馆从开办初始，就向北洋政府外交部传回俄国种种资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在给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致电中说：

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议和，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刘镜人发电时，起义还在酝酿，尚未爆发，“广义派”就是布尔什维克。列宁觉得，党的全部领导力量必须集中在工厂和兵营，海军和陆军要配合，首先占领城市基础设施。最坚决的分子成立小队，占领重要据点，最精要的兵力，占领行政中枢。起义时机一定要适当，一刻不能迟缓。

但是，俄国临时政府已得知起义消息，他们仇恨而害怕，不会轻易把政权拱手让出。临时政府纠集弹压革命的武装力量，封锁桥梁道路，想以此自守，困兽犹斗。列宁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此时，彼得格勒的工兵已经转入布党领导之下，政府的封锁行动也被彼得格勒两万多名工人组成的赤卫队打乱。列宁审时度势，觉得不能再等，他必须马上出现在斯莫尔尼宫，指挥武装起义。这里是布尔什维克党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也是十月革命的司令部。

列宁沉吟片刻，一言未发，迅速掏出假发，披上大衣，急匆匆往司令部走去。交通员拉希亚跟随身后，二人上了电车，车朝车场开去。下车后，两个骑在马上的士兵突然朝列宁冲过来。“通行证！”他们趾高气扬，对列宁和交通员吼叫。拉希亚见状，机警地冲上前，挡在列宁面前，拖住二人的询问。普通老者装扮的列宁趁机逃脱，迅速离开，疾步走向斯莫尔尼宫。

蓝白相间的斯莫尔尼宫，矗立在涅瓦河左岸，被城市里大量的河溪、水渠和桥梁包围。这里原是一所贵族女子学校，十九世纪初奉俄罗斯历史上唯一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而建。每当夜幕降临，这座融合了巴洛克和拜占庭风格的三层宫殿岿然不动，注视一座座桥跨悬吊在夜空中，面前一艘艘远洋巨轮安然行驶。这时，斯莫尔尼宫内集合大量全副武装的工兵，列宁盼望已久的时刻，即将到来。

列宁走到会场中央，摘下帽子和假发，众人马上认出了他，欢呼雀跃，好像革命的力量随着列宁一同涌进了门内。列宁下令：“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桥梁，占领政府所有机关。赤卫队，集合！”在斯莫尔尼宫场地上，口令如雷鸣在耳。武装部队领命后，轮流坐上卡车，鱼贯而出，最后消失在彼得格勒温柔的夜色中。士兵水兵，随后也集结出发。

革命的力量摧枯拉朽。十一月六日夜间到十一月七日上午，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彼得格勒战略要地，邮政总局、波罗的海火车站、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等交通要冲也被控制。紧接着，革命者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切断临时政府通话线路。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见状，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

七日晚九点四十五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总攻信号。雷鸣般的“乌拉”声响彻广场上空，赤卫队员、革命士兵越过街道和堡垒，冲向冬宫。在楼梯间，残留的士官生与革命队伍使用匕首、大刀、工兵铲对斗，但大局已定，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被擒，冬宫被攻克。这个碧玉镶嵌、包金镀银的华丽皇宫，回到人民手中。

当夜，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全俄罗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列宁发布《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一切权力归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主席。委员会下设各部，执行无产阶级国家各种职能。斯大林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放眼寰球，资本主义制度不再一统天下，社会主义阵营渐次壮大。

革命发生后，刘镜人又发一通电报，报告起义消息：

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北洋政府通过电报，对俄国政局变化情况基本掌握。但电报内容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大多数民众不知情。传媒的力量此时显现出来，一些报刊开始对革命进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报道。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国民党在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报道革命消息。长沙《大公报》在专栏中介绍“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广东中华日报》报道《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劳动》杂志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列宁）事略》。

报道让革命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各界对此褒贬不一，有的难以接受，有的大加赞扬。李大钊无疑属于后者。写文章探讨“二月革命”影响开始，李大钊就从报端纸缝里关注俄国局势，直到撰文介绍十月革命经验，他的思想开始朝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天安门附近的中山公园人潮涌动，中华门前架起高高的彩牌楼，天安门、正阳门也装饰了彩灯。学生、知识青年、做小买卖的、农民、拉洋车的、矿工等各个社会阶层，大家聚在一起，北京大学正组织教授们演讲，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李大钊是演讲者之一，两天里，他先后两次做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不久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演讲词，和李大钊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之一。

战争胜利极大鼓舞中国民众信心，东交民巷的外国在京人士举办提灯会，教育部下令各省学校升旗、放假庆祝。上海教堂里的钟声此起彼伏，音律各异，抑扬顿挫。怕是教堂钟不够用，就连救火车，也开到城市主干道鸣响汽笛，分享喜悦。各个商号门前，国旗高悬，总商会通告升旗三日。市民一面上街欢呼，一面点燃炮竹。

