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眼界放平心 ——“史笔诗心”学术艺术展感言
举办“史笔诗心”这个学术艺术展，首先要感谢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感谢我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感谢中国美术馆。
这个展览叫“史笔诗心”。说“史笔”，因为我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讲求以古为鉴，旧邦维新，史笔如椽。我又是新中国栽培的第一代美术史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美术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在教学岗位上，在美术评论、书画鉴赏方面，以美育为目标，探讨“借古开今”的历史经验，做了一些接续前人面向未来的工作。说“诗心”,是因为我国又是一个诗的国度，讲求以诗言志，以诗抒怀，重视诗教。我更一直陶醉于诗情画意，喜欢写格律诗，也一直思考诗与画的关系，从中理解中国的艺术精神。而我向往的“史笔”，我钟情的“诗心”，都来自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国家的培养、时代的召唤、历史的使命、家国的情怀。
“史笔诗心——薛永年学术艺术展”现场
我上中学的时候，考进了鼓楼附近的北京中国画院的周末学习班，接近了诗书画印，熏染了民族传统，也参加了景山公园里面的北京市少年宫历史组，走进了悠远的历史时空。很小便被人戏称“老夫子”。考大学的时候，对美术的爱好加上对历史的兴趣，使我选择了美术史学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的首届本科毕业生和“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班毕业生。后来我留校工作，从18岁进美院到81岁的今天，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62年。
60多年来，我曾一度工作于博物馆，后来一直在学校，始终做着中国美术史、古典书画论和古今书画品评鉴赏的教学研究工作。由于做的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又遇上了一批道德文章都居于顶流的校内外名师，在他们的培养下，我在专业上不断有些收获，总觉得非常受益，非常满足开心，有时开怀大笑，大家都说我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在学术上我自认为属于中上资质，没有开宗立派的野心，只是在师辈的言传身教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求得扎实而不空泛的寸进，起到承前启后的点滴作用。最难忘的是老师的教育，他们给我的教诲，首先是德，是重义轻利，是淡泊名利，是责任担当。他们的立德树人，崇德尚艺，培根铸魂，先器识而后文艺，使我受益终生。
启功是我中学老师的老师，也是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上课的老师。新时期之初，书画市场才恢复，我到他位于小乘巷的家里去，他给我讲了一件他处世的事例，让我深受教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在琉璃厂买了他一幅字，拿来给他看，说你这幅字写得好啊。启功就问，花了多少钱哪？那人说不贵，是多少钱买的。启功于是出南屋去了北屋，如数准备出钱，回来对客人说，我们是朋友，你需要字，开口就是了，怎么能花钱去买呢？说着就把钱递给那朋友，说这字算我送给你的，以后需要字随时张口，不要去买，否则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他接着问我：你说是不是这样做比较好。我说，您这是告诉我怎样叫重义轻利。
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安治先生，对我的教育不光是专业，更具有一种师道传薪的担当意识。我担任系主任后，总觉得应该设立奖学金鼓励年轻同学和年轻学者。王森然奖学金设立后，我还想再设立一个，苦于没有办法筹措资金，就和张先生讲。他说，你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看过一些我的收藏，我会挑一件最好的画卖掉，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那怎么使得，不能这样。不久张先生去世了，师母师弟落实了老师的遗愿，捐献了张安治美术史奖学金，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支持，更是一种身后的担当，是留给美术史系后生学子永远的遗爱。
在专业方面，我在师辈的引导下，研究和教学比较重视鉴定学与个案研究的基本功，重视传统书画论体现的文化艺术精神，重视文人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的联系区别与跨越，20世纪美术学术史的反思。在方法上重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题材意蕴与形式风格的兼顾，艺术本体规律与外部条件的辩证。
本着这样的追求，多年来，我做了一点工作。但我的专业研究往往随着教学多方面的需要，铺得较开，成果分散，不够集中，也不很系统，有的只是开了风气，自己并没有做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足，可以自慰的是，在我这一代人中，我是新时期最早被邀请出国的中年学者之一，但我能“平视西方”，时时以前人的“竖起脊梁立定脚，敞开眼界放平心”自励，能比较早地以民族文化自信的意识鞭策自己。
我从中学时代就学画、学书、学诗、学印，大学时代，每周都有三个半天的绘画课，国画由刘凌沧主持教学，西画由韦启美先生任教。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也一直重视艺术实践对理解艺术规律的重要性，但所画不多，只留下少量年轻时代的临摹和写生以及后来极少的创作，新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怎么画了，也很少刻印了。但是一直写书法，融碑入帖，以宋意入唐法，写自己的题画诗和言志咏怀的旧体诗。我这个展览，一部分是以史笔写作的文献，另一部分是书法写作的诗歌，展览大体分四部分：一史论学术，二美育教学，三诗书艺术，四师友互动。
在不同年代的文献中，我留有笔记、卡片、讲稿，论学书信、论文批改，还有日积月累收集整理的画家个案的系统资料，更有边看边记录边精心手绘的卷轴画和石窟造像。现在这个时代，想收集文本、图像，网络一搜，手机一拍，就都解决了，我们那时没有这些条件，只能用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一笔一笔地画，倒也锻炼了直觉的观察感受能力，尝试了“经诸目，运诸掌，得之心，应之手”的表现力。回首这些发黄的文献，好像又回到了早已逝去的踏踏实实治学的从前。
在展出的书画中，有自己的作品，也有师友的馈赠，更有彼此互动的诗配画，细细观看，可以了解其中的故事。比如中国美院的老教授王伯敏先生，是我师辈的忘年交。某年，他画了一张山水寄给我，画的是《黄山白岳图》，上面题字说，我邀你春节一起来游黄山，不管你能不能来，都要写首诗回复我。我于是写了首五言古风寄给他，后来自己写成书法，裱在《黄山白岳图》上。这件作品，记载了前辈学人以传统方式对晚辈的传帮带，诗情画意、生动鲜活，看到它就如又见到了老辈学者文雅风趣的音容笑貌。
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汇报，也是总结。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这一代美术史论学者的努力，反映了我们治学的环境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反映了我们的长处与我们的缺憾。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