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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22年第11期|石钟山:后来(节选)
来源:《上海文学》2022年第11期 | 石钟山  2022年11月07日08:11

后来我们都老了。

——作者题记

演 习

整个营院的人马似乎是一夜之间开拔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号依旧吹响,然而整个营院却没了往日的喧闹。出操队伍只剩下稀落的留守人员,口号声也没有了往日的洪亮。

父亲是昨天傍晚时分离开的家门,出门前把自己打扮成战士模样,武装带系在腰间,那把挂在墙上的枪,此时也挂在了腰间。父亲收拾自己时,母亲也没闲着,急三火四地拉开抽屉,把各种各样的药塞到父亲的公文包里,一边塞一边交代着:这个是降压的,那个是消炎的……父亲不时抬头瞟一眼忙碌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收拾停当,站在客厅里告别,此时的父亲干净而又利落,脸上更不见一丝笑模样。他盯了一眼立在一旁的我,伸出手似乎想在我脑袋上摸一把,手伸到半空又停了下来,侧过身子冲母亲说:我走了,这个家就留给你了。母亲盯着父亲,嘴唇颤动,不知她要哭还是要说点什么。父亲的目光快速地环顾着这个家,表情松弛下来,冲母亲挥下手道:不论发生什么,都要把孩子带大,让他们成人。

母亲听了这话,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颤着声音说:嗯。父亲招了下手,我过去,立在父亲面前,仰着头望他。他的手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父亲的手又热又厚,父亲似乎还用了些力气,低下头说:老三,你要平安成长。父亲不再磨叽,转身打开房门,警卫员立在门外,还是那个姿势。母亲忙把公文包递到警卫员手里,小声地叮嘱道:小关,照顾好首长。警卫员小关一个立正道:放心吧,我会用生命保护首长安全。

父亲在前、小关在后向楼下走去,我看到了挂在小关屁股上的短枪。父亲和小关在楼道里消失不见,我又扒着客厅的窗子向外望去,不仅看到父亲和小关走出楼门,还看见叔叔伯伯也从各自楼门走出来,他们挥着手打着招呼,匆匆地向机关大楼方向走去。

在我的记忆里,部队经常搞各式各样的演习,每次演习,父亲也是这么披挂整齐地出门,整个营院就空了。三五日之后,最多一个星期,演习的队伍就又回来了。整个营院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第二天到了学校之后,听高年级的同学说:队伍这次不是演习,而是拉到了前线。前线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明白,前线就是敌我双方交战的地方。许多同学都有些亢奋,交头接耳地传递着他们知道的消息,表情神秘,眼神迷离。

第一节课是语文,教语文的老师姓张,四十出头的样子,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以前是军人,在炮兵学校当过文化教员,后来转业,就到我们学校当了老师。今天张老师很特别,神情不仅严肃,还穿上了洗得发白的军装。他不停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粉笔不时在他手里断开,弄得我们也心烦意乱。

突然,楼道广播里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以前这种警报也多次响起过,每当警报响起,我们全班人就会列着队,顺着班级门口,跑向楼道,再顺着墙角跑向楼下的操场。那会儿我们就知道,我们防空演习就是防备美苏两霸的原子弹。以前的演习都是学校做好计划,定好演练的时间,几个班级依次进行演习,每次都显得有条不紊的。这次却不一样了,不仅没有事前通知,还是全校同时进行,场面就有些乱。几个班级同时涌出来,拥挤在楼道里,有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在楼梯处跌倒,发出尖叫和哭喊声。这种情绪像瘟疫似的传开,后面的同学不知发生了什么,拼命地往前挤,楼道里就乱作一团。张老师站在人群中,一边挥手一边大喊:都别急,听我口令!其他年级的老师也在拼命喊叫着。

好不容易跑出楼门,看见操场上已卧倒了一片学生,以前防空演练时,我们要依据各班级划出的指定地点,趴下身子,双手抱头,如此这般,就算完成了演习任务。这次事发突然,我们不知道这是演习,还是原子弹真的正朝我们这里飞来,总之一切都是战时状态。有几个同学为争夺一个趴下的位置,头撞在一起,似乎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有几个女生一边哭泣着,一边卧伏在地上,把手抱在头上,仍止不住哭泣。总之,慌乱一阵之后,我们终于各就各位,都伏倒在操场上,我偷眼看去,看见胡八一把一块手绢捂在了鼻口处,眼神痛苦又绝望。