众人欢欣鼓舞，李大钊心有戚戚，但段祺瑞等人为“掠功”大搞庆祝活动，李大钊难掩愤慨，他要通过演讲和文字，揭露他们的卑劣，回答欧战胜利的真正原因：

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

李大钊的演讲激情飞扬，手势随着语流上下翻飞，黑色圆框眼镜难以遮住他火热灼灼、信仰弥坚的眼神。阻碍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腐败势力，都像是枯叶遇到凛冽的秋风，被社会主义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李大钊向着人流高声呐喊：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后《新青年》上，李大钊笔力爆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等文章，构筑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波浪潮。从晚清帝国分崩离析到辛亥革命流产，从古老中国被列强侵略瓜分到内忧外患加剧，从孩提时代祖父耳提面命到留学东京深研政理，从大黑坨村到樱花树下，李大钊始终保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关注世界政局，把握时代脉动。

多年以后，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论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如今，李大钊终于“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寻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相结合的道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也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光明未来，砥砺前行。

五

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红楼课堂，学生们安静听讲，先生们耐心讲授。广场上的李大钊更像“燕赵慷慨悲歌之男儿”，宝塔一样耸立在人群中，滔滔不绝宣讲自己的政治理念。讲台上的李大钊，褪去澎湃激昂，显得平和柔顺，简朴的神色中透露出豪迈。

李大钊从一九一八年起，陆续在这里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现代政治”等课程。上课之余，还举办“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编成讲义，引入课堂，纳入考试成绩。这是中国高等院校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大学课程。越来越多青年学生受到李大钊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以李大钊为圆心，开始辐射形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等一批青年才俊，是团体的主力军。

后来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人的罗章龙，从中学时代，就在《新青年》读到过李大钊的学术与政论文章，一直心仪其人，却无缘得见。一九一八年九月，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一门心思想见李大钊。来自湖南浏阳沔江村农民家庭的罗章龙，办理入学手续时犯了难。按照制度，入学需填保证书，并由学校两位教授签章具保，才能入学。

罗章龙初到北京，人地生疏，哪里找得到教授保人？同学间素有李大钊教授侠肝义胆的传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李大钊，便试着前往拜访。李大钊刚迁入红楼新办公室，此时宾客满座，见到一个陌生同学前来，放下手头应酬，忙问缘由。罗章龙交代事情原委，李大钊并没多问，也没为难，随手就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赶紧拿上，到教务处办理注册，别误了时间。”李大钊叮嘱道。

罗章龙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感谢，站在办公室里手足无措起来。李大钊瞧穿了罗章龙的心思，轻声言道：“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具保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径来找我。”

顺利入学，罗章龙首先选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课。每次上课前，李大钊都会精心准备讲义，亲自分发。李大钊的课程系统与条理兼备，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具有高度说服力。同学们听课踊跃，课堂座无虚席，迟到的就站着听讲。后来罗章龙回忆：

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李先生对班上同学的学习非常关切，我也因而有机会同他不断接触，就政治与学术方面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向他求教。

“听说李先生对德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都怀有很大的兴趣，我正好在预科德文班读，但自己却不能直接阅读德文原著。”罗章龙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听后，摆摆手，道：“那有什么关系，你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一起交流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政治、经济、文史、哲学，各领域，都可以。”罗章龙一听，便把藏在心里很久的建议告诉他：“大战以后，德国通货膨胀得厉害，马克正在贬值，这时候正适合用经费采买一批德文原版书籍。”

李大钊觉得建议可行，于是，利用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便利，以图书馆的名义，购买了德文原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四十余种马列主义著作，还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多种马列主义倾向杂志。北大图书馆的馆藏，因为马列主义作品传入，变得更加丰富。图书馆干脆开辟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北京大学日刊》经常对阅览室举办的活动刊载报道，向全校推荐。

因为直接接触马克思原著，李大钊带领同学们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研究，并将原文原著翻译成中文。十月革命后一两年，翻译活动昌盛起来，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原著被翻译成中文，李大钊亲自参与。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狱中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众人聚在一起，一面翻译一面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益精进。

这些青年学子围聚李大钊周围，人渐渐多了，势力壮大，大家心里都在酝酿一个愿望：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聚在一起，以后干革命、办事情，众人能够心想到一处、劲儿使到一块儿。愿望日益迫切，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条件日益成熟。李大钊也在考虑，时常与陈独秀商量。北大任教的同事情谊，《新青年》编辑部心手相连，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令二人惺惺相惜。

这时，一片乌云笼罩过来，预告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占领的青岛等要求。但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中国协约国成员地位，擅自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压力，准备签字承认。

