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荆歌，苏州人。作品集《八月之旅》入选“中国小说50强丛书”。另有作品被翻译至国外，多部作品被改编拍摄为电影。曾受邀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近年发表出版了《诗巷不忧伤》《他们的塔》等多部少儿长篇小说，数次荣登各类好书榜，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和紫金山文学奖。曾在杭州、苏州、宁波、成都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

人在芦墟

荆歌

一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正经去过芦墟了。这个话的意思是，大概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再回到那个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了。自从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所工作的芦墟照相馆起，时光忽忽已经四十多年。其间虽然也曾经去过芦墟，但所到的其实并非那个“我的芦墟”。我的芦墟，是那个北栅头的芦墟，是那个能闻到泥煤味的芦墟，是那两条南北走向贴着市河的细细的老街，是下雨天都不用打伞的满是过街廊檐的古老地方。是生活着钱明辉、吴伊川、汤红、阿萍的美好小镇。失去了少年，似乎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芦墟，它在时光里退缩，退到了记忆的最深处。后来偶然的到访，所见的已不再是老街和故人，只是名字依然的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新的芦墟。

新冠疫情似乎快要在全球结束的这个夏天，我和画家夏回以及他的一众女弟子在北厍吃了一顿农家菜。我对他们说了北厍这个地方，除了地名上的这个“厍”字有些特别，它比仓库的库少了一点，读音更是相去甚远。我还介绍说，明代文坛赫赫有名的午梦堂，就在北厍境内。那里叶小鸾亲植的一株蜡梅，还在顽强地生长，年年寒冬吐露清幽的芬芳。我甚至还说了，叶小鸾据说正是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原型。但座中诸客，竟没有一位提出来要去葫芦兜村看一看。人与人的兴趣和对事物的感受真是不一样啊。我年轻的时候，对叶小鸾可是喜爱到了痴迷的地步。这位十六岁便夭折的古代才女，我把她曾经的诗词华章认真地抄录下来，一遍遍吟读。我还曾收藏过一枚小小的画片，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烟盒里附着的美女图。画上的叶小鸾，虽然面目不清，却是身姿婀娜，让我迷恋不已。这几乎是一份相隔四五百年的单恋。直到今天，但凡看到叶小鸾的名字，我的心中都会漾起一番别样的滋味。

也许这种曾经的迷恋，只属于我个人。把它说了出来，已经无趣。在别人眼里，这种地方掌故，在历史的烟云中遥远模糊，平凡普通得完全可以忽略。

可是当我提议去附近的芦墟古镇一游时，众人都来了兴致。仅仅十多分钟的车路，转眼就到了这座我记忆深处的古镇。在夏日的晴空下，它质朴而宁静。正如我对朋友们所描述的，它也许是所有江南古镇中最特别的一座。在这个镇上，你几乎见不到一个游人，也不会看到为招徕游客而搭建的任何设施，连红灯笼都没有一个。它依然安静地留在原地——这个原地，是什么时候呢？一九八〇年代，还是更早的夏天？

街道还是从前的街道，小弄还是过去的小弄。一些开着的店铺，其布局还是我少年时的模样。观音桥边的一座老建筑，它虽然破败，却是那样的好看。它跟乾隆古桥观音桥构成了一种和谐微妙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是这样的搭调。

我没想到站在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看去，一个壮实的汉子迎了上来。我竟一眼也认出了他，他就是汤红的弟弟汤岩。他们的父亲是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老革命，汤红汤岩的名字里，显然有着老汤红色的情结和印记。汤岩在他们四兄妹里排行老二，那时候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大院——那是一个明清建筑群，是芦墟中学的教工宿舍——但是我与他的交往却并不多，我只是他哥哥汤红的好朋友。

汤岩和他夫人就在观音桥堍开了一家夫妻老婆店，卖他们制作的糕点和其他食物。我很后悔没有买一点他们的糕点尝尝。后来听郑一冰说，芦墟的糕点都是很好吃的。苏苏花花她们只是围着汤岩家的冰柜，叽叽喳喳地讨论要吃什么样的冷饮。她们好像问我了，棒冰是要吃赤豆的还是绿豆的，我充耳不闻，只是看着眼前的汤岩，壮实的身子，憨厚的脸，友善的表情。我在他脸上看到了熟悉的过去。如果此刻我不是真的站在他的面前，这样的一张脸，还会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吗？