这当然又是一次演习,演习结束后,我们以班级为单位,站在操场上。我们的校长隆重地出场了。这所学校是军区子弟学校,校长是军人,平时他很少出现在我们面前,偶尔路过他办公室门口,从门缝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穿军装的校长,不是伏案写材料,就是读毛主席著作。校长的形象在我们眼里神秘而又高大。

校长姓于。于校长在这一天,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发现校长腰间还多了一把枪,全副武装的样子。看到校长那一刻,我们悬着的心似乎有了着落,场面顿时安静下来。接下来就是校长讲话,从校长的嘴里我们知道,北面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发生了战争。全军区部队,包括机关首长,全部开赴了前线。党中央和军委正调集华北、华东的有生力量前来增援。那天我们从校长嘴里还知道,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此打响,还有敌人的原子弹,说来就来……那天校长讲完话,我们又列着队向各个班级走去,我发现自己的腿都是软的。我想起了昨晚和父亲告别的场景,又想到了两个哥哥还在北面的边防团当兵。我不知道珍宝岛离他们有多远,他们是否参战了。大哥参军第四个年头,已经当了排长,二哥刚参军才几个月。我又想起看过的那些战争片里炮火连天的场面,虽然我军英勇无畏,但在炮火的猛攻下,还是一片片地倒下。想起两个哥哥,还有昨晚出征的父亲,我鼻子一酸,有种想哭的欲望。

在楼梯的拐角处,胡八一拽了一下我的衣角,然后冲我挤眉弄眼。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他急不可待地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说:你知道尿是啥滋味不?我愕然地望着胡八一,奇怪他怎么想起了尿的滋味。回到班级,他的座位在我后面,他把身子伏在课桌上又伏在我耳边,说了句:是咸的,还有点苦味。我回头看他,他一脸神秘,眼神透着亮光,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

那天放学,胡八一从后面追上我,从书包里掏出手绢,展览似的冲我说:不信你摸摸它。我伸手去摸,果然是湿的。胡八一就一脸坏笑地说:这是尿。我眼前又闪现出演习时,他把手绢捂在口鼻处时的样子。我眼神里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胡八一一本正经地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说:知道我姐干啥的不?我知道胡八一的姐在防化团当兵,和大哥是一年入伍的,她刚开始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现在成了护士。胡八一就一脸神秘地说:这招是我姐告诉我的,在手绢上撒尿,然后把嘴和鼻子捂住,这样防毒。胡八一的话一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一边又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胡八一的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姐叫胡丽,腿长腰细,以前学校开运动会,胡丽出尽了风头,两条大长腿在赛道上一马当先,把同伴远远地甩在身后。还有跳高,她总是能跳到最后,她用的是背越式,一双长腿飞快地跑到杆下,扭过身子,双腿一蹬,身后背和整个身体就越过了横杆,跌落在沙堆上。她很快又从沙堆上爬起来,唇红齿白地冲裁判老师挥挥手,冠军就轻松地到手了。她潇洒的姿态,引起高年级男同学一致喝彩。总之,胡丽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片骚动。我从大哥他们眼睛里,看到一种叫垂涎欲滴的神情。

当兵前的一天,大哥兴冲冲地回来,用手拄着我的脑袋说:老三,你觉得胡丽漂不漂亮?我说:漂亮,她的腿长。大哥就神往地一笑,又说:让她给你当嫂子好不好?我咽口唾沫,不可思议地望着大哥。大哥咬了腮帮骨,发狠地说:我早晚得把她拿下。后来我把大哥的话冲二哥说了,二哥刚上初中,挺着小胸脯,一副小公鸡的模样,天天打了鸡血似的在外面疯跑。他撇着嘴说:老三你别听老大胡咧咧,他吹牛呢。直到不久之后,大哥和胡丽一起参军。坐着卡车出发那天,大哥站在胡丽身边,冲我们挥手告别。他的样子一点也不难过,仿佛他去当新郎官了。那天和大哥告别完往家走,二哥又说:老大这人重色轻友,不是个东西,以后要小心他。我不知道二哥为什么要这么评价大哥。四年后,二哥高中毕业了,他原本不想参军,母亲在街道的火柴厂给二哥联系到了一份工作,后来,二哥的同学里有个叫马雅舒的女生宣布参军,二哥立马辞了母亲给他联系的工作,屁颠颠地也去参军了。马雅舒和胡丽不是一个类型的女生,长得圆乎乎的,像一只成熟的水蜜桃,走到哪里都是一副鲜艳欲滴的样子。我知道就是因为马雅舒参军,二哥才去参军的。我不知用什么来形容二哥参军的动机。