外交失利的消息由留学生传回国内，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京城学子更是群情激奋。五月三日，北京大学救国会在大礼堂组织演讲集会，现场两千多名学生，人头攒动。《京报》社长邵飘萍站在人群中央振臂高呼:“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如今，民族命运已经系如一发，北大学生理应挺身而出，发起其他学校同学，救亡图存！”

邵飘萍的话，点燃了同学们的爱国心，在场学生决定将游行活动提前。大家一致决定：将原计划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学界示威集会，提前至五月四日；示威后到东交民巷，向美国大使馆递交说帖。大家推举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的傅斯年任总指挥，政法科学生段锡朋任总带队，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的许德珩起草文言文《学界全体宣言》，文科学生罗家伦起草白话文《学界全体宣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拉开大幕。

学生们冲锋在前，北大教授也并没有置身事外。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晚，陈独秀身着西服，头戴白色礼帽，出现在北京城南的新世界游艺场。这里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达官贵人、外地富商、外国公使在这里看电影、看杂耍、听歌跳舞。陈独秀的西服兜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看上去鼓鼓囊囊。手里还提一个方形皮包，也满满当当。里面是他和李大钊连夜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陈独秀带着皮包，先跟胡适、高一涵等安徽同乡碰面，随后来到游艺场一家饭馆吃饭。南北东西曲折相连的游艺场大厅，京剧场在北面，电影院在南面，不出厅内，只有曲艺杂技场在大厅西便门外院。观众们两角钱买张门票进场，痛快休闲。陈独秀端着酒杯，默不作声，眼角余光却在场内扫来扫去。吃完饭，陈独秀与二人分手，他要独自一人把印着《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撒出去。

陈独秀在来往的人群和喧嚣的声浪中气定神闲，他想到长坂坡前一场鏖战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不同的是，赵子龙怀揣幼主，他要寻到一处人少光黯的地方，趁没人注意，来个“天女散花”。陈独秀仔细端详周围，上了楼看看，又走下楼瞧瞧。两个巡警注意到这个装束不一般的人，他们跟在陈独秀身后，亦步亦趋。天色渐晚，观众越来越多，场子里的唱戏声、快板声、叫好声、欢笑声连缀成一张大网，陈独秀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有个独立花园，五层楼高。二话不说，陈独秀快步登上，跑到临街的一边，正准备抛撒传单，两个巡警顺势而上，将他摁倒在地。

两天后，《国民公报》报道陈独秀被捕。当时的陈独秀已是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领袖”，学界、商界、政界等各界人士都在设法营救，其他省份很多报刊也在发表文章声援。在湖南，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开设专栏，评论此事，并全文转载《北京市民宣言》。李大钊心急如焚，四处拜访同僚熟人，为营救陈独秀集结力量。一时间，从学生联合会到知名教授、大学校长，再到安徽同乡会、省长等各方要求保释陈独秀，纷纷致函电给军警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九月十六日做出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经此牢狱之灾，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已成军阀政府眼中钉、肉中刺，对他的监视与逮捕不可能休止。他开始在京城各个胡同间打转，先搬到胡适家住一阵，又到李大钊家躲避。李大钊见此情状，心想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北京对陈独秀而言，不是久留之地。几人商议，决计送陈独秀出京。

“你家北池子寓所门前，警察厅已经派人站岗，先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你离开北京。”高一涵替陈独秀出主意。“哪里能这么容易走，车站沿途都有军警把守，怎么能出得了城？”陈独秀有些灰心。大家把目光投向李大钊，期待这个平日里刚毅木讷的“憨坨”，关键时刻能想出什么金点子。

李大钊起先不言语，低头思忖，突然抬起头徐徐说：“我护送仲甫兄走。目前情形，要保证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我倒有一计划，可行之。”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北方口音，平日里多穿粗布棉袍，戴一副圆框眼镜，像个做买卖的。时当阴历年底，北京一带生意人正往各地收账。李大钊雇来一辆骡车，装扮成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准备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他戴上毡帽，低低压在头上，还从王星拱家厨师那儿借来一件背心，背心上沾满了油渍，油光锃亮。陈独秀坐在骡车后头的篷座里，李大钊挎着车把，带着几本事先准备好的账簿，印成店家用的红纸片。两人沿途打尖住店，都由李大钊交涉办理，生怕陈独秀一张嘴说话，露了南方口音。

在由京到津的路途中，骡车摇摇晃晃，二人倾心交谈，谈话主题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要想挽救当下时局，光靠你我几个教授跟学生们单打独斗，恐怕是不行了，俄国革命在前，做了很好的范例，我们国家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工农大众的力量发动起来。”陈独秀低声说。