汤岩一家从山西来到芦墟镇上，他父亲是从部队转业过来当芦墟中学革委会主任的——也就是后来的校长吧。我记得他始终都是严肃的，穿着没有了领章的军服，脸上很少出现笑容。然而他留给我的却并不是刻板的印象，因为我去他家，看到很多书法挂在墙上，而那一个个篆字，都是汤主任的手笔。我还亲眼看见他写字，他是用扁平的油画笔书写篆字的，这在当时的我看来非但一点都不好笑，反而回家后偷了一支父亲的油画笔，撕下几页大楷纸，也像汤主任那么干了起来。

汤岩说，观音桥堍的老建筑，过去是茶馆，我们有时候会提着热水瓶过来装开水，门口有一个很大的老虎灶，你忘了吗？我真的忘了，但是经他一说，我又想起来了。我还想起，这观音桥下，是有一对老夫妇卖水果的。他们的水果摊上，最多的是甘蔗。成捆的甘蔗，成排的甘蔗，倚靠在桥身上。桥还在，卖甘蔗的老夫妇，当然已经不在了。如果他们还在，一定是一百多岁了吧。

茶馆再过去一点，应该就是豆腐店。豆腐店里卖豆腐，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年这家豆腐店，还卖年糕。年糕特别柔软，总是热乎乎的。最美妙的吃法，是去市河对面的油条店买一根刚炸出来的油条，趁热将它折断，这样它就会变得脆脆的。用两条豆腐店里的年糕，将这脆脆的油条夹在中间，咬下去外软里脆，香糯并济，是一种怎样销魂的体验呀！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感到饿了。但在当时，谁又奢侈到能够经常享用这样的美食呢？我们家搬来芦墟，住的是清代的木头老房子，这房子之前住的是芦墟中学前任教导主任一家。有天我在小阁楼上发现了一个热水瓶的空壳，我把它拿出来，被邻居张齐看到了。他让我猜一猜这是什么，我说是热水瓶的壳呀！他又让我猜，它是做什么用的。我说这还不简单呀，装了内胆就是一个完整的热水瓶呗。涂了水银的真空的玻璃胆瓶碎了，就留下了这个空壳子嘛！张齐神秘地对我说，你猜得不对！结果他告诉了我意想不到的答案。张齐说，这是从前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某某用来装米的。那个某某，经常偷自家的米，一点点积攒了装在这个铝质热水瓶空壳里，然后去豆腐店换年糕。是的，豆腐店里可以用米换来年糕，那温柔的年糕，可口的年糕啊！张齐透露的秘密，曾经让我一度很想如法炮制，我是不是也可以偷一点自家的米，去豆腐店换年糕吃呢？我没有把这想法付诸行动，并不是年糕的诱惑不够强烈，而是因为我实在太怕我的父亲了。我如果做下这样的事，万一被他知道，除了无情的打骂，我甚至都有可能丧命。

一众男女坐在芦墟收藏家协会的门外喝茶，吃着美味的五色绿豆汤。郑一冰对我说，芦墟老街其实很短，首尾不过一公里。确实是短呀，相邻的镇子黎里，老街长度竟是芦墟的十倍！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它却很长。那是因为少年的目光，没有见过世面，没有走过更长的路吗？是啊，也许是吧！那个芦墟服装厂的大门，在少年的我的眼里，是多么的恢宏大气，今天看上去却只有石库门那么大了。

混堂弄也似乎变得又细又窄。不过让我惊奇的是，弄堂尽头的浴室竟然还在。这条弄堂的名字就叫“混堂弄”。现如今，但凡有点年纪的房子和小街小弄，都难逃被拆的厄运。叫银行弄、估衣巷的，里面早没了银行和当铺。混堂弄里还有弄堂，这差不多是奇迹了。挤进这条依然名副其实的混堂弄，面对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公共浴室，我不由得发呆。

四十年没变，它还是一个真正的浴室。所以它的木门紧闭着。这样的浴室，夏天是不开门的，只有寒冷的冬天，才是它生机勃勃的季节。那时候，芦墟镇上还没有自来水，又有谁家会有自己的浴室呢？夏天，市河就是大家的浴室。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屋檐上挂下来的冰柱，常常有手臂那么长。很多女人和孩子都会生冻疮，其中也包括我。冻疮跟牙疼一样，算不得病，却很折磨人。冷的时候它痛，到了阳光和暖的中午，或者进了被窝，它就奇痒。这是一种极难忍受的痒，好像一直痒到牙根里，痒到骨子里。每年冬天的我，都因为冻疮而愁眉苦脸。但是却得不到父亲的同情，他经常会看一眼我肿得馒头一样的手，严重的时候，它溃烂得像一只烂桃子。父亲会说，冻疮嘛，都是懒出来的。他的建议是，干脆到冰冷的河里多泡泡，去洗菜，或者洗衣裳，冻疮自然就没有了。他说得好像有道理，其实一点都不对。我听了他的话，故意将手放在刺骨的河水里，咬着牙，尽量浸得时间长一些。可是冻疮非但没有好，反倒更严重了。

