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曾经反复理解下面这句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由他自己事先安排好的。当时我理解不了，现在是彻底理解了。

遗憾的是，理解了刚好半个钟头，我就死了。

六天前，我的尸体平摊在紧临河湾的芦苇丛中，头部浸在水里，身上糊满了黄褐色的、散发出腥臭的淤泥，一尾刚刚获生的鲫鱼在我张开的嘴唇边游动，我太阳穴上的那个枪眼，血缕子蛛丝一样吐出来，漂浮于水面，为鱼提供充足的、也可能是罪恶的营养。我生怕那尾最后信任我的可爱生灵弃我而去，以残存的游魂对它说：你就尽管放开肚皮，把我的血喝干吧；不过要抓紧时间，因为干警们已经围过来了。

今天，我当然早已被火化，然而对生的留恋让我始终不想远离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从读小学开始，我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这证明我很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人都希望别人聆听他的故事。此刻，我要向活着的人们讲述我的故事。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枝枝叶叶地讲完我的一生显然太过无聊，但如果把它浓缩进我生命中的最后半小时，说不定就值得一听。

如前所述，我躲藏在秋天深密的芦苇荡里。我在这里已经藏了十八天，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河湾延伸过来的水域只占据了一小片，绝大部分是干坡，我在干坡上睡觉，同时也等待命运的判决，饿了，就去水里抓鱼。鱼都不大，但成群结队，与穿梭其间的水蛇和难以计数的微生物生活在一起。这景象让我想起唐朝的长安，书上用“马挨马耳人挨肩”来形容长安城的繁盛，我则从这句话里嗅到了生命的气息。我怀念那些我未曾经历过的日子，不管是在远古，还是在将来。我不能抓水蛇，不是胆怯；杀人之前我性格懦弱，一旦开了杀戒，胆怯就成为我的弱项，我不抓水蛇是因为我没有火（也不能生火）将它们烧熟。我只能抓鱼，鱼可以生吃。尽管我爱它们，但我曾经是哲学系的高才生，知道活着就意味着剥夺，知道这个世界的实质，就是用你爱的或爱你的来维系自己的生存。

我身上带着刀，把鱼抓起来后，用刀挑开肚皮，去掉鳞甲和脏腑，就放进嘴里嚼。除了刀，我还有一把仿真手枪。我的身份不该拥有手枪，哪怕是仿真手枪。这是从我朋友那里偷来的。

我用这把枪结果了我的妻子和我的上司。

因为我妻子和我上司通奸。

第一次发现他们的奸情，是在我出远差回来。那天妻子把我上司带进了家里。我听见自己满身骨头响，但什么话也没说。当天夜里，妻子一边让我跟她做爱一边好言安慰我，我还恬不知耻地哭了。妻子把我的哭当成了默许，和我上司一道，踩在我软弱的脊背上蹦跶。妻子从我上司那里是否得到了金钱，我不知道，但金项链是有的，好几条，或细如触须，或粗如狗链，还有香水，正宗法国货，还有皮大衣，还有全套束身内衣裤，还有一台卡瓦依牌钢琴。

他们也没忘记我，除了辛辛苦苦地为我编织绿帽子，还不断给我带来好烟好酒，虽然我从未动过那些价格烧心的玩意儿，他们却还是不断送来。而且，上司还提拔了我，他力排众议，让我从一个小职员直接当上了办公室主任。任命书下来的第五天，我确定上司又去了我家，我就故作轻松地去一个朋友家走动，他是个枪械爱好者，从网上购零部件，自己组装，并用钢珠做试验。试验出的威力让人恐惧——足以射杀一头牛。但于我的需要而言，这正好。我本来可以找他借，可你平白无故借那东西干什么？再说，既然决心已定，又何必在这世间多费口水？于是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我偷走了其中一把手枪，同时抓走了一把钢珠，数一数，十粒。其实要不了这么多。

我跑到家门口，让呼吸稳定下来，再轻手轻脚开了门，听见妻子和我上司正在浴缸里泡澡，我冲进去，结果了他们。我给了我上司两枪，给了我妻子一枪，他们奇怪地瞪了我几秒钟，才把头向后仰去，重重地砸在浴缸的沿口上。