“仲甫兄所言极是啊。”李大钊接过话头，“我们的目光要从青年学生转到工农大众，从研究思想文化到建党的实际行动。最近，劳动团体和社会政党的组织越来越精密，力量越来越大。俄罗斯有共产党员六十万人，而建成一个赤色的国家，我们就是缺乏这种有组织有训练的力量。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骡车在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一路颠簸急行，两人极其热忱地交换意见，心无旁骛，都未感到疲惫。两人约好，陈独秀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李大钊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话谈完了，陈独秀躺在车篷里休息，李大钊驾着骡车行驶在山间小道，哒哒的蹄声时轻时重，鸣响在山谷间。空谷里回音传来，寂静又悠长。李大钊极目远眺，周遭群山环绕，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织错落，千峰竞秀，视觉里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形。横亘的燕山拔地而起，纵贯的太行山庄严耸立。这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从高莽山麓到壮阔海滨，江山形胜，甲于天下。李大钊回想起刚才那番谈话，胸膛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已是入夜时分，刚巧又下了雪，大雪覆盖了山间道路，大地一片雪白，群山苍苍莽莽。时而飞过一两只寒鸦，发出哀鸣般的叫声。仰观天穹，星星稀稀朗朗，将天幕衬托得极高极静，像是一张黑色大氅，护卫着山峦与大地，以及山路间的骡车与行人。四下无人，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加上骡子身上铃铛的乐音，甚是好听。两只车轱辘在雪地里留下一行行崭新的辙印，向夜幕深处延伸，旋即被飘飞的雪花覆没。

计划十分奏效，两人一路顺利出城到了天津，李大钊给陈独秀买了船票，陈独秀坐船到上海躲避。李大钊返京后，陈独秀从上海来信，详细告知了两人易装出逃的全过程，胡适和高一涵听后都哈哈大笑：“好你个守常，还有这一手！”在上海过除夕的陈独秀，听着街头到处响着的鞭炮声，酒吧饭馆传出的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的莺歌燕语，石库门房子里传出的哗哗啦啦打麻将声……这些世俗响动，他没有听进心里，他心里有另一个亮堂堂的声音在鸣奏。他知道，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有五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率先开始建党活动，自己义不容辞。

回到北京的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年轻人多次讨论，决定先组织一个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此吸收和影响更多进步青年、社会大众，知道、了解、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李大钊指导下，十九名北大学生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刚成立，研究会处于秘密运行状态，李大钊没有出现在公开发起人名单中，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只是以理论家身份指导。

高一涵对李大钊说：“还是不要用马克思的名字，用马尔克斯吧。马尔克斯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语音上很接近。”当时有军警前来查看研究会活动，回去报告说研究会研究的是马尔克斯，上司一听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

在学校，研究会要找到一处落脚之地，同学们便向北大总务长申请办公用房。当时社会舆论觉得，马克思主义学说“过激”，总务长便怕惹麻烦上身，以种种理由搪塞、拖延。官司打到了校长蔡元培面前。“其他学术团队都有办公用房，为什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没有？给他们两间宽大的房子，房子里应有设备要齐全，火炉、用具都要有，还得派工友执勤。”蔡元培告知总务长。蔡元培支持到底，一个集办公室、翻译室、图书室功能于一身的“亢慕义斋”终于诞生。

研究会一经成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一九二○年十月，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经过一番调整，同年底，北京共产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等。李大钊兴奋地告诉罗章龙：“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

研究会的工作热火朝天。搜集各种语言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是研究会的基础工作。大家推举范鸿劼为图书经理，负责搜集。这些图书，一部分是李大钊通过北大图书馆转借，一部分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第三国际远东代表来北京时提供，还有一部分是亢慕义斋自购。李大钊每月从薪水里拿出八十大洋，购买文献，会员们也集资从国外购买原版著作。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图书室里集中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英文书籍四十多种，中文文献二十多种。英文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中文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二年，图书室藏书已达数百种，语种覆盖英、德、日、俄、中等。研究会藏书，都打上“亢慕义斋图书”正方形印章，长宽各三十二毫米。印章篆文简朴，线条清晰。

如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保存有“亢慕义斋图书”篆章的德文原版书，它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刚刚传入中华大地、播撒真理种子的岁月。其中有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德国十二天》和《旧目标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等。这些书多由共产国际有关机构出版，封面下方印“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等字样，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来时秘密送给李大钊和“亢慕义斋”的。

搜集来原版书，接着就该翻译。亢慕义斋设立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小组，专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相关的文章书籍。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马列著作版本，大多是从日文转译，亢慕义斋的青年才俊直接从原文翻译。北大向来重视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很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众多语种学科。研究会充分利用学校外语人才优势，邀请老师辅导，吸收外文系同学参与。依靠雄厚的翻译力量，研究会翻译了一批马列经典著作，比如康明尼斯特丛书、马克思全书、列宁丛书等。还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震撼世界的十日》等，作为学习资料。