冬天去混堂洗澡，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虽然说，刚泡进热气腾腾的池子时，我的手、脚，还有耳朵，都会痒得全身痉挛。但是当那阵汹涌的痒过去之后，就是完全被温暖拥抱的快乐。水没到颈项，额头上的汗就放肆地出来了。这时候外公就会叮嘱，一定要把汗擦掉，否则就会晕汤。所谓晕汤，就是因一下子出汗太猛而晕倒。毕竟是老人家，什么样的生活经验都有。我的哥哥果然就晕汤了一次。他跨出浴池之后，身体摇晃了两下，就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浴室的师傅见了，暂时放下擦背的工作，不慌不忙提起一桶凉水，朝着哥哥没头没脑地泼了上去。

哥哥当然立刻就醒过来了。外公责备他说，让你擦干额头上的汗，让你擦干的！哥哥辩解说，我擦干的呀，我一直在擦。他一直把额头上的汗擦掉，却还是晕汤了，因为浴池里的水实在太烫了。少年的皮肤嫩，身上都被烫红了。外公是老浴客，他喜欢烫。有次下了浴池，他大声嚷嚷起来，说池子里的水怎么是冷的。其实我们已经觉得有点烫了，他却说是冷水。浴室的师傅就过来，把与另外一个小池相连的水龙头打开了。小池里的水，几乎是沸腾的。滚烫的水流进了大池，我们明显感觉到水在变烫，烫得我终于忍不住了，赶紧爬出了浴池。

外公却特别享受地躺下来，躺在水里，只留一颗光头在水面上。他闭上眼，舒服得长叹了一口气，用他的家乡常州话说了一句“写意啊——”。

这种“写意”可不是想要有就有的。洗澡是要钱的，我已经不记得在混堂门口的小窗洞里买一个竹筹是五分钱呢还是一角。反正这笔开支，在家庭开支中并非无足轻重。最多十天半个月才能有一次这样的消费。平时都是在家打半盆水，洗了脸，把水倒进脚盆里，再加一点点热水，然后洗屁股，再洗脚。

去公共浴室洗澡，外公不喜欢干净的水。如果浴池里的水是透明的，他就不喜欢。他说清汤伤身。而浑浊的水我是有点嫌脏的。虽然绝大多数人在给身子抹肥皂的时候，会自觉站到池子外，会用毛巾到池子里取水，把身上的肥皂沫抹干净了再入池。尽管这样，池水还是变浑浊了。外公却说，同汤不过癞，意思是虽然大家在同一个池子里泡着，却不会传染疾病。皮肤病也不会传染吗？我不相信。顺便插一句，我记得浴池的边上，是写着一句提示的：“精神病和传染病患者请勿入浴！”这句话写得挺醒目的，但是有用吗？我每次都会想，有传染病的人，脸上又不写着字，怎么看得出来呢？精神病人如果没有特别异常的行为，也发现不了啊！他们只要自己不说，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买了票进来，和我们一起泡在池子里。所以我认为这句提示完全是形同虚设。

高峰的时候，浴池里人多得就像一锅饺子，一不小心陌生人的裸体就会彼此碰到，我觉得这是十分尴尬的事情。

高中毕业后，我进了芦墟照相馆工作。我的同学葛洪亮被分配到了大众浴室。

我去洗澡，便有了一点特别的待遇。我的衣裤被他用长长的丫叉高高挂起的时候，他会说：“等会儿我多给你扔一些毛巾！”他说得一点都不遮遮掩掩，不以走后门为耻，反倒以特权相惠为荣。等我皮松肉软从浴池里出来后，他果然不停地给我扔毛巾。那是滚烫却又拧得特别干的白色毛巾，从很远的地方，被他扔过来。毛巾在空中像鸟一样，总是准确地飞到浴客的手中。这是浴室师傅的基本功。葛洪亮进浴室工作不久，勤学苦练，已经基本掌握了扔热毛巾的技术。不过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他向我扔毛巾，却被别人一把接了过去。他走过来，先是怪我不够机灵，没有接到毛巾，接着又怪边上的浴客不讲道德抢别人毛巾。他就是没怪自己扔得不准。但是我和抢到毛巾的浴客都没有反驳，因为那时候是卖方市场，没有顾客是上帝这一说。顾客都要拍营业员马屁，很少有人受了营业员的气敢表示不满的。