我不知道公安是通过什么手段弄清了我的下落。我已经远离了城市，几经辗转，才来到这片人烟稀少的河湾。估计是附近的渔民不经意间发现了我。城里和乡村都张贴着印有我头像的通缉令，而我高凸的前额、深陷的眼窝，与文明时代的人有着明显区别，一只鸟也能辨识我的身份，别说从鸟类进化过来的人。也可能是来过无人机？我不知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望过天空了。

不过这些都不用去管。

我现在是插翅难逃。

从秋分那天起，全国数十家电视台，就陆续播放公安干警在芦苇荡里抓捕我的全过程，我因此成了名人，罪恶仿佛也随之放大，我被看成十恶不赦。公安人数众多，看上去有几十号，都荷枪实弹，缓慢而坚实地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还拉着一条警犬。警犬大概许久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异常兴奋，黧黑的身影在芦苇丛中波浪般起伏。

这场景带给我难以言传的悲哀。

我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暴徒吗？我认为我不是，杀死妻子和我上司，是因为他们明目张胆地通奸，上司还用提拔我的方式来侮辱我。我不会给他们之外的任何人带来威胁，更不可能给警察带来威胁。

可是现在，我突然变得这么重要！

一个小人物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就是背着沙袋生活，顶着石头生活。

芦苇荡很大，我处在接近正中的位置，因此警察与我还有一段距离。为了看到他们的动向，我把一块圆柱形石头竖起来，然后坐上去，这样，我的头就略高于苇尖（却低于必将来临的乌云和雷阵）。风起处，雪白的芦苇花向远处流淌，像奔跑起来的秋天。我只有二十八岁，我的头发是黑的，然而，除了天上的苍鹰，再锐利的人眼，也难以从白茫茫的大地上发现那点微不足道的黑。可他们就是冲着这点黑来的，他们要剪除这点黑，让芦苇地纯洁无瑕。

把目光投向远处，我看见许许多多围观的农人，还看到一个穿着警服的人在不停地喊叫。他是在提醒围观者不要靠得太近，或者是在指挥他的部下。我想听到他的话，然而，风声吹着芦苇的响笛，他的声音也成了风。

几分钟前才突然刮起的风啊，你到底是在欢呼呐喊，还是在为我这个可怜虫感叹？我听不出来。我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今天我插翅难逃，这里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即使不被当场击毙，也必将在此没收我的自由，没收我残存的、有意义的生命。这本是一片没有栅栏的地界啊！我以为逃出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就能冲出我命运的迷宫，哪想到没有栅栏却成了最密集也最牢固的栅栏。我是学哲学的，本应该想到这一点，但是我没有想到。

警察们用枪支分开芦苇，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把越来越大的空间扔在身后。他们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是来剿灭白浪之中的一点黑。

我终于明白大河里的鱼是怎样落网的了。我的老家也在一处开阔的河湾上，父亲就是渔民。三岁的时候，我就坐在父亲那条梭形驳船上，跟他去河心撒网。父亲只穿一条红内裤，前胸至脚脖处，被一块银光闪闪的塑料布遮挡得严严实实，我只能从后面看他赤裸的脊背，特别是那两条深褐色的腿，常年的水上作业，使父亲的腿上长不出一根汗毛，一棱一棱不规则的线条，与其说是肌肉，不如说是被生活磨出的老茧，是父亲呈现给我的活着的伤疤。

不知怎么，我总觉得父亲的两条腿是两段早已枯死的肉。他沉默着，站在船尖子上，网坠子在船舱里叮叮当当一阵碰响，父亲就把网抛出去了。那面平坦的、美丽的圆，在粼光莹莹的河面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很快收缩为口袋。父亲并不急，他让口袋自行扎紧，还把手里的网绳松两圈，再弓了腰提起来。鱼们把船板弄出颇具质感的响声。这响声带给父亲幸福的感觉，也可能是辛酸的感觉，我说不准，因为父亲依然不说一句话，只蹲下去，用没有指甲的手（他的指甲被水咬光了）把鱼拣出来，扔进我身边的木桶。鱼弄出的响声，鱼身上的气味，还有鱼们优美的身姿，都给父亲提供这样一些信息：为妻儿买好吃、好穿的，让儿子今后脱离这片水域，不再受风吹日晒之苦……

可我那时候没心没肺，看着在木桶里安详深陷的鱼，我就想，鱼啊，大河比木桶深一万倍，你当时为什么不钻下去逃走？

现在我明白了，大河再深，鱼也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正如此时此刻，地球这么深，我却不能钻下去逃走一样。