罗章龙所在的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他全程参与，并作为执笔人。《共产党宣言》翻译好后，大家自行誊写油印。但北洋政府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囿于局势所迫，译本不便公开发行，德文组同学也怕翻译得不够准确传神，译本只在“亢慕义斋”内部传阅。

众多马列经典著作中，李大钊对马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集大成的著作——《资本论》青睐有加。这本一八六七年问世的鸿篇巨著，是马克思最厚重、最宏阔的著作。它以剩余价值为中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基本矛盾及历史发展趋势，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李大钊号召德文组翻译三卷本《资本论》，德文组的李梅羹、罗章龙在翻译第一卷时，就觉得难。他们硬着头皮实在翻不下去了，就请德文专家前来讲解。

除了语言困难，《资本论》包罗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也对翻译提出很大挑战。李大钊耐心对德文组的同学们解释：“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资本论》合计两千一百三十五页，第一卷是马氏在世时刊行的，第二、第三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第二、三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

此时，李大钊在东京留学时的同学——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兼政治门研究所主任陈启修，起到关键作用。陈启修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留学期间，和李大钊一样，阅读各种流派著作，接触各种学说思想。其中，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他与李大钊在中日留学生总会相识，在李大钊热情指引下，陈启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二人建立起亲密友谊。

一九一八年，陈启修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与老友李大钊重逢，两人往来更加密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启修担任《资本论》研究组导师。每月研究会要举办两次演讲，陈启修经常与李大钊在北大法科礼堂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演讲。研究会还举办辩论会，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公开宣扬马克思主义。好几所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参加，辩论现场十分激烈。

经过德文专家和陈启修帮助，德文组总算译出《资本论》第一卷，并将译稿油印出版。令人想不到的是，直到一九三○年三月，中国最早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中译本才由陈启修翻译完成，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历史的暗流涌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通缉鲍罗廷、毛泽东、邓演达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迅速发展的北伐战争遭遇挫折。“四一二”政变后，陈启修在国内无法立足，改名陈豹隐，东渡日本。

之前来日本，陈启修漫步浪漫的校园小径，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吸收着四面八方的营养和水分。而此刻，天涯亡命，就连真名也无法示人。但承续“亢慕义斋”薪火，继续翻译《资本论》，陈启修没有忘记。翻译《资本论》，陈启修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学生时代就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会指导学生研习《资本论》，对《资本论》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资本论》中的许多外文名词在中文里没有现成对应的名词可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困难可想而知。

三卷《资本论》浩瀚广博。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早在一八四二年，马克思还是德国《莱茵报》的编辑，就已经“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随后，马克思旅居欧洲各大城市，从未抛弃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直到一九二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组织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卡尔·考茨基，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理论权威，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大众版。这个版本当中，考茨基把原版《资本论》中马克思大量引用的外文都翻译成了德文，同时做了详尽的注释，方便读者更好阅读。由此，这个版本风行一时，很快也就传到中国和日本。陈启修翻译《资本论》时参考的底本，就是这个版本。因为精通日语，他还参考了河上肇的日文译本。实在难译的地方，陈启修另辟蹊径，在原文里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这些“陈注”，包孕着翻译者的慧心。

趣事还有很多。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德国文学专家、著名诗人冯至，一九二一年考入北大德文系。他回忆一次求学时期书库里的“意外发现”：“一天我在书库最上层一些未编目的书籍中见到一本德文版的《反杜林论》。我取下来翻阅时，里面掉下来一页信纸，是一个苏联人用德文写的。收件人的姓名从拼音可以断定是罗章龙。”冯至见到的这本《反杜林论》，正是罗章龙为研究会搜集来的文献。

罗章龙后来回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德文小组觉得，“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徘徊”也很奇怪，没有说明共产主义前进的方向。经过对比斟酌，他们这样翻译：“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是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

在《共产党宣言》的多种中译本中，由中央编译局集体翻译的译本，是目前在中国大陆广为流行的通译本，一九六四年出版。党的十八大后，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单行本需求增大，中央编译局还编辑出版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共产党宣言》的首个单行本二○一四年十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标注为“第1版”，至二○一八年五月，该版本共印十七次，发行量达一百三十多万册。这个版本翻译更精准、内容更完备，体现中央编译局翻译家对理解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时俱进的探索。书中，将“1872年德文序言”中“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改为“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将正文序言中“佛拉芒文”改为“弗拉芒文”，将正文第四部分“小市民”改为“小资产阶级”……