2022年的夏天，我站在锁了门的芦墟大众浴室门口，往事历历，感慨万千。老木门的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濯足濯缨肮脏尽去”，下联是“浴身浴德清白还来”。门楣上还挂着一只淡黄色灯笼，上书“百年混堂”四字。这些，不知是哪年哪月写上去的，从前肯定是没有的。

我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作家黄小初评论说，可以申遗。电影导演王小帅则说：“买下，保护！”我对小初说：“难能可贵的是它依然是纯正的浴室。”对小帅则说：“你来拍电影吧！”他马上回复道：“必须的！”

二

我在芦墟生活的时候，跟郑一冰并不相熟。他好像是比我高两届。我跟他夫人张维絮是同班同学。张维絮那时候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直到今天，她还是风韵犹存的。

我们坐在市河边，坐在从收藏家协会搬出来的明清老凳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过去，说着芦墟。年过六十，我的心理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变得更频繁地想一些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二来呢，就是喜欢怀旧了。怀旧尽管有些平庸，但实在是很愉快的事。张维絮从家里带了一罐她亲自炒制的松子。剥开松子硬壳的同时，我们也把回忆剥开了，因此感到喜悦和甜美。

一冰是非常资深的收藏家，从一九七〇年代就开始与古物打上了交道，瓷器杂项无一不精，所收良渚陶器蔚为大观。这样的收藏，是真爱古器物古美术，是对历史文化的珍惜和痴迷。因为古陶器虽然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经济价值却并不为收藏市场重视。也就是说，它们每一件都堪称国宝，都是博物馆级别的器物，却不能卖多少钱。这一点，郑一冰当然很清楚。但他乐此不疲，几十年都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为纯粹的收藏家。

除了收藏，他还撰写了大量与乡土有关的文章。芦墟的角角落落点点滴滴，都会在他笔下深情呈现。他跟黎里的李海珉一样，都是所谓的“古镇守望者”。他们所做的工作，也跟古陶器一样，可能不为公众所重视，但其重要性，将被时间证明，会被历史记住的。

我还一直都没有一冰兄的微信。张维絮肯定是以这样的老公为荣的。一冰的文章，我都是在张维絮的朋友圈看到。他每写了一篇文章，她都会郑重其事地转发。他们至今生活在这个小镇上，习惯了小镇的生活，爱着这个地方。古镇生活的平和安宁，是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的，是能从他们慢悠悠的说话声调中感受到的。岁月在他们身上，似乎也放慢了脚步。他们看上去都很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芦墟收藏家协会两间临河的老屋里，坐着好几个人。他们中有认识我的人，而我却完全想不起谁是谁了。他们非常友善，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这不是你的画嘛！”一冰兄说，这是他们收藏家协会收藏的荆歌画作。我抬头看着自己早年的画，觉得很是惭愧。当然也很为他们的错爱而感动。

王裕正走过来叫我的名字，我只觉得此人很是面熟。心里正想着这是谁，他便自报了家门。真是久违了！这位老兄跟我们家曾经是那么的熟悉，熟悉到用他的话来说，我父亲对他比对自己儿子更好。事实也正是这样的。王裕正因为喜欢音乐，所以跟我父亲算是知音，有了特别的交情，这种交情，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在我记忆中，王裕正好像什么乐器都会玩，二胡、笛子、手风琴、小提琴，还有小号。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小号。他总是在放学后，或者星期天，还有寒暑假期，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芦中校园里吹号。他一边走一边吹，号声嘹亮。吹的是什么曲子，我当然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节奏明快的进行曲之类。我忘不了的是，他用小号吹出的音乐，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家的生活。我们不管是走路，还是用蒲扇生煤炉，甚至咀嚼，都不由自主地和上了那小号的节奏。甚至我的梦里也经常回荡萦绕着他的号声。这并不是说他吹得有多动听，他鼓着腮帮子憋足了劲吹出来的曲子，其实是有些跑调走音的，以致在他的号声里，我觉得自己走路都免不了有一些不稳当。进行曲的节奏强行闯入了我们家，从窗子钻进来，进入到我们耳朵里、脑子里，以及梦里。

