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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专栏 | 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上海文学》2022年第10期|陈冲:无法实现的梦想(选读)
来源:《上海文学》2022年第10期 | 陈冲  2022年10月26日09:00

我问哥哥,你记得些什么小时候妈妈的事情?

他说,家里第一次装日光灯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变得老亮。那天妈妈开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灯管下面唱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问,还有呢?你还记得什么?

他说,妈妈跟爸爸发脾气。

我问,她为什么发脾气?

他说,他们两个人用一张写字台,有时候我们也用,台面总是堆得很满。她发脾气,大概都是因为她备课写好的一叠纸被弄乱了,或者少了一页。妈妈做所有的事都特别用功,其实她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时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里,夜晚我只要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无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约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亲跟我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令我震惊。我总是觉得,是丈夫和孩子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难道母亲认为,命运赋予了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和成就,而我却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理想?

母亲的命没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中怀着你,你外公有两个鸡蛋的补助,杨××就不许他把鸡蛋留给你妈妈,他说这是给一级教授的补助。安中在药理教研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杨××,我们都知道整死张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从来没有机会做科研,她对科学的激情、才华和学识大多都被时代和环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亲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记得,在炎热的夏天,她和我赤着脚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湿的地板上听广播英语课,跟着大声朗读。当时的教材,经常是直接把小学语文课内容翻译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剥削农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语里的声调拉长了,听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几天后,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结束后,欧美医学代表团开始访华,当时外语人才奇缺,母亲常被叫去当翻译。每次活动前,母亲总是跟姥姥一起准备和排练可能聊到的内容。有一次,她们排练见面和告别礼仪,姥姥扮演外宾,跟母亲说,“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亲回答说,“It’s my pleasure! ”姥姥说,你也可以说“ 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这样听上去更优雅,也更热情好客一些。我也这样在一旁学到不少课本里没有的英语。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走出了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结束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母亲参加了那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亲有很多笔记本散在家里各处,大多写着人名、电话号码、几时上钢琴课、修理工几时来等等。她走后我仔细翻看,才发现她也记录了往事。为什么写过往的岁月?想给谁看?或许她只是不想遗忘。笔记本没头没尾没有年月日,也许那些越来越潦草凌乱的字迹,越来越碎的记忆,是她在迈近生命的尾声。关于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考试,她写了:

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英语口试,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这位“主考官”是谁?他是否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经的才华和炙热?他给母亲出的考题是什么?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张昌绍就发现了吗啡的中枢神经镇痛部位,包括第三脑室周围和导水管中央灰质脑区。他认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内源性吗啡样受体,那正是外公当年假设的那种细胞组织。

母亲阅读了美国神经药理学家Solomon Snyder关于受体的文献后,激动不已:

爸爸,你对吗啡作用于专一的受体而发挥作用的设想,终于被证实了!如果你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你一生中最兴奋和幸福的时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刻。你曾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为此项研究做的一切: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科研条件的准备,自己身体条件的准备,都在这场运动中化为乌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那天的对话之所以难忘,是因为母亲接着给我举的例子。她说,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许只是基因赋予了他异常富足的内啡肽——天然止疼药;而有些经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许并不一定都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也许就是缺乏了同样的天然化学物质。内啡肽的研究几乎超越了科学范畴,进入了哲学范畴。

不难推断,母亲在中科院的留学考试题目,是关于阿片受体与内啡肽的研究——她和外公两代人共同向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丽的手迹,写下了六页生平重要年鉴,她传奇性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动乱,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张昌绍得以平反。”这两行字背后有多少诉不尽的血泪和沧桑,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掩面跑出面试厅,沿着外公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线,从太原路拐角的书报亭,穿过肇嘉浜路,沿枫林桥路跑进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考取留学资格以后,母亲必须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挑选一个国家。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讨论起英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哪个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讨论外面的天地。

那一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了英国,为那里科技、工商业的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惊。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自行车还属于奢侈品,而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车、私家房。他说,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父亲说,你还是去英国吧,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亲的说法。我听小学老师说过,美国的富人把牛奶倒进河里,而穷人的孩子没奶喝,那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但是母亲说,美国在神经药理科研领域全球领先,要学就要去最顶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Solomon Snyder教授——发现脑内阿片受体的科学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体研究,获得了 “Albert Lasker 基础医学研究奖”,也是生物医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之一。母亲写信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学习,一个月后收到回信说,他的实验人员配置已满,但是可以推荐她去他学生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进修。

落实了导师以后,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五十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宿舍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任何离愁别绪,只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机。也许那是冰山一角,让她预感到更为巨大的未知和冲击。

那时去美国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亲出发那天,我在哪里拍戏?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见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橱柜和抽屉。母亲仿佛嫦娥奔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让我无比伤感和惆怅。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中美之间的信件,不仅要中转其他国家,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杳无音信。第四个礼拜,她的信终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亲暂时吃住在纽约中国代表团(领事馆前身),从窗口能看见哈德逊河——记得她在信里说那是“纽约的黄浦江”。她每天坐公车和地铁,穿过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眼下我在纽约拍摄电视剧The Retreat,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偶然走过66街和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就住在路口这栋红砖楼里。我有一张她在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逆着阳光坐在小书桌前,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老高。

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的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出国留学前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对食物的理解只限于营养成分和化学结构。到美国后,她迫不得已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烧鸡腿。

我在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公寓前停下脚步,凝视许久,令一个路人转头看我。母亲曾在哪一扇窗户内生活、学习、想家、煮鸡腿?

从这里,她步行就能到达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我想象四十六岁的母亲捧着书本、文献、午饭盒走在这条街上。她远离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开始了一个女学生单纯俭朴的生活。每发现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当年在日光灯下一样,感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欢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极其优秀和慷慨的导师,实验室里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学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医师和客座教授,气氛非常活跃。周末,他和夫人常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带她见识一下曼哈顿。二〇〇一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毁以后,她还跟我提起,Pasternak曾带她去顶层的“世界之窗”吃过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母亲学习美国人文习俗的老师。

P让我代替他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去讲了两次药理课,一次是“痛觉药理”,另一次是“多巴胺类药物”,逼得我周末大开夜车,又用他的名义到摄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灯片。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又看到教室里有两个学生边听课边喝咖啡吃汉堡包。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请他们出去,但在美国该怎么做就吃不准了。事后问P,他说,这节课一点钟开始,有的学生刚从上午听课的教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能边听课边吃,是很自然的。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叫他们离开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亲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有关阿片受体和配基的会议,并报告m1受体的工作。在会场上,母亲遇见了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个导师与未来二十年的好友。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戴一张印着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个小灯泡。如果有人要在会场上为自己的实验室物色科研人员,就亮红灯;如果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蓝灯;两样都不需要者,就把灯关掉。我到P实验室才一年,按合同要两年才满期,因此没有亮灯。

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Dr. E. Costa。我一震惊,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Wardolf Astoria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有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John W. 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一天我向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Costa的实验室进修。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披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做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