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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22年第10期|钟二毛:两个父亲
来源:《长江文艺》2022年第10期 | 钟二毛  2022年10月31日08:42

早上接到市里影视家协会刘秘书长电话,说协会今晚飞机飞贵阳,学习加民俗采风,当然主要是民俗采风,去七天,去十位骨干艺术家,我是一个,问我没问题吧,没问题一会导游会联系你,你把身份证号码报给他。

有点受宠若惊,这种好事能轮到我这个小会员头上。我迟疑了一下,对秘书长说,一会我回复你,看看我的时间安排。

其实我没什么事,我迟疑,是因为和一帮陌生人出去玩合不合适。因为工作原因——我干电影剪辑的,宅得不能再宅,倒不是说害怕或者社交恐惧,是不习惯一堆人共处那么多天,吃饭啊、谈笑啊、寒暄啊。

但我还是决定去。因为父亲说他今天要坐高铁过来我这里住几天,他在湖南老家的那个旧改小区正式拆房子了,他还没租到合适的房子。

找房子都找了一个月了,还没租好!就我对他的了解,再找一个月,都未必能找到。又要便宜,又要采光好,又要挨近菜市场,又要有公园,还要安静,干脆让市长给你在市政府边上盖个免费别墅好了。

我赶到机场时,大家已经登机了。

每个人都是自选座位,没坐在一起。大家第一次寒暄是下了飞机后的晚餐上。

除了刘秘书长我认识,其他九个艺术家,还真第一次听说。其实也不怪,这几年影视业大发展,网剧、网大项目马蜂窝一样不计其数,从业人员激增,同时门槛降低。会写段子就可以当编剧。会开机然后远、中、近、特镜头各来一条,你就是摄影师。拉得到钱就是导演,因为导演会喊“咔”就可以了。相反,剪辑的技术含量还高一点,那么多软件你首先得会、得熟啊,更别说还有很多技法和观念了。

大家开始自我介绍,张三李四王五,顺着座位挨个来。有的人很高调,说下一个项目票房完全有可能超过《战狼2》,有的人很低调,说三年拍了三个片子,没有一个过审,最新的片子关注的是公民政治参与。低调也是为了高调,大家会随之附和:“你这个牛叉,真正的艺术家”、“来,为中国电影未来,干一个”。

我一直在干剪辑,这几年获过两个最佳剪辑奖和一个最佳剪辑提名,但可惜都不是知名的奖,说出来还得解释半天,只好潦草带过:“剪辑师,张守刚。”

没想到一帮艺术家对我的发型感兴趣。我是长发。我今年四十五岁,我这二十五年都是长发。最长的时候,到半腰,最短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样子,搭在肩膀上。

刘秘书长说,守刚兄,长发飘飘,还微微发白,一看就是艺术家气质。

然后大家开始吐槽。张三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也想留长发,老爷子反对没留成,好遗憾。李四揶揄一句,你幸好没留,不然人家会以为哪里来一乞丐。

一个编剧小女生倒是很认真问我:“为什么想到留长发,有什么故事吗?”

我说,我是七零后,我们那时候,偶像是齐秦,很多男生都跟着他留长发,我是上了大学后开始留,中学肯定没有机会留。工作了,我分到老家的省文联,编一书画杂志,不用坐班,一个礼拜去一次,去的目的是想念食堂的红烧肉,领导也没说不准留长发。后来转型做剪辑,来了深圳,单干,头发长也不影响接活。习惯了,短了反而不适应,就是这样,我也不写诗,也不玩摇滚。

小女生又问,留长发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吧。

我不知道别的中年人如何。我从今年开始喜欢思考人生。思考人生,换了以前,会觉得“哇,好矫情”的一个词,呸呸呸,滚一边去。但现在我开始觉得它不但不矫情,反而十分宝贵。

编剧小女生问我留长发有没有遗憾、有什么遗憾,我说没有,这不是实话。

什么遗憾?跟我儿子当当有关。

当当十岁的时候,有天放学回家,脱下书包,站在我面前,很认真地跟我讲了一句话:“爸爸,你能不能不留长发了?”