他的哥哥王裕林也是音乐爱好者。他家住得离我家不远，就在芦墟中学隔壁的一条弄堂里。我经常去阿萍家玩，便总是会路过王家。在我看来，王裕林二胡和笛子的演奏水平，是要高于王裕正的。事实也一定正是如此。因为我发现，在王裕正拉胡琴或者吹笛子的时候，王裕林的表情多少是有点不屑的。而王裕林自己玩起来的时候，那种陶醉和得意，真是让人既生羡慕又不免嫉恨的。

王家一共有三弟兄。王裕正最小，王裕林是老二。老大王裕方好像从未见他玩过什么乐器。那时候他已经不是中学生，已经在房管所工作了。他的样貌和风度，也完全是一个大人了，跟我们显得有代沟似的。

王裕正的父亲，是一位医生。王医生是好医生。我曾经在一个夏天，患上了一种病。母亲以为是伤寒，但王医生诊断为副伤寒。我当时很是震惊，一向都只知道有伤寒这种病，鲁迅小说中祥林嫂的男人贺老六就是得伤寒死的。我们古代的一位医学家还写过一本书叫《伤寒论》。我可是从未听说过还有副伤寒。当时我差点笑出来。我的父亲是芦墟中学的副校长，我哥哥在班里是副班长，而我得了一种病，竟也是副的！我们家为什么啥都是副的呢？

也许正因为王裕正与我们家关系亲近，王医生才对我们格外的好。他不仅给我带来了药，还每天都来给我打上一针。他打针的动作超级缓慢，这让我有点受不了。酒精棉球在我屁股上擦啊擦啊，擦得凉凉的，针就是不扎下来。这种等待，或者说是防备，让我很受折磨。而王医生举着针筒，并不扎下来，却半安慰半嘲笑地说，针还没有打进去呢，你为什么要发抖啊？不要怕，不用怕，就是蚊子叮一口嘛！

我估计看病他很行，打针却并非他的强项。是啊，他是医生，又不是护士。可能，给人打针，是他平生第一次呢！至少也只是偶尔为之。所以他动作迟疑，所谓“蚊子叮一口”，其实很痛。

王医生是慈祥的，他的脾气跟他打针的风格完全一致。他家有三子，并不宽敞的家里，塞进了三个儿子，还有二胡笛子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小号等一大堆乐器——关键是这些东西都是会发出欢腾的呼啸和嘶鸣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喜欢音乐，反正我没见他操弄过一件乐器。也许他是喜欢的，虽然并不亲自玩一下，却十分享受儿子们制造出的喧嚣。当然也许，他并不喜欢音乐，甚至很烦各种震荡耳膜的声音，但他默默忍受了，因为他的心胸里，有着大海般宽广的父爱。

王裕正家的这条小弄，是没有名字的。它的名字就是“无名弄”。小弄的深处，住着吴伊川和阿萍两家。吴伊川是我的好朋友，好到我经常吃他家的东西，甚至还会在他家过夜。有那么一两回，我被父亲打骂，然后父亲喝令我滚出家门。我便滚到了吴伊川家，晚上就跟他睡在一个被窝里。我记得，早上醒来，吴伊川的妈妈给我们每人下了一碗面条，我的碗里，竟还多了一个荷包蛋。我呼噜噜吃面的时候，眼泪悄悄滴进了碗里。

阿萍是伊川的表妹，姨表妹。伊川的妈妈是阿萍妈妈的姐姐。两位妈妈都是老师。阿萍妈妈张老师跟王裕正的父亲王医生一样，是一个特别随和善良的人。我每次去她家里，她都是笑脸相迎，和煦如春风。我去阿萍家的次数，几乎跟去吴伊川家一样多。也就是说，我每次去伊川家，都会到阿萍家转一转。也许你会说，我去伊川家，其实更是为了去阿萍家。对此我不知道该不该反驳。

在我眼里，阿萍当然是一位好看的姑娘。她像妈妈，不仅长相随张老师，就是说话微笑的样子，也与其母如出一辙。我少年的心是不是迷恋上了这位纯洁的芳邻，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见到她，和她在一起说话玩笑，我是感到快乐和幸福的。在那个年代，一个男生，如此频繁地去找一个女生玩，似乎有点不能为世俗所容。但是张老师对我一点都不反感。她始终都是温和友善的。也许我去他们家玩，显得并不是专为阿萍而去。因为阿萍的弟弟阿伟跟我也是好朋友。大家在一起说笑吵闹，显得一派和谐，生机勃勃。