芦苇摇荡。芦苇庄严地发出声响，仿佛在呼唤农人将它们搬回村庄。在我故乡的河湾，也有一片芦苇地，远没有这么大，但同样深梢密集，如紧紧抱成一团的云——在阳光下，在风声里。它的萧索与繁茂，在大人们眼中无关紧要，因此人们常常把它遗忘。五月，农人们把成熟的麦地搬进村庄，八月，农人们把喷香的稻田搬进村庄，除鱼们产卵期的所有季节，农人们还把丰收的大河搬进村庄，可谁也不理睬芦苇地：用来编席，嫌它不够多，它因此没有资格参与人类的生活，花开花谢，自生自灭。它似乎是孤独的。孤独得割人。

不过，当我和几个小伙伴第一次深入它的腹地，我就再不那么认为了。站在芦苇地十米之外也听不到的鸟鸣，这时候却如溪水跳过布满卵石的大沟，或如银灰色的雨点洒落在干净的河面。这是一种新的声音，是大地的呼吸。未经污染的泥土的芳香，混合着草梗和草叶的甜酸，热烘烘地朝鼻子里扑。河水浸漫过来的腥味，冰粒子一样扎入我的毛孔，报告着水世界的奇异和恐怖。昆虫穿着青绿色或米黄色的衣服，在肥沃的土地上爬行，高兴了，就把身体倒挂在草叶上，不无满足和骄矜地荡着秋千。还有那些鸟蛋，纯红色的，暗灰之中织着亮黄花纹的，天青为底白绫为衬的……生命在出生之前，就是如此斑斓。

芦苇荡曾经是我的乐园，是我短短一生中最深最痛的怀念。对芦苇荡的怀念，也是对我幼年的怀念，对我父亲的怀念，如果死在芦苇荡里，也没什么可惜的了。

只是对不起我的父亲哪！

远方的父亲，一定在为我祝福。

父亲是沉默惯了的，他就用沉默为我祝福。

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更对不起我的伯父。五岁那年，我就进了伯父的家，受着他的养育。父母都不能养育我了，他们都去了没有方向的远方。那时候伯母还在，但很快就病逝了，伯父却一直没有续弦，他怕后母对他儿子不好（他儿子比我大两岁），也对我不好，就独自撑持。我能念书，他就供我上了大学。不上四十岁时，伯父的头发就已经花白。我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请了一桌酒席，客人们对他说：你到底熬出了头。客人都知道我不是他的亲儿子，但都把我当成他的亲儿子。伯父不言声，但他心底里泛上来的激动，我看见了。

前年，在我和妻子结婚的前夕，伯父到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来了，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进城，但他在城里只待了一天半，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千余公里外的老家。他离不开他的土地，离不开那条河。他只在青草葱翠的河畔，等着两个儿子的好消息。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我堂哥，老老实实地待在浙江的建筑工地上，老老实实地挣钱，没有更多的好消息给他，但让他踏实。而我，以为可以给他惊喜，不断地给他惊喜，结果却成了杀人犯，逃亡在这茫茫芦海里。

我落到今天这一步，伯父一点也不知情。

当然，说不定他早就知道了。尽管他不看电视，也不会看手机上的消息——这时候，我真想看看手机上关于我的消息，特别是消息下面的留言区，看人们是怎样评价我的。但是我没有手机了，偷走朋友的枪，溜出朋友的屋子，我就把手机扔进了楼下的小河——可警察难道不上我老家去追寻我的踪迹？

警察上门，伯父就什么都知道了。

不知道还好，要是知道，他还能活下去吗？

我把头举得高了一些，希望能从那些围观的百姓当中看到我伯父的身影。我没能如愿。伯父跟我父亲一样，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即使站在人群中，也会混同于脚下的泥土。

芦苇荡里的气味太复杂，再机敏的警犬也难以从中把我的气味剥离出来，因而并没能顺利地朝我逼近。可是，他们——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察，是合围而来的。我已经在劫难逃了。从正前方上来的两个警察的面孔，我已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两个警察一老一少，老的五十岁上下，少的只有二十来岁；两个人靠得很近，像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

我的身边有把威力强大的仿真手枪，还有七粒完全可以充作子弹的钢珠，虽然我只在大学军训期间用过可怜的两次实弹枪，但这么近的距离，放倒其中一个甚至两个，绝对不成问题。我杀过两个人了，我的出路是唯一的。哲学家说，人生是一棵充满可能性的树，而我的出路是唯一的。我没有人生。既然如此，再杀死一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这念头一产生，我才算有些看清了自己。