我当时正窝在进门墙边的沙发里。如果没记错,父亲正在厨房里杀鱼。他每天要为当当做一道鱼,他的鬼扯理由是孩子十岁前必须每天吃鱼,而且是新鲜的鱼。跟着儿子天天吃鱼的结果是,我到了深圳这个沿海城市很少吃鱼,腻啊。

我没有回应当当的要求。

第二天,他放学回家、脱下书包,我从睡房里钻出来。他看到的我,长发依旧。他也没说什么,搬着小木凳,坐在餐桌前,按开电视,调出动画片频道。那台二十一英寸的康佳彩电,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一会大一会小,大的时候像打雷要爆炸,小的时候像卓别林的默片。

父亲在厨房里喊了:当当,把电视关了。

当当不理会。

我走过去按黑电视,然后回到沙发里。

当当看了我一眼,又打开,然后迅速地把声音调成静音。

那时候我正跟前妻吵得精疲力尽,连过去揍一顿的力气都没有。我竖躺在沙发里,头枕着当当的书包,默默地跟着他看一堆小动画飞天入地、各种变身。

不是编剧小女生的问题,让我回忆起这个往事。而是,这段往事,最近这些年一直浮现在我记忆中。

这些记忆牵扯着我,像乳白色的钓鱼线,久不久浮出水面一次,水面涟漪散开,让人意识到时间存在。

说这些,倒不是因为当当出了问题。当当很好。自自然然地成长,小学、初中、高中,长到今天的十七岁,成为一个爱看漫画、不爱运动、学习一般、有点特长(英语不错,英文歌唱得超溜)、爆过青春痘、暗恋过女生但不敢表白(我偷看过他的日记,那个女生居然是外校的,还是练举重的,妈呀)、身体发育算正常(十六岁那年冬天,床单上一团慌张处理过的精斑被我发现)、跟他妈妈感情不错、跟他后妈感情也还行……

为什么一个孩子会要求他的父亲改变发型?

一定是他觉得自己的爸爸跟别人的爸爸不一样。别的爸爸都是短发,平头、三七开、六四开、中分,为什么我的爸爸长发及腰?

一定是有小伙伴跟当当说,你爸爸的头发好长啰,像个鬼咧。

十岁那年的当当,一定是受了刺激的。

我的我行我素,也一定是刺激到了少年当当的。

贵州行程的第一站是黄果树瀑布。日寒水枯,瀑布像流浪汉身上的破布条,稀稀拉拉地耷拉着,一阵大风过来都可以吹得飞起。

黄果树出来,大伙上洗手间的时候,收到丹娜的微信:老爸现在又在搞“收藏”呢。

丹娜,我现在的妻子,是一家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发微信特别注重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然后就是特别讨厌使用表情包和使用表情包的人。这样也好。看到“收藏”二字加了双引号,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父亲是个破烂王!家里所有东西他舍不得扔就罢了,他还往外头搬东西回家。小时候,他带回的东西不仅占满他的睡房,还侵占我的睡房一角。我一度怀疑母亲的肺癌就是呼吸了这些破烂散发的气息导致的,不然母亲怎么会五十不到就突然重病离去。我也一度认为妹妹之所以大学一毕业就远嫁伦敦,也是破烂逼的。旧轮胎、旧书报、旧酒瓶、旧布娃娃……他尤其喜欢捡带铁的小东西:螺丝钉、螺杆、螺帽、铁条、铁块。他都会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小,真正要用起来非常难找。

我小时候戴过的第一顶皮帽子就是他捡回来的。是一顶掉了一只“耳朵”的雷锋帽。掉了的“耳朵”,被他缝上一块黑棉布,以示对称。他用火烘暖和后,罩在我头顶上。那天大雪纷飞。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在一个田野里,用小手刨出一个深深的洞,把帽子埋起来,然后站立在一边,看大雪落木萧萧把地上的痕迹全部覆盖。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亲。那年也是我的第一个十岁。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父亲大人啊,你还是痴心不改。以前在湖南老家如此,现在随我搬到深圳仍如此,我真的是受得够够的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不该打个电话给父亲,让他暂停“收藏”这一兴趣爱好时,丹娜微信又来了,是一截视频,视频里是父亲的声音:“都九点了,小区幼儿园旁边还有人在跳广场舞,音响把天都要炸了,你们说这样会不会干扰到幼儿园教学,你们说要不要制止!我今天第一天住进来,就发现了问题,你们就没发现?”

丹娜让我打电话劝走父亲,让他别在物业据理力争了,广场舞扰民这事,小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哪是物业一下两下能解决的。

我拨通了父亲手机。父亲在手机里重复着视频里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我把手机放下来。他的声音照样字字入耳。

我说了一句就挂了:“行啦!回去吧。”

关于父亲,我不知道该如何谈起。

谈他在老家的师专(后来改成了文理学院,二类本科)教了一辈子书都没评上教授?谈他处处爱管闲事、伸张正义?这都是太大的话题了,容易把他往高大上方面引,不如就谈谈我和他。

就谈一件事,还是关于我的长发。

我是大二第一学期留的长发。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知道这个事,总之那个十月,父亲突然闯到了我的宿舍。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号剪刀。宿舍几个同学都吓坏了,以为命案要发生。狗日的一个个胆小无比,不但没有勇夺凶器,连个刀下留人的请求都没有,全跑出去了。等他们带着校保卫科的一队人马回来时,父亲已经人走刀留,我呢,毫发无损。