胡八一那天用手绢沾了尿,捂到口鼻处防原子弹,我觉得这办法很科学,因为是胡丽传授给胡八一的方法。胡丽是防化团的护士,况且,腿又那么长,她的话一定有道理。回到家后,我让母亲找了一块手绢,揣在怀里,以备不时之需。

防空洞

军区家属院搞了一次演习,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真正的地道,我和胡八一等人被震撼了。军区院内的地道不是漆黑的,而是四通八达,灯火通明,不仅有厕所,还有上水下水,简直就是地下天堂。之前,我们就知道军区有地道,在隐蔽处有许多铁门,铁门上了锁,用红漆写着“军事重地,闲人莫入”的字样,还经常看见有巡逻的士兵,端着枪在这些门前走来走去。对“军事重地,闲人莫入”的字样,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军区门前,也竖着这样一块牌子,我们每天进出军区大门都能看到它。我们书包里都装有进出军区的出入证,上面有照片,还有保卫部门的钢印,我们路过门岗时,把出入证掏出来,在哨兵眼皮子底下晃一下,哨兵用余光注视着我们。后来,我们都懒得掏出入证了,有时干脆把出入证忘在家里了,也能顺利地进出大门。胡八一就说:卫兵都认识我们了,咱们这张脸就是通行证。说完还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一副骄傲的样子。但有一次例外,我们班的小炉匠有一天放学被拦了下来。小炉匠是张德旺的外号。我们玩游戏时,他总是当叛徒,见风使舵,墙头草,两面倒,于是我们就想起《林海雪原》中的小炉匠,顺便就把这个外号安到了他的身上。那天放学,小炉匠张德旺因为值日落单了,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出现在门岗处,鬼鬼祟祟地冲门岗仰起脸,展露出皮笑肉不笑的一张脸,当下就被门岗警卫拦住了,让他出示出入证。他拿不出来,还硬要往里进。结果被门口的警卫战士提着膀子拉到警卫室里,好一顿盘查,最后还是给他爸打了电话,门口的警卫才放行。张德旺他爸是组织部的副部长,说话有些结巴,但材料写得好,一套一套的,上级就让他在组织部工作。那次事之后,张部长还特意到门岗处看望了那位警卫战士,我们以为结巴的张副部长要冲警卫战士发火,我们就都一同去了。没料到,张副部长当即表扬了那个警卫战士,说他警惕性高,有原则,还给那个战士敬了个礼,弄得那个战士在哨位上手忙脚乱地还礼。最后张副部长一边挥手一边和警卫战士告别道:你你要……要坚守守哨兵的责责任。哨兵又冲远去的张副部长敬了个军礼,这次样子从容不迫得很。从那以后小炉匠把出入证用一根绳子套在了脖子上,便再也没有发生进不了大门的情况。但小炉匠似乎留下了病根,每次走到门岗处都有些紧张,不敢抬头看哨兵,贼眉鼠眼地从一旁溜过去。

因为有“军事重地”的字样,我们从来没有近距离打量过地道口。军区演习,那一扇又一扇铁门打开了,我们鱼贯地从军事重地的入口处钻了进去。机关和部队已经开拔,整个大院里只剩下一些留守人员,大部分都是家属,这次演习也主要是为我们而设立的。躲进灯火通明的地道,我们说不出来是恐惧还是兴奋,总之,我们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望着眼前纵横的地道,遥远没有尽头的样子,小炉匠凑过来,盯着一盏燃着的灯泡说:要是永远不出去该多好哇。