我发现，警察们端着枪朝我逼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经以为自己身上并不存在什么凶恶的野兽，我不会给我妻子和上司之外的任何人带来威胁，可现在看来是错了。以前我胆战心惊地生活，努力适应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目的竟然是为了让埋藏在心底的那朵恶之花顺利地生长？

我把枪拿起来，虚着眼睛瞧着它冷冰冰的身体。阳光强烈——是的，我这时候才注意到芦苇荡里遍布着阳光的阴影，阳光照在枪身上，使之闪动着青绿色的光芒。我闻到了这光芒里寒冷的气味。这气味漠然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包括我，包括那些警察，包括因为家园遭到入侵而扑腾乱飞的昆虫。

只有到这时候，我的悲哀才真的难以言说。我朝枪眼里哈了一口气，把它放在地上，而且用一只脚踏住，好像要消灭它身上的光芒和气味。

但是我无法消灭近两个月逃亡途中一直盘旋不去的可怕景象。

那是我妻子被枪击的景象。

我先打了我的上司，再打了我的妻子。给上司的那两枪，一枪打在他的肩部，一枪打在他的头部，给妻子的那一枪，正正中中击在了她的双乳之间，或许靠左一点，我说正正中中，很可能是花开似的血影给予我的视角误差。三声枪响十分连贯，像没有休止号的三个音符。我说过，他们都瞪了我几秒钟，他们那时候的眼神，我曾经用了“奇怪”一词，其实并不奇怪，它们的含义都十分明确，上司的意思是：小子，这到底是怎么啦？我不是让你当上主任了吗？妻子的意思则要复杂得多，她在疑惑，在怨恨，在鄙夷，同时她还在说：亲爱的，我爱你……

妻子是爱我的，这一点我知道，这一点我从不怀疑。

嫁给我之前，供她选择的人太多了，她之所以不嫁，是因为那些人只看到了她的漂亮和随和，只有我，唯有我，才看到了她内心的骄傲。妻子漂亮、随和、优雅，这都是事实，但她骨子里的骄傲才是最本质的，她的骄傲不是外恭内倨的假做作，而是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对世俗名利的天然蔑视。她虽然不像我一样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我敢说，像她这样广博而智慧的女人，并不多见。

这一点只有我看到了，也只有我去认真欣赏。

因此她爱上我了。

实话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有着与妻子同样的骄傲，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会嫁给我。然而结婚不久，我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闷。

作为哲学系的高才生，我本应该成为一名观察者，本应该像康德一样躲进阁楼里，把远处大海上的航标灯当成我作息的号令，但是我没有，我去一家大公司，充当了一名小职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内心的骄傲偷偷流走了，我希望把我上班的地方，当成可以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带来荣誉的战场。然而，一个小职员与荣誉无缘。我把这苦恼向妻子说起，妻子问我：这种荣誉与你的幸福有关吗？我说不知道。妻子说，你是学哲学的，你应该知道。妻子还给我背诵了一段托尔斯泰的话，我愿意把那段话转达给你——我永远也无法感觉的听众：

“人应该是幸福的。如果他不幸福，那是他的不是。他应该下一番功夫，消除这种迷惘或误解。主要迷惘在于一个人如果不幸福，那就免不了有许多不可解决的问题：我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整个世界的存在又是为了什么？”

我当然理解托尔斯泰，每个人都有幸福的理由，所谓不幸福，只不过是一种误解。托尔斯泰是在为我们“提醒”幸福。然而，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两段深褐色的、仿佛早已枯死的肉，那是父亲的双腿；总是晃动着毛茸茸的冷风以及在冷风中劳动的农人，那是我的伯父；总是晃动着狭小的房间以及房间里简陋的家具，还有在这些家具之间忙碌着的妻子，那是我现实的处境……

妻子不能化解我的苦闷，忧心忡忡地问我：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妻子还哭了，就因为她不能为我帮上忙，可能还因为她看不透现在的我。她是带着一颗纯正的决心嫁给我的，因为当时她的父母都反对——她父母很有钱，但是说，如果她跟我结婚，就不给她一分一厘，妻子没有犹豫，依然坚定地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可是我带给她的，却是她以前完全陌生甚至鄙弃不置的苦闷！