父亲带刀而入,带着怒气。他强行要剪我头发,但身高够不着。他气得嘴唇打颤。他开始退而求其次——骂。作为大学老师的父亲骂起人来,跟田间地头的农民父亲是一样的,遣词造句和语法都近乎一样:要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要脸;丢不丢人?你不觉得丢人我觉得丢人;男不男女不女,你这什么意思;你读的是什么书,狗屎是不是。

我就不说话,反正你剪不到我头发。

父亲走了。走之前,他把崭新的剪刀压在我枕头下。枕头蓬松,剪刀外露,他又从桌子上拿了本大开本的书压住剪刀。他以为我会自己手起、刀剪、发落。

父亲带刀怒闯宿舍之后,我和他再也不讲话。大二寒假,我回到家里,尽量不跟他同桌吃饭。他吃饭,我就在房间画画。母亲叫“守刚,吃饭了”,我就答“画完再吃”。母亲过来一看,我确实在画画。有时候肚子实在饿,提早出来,碰到父亲在走动,我会刻意不让他撞到我、挨到我。他坐过的位子我不坐,他拿过的碗筷我不拿。学费他递给我,我不拿,让他放在桌子上,我一会自己拿。就到了这个地步。

父亲受不了。

大二暑假一回来,迎接我的是两个省城记者。那时候,中国有档很火的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做的,名字叫《实话实说》,把当事人请到演播室里面对面对峙。各省电视台纷纷效仿,我们省电视台就叫《有话好说》。

父亲把电视台记者(准确说是编导)叫到了家里,让我们父子俩有话好说。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电视台和他们的工作。

在我回家之前,两个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已经在我家拍拍拍、拍得差不多了。拍我的房间、父亲的房间、客厅里的全家福,还有我的完成的、未完成的、半途而废的画作。

我回来后,一个女记者跟我说,她是大我三级的师姐,还说了我们共同的几个老师的名字。我哦哦地应着。师姐又说,请我们过去做节目,就是想探讨下代沟问题,想说什么都可以,不想说什么也可以,一切自由。说得好就播出来,说得不好就不播。

父亲站在一边说:“守刚,咱们来一次平等的对话,直抒胸怀。”

父亲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我就答应了:“好,对话。”

然后很快就有车子过来接我们。他们在市电视台搭建了一个演播室。与其说他们真会节省开支,不如说他们害怕我中途变卦。

父亲坐中间,我坐父亲右边,主持人坐父亲左边。灯光一打亮,这才发现录节目像演戏,说着说着就会有很多人过来提示,你稍微坐拢点,对,就这个姿势;你的脚稍微收进去一点,多了多了,对对对,是是是,舒服就好;当时情景你能不能讲仔细点,对,最好再仔细点,多讲点细节。父亲是被提示最多的。平时说话滔滔不绝的父亲在镜头前讲话,慢,慢得仿佛每个字都被他嚼碎了再依依不舍吐出来。我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中午录到晚饭时间,主持人似乎饿坏了,录着录着扭过头冲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打OK手势。中年男子回打了一个OK手势。好,结束了,收工。我的师姐突然从黑暗中冲上来,帮我们摘掉麦克风。父亲非得自己来,结果麦克风的线绕在衬衫和白汗衫中间,半天扯不出来,急得他一头汗。师姐帮我取下麦克风,我突然想起十岁那年我雪埋雷锋帽的故事,问能不能补录这个故事。师姐指指主持人的椅子。人去椅空。连摄影机都卸下来了。我只好作罢,很多天后都觉得遗憾。

半个月后,这期节目,名字叫《父与子》,在省台播出,收视空前,据说感动了很多人。市里晚报还给报道了,其中有个小标题大意是,“理解”二字,从这一刻起,在这对父子心里萌芽。

看了觉得好笑。我一直都理解父亲,关于他为什么不喜欢我留长发。只是我不愿意头发刚留起来没两天,就要被他用剪刀咔嚓,这对长发太不负责了。

父亲倒好像是真的理解我了,再也不过问我的长发。因为节目的播出,他成了小城名人,光市里晚报记者来来回回就采访了好几次。报道为他贴上了“真实”、“真诚”、“宽容”等标签。

看到父亲得意的样子,我就不想把“理解”进行下去了。感觉自己被骗了。

贵州之行第三天,走马观花似的跑了好几个古镇。

中国所有的古镇都是千镇一面:靠着一条河,河两边建起木楼,木楼挂着红灯笼,灯笼下是一群忙着自拍的人。街上呢,永远的石板路,路两边是门店,卖各种仿古小玩意,以及“民族风”服饰、牛角梳、蜡染、银器、假古董、木头玩具。这些玩意都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的货。至于景区里的民俗表演,甭管是这个民族还是那个民族,基本都是一个套路:迎亲,新郎要见新娘,新娘闺蜜不让,新郎兄弟们上,一番调笑,然后搞定。有的景区讲究的还好,至少服装、道具、演员表情还算到位,最可怕的是,在一个古镇,当当当,锣鼓敲起来了,有个演员还在看手机,一上到舞台,他居然打了个大哈欠。胡编的剧情,错位的歌舞,麻木的演员,加上一堆胃口奇好、照单全收的观众,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同行的,好歹也是骨干艺术家,品位尚存。大家站在石板路上扫了几眼,便一致要求导游找了个临河茶馆,大家哈着白气,捧起茶,聊起天。