这些精细而幽微的改动，在油印时代，研究会德文组的翻译者们根本不敢想象。对蜷于异乡孤苦无依的陈启修，更是奢谈。但研究会的油印本、陈启修的译本，却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它们见证了早期马克思著作翻译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事业道路上奠基开拓、艰难跋涉，所留下的铿锵步履。德文组的译本，还有一位特殊的读者——毛泽东，他读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并油印的版本。

一九一八年夏，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为了继续求学，“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就和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准备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的吴玉章、上海《中华新报》主笔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发起了“留法俭学会”，还在北京办了留法预备学校，毛泽东和二十多名湖南青年听闻消息后，来到北京。北京的生活费用太高，非得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可。以前学校的伦理学教授、也是毛泽东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当时在北大教书，毛泽东找到杨昌济，请他帮忙找工作。杨昌济了解李大钊对青年的关爱，就把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

那天大雪纷飞，古老的北京城在洁白的雪花里，静默得如诗如谜。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毛泽东终于见到了当时青年的偶像“李先生”。李大钊还是穿着藏青旧式长袍，戴着厚圆镜片的眼镜，他看着眼前这个踏实可靠的湖南小伙子，瞬间就能整理完一堆杂乱图书，随即说道：“留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吧，每月八块大洋。”

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氛围，给了毛泽东极大自由。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诸家哲学著作，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听李大钊、许宝璜发表演讲。课下，他与李大钊炽烈研究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当时确有赴法留学考虑，并且开始学习语言。李大钊得知以后劝他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国以后的革命道路，要以俄为师。”

与李大钊的讨论改变了毛泽东赴法留学的想法，他开始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很快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并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告诉众人：“我和俄国接壤数千里，关系素来密切，劳农政府既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么不研究他的内情，安排应付的方法呢？”

毛泽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次到北京，是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后来他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完成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飞跃”，李大钊和亢慕义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功不可没。

六

李大钊本人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标志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本原本应该五月出版的《新青年》，因为五四运动而推迟。当读者们满怀欣喜打开崭新的杂志，他们惊讶地发现，整本杂志都在介绍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

此前，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在日本创办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固有的矛盾，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杂志漂洋过海，从东京来到北京，传到李大钊手里。李大钊重点阅读了河上肇撰写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读完后，他颇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李大钊心想，自己也得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最好集中刊发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坚持下，这期《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这个时期，对李大钊而言，是“多事之秋”。李大钊想专心研究写作，但事态发展不允许。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学生请求一而再再而三，陈独秀屡次被捕，他还要营救奔走……就在李大钊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妻子赵纫兰要生了。李大钊带着妻子和大儿子李葆华回到河北乐亭，将妻子安顿好，以待生产。再带大儿子到老家附近五峰山的韩文公祠，专心写作。

李大钊先是写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公开回应与胡适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员大将之间，一场绕不开的争论。论战由胡适先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说：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资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些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事实上，胡适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与李大钊也不止一次发生类似争辩，《新青年》编辑部同仁们都看在眼里。“守常兄，少谈些主义吧，中国目前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很多……都火烧眉毛，不得不解决，为什么不去研究而高谈什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呢？”

李大钊在文章中的回应，铿锵有力：

“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写完回应胡适的文章，李大钊终于可以埋头于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说来也巧，韩文公祠供奉的是一代文宗韩愈韩昌黎，由韩愈后裔昌黎县举人韩晓山在五峰山主持修建。韩文公祠西部有两间耳房，李大钊带着儿子，在此日夜笔耕。写累了就走出房门，面前五座山岭并肩而立，峭拔入云，满山松柏青翠，满眼生绿。

文章写好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刊发。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别作了阐述。作为翻译家，李大钊还在文章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内容，檄告举世的劳工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李大钊发出呐喊：

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了几代青年。在他的指引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何孟雄、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中国大地燎原。

七

一九二四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事实上，在欧洲各国革命被镇压、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形下，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处境非常困难。他们不仅遭到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党人的外部攻击，党内各种机会主义集团也时不时搞破坏活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分子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和各国机会主义集团的勾连策应，让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困难再次加剧。共产国际决定召开代表大会，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参会的首席代表，就是李大钊。

到莫斯科去，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李大钊感觉像是圆了一场梦。当时，陈独秀已于一年前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五大”就不准备再去，遂推选李大钊作为首席代表。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成为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在李大钊带领下，北方革命形势、统一战线、党组织发展、工农民众运动，都有声有色。列宁去世后，李大钊写下《列宁不死》一文：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已完成人类在历史上的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革命活动蓬勃起来，北洋政府慌了，他们对社会上的革命力量等量齐观，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一概斥之为“赤化”，孙中山是“南赤”，李大钊是“北赤”，两者都必须除之后快。