那次我们在地道里并没有待多久,就被负责演习的军官给送了出来。铁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上,又被锁上了。我们所有人都意犹未尽,眼巴巴望着身后被关上的铁门,怏怏不乐地往回走。我的衣服突然被胡八一拉了一下,他小声地冲我说:跟我来。我和胡八一去了他家,他家在一楼,他父母也都随部队去了前线。胡八一有两个哥哥,一个下乡,一个参军,家里只剩下他和姥姥。姥姥耳朵有些背,我们进门时,姥姥弓着身子,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高,把脑袋伸到收音机前,正在听广播。广播声音很大,播音员正洪亮地说:亚非拉的人民要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抵制霸权,保卫我们的胜利成果。后来胡八一对我说,自从他父母连夜开赴前线,他姥姥身子就长在了收音机前,天天收听关于珍宝岛前线的消息,有的没的都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我们的到来压根没有引起胡八一姥姥的注意,她的心思都被那台老旧的收音机吸引了。

胡八一示意我把他们家的一张吃饭桌移开。他蹲下身,手在地板上摸索着。有一块地板被他掀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入口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吃惊地问:这是什么?胡八一激动地打着颤说:这是地道口。胡八一说,以前看见父亲移动过这块木板,把冬天储存的萝卜、白菜放到里面过。有一次,他也想去掀动地板,被他爹打了一个耳光,告诉他,这是军事重地。他爹从那以后再也没往里面放过萝卜、白菜。那天我们俩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踩着梯子下到了洞底,所不同的是,这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胡八一不知是紧张还是别的原因,在黑暗处空洞地说:灯被关上了,要是找到灯的开关,这里一定通明一片。

从那一刻开始,胡八一就多了心事,眼睛盯着一个角落一动不动,就像走火入魔一样。那些日子,关于珍宝岛的消息不断地从收音机和报纸上传递过来,某某连被记了大功;某某战士肠子都流了出来,仍在冰天雪地里向敌人射击……一天放学,胡八一找到我,神情严峻地说:我们该做点什么了。胡八一这句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问:做什么?胡八一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下定决心似的说:我们要成立一支少年敢死队。我一下子想到看过的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故事,战斗在危急关头,连队总要召开一次党员骨干会议,然后成立一支敢死队。敢死队的任务就是去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惨烈,但总能在最紧要关头让大部队起死回生。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我们浑身上下都热血澎湃,涌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胡八一的提议让我的血往脑袋上涌。胡八一仍一脸严肃地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时,该轮到我们了。说完还伸出手,和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发现他的手心是湿的,都是汗。

胡八一的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那一年,我们刚上小学五年级,再有几个月就该上初中了。自从有了成立“敢死队”的想法后,世界一下子在我们眼里变小了。在这些人中,也有例外。小炉匠听到这消息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瞟瞟这个,又斜眼看看那个,小声地说:咱爸,咱哥,都上了前线了,咱们还小,这会儿上前线,会给大人添麻烦。他说到这,胡八一就给了他一脚,踢在他屁股后面的书包上,胡八一非常生气地说:你这个胆小鬼,贪生怕死,你知道新中国是怎么来的,没有那些烈士的流血牺牲,怎么会有我们的今天?经胡八一这一上纲上线,小炉匠的神色不再犹豫,他下了决心似的说:那好吧。说完站到我们队列里。

后来小炉匠随我们又下过一次地道,我们这次做了准备,把家里的手电筒还有蜡烛什么的都带来了,地道里也被营造出了许多生气。我们就着光,就像在前沿阵地上开骨干会议一样,气氛神秘而又悲壮。此时的小炉匠又提出了一个想法,他望着我们说:咱们这敢死队咋一个女的也没有哇。我也想学着胡八一的样子踢他一脚,觉得他这话说得有些不合时宜,这么严肃的事,他怎么还想着女的。他马上又补充说:我们上前线,一定会流血牺牲,怎么也得有护士、卫生员啥的吧,到时好抢救我们。我和胡八一对视一眼,觉得小炉匠说得有道理。班里那么多女生,让谁参加合适呢?胡八一学着电影里指挥员的样子,用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抱在胸前,然后说:那就让马雅琴来。马雅琴就是马雅舒的妹妹,姐俩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她刚上五年级,个子在女生中最高。马雅琴虽然不像她姐长得像水蜜桃一样,却也有了些征兆。胡八一的提议,得到了我们一致的认可。