大家由生到熟,话题也慢慢接了地气。

有个作曲家谈到房子。他说他刚买了一个市中心的房子,贵得要死,但还是要买,因为这是给孩子预留的房子。

在座的除了编剧小女生(刘秘书长补充介绍过,她是九二年的,九零后),大部分都是六零后、七零后,七零后中七五前居多。所以“房子”这个话题,对于一帮老屁股来说,是大家都感兴趣的。

作曲老师的一番话强烈地拨动了大家的心弦:“咱们非官非富,能帮到孩子什么?什么都帮不上,除了给他预留一套房子。有了房子,以后他走上社会,至少不会有大忧愁了。至于有没有出息、成不成大事,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大家都认同这个理,纷纷说自己也是早几年就买了一套房,以后大房子留给孩子,自己和老婆就住小房子,只不过没有作曲家有本事,敢在市中心买房。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我不仅心虚,我还有点羞愧。

但随着九零后编剧小女生的一席话,我的羞愧立即又被瓦解了。

九零后编剧小女生对着一群大叔大妈说:“你们想多了。第一,现在大部分人买不起房,但十年二十年后,房价还会这么贵吗?你现在吐血买一套房,到时候可能并不值钱。第二,十年二十年后,人的观念还会一成不变吗,还是要结婚就必须要有房吗?可能那时候,租房的反而看不起买房的。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我非常崇拜地看着编剧小女生,喃喃念道。

夜宿黎平侗寨。

气温骤降。手机推送的信息说贵州四个地区或降小雪,包括黎平。

冷是冷,但这个行程,我最感兴趣是这里。因为有侗族大歌。在所有少数民族音乐中,侗族大歌是我喜欢的民族音乐之一。侗族大歌是没有指挥的,但却那么整齐,三个不同声部的配合是那么分明和圆融。一觉醒来,我们将去侗寨访问一个歌王,还会去一个学校,了解侗族大歌的教学方法。

然而,当晚,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北某省,七个同村的尘肺病农民兄弟,十日之内,相继自杀身亡。这让人想起当年一家台资工厂的N连跳事件。消息一爆出,此事立即疯狂刷屏。看一些文章透露的信息是,这个村子里有六十多个农民患上尘肺病,他们肺组织硬化、石化,呼吸极为困难,行动艰难。但漫长的官司几年打下来,这些农民兄弟并没有从黑心矿老板那里得到很好的赔偿。这些丧失了劳动力的壮年男子,每年都有人被活活憋死。这次传染病式的自杀事件,有人说跟气温骤降、雾霾加剧有关,一些呼吸极度严重困难的患者,不堪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提前结束生命。

微信里的图片,黄土、断墙、矮房、木然的脸、以及远方孤零零没有一片树叶的树,看得人极度压抑!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看到当当把我和父亲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群名叫“两个父亲”。

当当在群里发了五段语音。点开一听,前三段语音讲的是昨夜刷屏的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两段语音讲的是,他和他的一个铁哥们同学,准备晚上赶往北京,加入一个叫“清尘有爱”的NGO组织,然后一起出发奔赴西北,为尘肺病农民提供物资、法律与心理援助。

父亲也有一段语音,点开,他机关枪一样的声音蹦出来:当当,我这个老同志加入你们的队伍!

我在群里发了个微笑表情,以示我在了。

我@当当:你现在就把你、你同学、还有爷爷的身份证、手机号码收集好,一起发给我,我现在就给你们买今晚直飞北京的机票。

发完,我先给丹娜留言,让她抓紧时间到楼下的家乐福,给父亲准备一套去北京穿的棉衣棉裤,买大码的,还有一双厚底鞋,他脚四一的。

然后,给当当的微信输了一行字:“当当,明年爸爸给你在市区买一个房子,等你参加工作了好有住。”输完后,我又犹豫了半分钟,算了,还是别发了,矫情。

钟二毛,湖南人,瑶族,小说家、电影导演,曾为警察、记者,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完美策划》《我们的怕与爱》,短篇小说集《旧天堂》等。曾获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及百花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广东省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奖项。编剧、导演电影作品有《死鬼的微笑》,获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小成本电影奖”,入围美国亚利桑那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埃德蒙顿国际电影节“全球最佳短片”单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