张老师的好脾气，也许是超过王医生的。她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吊生理盐水，这样的时刻竟也不得安宁。许多孩子都在她家玩，我，伊川，还有伊川的双胞胎弟弟阿康阿吾以及最小的弟弟阿清头，还有杨老师的女儿杨建慈，再加上张老师自己的一双儿女阿萍阿伟，大家挤在张老师病床边上大声说笑，阿清头还钻到她床底下去追猫，张老师一点都不生气。当有人呵斥孩子们不要再吵闹，要让张老师好好休息时，张老师却说，这样好，这样热闹，这样开心！

阿萍的父亲小吴叔叔是供销员，这在当时是多么吃香的职位啊！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物资都要凭票购买，有钱也买不到的。我们家的蜜蜂牌缝纫机就是他帮我们买的。我进芦墟照相馆工作后，母亲托小吴叔叔买了一只钻石牌手表给我。这只手表，我给它配了塑料的表托，还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从绿色塑料管上剪下细细的一圈，紧箍在手表的玻璃表面边沿。手表不仅白天戴在手上，夜里睡觉也舍不得取下来。它咔嚓咔嚓的声音，赶走了王裕正嘹亮的小号声，在我的梦里，取代了那进行曲的节奏。表面玻璃上只要有一丝细小的划痕，就要用棉布蘸了牙膏，轻轻地慢慢地擦，直到把它擦拭得无限纯净透明。

夏夜，甚至不那么热的天气，我们北栅头的孩子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端了椅子凳子到河边纳凉。芭蕉扇啪啪响着，打在腿上，驱赶着嗜血的蚊虫。昏暗的光线下，阿萍的眼睛更加明亮，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烁着。

市河对岸停泊着一些网船。就是渔船，只不过芦墟人习惯把它们叫作网船。这些船以丝网捕捉川条鱼为主，也会用罱河泥一样的工具捕捞螺蛳。螺蛳总是连泥带沙地捞上来，网船上的人就会在船舱里分拣，把螺蛳和杂物分开。他们双手并用，动作像采茶女一样灵巧。王剑波模仿力很强，他一边学着网船上的人拣螺蛳，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大声说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

大家被他逗得大笑。而网船上的人却生气了，以为以剑波为首的我们是在嘲笑他们。他们站起身来骂我们，剑波则学着他们的苏北话回骂他们。两下就起了冲突。船上的人抓起一把螺蛳掷向我们，我们便把螺蛳拣起来回敬过去。

剑波觉得这样的反击太过无力，便扔了半块砖头过去。砖头落到船上，也不知道是不是砸到了人，只听得那边号叫一声，便看见网船向我们的岸边迅速靠过来。

王剑波大喊一声“不好”，便撒腿逃跑了。

我们也跟着他飞快地逃跑，椅子凳子也不要了。我们跑啊跑啊，跑进芦墟中学校园，一直跑到四百米跑道那边，从围墙的小洞里钻出去，这才甩掉了追兵。

王剑波后来当上了警官。他绝对是个大帅哥，比肖战王一博不知道帅出几条街。遗憾的是他年纪轻轻就因一场车祸而去世了。

我和郑一冰张维絮坐在收藏家协会外面的河边聊天，王裕正是正好路过此地。让他坐下来好好聊聊，他却始终站着说话。他还不无揶揄地说：“听说你现在的字值钱了，我要你的字不用付钱吧？写十张都不要钱吧？”他这些年也玩上了古董，还说让我什么时候去他团结桥的家里，他要送我几块古玉。

聊了几句他便说有事先走了。他的背影有了明显的老态，走路的姿势却分明还是当年的模样。

郑一冰说，就是眼前这条细细的市河里，当年挖出了很多文物，以古钱古玉居多。这时候收藏家协会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他的脖子里挂着一枚玉勒。一冰让他取下来给我看，是很好看的束腰玉勒，满是黑漆漆的水银沁。一冰说，这个就是市河里出的。一冰还说，这路东西，就是我们江南一带水坑出的。

市河里的水，绿得过分，我觉得这水应该是有些富氧了。一冰却说，这个水质应该算是好的，因为它是活水，而且流得很急。

逝者如斯。

这浓密树荫下的河水，把我的少年时光不知道带去了何方。河底的淤泥下面，还埋着多少古物？河的两岸，又有多少曾经的故事逐渐烟消云散？一冰这样的古镇守望者，他的心里，一定是热爱和失落彼此纠缠。追慕古人的情怀，许多时候是会像单恋一样苦涩的吧！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5期）