但共产国际大会必须去开，中国代表不能缺席。为了赴莫斯科参会，李大钊用尽浑身解数。一九二四年五月，北洋政府下达通缉令，捉拿“鼓动罢工”“宣传赤化”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李大钊得知，带上儿子，搭乘京奉线夜班车，赶到昌黎，下车直奔五峰山，又住进韩文公祠。不过跟上回挥笔纵文不同，这次，李大钊是押上性命逃难。

韩文公祠有一对老夫妇在看管，男的叫刘克顺，是李大钊的老朋友。一九○七年夏，李大钊从天津考学归来，途经昌黎，就曾跟同学上山遛弯，深山古祠里的纯良老夫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一三年秋，留学日本前，李大钊与好友故地重游，在祠堂里住了足足五六天，与老夫妇朝夕相处。等到一九一七年，从日本归国，他在回乡探望生病妻子之际，再上五峰山，看望刘克顺。没料想，刘克顺老人的生活突遭变故，原先的老伴因病故去，眼前这个老妪，是他续弦的一位。

刘克顺见到李大钊，喜出望外，赶忙给他看座：“您又来了，一晃都好几年了。”李大钊见到故人，开朗地笑了：“刚从日本回来，在北京编杂志、写文章，家里那口子病了，回家看看，顺道也上山瞧瞧，没想到您也还在山上。”刘克顺难掩激动，吩咐妻子道：“快去烧茶做饭，再煮一些大酱腌好的鸡蛋，把新摘的香椿芽也拿出来，给先生尝尝鲜。”李大钊看着老两口，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感动，他心下想，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将会是一个给他们幸福生活的世界。

后来，李大钊也陆续来过，但这一次，他突然出现在老两口面前，却对来由闭口不谈，惊喜之余，老人还是有些疑问。但他们知道，李先生定是有要事，也就不问，忙活着给一路风尘仆仆的两父子用泉水烹茶做饭。饭吃到一半，李大钊缓缓告诉刘克顺：“不瞒二位，这次我带着葆华进山，是来逃难的。”刘克顺也能猜到三分，听李大钊这么一说，心里也就有了谱。“吃饭吃饭，菜都凉了，葆华，多吃点。”刘克顺往葆华的碗里搛了块肉。

随后几天，上山游玩的人发现祠堂多了些生活痕迹，都跟刘克顺打听，是谁来了。刘克顺大大咧咧解释：“有个外地的亲戚，身体不好，上山养病来着。”问的人多了，刘克顺还是觉得不妥，祠堂毕竟不是避难的理想之地，他告诉李大钊：“李先生，这五峰山的西峰叫挂月峰，峰西边有一个山洞，非常隐蔽，要是真有人知道了，您就带着葆华上那儿，这儿留给我跟老婆子。”李大钊答应着，目光随着刘克顺所指的方向，眼眶瞬时湿润。

所幸的是，李大钊和李葆华在五峰山半个多月，没有遭遇危险。六月下旬，参与北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于树德，从北京来到五峰山。“大钊同志，我刚从大黑坨村来，是赵纫兰同志告诉我你在这儿，这是组织上批下来的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紧急通知，组织让我赶紧给你捎过来，组织上说，大会开幕在即，不能再耽搁了。”

李大钊接过通知书，跟刘克顺老两口匆匆话别。“有空儿再来，李先生，我们在这儿候着。”后来的李大钊，心里一定有着再上五峰山、再来文公祠、再吃家乡饭的心愿。谁能料到，这次分别，是李大钊跟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的生死诀别。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噩耗传到五峰山，一直盼望李先生能再来的刘克顺老两口，哭成泪人儿。过了些年，刘克顺年纪大了，看管不了祠堂，村里请人把他抬下山，他口中仍念叨：“李先生，那可是一位好人。”

下山后的李大钊，为了筹措赴莫斯科参会的经费，到昌黎城内找到他在天津读书时的同乡好友杨扶青，此人还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杨扶青在城里办罐头公司，罐头商标就叫“赤心牌”。他拿出五百元银币交给李大钊，随即护送他出城。

李大钊装扮成商人模样，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京城，跟其他参会代表会面后，转道哈尔滨，向莫斯科进发。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常戴的黑框眼镜换成了无边的，头戴八角小帽，身穿黑灰色旧西服，脚蹬旧皮鞋，手提灰色帆布包，身上的行李卷用白色麻布裹住。李大钊在哈尔滨有个堂兄叫李祥年，他把李大钊安置在好朋友开的杂货铺“宏昌茂”。等哈尔滨事宜妥当，在联络员安排下，李大钊和其他代表由满洲里乘马车偷越国境线，入境苏联。随即，改乘穿越亚欧大陆连接地带的长途列车，整整七昼夜，顺利到达莫斯科。