第二天在放学的路上,我们团团地把马雅琴围住了,胡八一郑重地把我们成立“敢死队”的想法对她说了。她先是翻着白眼依次瞟了我们,我怕她临阵当逃兵,便上前一步说:想想你姐,她在前线正流血牺牲,你好意思见死不救么?她又白了我一眼,红口白牙地说:你怎么知道我贪生怕死?呸,我参加可以,我要叫上张小红、白娟一起参加。她说的张小红、白娟都是我们同学。她的提议,得到了我们热烈的掌声。

在马雅琴的影响下,张小红、白娟终于加入了我们的敢死队。我们又从胡八一家的厨房鱼贯钻进了地道,人员整齐地召开了一次敢死队成立大会。这件事是胡八一挑的头,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队长,我是副队长,小炉匠是参谋,马雅琴和张小红、白娟是随队护士。十几个人的敢死队就此成立。

胡八一还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展示在我们面前。他擎着那面旗,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敢死队的旗帜,人在旗在。我们也齐声附和道:人在阵地在。

向 北

北方的四月天,还是有些冷。

我们少年敢死队出发的时间,是一个周末的早晨,为的是不容易被人发现。为了这次北上,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天了,出发的头天晚上,我让母亲烙了两张饼,还煮了几个鸡蛋。我的理由是,明天学校组织野外军训。母亲对我的谎言没有异议,因为之前,学校也不时组织我们学军学农什么的,况且,现在又在哏节上,整个营区都空了,上了前线,学校组织军训也纯属正常。早晨出发时,我把烙饼和鸡蛋装在书包里,想和母亲郑重地做一次告别。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出门远行,又是敢死队副队长的身份,想起来就有些悲壮。这次去前线不知还能不能回来,我想说两句感谢母亲养育之恩的话,又怕被她发现而走不了,于是什么都没有说,打开屋门,冲母亲挥了挥手,母亲抬头说:别在外面疯得没够,现在是战备时期。母亲的目光中还是流露出了担忧之色。我转回头时,眼泪差点流出来,飞跑着向楼梯口奔去。

我们十几个敢死队员在院外集合,胡八一不知在哪儿弄了条皮带扎在腰上,那把与他形影不离的火药枪此时也堂而皇之地别在了腰间。小炉匠戴了顶军帽,我猜一定是他哥戴过的,虽然有些大,但不失威严。马雅琴、张小红、白娟,她们头发都扎了起来,比平时干练了许多。胡八一从包里把那面旗子擎在手上,说了句:出发。胡八一走在最前面,手上的旗帜迎风招展,许多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

在人们的注视下,我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竟有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壮烈感,我看着眼前熟悉的街道和匆匆而过的人流,突然发现,他们是那么亲近。我瞪大眼睛,让熟悉的这一切刻在心里,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太阳偏西时分,我们才走出城市,胡八一又从挎包里掏出一枚指北针,我们就顺着北方一路走去。我们爬过了一座山,又踩着即将融化的冰面过了一条河。又爬上一座山时,眼见着太阳在西天滑落下去,暮色便笼罩了四野。

一天的行军,大家都疲惫不堪,几个女生东倒西歪地半躺半坐在山坡上,山坡上还有残存的积雪,半融半冻的样子,踩在上面吱嘎声响成一片。胡八一环顾左右道:咱们应该生一堆篝火。他的提议,得到了男生的拥护。走了一天了,太阳一落山,冷风嗖嗖地吹过来,直入骨头。虽然又累又饿,我们还是挣扎着四散开到林子里捡干树枝。

篝火燃起来时,四周已经漆黑一片,有了火,周身就感到了温暖。早晨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还剩下一些,我们就着火光大口吃了起来。胡八一还学着在电影里看到的红军长征时的样子,在地上抓起一把半硬的残雪填进嘴里,一边吃还不忘鼓励我们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经胡八一这样一鼓动,我们似乎又有了力气。马雅琴这时也站起来,两眼晶亮地冲着火光说:我们唱支歌吧。说完便起了一个头,是《游击队之歌》,于是我们一起参差地唱了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歌声嘹亮,激情而又高亢,从开始的参差到最后整齐起来,我们唱得气势如虹,旁边林地里还有几只鸟被惊飞了。