而且我的苦闷在不断走向深处，回家来既不像初婚时那样跟她讨论严肃的学问，也不带她去看电影、进音乐厅，还常常朝她发无名火。

妻子流泪的时候增多了。

对她的哭泣，我从没说过一句宽心话。

我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的知音了。

一个小职员想获得地位和财富，获得梦想中的荣誉，最便捷的方法就是靠近权力，而上司是权力的代表。额头触地，才是崛起的路——这是卑微者的路，也成了我的路。但我收入不高，妻子的收入同样不高，那么我凭什么去靠近那个快上五十岁的大人物？……难道就像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样，是用我的妻子？

关于这一点，你再把我打死一百次、绞死一千次，我也会说：你这是对我的污蔑，你这是血口喷人！虽然我现在不认为妻子是我的知音，但我依然是爱她的呀！从认识她至今，我从没赞美过她的漂亮，因为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个鲜活的人。当男人爱着一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就无所谓美丑，也无所谓优雅与粗俗，他只知道，这个女人是他的骨与血，是他的天与地，是他的春去秋来，是他的白天黑夜。那些动不动就炫耀自己妻子漂亮的男人，动不动就糟蹋自己妻子丑陋的男人，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妻子的存在当成自己的命运。

而我，是把妻子当成我的命运啊。

我没想用妻子去靠近那个大人物，但我把那个大人物带到家里来了。

老实说，我根本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平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并不多，几乎只在公司开职工大会时，我才有机会目睹他的尊容。我得承认，他实在算得上风流倜傥，说话干脆利索，逻辑严密，句句精彩，自他上任以来，业绩卓著，深受拥戴。我是怎么敢于在某次散会之后走到他面前跟他搭上腔的呢？

别的都忘了，只是记得，那天我走到他面前时，他以异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这目光里包含着的欣赏意味，壮了我的胆，我说：某某某（他已死在我的枪口之下，我不愿意在此出卖他的姓名和职位），您好。他立即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我早想跟你这个哲学家借点书看呢。我的书的确不少，有六千多册，念大学的时候，我可以两天不吃饭，喜欢的书却必须买，毕业后有了收入，买的书就更多了。他是如何得知我有那么多书？是我知道他喜好读书，就故意把这消息透露出去，让别人传到他耳朵里去的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说：您要是喜欢，空了去我家里随便选。

言毕把电话告诉了他。

两天之后是周末，上午九点他打电话说要来，我既兴奋又紧张，简直有些不知所措。妻子倒是很镇定，就像普普通通的客人要来串门似的，热情而平常。他住的地方离我家有两公里左右，他却没坐专车来，也没坐出租车来，而是步行来的。他来之后，第一句话并不是赞美我的书多、书好，而是赞美我妻子的美貌。我得说良心话，他对我妻子的赞美是真诚的，很绅士的。接下来他到我的书堆前——我家里容不下大书架，只能到处堆放——蹲下去慢慢翻。他翻了近两个小时，选出来三本，就向我和我妻子道谢，准备离去。都快十二点了，我不能不留人家吃饭，我说我没能力请你去星级酒楼，去大众餐馆还是没问题的。妻子也留他。他拗不过，就说，要吃，就在你家里吃一顿行吗？

于是就这么定了。

那顿饭是我妻子做的，手艺不好不坏。

这以后，如果他周末没有公务，就来我家谈书，而且常常在我家里吃饭。

我给过妻子什么暗示和怂恿吗？好像没有。我只记得，每次在他离去之后，我都在妻子面前数落他的才干和风流倜傥……

他们终于在我出远差的时候，来我家上床了。

两人是谁把这想法挑明的，我没问过妻子。

我不敢问，我害怕知道任何一种结果。

如前所述，他给过我妻子许多东西，而且说这些东西都是他自掏腰包买来的，绝没有动用公司一分钱。他对我妻子说，用公款给情人买礼物，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是对情人的玷污。可是我妻子似乎并不需要那些东西，既没戴过那些首饰，也没穿过那些皮衣、洒过那些香水，当然同样没有坐到那架卡瓦依钢琴前弹过一首曲子，尽管她很喜欢弹钢琴（她念中学的时候就在市里的钢琴演奏比赛中得过二等奖），尽管她父母早年给她买的那台钢琴已经不能再弹了，她很希望换一台新的，更希望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名牌钢琴，比如卡瓦依。

我拿到主任任命函那天，妻子哭了。伤心断肠地哭。她说，如果我为你做了什么，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再不能这么过下去了……