长途漫漫，列车穿行在西伯利亚大平原，像是一条蜿蜒流淌的清溪。李大钊原以为苏联的景象乃是一副黄沙白草终岁恒寒的萧条景象。当他透过车窗看出去，入眼皆是高接云霄的广袤森林，带着恣意的生命力蓬勃生长，一片紧连一片，内心生出苍郁伟大之感。等到列车开到贝加尔湖，画面一下子贴近李大钊的眼帘。湖畔山巅的白雪仿佛触手可及，平野里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互掩映，间或有野花点缀。湖面平静如洗，草原青青无垠，他在车里仿佛经历了一趟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心里充盈着兴奋与讶异。等到李大钊到达会场时，开幕式和初期会程已经完结。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全世界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到会。中国共产党出席的除了李大钊外，还有王荷波、刘清扬（化名“刘齐佳”）、彭述之、卜士畸（化名“普罗利塔里耶夫”）四人。据罗章龙回忆，他化名“罗文虎”，也去了。此外，还有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赵世炎等。李大钊在路上，给自己取了化名——李琴华。

会议结束，李大钊还出席了苏联“不许干涉中国协会”所组织的群众大会。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现场数千人，气势宏大。李大钊发表演说，神情昂扬，到了结尾，他振臂高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反对武装干涉中国！”掌声热烈，经久不息。

八

从苏联回到北京，天变了。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中国北方的政治形势波诡云谲。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张作霖直奉联军从天津进入北京，国民军被迫退守北京昌平周边居庸关南口一带，随后又败退西北。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

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恐怖的告示张贴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地方，屠杀行径时有发生。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入党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因为宣传赤化、发表抨击“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在天桥被杀害。《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因在社论中屡次抨击军阀张宗昌，被逮捕杀害。两人遇害事件，相隔仅百日，《自立晚报》发表报道，题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京城笼罩在屠刀的森森寒光下，气氛骇人。为了躲避险情，一九二六年三月底，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住到苏联使馆内。东交民巷本是天子脚下治国重地，坐拥五府六部，大运河在这里依托旧京水系，调运漕粮。却因为列强冲击、“城下之盟”，造成“国中国、城中城”。在这里，欧洲近代折中主义风格的独立建筑林立。这些建筑装饰简单，古朴厚重，屋顶覆着红色瓦楞铁皮，红灰相间的方砖叠砌出简单明快的几何图案。风格虽简，细腻之处还是动了心思。个别建筑的门斗上方，嵌入西洋三角山花图案，精巧别致。有的在靠下墙面，辟出玫瑰花窗形式砖框，临时充当东正教小教堂。

李大钊在兵营里时而踱步，时而思考。黑云压城城欲摧，险恶局势让他忽想起一位表姑跟自己曾经的谈话。表姑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

李大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是这么回答：“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明节，天气晴朗温和。如狼似虎的宪兵、侦探和警察逮捕了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员三十三人。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押送李大钊等二十人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判处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

李大钊是读书人，圆框眼镜、两撇小胡子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形象。绞刑架边，李大钊留下人生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里李大钊依旧身着青布棉袍，但没戴眼镜，没有往日里知识分子的斯文气。他笔直站立，目视前方，面相庄严，在黑暗与黎明交替之际、爱国与救亡合一之时，仿佛一株青松，正大挺直，器宇轩昂地屹立天地间。李大钊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胸怀千秋伟业，铸就百年辉煌，成为世界第一大政党，领航中国号巨轮，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劈波斩浪，勇毅前行。这辉煌序章，属于李大钊们起笔。这刺破黑暗的光照，由李大钊们燃亮。

四月八日，《顺天时报》报道：

李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定。自承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时间回到一九一六年七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担任《晨钟报》编辑部主任。那时，他刚刚挥笔写就宣示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的《青春》，呐喊着要“高撞自由之钟，惊醒睡狮中华”。如今，《青春》里的句子依然神情傲岸、气势雄强，如飓风，似巨澜，卷起开天辟地、再造中华的洪荒伟力：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牺牲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秘密组织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得知消息，他的悲痛难以言表。回想这一路，两人并肩战斗，共同期望用马克思主义烛照中国的革命道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国家。奈何斯人已去，前路痛失战友。陈独秀说：“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直到一九三三年，中共北京地下组织才为李大钊举行迁葬仪式。在公祭送葬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

如今，亢慕义斋的办公桌上，还留有几盏台灯，翡翠碧绿的玻璃灯罩下矗着青铜制成的灯体，散发着清辉。屋里极其安静，仿佛听得到雪花落下的声音。李大钊好像没有离开，还穿着青布棉袍，戴着圆框眼镜，留着八字胡须，坐在灯下伏案研读马克思著作。时间在流逝，燃灯者的光热永在，并已经融进了人民幸福、国家强盛的历史巨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