半夜时分,篝火渐渐地熄灭了,我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山坡上。我被冻醒了,艰难地爬起来,活动着四肢,抬起头时,竟看到了远方城市的灯火,心里顿时温暖起来,想起以前这时间,自己睡在热被窝里的样子,想起了温暖的家,竟有种想哭的感觉。此时,我又冷又饿,望着星星点点的残火,又想到自己即将奔赴前线,刚涌起的软弱就被战胜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胡八一等人也跳了起来,他们也被冻醒了,众人都开始痛苦地活动四肢。既然大家都醒了,再睡肯定也睡不着了,我提议立即出发。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胡八一又掏出指北针,确定了方向,我们又一次上路了。

马雅琴几个女生体力明显跟不上节奏,没走多远就掉队了。胡八一在树上折了一根树枝,少年敢死队的旗帜此时被他扛在肩上,山风很有劲道的样子,把那面旗帜吹得猎猎作响。因为三个女生掉队,走在前面的胡八一不时地停下来,让男生的队伍慢下来,等待她们;待她们走近,才又加快步伐向前走去,结果,三个女生就又被拉下一截。几次反复之后,胡八一就把火气发泄到小炉匠的身上,冲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说:都怪你,需要什么狗屁护士,这仗还没打呢,我们都快成了担架队员了。小炉匠面子挂不住,又不好反驳胡八一,就梗着脖子说:要不你们先走,我等她们,就是拉也不能让她们掉队。说完慢下脚步等她们。我和胡八一等人喘了一会,还是向前走去。

就听身后的小炉匠说:你们还行不行了,难道想当逃兵不成。马雅琴说: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又不是男生,又没吃的,天又这么冷,我们怎么走?小炉匠软下声音道:别忘了,你们是护士,战斗打响时,你们是要负责抢救伤员的。

因为我们走在前面,逐渐又和他们拉开了距离,他们是如何打嘴仗的便听不见了。没多久,太阳就从东方的天际冒出了头,不一会儿,整个天地就明晃晃一片了。我看见胡八一的头顶上冒着热气,再看其他人的头顶上也是,整个男生队伍喘着粗气,全不见出发时意气风发的场面了。胡八一走路的身子也歪斜起来,有几次扛在肩上的那面旗险些掉下来,我几次表示要替他扛那面旗,都被他拒绝了,胡八一咬着后槽牙说:人在旗在。他铁了心要与旗帜生死在一起了。

我们男生又爬上一座山坡,回头望去,看见小炉匠和几个女生刚从对面的山坡上下来。小炉匠和那几个女生全然没有了斗志,松垮着身子,连滚带爬地从山坡上滚落下来,用溃不成军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不知是谁,肚子咕噜响了一声,这种咕噜声音便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我第一次知道,饥饿是会传染的。昨天出发时,我们从各自家里带来的干粮早就吃完了。胡八一肚子响成一片时,他的脸上露出羞愧的神色,一脸的坚定也在摇摆着。

刘振东就凑过来,瞅着胡八一的脸说:队长哇,这样走下去不行呀,肚子没食了,就等于战士手里没有了子弹,这仗是打不赢的。刘振东和胡八一家住对门,胡八一的父亲是部长,刘振东的爸是副部长,不知怎么搞的,父亲的形态传染到了他们身上,刘振东在胡八一面前总是摆出弱者心态。我们报名参加少年敢死队时,刘振东本来有些犹豫,缩着脖子,袖着手躲在人群后,不停地用叹气质疑我和胡八一的提议,最后胡八一把目光落在刘振东的脸上,刘振东的腰板才一点点直起来,脸上的神色也坚定起来,大着声音说:去呗,谁怕死呀。

刘振东的提议让胡八一左右为难起来,胡八一把插着旗帜的树枝抱在胸前,佝偻着身子倚在一棵树上,等了一会儿,小炉匠带着三个女生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面前。马雅琴叫了一声:妈呀,累死我了。就不管不顾地坐在地上,那两个女生也随后坐下。张小红一边揉着腿一边说:我真走不动了,你们爱走就走,反正我是不走了。白娟还抹开了眼泪,一张缺血的小脸寡白着。

刘振东又不失时机地冲胡八一说:胡队长,再这样下去,队伍就要垮掉了。还没到前线,我们就都得“壮烈”了。

胡八一的目光望向了我,显然,他的意志也在一点点地被瓦解。于是我提议,要先找吃的。肚里有粮,心里不慌。胡八一终于下了决心,挥了下手里的旗帜道:我们下山,去找吃的。众人听说去找吃的,一下子都振作起来,纷纷从地上站起来,随着胡八一的旗帜趔趄着向山下走去。