她说再不能这么过下去，可为什么在我当上主任几天之后，她又和我上司赤条条地泡在我家的浴缸里？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解不开这个谜。

我为这个谜所苦。

于是，我把他们杀了。

警察们已经预感到目标很快会出现，显得越发警觉。警犬的哼哼声好像就在离我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我正在考虑自己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即将来临的覆灭，几步开外的芦苇枝突然猛烈摇动起来，而且发出噗噗的声响。

我以为自己不会恐惧了，事实上，这小小的意外却吓得我浑身哆嗦。我定睛一看——我的眼里一定布满血丝，因为我看了好几秒钟才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雌雉鸡，正慌不择路地朝这里跑过来；雉鸡的飞行能力不强，它们既飞不高，也飞不快，且不能久飞，在被追击的时候，它们想到的往往不是天空，而是草莽或丛林。它显然也发现了我，华丽的羽毛微微张扬（我现在看到什么都是华丽的），小小的头前伸着，颈下那条白色环纹清晰可见。我们就这么对视了片刻，它立即掉转方向，朝另一边跑去了。紧接着闯过来的是一群野兔，恐怕有十多只，或者二三十只，一律的暗灰色，有一只兔子紧紧咬住另一只兔子的尾巴，匍匐在地，被拖着前行；我想那只野兔定是生了病，或者体质弱小，奔跑不及，才这么被救助，那个救助者是以母亲的身份还是以丈夫的身份？

它们，都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类同于飒飒的木叶，在我到来之前，它们在这富饶的家园里儿孙满堂，安居乐业，正是因为我的出现，它们才这般惊慌失措。我挥了挥手，让那些和雉鸡一样惊呆了的野兔赶快逃走。

然后我再次把脚底下的枪拾起来。

我的末日马上就到了。我不想空着肚子上路。我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吃过东西，反正现在饿得不行。我离开那根石柱，矮着身子朝水边靠近。芦苇荡里主要的水域已经被警察占据，但十米之外有一个五米见方的小水塘，里面同样有很多鱼，只要吃下两条，我就算不上饿鬼了。

向水边靠近的时候，我听到了警察的吆喝声。吆喝声其实一直没停过，我现在才听到了。他们的意思是让我缴械投降。吆喝声像白茫茫的阳光，或者芦苇，将我彻底笼罩，但它的确切含义，我却总也不明白。

我现在唯一的渴望，就是抓两条鱼填肚子。

多么清澈的水。清澈得如同赤子的眼睛。一些草根和树桩，在水底下招摇；它们并没死，它们都还活着，如果我是鱼，我就能看到它们在水世界里是如何开花结果的。水塘边由于没有芦苇遮挡，阳光可以直落下来，阳光的精华在水底凝聚成一颗鲜红的太阳，因此鱼们仿佛游弋在天上，而空中的鸟影，却如在水中飞翔。这难道就是我在世界上看到的最后影像？

我的眼前出现了幻景，意识恍惚不定，我终于滑入水中。

我抓住岸边的芦苇爬起来，身上糊满了淤泥。

水有了极为短暂的浑浊，接着又恢复了幽蓝幽蓝的原貌。

芦苇被分开和踏倒的声音沙沙沙地传过来，我再不能迟疑了，我把右手的手掌凹进去，破开柔嫩的水皮向下一舀，一条拇指长的小鲫鱼就在我手心里蹦跶了。刀呢？刀挂在我的腰带上，是一把跟钥匙串连成一体的小刀，我左手握着鱼，右手摘下钥匙串，用牙齿咬出刀片，再让鲫鱼嫩白的肚皮朝向天空。

正要动手将鱼剖开，我又听到了警察的吆喝声。这一次吆喝跟以前不同，以前虽有一个大目标，却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一次，他们好像已经发现我了。

我是将死的人了。我已经活得够没尊严的了。一个没尊严的人，死之前有什么资格再杀死一条无辜的生命？

万古长青生生不息的大地啊。

漫无际涯随风飞舞的芦苇啊。

群起群飞如同朝圣的鸟儿啊。

环绕太阳悠然飘荡的白云啊。

……

多日没仰望过天空，现在我望了一眼，然后我对鱼儿叫了声“乖乖”，将它重新放入水中，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作者简介：罗伟章，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文学》执行主编。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曾获人民文学奖、凤凰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高晓声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