我们之所以爬山越岭,出发前我们想过了,有两点好处:第一点,这样向北走路最近;第二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容易被人发现。我们都知道,要是被发现,意味着什么。我们趔趄着,东倒西歪地终于出现在一个村子里,引来了大小孩娃的参观。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担着一担牛粪正要出村,见到我们一脸诧异,放下担子大声地问:小同学,你们这是要去哪里?胡八一把肩上的旗帜又向上举了举,声音虽然发虚,还是大声地答:我们要去前线,我们是少年敢死队。中年汉子目光在我们七零八落的队伍里扫了一遍,叹了口气。刘振东凑过去叫了声“叔”然后就说:我们要去前线,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我们断粮了,能不能给我们找点吃的。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可以打借条。等我们从前线凯旋,我们一定还给你们。

这会儿已经从村子里涌出来不少人,乡亲们把我们团团围住,一边打量着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几个好心的大婶,见我们如此狼狈,当即转身回家,不一会儿工夫就拿来了玉米面饼子。有几个大婶端来了水,还有煮熟的鸡蛋,热乎乎地塞到我们手上。我想起了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场景,战士们要开赴前线了,老乡们来送行。马雅琴被一个大婶塞完鸡蛋后,还哭了起来,她敲碎蛋壳,一边往嘴里狼吞虎咽地塞,一边流泪。我们看着眼前的场面,鼻子也有些发酸。我在心里就想:多么好的老乡呀,绝不能让敌人打进来,就是牺牲十回,也要保护我们身后的乡亲们。

刚才担粪的那个叔叔在一旁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刘振东、小炉匠聊了起来,很快两个人就把我们学校的名字和我们此行的目的告诉了他。我们又吃又拿地告别了一群热闹的老乡,重新北上。我们这两天没听收音机,更没看报纸,不知前线又发生了什么,但依据我们的想象,一定是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前线的部队一定希望援军的到来,我们就是他们期盼的救兵,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前线。

我们走出村口,这才发现队伍里多了四五个年龄相仿的少年。胡八一警惕地走过去冲他们说:我们要上前线,你们不要再送了。其中一个人就立定站在胡八一面前说:我们也要参加敢死队,保家卫国我们也有责任。

胡八一想把他们赶走,他们却不听,一路尾随着,小炉匠就替这几个少年求情道:八一,就带上他们吧,这一带他们熟悉,给我们带带路也是好的。胡八一见赶不走几个人,也就随他们去了。有了老乡的款待,我们身上有了些力气,胡八一带头唱起了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们齐声唱了起来,后加入的几个少年也一起和我们合唱,歌声有了力气,嘹亮得很。

我们走走停停,吸取了走山路的教训,这次沿着国道走,路好走,寻找吃食也方便。胡八一不时地拿出指北针校对着方向。

大约又走了两个时辰,太阳偏西了一些,我们正坐在路边休息,突然看见几匹马从后面追了上来。到了近前,我们才发现,端坐在马上的几个年轻人,身上都背着枪,领头的就是我们上午见到的担粪的中年男人。他们从马上下来,拦住我们的去路,中年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宣读道:你们军区子弟学校的校长命令你们马上回去。我们一听到这消息立马傻眼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们被迫随这几个民兵又回到了刚才途经的村子。我们垂头丧气,就像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逃兵。傍晚时分,军区的一辆卡车驶来,我们的校长从驾驶室里钻出来,挥了一下手,狠狠地说:上车。胡八一还想最后挣扎一番,上前道:校长,我们上前线有错么?前线需要战士,我们不怕死!我们也站在胡八一身后,齐声说:我们不怕死!校长眼圈红了,挥了一下手说:前线有你们的父母,有你们的哥哥姐姐,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跟我回去。

我们被逼无奈只能爬上了卡车,车便风一样向回驶去。我们的梦破碎了,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刘振东蹲在车厢的一角,一边流泪一边抽打自己的脸说:都怪我嘴欠,是我说出了咱们学校的名字。胡八一此时已把敢死队的旗帜收起来了,他手扶着车厢板,目视前方,咬着腮帮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完这话,我看见他脸上流下了两行泪,很快又被风吹干了。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